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鞭死朱亮祖时，“胡惟庸奸党案”的序幕已经拉开将近一年，此时，正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

应该说，胡惟庸其人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同情的人，但也很难归入大奸大恶之类。他很有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做事情干练机敏，不论多么棘手，皇帝交办的事情，都能办得干净利索，相当到位。因此，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颇受朱元璋信任和倚重，甚至相当长时间里一人独揽大权。即一个人当宰相，时称“独相”。

但史料中有一个情节，相当意味深长，朱元璋曾经就胡惟庸能否做宰相一事，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显然，刘伯温不看好此人。他将胡惟庸形容成是一个喜欢撒欢尥蹶子的生牛犊子，认为让他驾辕，会把车弄翻。我们知道，刘伯温料事如神，是一位不亚于诸葛亮的神奇人物，朱元璋对他的意见一般都很看重。但是，这一次，刘伯温错了。

此后，朱元璋就当没有听过刘伯温劝告似的，接二连三地提拔胡惟庸，直到让他做了宰相。同时，纵容胡惟庸并自己亲自动手，三番五次地折磨刘伯温，使他完全陷入一种生不如死、如履薄冰的境地，很快便染病在身。

在非正式史料的描述中，谈到了一个故事。

在刘伯温战战兢兢地留在京师，不敢返回家乡去的日子里，朱元璋曾经赏赐给了刘伯温一个很美貌的侍姬。刘伯温知道这是来监视自己的，因此，特别小心翼翼。

当时，为了一个基本算不上过失，但皇帝认为是过失的事情，朱元璋下旨，令刘伯温将一篇无用的文书必须每天抄写一遍，以示惩罚。这实在无聊。时间一久，皇帝也不再提起此事，而且待刘伯温亲切如初了。六十五岁的老翁刘伯温也就不再抄写。而在此期间，那位美丽的女孩子，却真心爱慕上了这位老先生的人品才学，使老人凄怆苍凉的心境得到不小的慰藉。

谁知，很久以后，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检查太久之前给刘伯温留的家庭作业。刘伯温一下子懵了，他哪里可能拿得出来？这虽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安上一个抗旨的大罪名却恰好合适。刘伯温惶恐无地，由此知道，皇帝这是想要自己死。

不料，那位聪颖的女子却比刘伯温更了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悄悄替刘伯温抄写，遂使刘伯温得以交卷。朱元璋相当失望，却在随手一翻之际，看出后面的字迹有异，询问之下，得知实情。皇帝没有表示什么，放过了刘伯温。

据记载，刘伯温晚年丧妻，对那位女子充满爱怜与感激。他离开皇宫，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向她报喜，没有注意一队轻骑兵风驰电掣般驶过身边。刘伯温到家时，便看到她倒在血泊中，已经气绝。

这段故事，深入人之情感最底层，催人泪下，可能出自时人或后人的附会或想象。不过，哪怕纯粹是传说或虚构，却可以相当传神地表达出人们对朱元璋的一个认识：此人做事情时，是可以埋下很深、很持久伏笔的。

随后，正式的史料便记载说，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带着医生去给刘伯温看病。于是，刘伯温的肚子里很快长了个痞块。最后，在一种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中，辗转反侧，相当痛苦地死去了。

胡惟庸案发后，刘伯温被毒死一事，成为追究胡惟庸的一个由头。朱元璋在后来的各种谈话中也一再申明，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毒药之下。事实上，假如没有朱元璋的一再迫害，胡惟庸即便嫉恨刘伯温的品性、才干与威信，但他是否敢于并能够毒死刘伯温，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相映之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徐达背部生痈疽之后，据说，朱元璋曾经询问御医，此病最忌讳什么？御医答曰：“蒸鹅等发物。”不久，病情已经好转的徐达，收到了皇帝赏赐的蒸鹅。徐达当着颁赏来使的面，流着泪吃掉蒸鹅，几天后死去。

