大明天启六年，是为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宁远城下，炮火惊天撼地。努尔哈赤指挥他那勇猛的八旗将士，猛攻宁远城。在袁崇焕周密布置的猛烈炮火中，八旗军队遭遇重挫，伤亡惨重。

四十余年纵横天下的努尔哈赤，排山倒海般的脚步，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去世。

在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相抗衡的大明帝国诸多人物中，袁崇焕可能是表现得最为特殊的一个。他给后金汗国父子两代汗王带来的烦恼，比其他所有大明帝国君臣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然而，他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和一切努力，他的辉煌与悲惨，仅仅能够证明：大明帝国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袁崇焕，字元素，又字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史书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谈论军事，特别喜欢与那些从边疆退伍回来的老兵畅谈边关情势，自认为是治理边疆军政的一把好手。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汗国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具有重大影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年。

三年前，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如果不是怀有特别的仇恨，努尔哈赤应该不会使用这个国名。因为，他长期和汉族官员打交道且身边有汉族工作人员，他应该知道，大金国曾经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过深重苦难与屈辱，如今仍然使用这个名字，显然包含了对于中原人民民族感情的完全轻蔑。

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有“七大恨”，誓师伐明，并顺利打胜对明战争第一仗——抚顺战役。

袁崇焕考中进士的这一年，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大战以大明帝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告结束。

这些，对袁崇焕的刺激想必不小。

史书记载说，他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他特别喜欢和那些退伍老兵谈论边塞上的事情，一有机会便要了解辽东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

有一次，他本来要去做考官阅卷子，谁知他却招来一个从辽东退伍回来的老兵谈起辽东战守来，结果一份卷子也没看。史书中说他“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天启二年正月、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按照帝国制度，袁崇焕来到北京参加“大计”，就是接受三年一次的文官政绩考核。当时，有一位名叫侯恂的御史发现了袁崇焕的这个特点，他认为袁崇焕“英风伟略”，才堪大用，建议皇帝不拘一格地破格使用。这位侯恂就是在著名的《桃花扇》中，与更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好的那位侯方域侯公子的父亲。后来，他还发现并保护了一位折腾出不少事儿来的大将——左良玉，据说是唯一能够令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信服的文人。和袁崇焕一样，侯恂御史可能也是一个“肝肠颇热”的人物。

就这样，袁崇焕被留在京城，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当时，兵部有四个司，最重要的就是武选司和职方司。武选司负责军官的升降，职方司则负责军政管理。职方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与从七品或正七品的知县比较起来，的确算得上是破格任用了。

袁崇焕来到兵部任职之后，十分关心辽东局势。结果，他十分沮丧地发现，与后金汗国开战已经近五年，整个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里，竟然找不到具有军事价值的关于辽东地理、地形、地貌等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现有的资料不是残缺不全就是道听途说，或者干脆就是许多年前的产物，如今大约已经具有了古董般的文物价值。整个国防部——兵部里，既没有人具有这种知识，也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派人出山海关外去收集，得到的信息则在道听途说与模棱两可之间，甚至收集情报的人是不是真的到了山海关外都不得而知。

当时，正值广宁陷落，熊廷弼和王化贞放弃辽西大片土地，一口气撤进了山海关。北京城里一片混乱，除了再次宣布戒严，满朝文武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多数人主张彻底放弃辽东，集中兵力扼守山海关。

在这种情势下，袁崇焕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

他没和人打招呼，便一个人单人独骑到山海关一带实地考察去了。兵部的同事们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的家人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行踪。袁崇焕失踪数月后返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纵论辽事，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曰：“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那片地方。”

那时，人们相信，非常之时，需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在举朝惶恐之际，袁崇焕此举不同凡响，确有慷慨伟丈夫之古风。于是，朝野上下奇其才。在孙承宗的推荐下，朝廷再一次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将袁崇焕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宁前道道尹、兼山海关外监军，这是一个五品阶级的官职。所谓宁前道，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县治地方，主要包括了今天山海关外前所、前卫、绥中、沙后所到兴城一线。这一年，袁崇焕三十八岁。