刘伯温的第二个错误是：帝国的车没有翻在胡惟庸手里，胡惟庸的车倒是翻在了朱元璋的手中，而且是同帝国根深蒂固的宰相制度一起翻掉。

这种情形，相当耐人寻味。

细细翻检当时的各种史料，除了演义的那些，导致胡惟庸翻车的理由，无非诸如大权独揽，拆阅臣民密封奏章，扣压不利于自己的报告，收受贿赂，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等等。大体上是一些可大可小的罪名，有些还是欲加之罪。仔细推敲起来，找不到需要大动干戈，以至于必须牵连进两万多人一起杀掉的理由。

胡惟庸手下的人曾经犯走私罪，并在闯关时殴打官吏。我们知道，朱元璋曾经为同类事情，不顾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终至杀死自己的驸马女婿。此时，他只杀掉犯事者本人，接受了胡惟庸自己不知情的解释。

胡惟庸的儿子是个恶少，属于在首都大街上可以横着走路的那种人。一天喝醉酒后，宰相公子真的在大街上横着走路，结果被一辆马车撞了。胡惟庸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人将驾车者杀死。朱元璋知道后，立即下令将胡惟庸的儿子逮捕，命其偿命。胡惟庸要求赔偿金钱赎出儿子性命，朱元璋不允。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完全可能连儿子带老子一起干掉的，但他未将胡惟庸怎么样。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和李善长之间的交往，大约是一清二楚。据说，那件被朱元璋砸掉的雕龙金床，最开始是由一位名叫李彬的人交给胡惟庸，胡惟庸搬给李善长，又由李善长献给朱元璋的。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相当密切，这可能是李善长在朱元璋面前提携举荐胡惟庸的原因之一。洪武元年，朱元璋来到开封，一方面视察北伐战况，一方面考察开封山川形势。这期间发生了李彬的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混简约，实际上，可能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典型的官场舞弊案。

李彬是中书省都事，属于帝国中级官员。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总理府副秘书长的样子。他是李善长的心腹。

有一种说法认为——

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以后，李彬则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个极其豪华的销魂销金窟，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许多被填塞其中。张士信有一套著名的纯银雕制的床榻、桌椅、橱柜、屏风、隔扇等，也摆在此处。而且，这里的餐食酒菜，全是由帝国最好的厨师打理制作，被认为远胜皇宫御制。

如果将此只是当成声色娱乐场所，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般的有钱人根本迈不进此处大门。只有有钱、还有帝国官位品级、还有推荐人者，方能入内。那些在此消费过的人，可以自然获得推荐人资格。原因在于此处消费的特殊性质。

开国之初的大明帝国，对于嫖娼的帝国官员惩处极严，可能丢官，甚至丢掉脑袋。但在此处，口腹色相之欲，是必须享用的开胃小吃。然后，才能进入正式消费——就来者想要得到的帝国官职，洽谈价格，预交定金。

据说，中书省都事李彬最高可以答应为消费者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个级别，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比中央部委长官还要高级的官职。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消费过的人可自然成为推荐人。因为，假如事情败露，李彬有宰相撑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自己的脑袋先掉，则大致是可以肯定的。据说此地每晚的成交额，大约在十五万到二十五万两白银。根据肯定不精确的折算，可能不应该低于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由此，在当时的京城，广泛流传着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说。

侦破此事的，就是那位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狗之一的杨宪。当时，朱元璋远在开封。临行前，委托李善长与刘伯温共同负责京师事宜。李善长负责日常事务，刘伯温负责监察百官。于是，杨宪将此报告给了刘伯温，刘伯温决定搜查小宰相府。

当时，被抓住的李彬坚称此事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官修正史上记载了李善长为此人所作的斡旋，虽然相当简略，也没有谈到其他人的作为，却也足以透露出李善长与此人的亲密关系。当时，甚至在朱元璋亲自从开封发来处死李彬的命令时，李善长还试图以天象的理由挽救李彬的性命。在刘伯温的坚持下，事情以李彬被杀掉告终。后来，杨宪死在李善长手里，而刘伯温则死在胡惟庸手中。除了朱元璋的因素之外，相当多的人们认为，李彬贪渎事件是双方交恶的导火索。