袁崇焕到任后，面临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孙承宗当时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内阁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他在推荐了袁崇焕的同时，还推荐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即接替熊廷弼的新任辽东经略。这位新任辽东军政最高首长的治辽方略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放弃辽东地区，然后，在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外八里铺的山海之间，再加筑一道雄关，叫作“重关设险”，以保证山海关固若金汤。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否则，今天山海关的景致想必会好看许多。

该计划没有实施的原因是，袁崇焕等一批中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

努尔哈赤拿下广宁后，并没有在那儿长期待下去的打算，也未乘胜进击山海关。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从广宁撤退进了山海关，他们为了坚壁清野，避免资敌，实施焦土政策，放火烧毁沿途的城镇村庄。努尔哈赤见此情形，下令退回广宁，并继而退回沈阳。结果，从广宁到山海关之间的近五百里土地，平白落到了出没其间的蒙古部落手里。

袁崇焕出任新职位时，皇帝曾经拨下二十万两白银，让他用来相机收复被蒙古部落占去的那些土地。说白了，就是要用钱把丢失的土地赎买回来。而事实上，那些蒙古部落在拿到这么一大笔真正从天上掉下来的银子后，也确实陆陆续续把那些土地还给了大明帝国和袁崇焕。

在袁崇焕担任的三个新职位中，有一个虚职，就是那个山东按察司佥事；两个实职，即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有了这些土地，袁崇焕的两个实职才算落了地，他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新任辽东经略的计划实施了的话，袁崇焕等一大批山海关外职衔的官员立刻就成了待业青年。

从个人角度，他们必须反对这项保守的计划。

从辽东大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从大道理上看，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难道丢失的辽东地区从此就不要了吗？那如何面对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从眼前来看，广宁到山海关，四百多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即便单纯从军事上看，守关当守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

结果，皇帝和内阁首席大学士云里雾里地不知听谁的是好。于是，这道难题便摆到了孙承宗面前。此时，孙承宗不但是皇帝的老师，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而且眼前争论的双方，还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担任了目前的职位，因此难题只能由他来解开。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很快选择了支持袁崇焕。据说，为了说服那位辽东经略，孙承宗与他连续恳谈七天七夜，他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谈道：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

最后的结果是，孙承宗无法说服他，只好回到北京，告诉皇帝：这位仁兄担当不了捍卫帝国边疆的重任，请皇帝把他官升一级，调到南京去担任兵部尚书，明升暗降地冷冻起来算了。历史没有给当事者本人机会验证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令他安静地度过了晚年的官场岁月，却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胆小怯战的丑名。不久以后，随着山陕地区的农民暴动，帝国很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知是否可以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判断。在激昂慷慨的感性情绪中，诉诸崇高得无法辩驳的真理，以此令论辩对手闭上嘴，是从官场到民间历久弥新的利器，哪怕由此导致了无数惨痛的后果，虽九死而其犹未悔。

孙承宗则自请接替辽东经略一职，皇帝欣然批准。于是，孙承宗以帝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衔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成为辽东战事以来权位最高的一位督师。

袁崇焕就是在这位督师的指挥和支持之下，完成了他在山海关外监军和在宁远城的布置。其间，他在整顿部队时，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当时，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冒军饷、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个校级军官犯这种事儿撞到了袁崇焕的手上。袁蛮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有权限杀人，也不请示报告，便自说自话把一个级别不比自己低多少的中级军官行军法干掉了。孙承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将袁崇焕招来痛骂了一顿，差一点儿就祭起尚方宝剑把这个袁蛮子也行了军法。

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在风雨飘摇的辽东前线，以宁远城为中心，以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处为前锋，以山海关为后盾，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战略纵深、多层次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在仅四年时间里，他们先后修复山海关以外的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了十五个战车、火器等多兵种兵营，制造军械数百万具，拓地四百里，屯垦田地五十万亩，年收入达五十万两白银。辽事整体上迅速向“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目标迈进，努尔哈赤在此期间内一直停留在辽河以东，没有越进辽西一步。在孙承宗被迫辞职后，这个防御体系成就了袁崇焕和宁远城的光荣。