有一种推测，认为根本就是宰相李善长的大儿子与李彬合谋做下的这桩大买卖，否则，李彬断然没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李善长也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疏忽大意。从当时情形和李善长一生行事判断，这种推测很有可能是接近实际情况的。（上述关于李彬的故事，出自董宇峰、周实合著之《刘伯温》一书。此书可能有想象与虚构的成分。笔者没有证据，窃以为极有可能是最接近当时情形的推测。故姑引于此，并向二位先生致谢。——笔者注）

李善长、胡惟庸、刘伯温、杨宪诸人之间，关系复杂，在此没有必要展开叙述。但上述事项很有可能是一把钥匙，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大明帝国开国之初那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当时，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以朱元璋对人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想要让他相信，只有李彬一个人就能够在帝国官场掀起涉及几百万两白银的丑闻来，恐怕是有些勉强的。不久后，他早早让李善长离开宰相之位，这件事或许是原因之一。甚至，这也可能是引发朱元璋后来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诱因之一。于是，就和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提拔使用密切相关了。

关于胡惟庸案发时的情形，各种说法很多。择其大者，可以注意下列两种完全不同的说辞：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说法，说是胡惟庸老家的旧宅井里，忽然长出竹笋，高出水面数尺。拍马屁的人们又说，他家三代祖坟上，夜晚火光烛天，是为大吉大利之兆。于是，胡惟庸开始想入非非。他儿子与马车的事情发生后，胡惟庸开始谋划造反。

到1380年，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报告朱元璋，说自己家里的水井冒出醴泉，就是甜蜜的美酒，请皇帝临幸。朱元璋答应了。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面，激动地拉住马缰绳，舌头像被夹住似的急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怒其不敬，左右乱棍齐下，几乎把他的右臂打断，差点打死。但此人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忍痛不退。朱元璋似有所悟，立即返回去，登上宫城观察，发现胡惟庸家里的墙道间，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即发羽林掩捕”之。

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考之《明太祖文集》卷七，情形却又是另外一样。

这里说胡惟庸被捕，是在公元1379年，即洪武十二年九月。

当时，占城国——地在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国家，使臣前来朝贡。朱元璋不知道此事，于是大怒。胡惟庸和副宰相叩头谢罪，并把责任推给了礼部。礼部坚称已经报告中书省。朱元璋更为恼怒，连下敕书，说：“你们互相推卸责任，朕不聪明，不知道究竟谁该负责，所以囚省、部，一定要追究到底。”表明当时的两位宰相和礼部尚书，已经都被抓进监狱里去了。

这样一来，前一种说法便无从谈起了。

第二年正月初二，一个被抓进监狱的胡惟庸部下与亲密战友，突然揭发说，胡惟庸想要谋反。结果，牵连缠绵，雪团越滚越大。

正月初六，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人及其家族便被全部杀死。

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宣布进行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这项变革，在整个中国政治史上都堪称为一重大事件，这就是历时近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废除。从而，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以此为由头，朱元璋对官吏队伍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大清洗。时间持续了十多年，死于此案的人数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于是，以往一直有一种几乎是权威性的结论，认为“胡惟庸奸党案”是朱元璋为代表的君权与胡惟庸为代表的相权之间长期斗争，最后，君权大获全胜的结果。

从上述扑朔迷离、波诡云谲的情势看，这种说法可能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知道，在处理许多事情时，当朱元璋感到不快或不安，其杀伐决断常常间不容发。为什么在对胡惟庸的问题上却不是这样？

比如——

王文禄在《龙兴慈记》里记载：

常遇春是朱元璋最喜爱的猛将，民间传奇中，有许多此人神奇的作战故事。他家里有一个妒悍成性的夫人，致使常遇春根本不敢挨其他女人的边。朱元璋知道后，挑选了两个美貌侍姬送到常遇春府上侍奉。一天早晨，一位侍姬端洗脸水侍候常遇春，常遇春在该女子的手上摸了一把，说了句“好白的手”，便出门上朝公干。晚上，大将军回家后，他的妻子送给常遇春一个包装讲究的礼品盒，大将军打开一看，里面盛着那位女孩子的双手。常遇春魂飞魄散。如此对待皇帝赏赐的人，按照当时的法律，至少属于灭族的大不敬之罪。