孙承宗的离职令人黯然神伤。

就在他和袁崇焕等一班人苦心恢复辽东局势时，朝廷中的局势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

大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之人魏忠贤，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天启皇帝则躲在偌大的皇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雕凿出了不少极富创意、精巧绝伦的好玩意儿。每当全身心投入那富有创造性的、心爱的工作中时，除了身边伺候的人之外，皇帝特别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劳作。于是，魏忠贤就会时常在这种时刻，适时前来请示军国大事，皇帝通常的反应是：我知道了，你用心去办罢；或者是亲昵地斥骂：连这点儿事儿都办不好，要你这奴才作甚？

到大明天启五年下半年，魏忠贤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枢。前一年，一大批东林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或被迫退休，或被开除公职，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从而全线溃败。孙承宗功勋卓著，被认为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却也是公认的东林党人，或至少是东林党的亲近分子。当时，宁锦防线已经相当稳固，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计议向前再推进二百里，直到锦县东部的大凌河畔，然后就可以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可以谈论恢复辽东了。为此，孙承宗报告朝廷，希望速拨二十四万两军费，以便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战略转折作准备。德高望重的孙承宗甚至在报告中乐观地写上了大功可以“告成”一类的字样。

此时，正值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由于努尔哈赤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数年间辽东地区的汉人暴动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则采取了近乎丧心病狂的铁血手段予以镇压。其直接后果，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就是出现了辽东开战七年以来，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观察，孙承宗的乐观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结果却真的令人扼腕叹息——皇帝看到孙承宗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这笔军费。谁知，皇帝的命令却被这几个有关部门卡住了。兵部、户部、工部的几位领导就此协商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这笔钱可以答应给，但不能真的给。原因据说是，他们担心孙承宗有了足额军费之后，会胡作非为。于是，在这几个部门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公文往来过程，以便将此议拖成不了了之的局面。官场亦有专门术语用来称呼此类做法，曰：淹。

我们找不到证据能够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只能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可能不希望孙承宗成功。因为孙承宗倾向东林党，不是他们自己人。孙承宗的成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坏处，因此，没有理由让他成功，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让他得到这笔钱。这种解释符合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每当到了即将亡国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这种根本无法理喻的乱象。人们时常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种现象，那就是——亡国之兆。

随后，孙承宗不断发来催促的报告，于是，这些人在皇帝面前将他们的担心解释成：双方已经将近四年没有打仗了，孙承宗轻启战端，恐怕会惹来不可测之祸。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时，天启皇帝已经培养起了对于木匠手艺的高度热爱。在数年一心一意钻研这种技艺的岁月里，皇帝可能真切地感受到了和平时光的宝贵，感受到了不受战乱消息烦恼的舒心可贵，于是，欣然同意关于战端不可轻启的说法。就此，真的就把那位帝国前敌最高统帅的战略规划给“淹”了。

很久以后，皇帝大约想起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教导，想起老师如今可能也不太容易，于是下令派遣一个宦官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去犒劳前方将士和自己的老师，还专门给老师带去了一笔特殊的赏赐，作为拒绝了老师战略规划的一种补偿。翻检史料就可以发现，类似情形已经成为这位泱泱大国君主及其臣僚们的行事风格，从中大体可以窥见当时的大明帝国何以如此不长进、不争气了。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节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作“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孙承宗郁闷到了极点。作为皇帝的老师，孙承宗很清楚，这位皇帝并不坏，还时时会让人觉得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得可爱。可是，如果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国领袖如此单纯，如此整日陶醉在木匠作坊里，任由魏忠贤之流摆布，也真是令人为之气结。孙承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给皇帝写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上，于是，决定借巡视蓟州、昌平防务的机会，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返回北京，当面向皇帝奏报机宜，扭转时局。

孙承宗手握重权重兵，威望崇高，而且还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深切忌惮甚至恐惧孙承宗返回京城。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说，孙承宗拥兵自重，打算带重兵入朝清君侧。天启皇帝起初根本不信，无奈魏忠贤绕御床哭诉再三，不由得皇帝不为其所动。最后，皇帝叹口气，下令内阁拟旨，旨曰：“没有皇帝命令擅自离开特命职守，非祖宗之法，违反者决不宽恕！”然后，连夜开紫禁城禁门召来兵部尚书，以三道飞骑前往孙承宗处传旨。据说，孙承宗当时只带了一个助手、一个警卫员、一个仆人，一行四人已经到了北京附近，接到皇帝圣旨后，遂长太息而返。