随后，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常遇春心事重重的模样被朱元璋发现了，逼问缘由。常遇春不敢隐瞒，跪在地上，讲出了这件事情，请求朱元璋宽恕。朱元璋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我再送你两个就是了。然后继续开会。其间，朱元璋在奉茶的侍卫耳边说了几句话。最后，每个与会的重要臣僚都收到了一个匣子，上面大书“悍妇之肉”四字。里面装着常遇春被肢解了的妻子。据说，常遇春的癫痫病就是此时落下的，他正值盛年便暴病而死，可能也与此颇有一些干系。

在《九朝谈纂》中还有一个记载。

徐达有两位正夫人，一位是张夫人，一位是谢夫人，就是朱元璋做主嫁给徐达的谢再兴之女。张夫人会武功，经常随丈夫出入战场，可能教养不是太好，说话不走脑子。大约属于在北京人嘴里会被称呼为“事儿妈”的那种女人。一次，做了皇后的朱元璋之妻马夫人，宴请那些文武功臣们的妻子。席间，马皇后说：“大家都是吃过苦的人，那时，哪里想到会有如今的好日子。”大家纷纷附和，说了不少逢迎拍马屁的喜庆话。谁知，首席武将功臣徐达的这位张氏夫人冷冷地接了一句：“都是穷过来的，如今我家可不如你家。”一时间，在场的人们全都傻了，谁都不知再说什么好。

这件事情不可能不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不久，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招待重要臣僚。朱元璋来到徐达面前敬酒，敬酒词曰：“牝鸡司晨，家之不祥。我这杯酒是特意来祝贺你可以免去灭族之祸的。”徐达一头雾水，不知所言何谓。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张氏夫人已经被皇帝派人来杀了。

朱元璋一生行事，为微小过失杀人，大抵如斯。为什么对胡惟庸偏不如此？须知，常遇春、徐达、刘伯温诸人的地位与威望全部远高过胡惟庸。

倒推回去九年，公元1371年，即洪武四年正月初二，春节第二天，李善长被朱元璋强迫退休。这一年，李善长五十八岁，从他一口气活到七十七岁还很硬朗的情形看，所谓“高龄”一说相当牵强。这位李善长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萧何，是公认的帝国第一开国功臣，在军民中之声望不可谓不高。朱元璋偏偏在给予他崇高赞誉之后，不让他继续做宰相。同时，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远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张良，朱元璋也同样不让他做宰相。朱元璋似乎打定主意，就是要将那个可能撒欢尥蹶子的胡惟庸扶上宰相高位。其中，或许有深意在焉。

废除宰相制度，为一千五百多年所未有。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宜，假如是在胡惟庸案发时才临时起意，这未免把朱元璋的性情和谋略都看得过于简单儿戏了。

当年，他使用杨宪诸人开锦衣卫之先河时，曾经很明白地说出，这些人就是他养的几只恶狗，他要放出这些恶狗去替皇家看门、守院、咬人。尽管杨宪当时的表现和胡惟庸一样聪明伶俐，并且爬到了差不多是宰相助理的位置。最后，完成了他的使命时，还是被朱元璋送上刑场。

同样，对李善长，朱元璋能够隐忍十九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生拉硬扯地将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拉进胡惟庸奸党案，一举杀掉其全家七十多口人。

由此回望胡惟庸，如前所述，其人弄权行私的事例不算少，有些，朱元璋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以往的关键时刻，刘伯温多次为他指出命门所在，他相当了解刘伯温的本事。以他的心细如发和决不容眼睛里揉沙子的性情，应该不会对胡惟庸其人的作为和刘伯温如此清楚的提醒掉以轻心才对。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几乎无微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长时间里，放手甚至是纵容胡惟庸，以至于一度容忍其为“独相”，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理由。