至此风云变幻之际，另外一个因素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努尔哈赤。

研究明清战争史的学者曾经注意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军事才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们特别善于发动谣言战、心理战和间谍战，为此，不惜花费巨资派遣特工、收买间谍，形成了一支效率极高、作用特大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的工作任务大体是：收集情报，接近并收买帝国权贵、太监和各级各类官员，制造与传播各种谣言，动摇人心意志，策反，战时内应等等。仔细翻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明作战的战例，从中可以看到许多上述方面极为成功的运作。

此时，针对孙承宗，后金汗国派至北京的特别部队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是：

告诉各种官员，孙承宗信任的某将领冒领了多少兵饷、经略本人贪污了军费若干，从而有效增加了孙承宗领取军费时的困难。

告诉太监们，孙承宗如何痛恨厂臣魏忠贤，预备率兵回京实行兵谏以清君侧。

同时，利用军人亲属的家书，向孙承宗所部将士传播魏忠贤窃权误国、欺蒙皇帝、玩弄大臣、克扣军饷、贪暴残民等等事实，用以制造前线将士对后方中央政府的疑虑和不满。

在魏忠贤说服皇帝禁止孙承宗入京之后，京城中广泛流传的消息则是：孙承宗率领的部队实际人数只有五万人，而领取军饷的士兵名额是十二万人，一大半军饷被孙承宗及其亲信们集体贪污了。

另外一则消息与此密切相关：孙承宗之所以要到山海关外去，进军锦州、大凌河等处，是因为害怕朝廷派人清点部队人数；关外土地并不值得守，努尔哈赤根本就没想要那些地盘儿，孙承宗故意到努尔哈赤鼻子底下挑衅，是为了激怒努尔哈赤，挑起战争，以便大量虚报伤亡数字，弥补贪污之空缺。

最后一则消息最骇人听闻：孙承宗最为信任的一个将领打了一场败仗，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陷阱，是为了残害异己将士、虚报伤亡数字、掩盖贪冒军饷而故意所为，云云。于是，帝国言官——监察官员们真真假假地群情激愤，排炮般弹劾孙承宗。当年十月，帝国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经略辽东近四年、令努尔哈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孙承宗，终于经受不住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抨击，被中央政府三下诏令召回北京听候处分。据说，弹劾孙承宗的各级各类官员达数十人之多，孙承宗遂挂冠而去。

袁崇焕耳闻目睹了全部过程，对此他心中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几年后，当他陷入类似的境遇并再一次临危受命时，从他写给皇帝的信中，可以看出孙承宗的遭遇曾经给他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与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比起来，孙承宗算得上是太过幸运了。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在当年三月将后金政权首都由辽阳迁到新都沈阳。孙承宗刚刚离开辽东前线，努尔哈赤立即秣马厉兵，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他似乎根本就没把大明帝国接替孙承宗的新任辽东经略放在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做得完全正确。大明帝国前来接替孙承宗的督师，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确不配受到敌人的重视。

新任辽东经略名叫高第，据说深得魏忠贤赏识与支持。他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将孙承宗花费巨资的三年布置、三年心血大体废止——下令将山海关外四百里土地全部放弃，命令所有关外军政人员、物资、百姓人等全部撤退关内。

后来的情况表明，除了那个出身广东东莞的袁崇焕之外，高督师的命令得到了很有效率的执行。两个月后，到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军事要塞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等已经撤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孤悬关外二百里处，里面驻扎着不足二万守军，以及孙承宗四年心血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袁崇焕，准备“独卧孤城，以当大敌”，誓与宁远城共存亡。

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县，与锦州一样，坐落在北面是山，南临大海的狭长地带上，守住这两座城池中的一座，便锁住了东北通向山海关的咽喉，辽西走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今，锦州守军已撤，剩下袁崇焕，冒着被高第尚方剑诛杀的危险不肯撤离，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与性情。

之所以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与朝廷中剧烈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