因此，作出这样一个推断，或许不算特别冒昧：以李善长和刘伯温的功劳、威信与才干，假如他们在宰相的位置上，那么要想端掉宰相制度，其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朱元璋很有可能就是要在宰相的位置上，放胡惟庸这么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并可能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伯温。他还需要这个人，以其撒欢尥蹶子，为自己提供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理由。否则，位高望重的开国宰相李善长尚且可以轻轻搬开，十个胡惟庸可能都不需费此周张。

于是，所谓“胡蓝奸党案”是不是莫须有的冤案，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从现在已经整理发现的资料看，其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的情形，只能让人坚信一点，那就是，即便没有发生“胡蓝奸党案”，也会有其他的什么案。如果没有胡惟庸和蓝玉，也会有其他的什么人被拉出来顶缸。为了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必须有人被装进那心思细密、深谋远虑的天罗地网。否则，就有太多的事情，令我们无法解释圆满。

朱元璋的心思细密之处还表现在，当处理胡惟庸并端掉宰相制度时，他很小心地将李善长和一批武将们摘了出来。原因是李善长虽然与胡惟庸关系亲密，但此时威信尚存，且同情者亦多，因此将他放到了十年之后处置。同时，帝国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也不是打击武将的合适时机。因此，朱元璋用称得上是深情款款的语言，将李善长和深卷其中的几位将军开脱出来。

终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值帝国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久，将帝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却远没有徐达之死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贪横恣肆与朱亮祖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有一个我们在电视剧中曾经看到过的细节，决定了此人难逃朱元璋之手：前一年年初，平定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叛乱时，朱元璋派蓝玉为领兵主将。出发前，他将蓝玉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当时，蓝玉随身带了几员将军一同觐见。朱元璋要把密令单独授给蓝玉，便令其他人退出。谁知，连说了三遍，几位将军都一动不动。直到蓝玉挥了挥手，这几位将军方才退下。

这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元璋三十九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死。至此，朱元璋在幼年丧母、中年丧妻之后，又遭受人生第三大不幸，老年丧子。这一年，朱元璋六十五岁。五个月后，九月十二日，朱元璋立朱标年仅十六岁的长子为皇太孙，作为皇位继承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开始筹划对帝国武将们的清洗。他必须为比皇太子还要柔弱的皇太孙，清除掉来自朱家之外一切可能的威胁。

当年底，蓝玉平叛胜利，十二月班师回朝。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了。到当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经将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基本牵连进来杀光，并将自己亲自作序的蓝玉《逆臣录》公告天下。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将大约两万多需要干掉的人大体清除完毕。

胡惟庸一案结束后，颁布了一个《昭示奸党录》。谁知不久就有人为李善长公开辨冤，致使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份《逆臣录》同样可笑，它煞有介事地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着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故事。于是，这位曾经百战百胜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不是弱智、就是脑子进水的阴谋造反者。

第二年，公元1394年，即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将一位类似徐达的人物逼死，他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

从史书的记载上判断，这位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据说，他平素沉默寡言，每临战事却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胜，是故，其人身上的刀剑伤痕不下百余处。而且，此人在个人品行上也几乎无懈可击，相当自爱。因此，从一个普通的校级军官，一直成长为屈指可数的帝国开国功臣，为朱元璋册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在史家笔下，对他的评价甚高。史书中也记载了许多这个人惊心动魄的作战故事。

他的死，同样惊心动魄。

傅友德有四个儿子，公认的仪表堂堂且聪慧过人，傅友德爱如性命。他的长子是朱元璋的女婿，尚寿春公主，为驸马。二儿子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三儿子是皇宫卫队军官，最小的儿子则战死在沙场。因此，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即驸马和皇宫卫队军官在他身边。他的小儿子战死时，傅友德悲痛欲绝。从此，对剩下的两个儿子倍加疼爱珍惜。当时，朝野中很多人都知道，大将军傅友德特别怜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朱元璋举行盛大宴会。谁都没有想到，大家刚刚坐定，朱元璋突然提出的话题是，傅友德担任宴会警卫的儿子简慢无礼。傅友德连忙站起来，打算赔罪。不料，朱元璋也立即站起，喝问道：“你站起来干什么？哪个让你站起来？”傅友德赶紧埋首坐下，不敢吭声。朱元璋下令说：“去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傅友德遵命向外走去。他刚刚走到门口，朱元璋的贴身卫士便赶来传旨：“带二人的首级来见！”随即，递给傅友德一把宝剑。

傅友德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返回时，没有下跪，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呵斥道：“你怎么这样残忍？莫非是怨恨我吗？”傅友德大吼：“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你不就是想要我遂你的心愿吗？”说完，横剑自刎而死。此时，距离蓝玉案爆发，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

朱元璋当即暴怒不已，下令除他自己的外孙之外，将傅友德全家查抄、流放到云南去。云南全省，正是傅友德带领大军收归大明帝国版图的。此时，朱元璋的女儿寿春公主已经去世。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朱家的天下，朱元璋并不在乎把任何人推进火坑与地狱。并且，到蓝玉案之后，他已经索性不再费心为自己寻找借口了。

公元1395年，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又是春节过后不久，冯胜被逼自杀。

对此，不必过多浪费笔墨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位冯胜和傅友德一样，是朱元璋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而且是帝国建立之后第一批册封的六大公爵之一，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战功与地位了。

可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后遗症。马放南山后，这位本来是读书人出身的大将军、宋国公、太子太师却静不下来。他在书房里坐不住，不再能读得下去书，偏偏喜欢骑骏马在旷野奔腾驰骋。他在打谷场的地底下埋了许多个大腹小口的瓦瓮，然后，陶醉在那轱辘压上去时，所发出的类似铁马金鼓的“咚咚”声中。由此，在和自家的一个亲戚发生口角后，被该亲戚向朱元璋控告为私埋兵器。遂在朱元璋逼迫下自杀。距离傅友德自杀只过了两个月零几天。

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个信国公汤和，得以善终。原因是，此人第一个交出兵权，且久患中风，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经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清楚了。

他所封的全部54个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们普遍认为最平庸、最没有威胁的两个还活在世上。

在上述一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朱元璋在解决我国农民问题、士绅阶级即豪门富户问题、官吏问题、文臣武将问题和宰相制度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全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极端。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不断看到——

朱元璋针对读书人所制定的、与以往具有极大差别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将“经义取士”推向极端，使我国知识分子终至形成了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式的心态与面目，直到公元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将皇帝的威权推向极端，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渐演化出了我国古代的内阁——司礼监制度。从而，酿成了历史上最为僵硬且风险极大的政治制度，和最为严重的宦官弄权现象。

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在把军队与农民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后，则将军队与国防建设推到了极端。

朱元璋所建立的锦衣卫，开大规模公开使用秘密警察之先河，将我国古代的特务制度推向了极端。

细细品味起来，这些极端的做法与制度建设，充满了高度的理想化色彩。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朱元璋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朱家天下的真实努力。天下臣民和世间所有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理想。

朱元璋，至矣尽矣。

该做的，不该做的，朱元璋算是全部做尽做绝了。

从此，他所做的这一切，与他所订立的祖宗家法——《皇明祖训》一道，成为帝国传统，有如遗传基因，深植其子孙的每一个细胞，并宿命般地笼罩在大明帝国的上空。它们扭搅在一起，伴随着朱元璋很少考虑到的人性因素，在时间与空间中长久地膨胀，发酵，扭曲，演变。最后，在许多方面，走到了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帝国从上到下，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致使这个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国家，如今就像一个被关闭了发动机又无人有权启动的庞然大物，静静地卧在世界的东方。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则仿佛被裹挟或绑架一般，大体丧失了创造的能力。

在此期间，文艺复兴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沉沉的夜空，一架功能强大的发动机轰然起动，逐渐加速。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