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个阶层的事情就远没有如此简单。

南北朝时期，一个出身门阀世族、夺了别人皇位的家伙曾经讲，我当上皇帝，纯粹是天命人愿，关天下士大夫屁事？表明当时门阀世族是政治舞台上决定性的力量。经过隋唐和五代十国，世俗地主及读书人作为士大夫，逐步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中坚力量，白衣卿相走上前台。到了宋代，则已经有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说法。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文人士子们的普遍抱负或说辞。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这种说法会如何演变了。原因是它被一个力量所强力打断：来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蒙古族铁骑。

经过元朝的短暂插曲之后，到了朱元璋的时代，他所面对的就是由世俗地主、豪门富户、读书人、帝国各级官吏所组成的这样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这支力量，时常被人们笼统地称为官僚士绅阶层——士大夫。

朱元璋对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他们与农民不同。应该说，朱元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这种感情，或者来自他自己的农民出身与经历，或者是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朱元璋深知推动帝国庞大国家机器转动的能源，来自农民与社会底层人民的血汗。侵害他们就是侵害帝国——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定豪门富户与帝国官吏的过程中，我们则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说有感情的话，那也是一种深刻的戒备、憎恶与轻蔑。假如我们说朱元璋将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使他们变成了生产与生殖机器的话，其间毕竟还能看到若干温情与保护的成分在。而对官吏士绅们，则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与驱使，全然如同对待工具与奴仆。但凡这些工具与奴仆令他感到不顺手、不如意，或者感觉他们有可能成为分庭抗礼、威胁皇家利益的潜在力量时，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无情的诛杀。

推论起来，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总体上应该不外乎如下因素：

其一，朱元璋的早期经历，譬如为埋葬父母亲人苦苦乞求豪门富户，应该足以在他心灵深处，对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种子。

其二，元帝国官吏的污浊腐烂，纲纪堕落，其糟蹋百姓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社稷倾覆，给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足够引起他对帝国官吏们的深刻防范、蔑视和以刚猛手段对付之。

其三，做游方和尚时，对人情世态冷暖炎凉——“心滚滚乎沸汤”的体验，争夺天下时的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背叛、杀戮，别人对他与他对别人的种种阴谋，足以使他心如铁石，并对人性深处时时可能被外界诱惑激活的丑恶与黑暗，不再抱任何幻想。

其四，对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礼、从而对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高度敏感与警觉。

其五，经过扫荡群雄拿下江山、极度庄严亦真亦幻的登基大典、无数文人武将士大夫三叩九拜热烈赞颂、传统文化一代代坚定而不容置疑的反复论证，足以使他和他的臣民们坚信，他就是上天选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维护皇家利益就是维护上天和国家的利益，执行自己的意志就是执行上天和国家的意志。从而，在视臣民如草芥包括荼毒那些开国功臣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负担与歉疚。

其六，从现象上判断，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后期，很有可能已经患上了相当严重的心理变态或精神疾患，譬如迫害狂与被迫害狂之类。此类变态的一个特点——恰如朱元璋那样——可以高度理性地去执行那些杀人计划。

事实上，士绅与官吏这两个阶层的确与农民不同，他们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被装进麻袋里的土豆。他们之间左右交错上下勾连，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四两拨千斤——将帝国国家公器的力量转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就成为帝国官场常用长新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变得能量极大。那些官官相护、官绅相护之类的形容，显然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后来浮沉仕途许多年的徐阶。这位享有广泛正面名声的帝国重臣，并非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当他担任了十数年相当于帝国副首相、首相的官职之后，其远离帝国首都的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拥有六万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是四十万亩——土地并横行乡里的豪门大户。由此导致了他与那位比他名声还大的清官海瑞之间影响巨大的直接冲突。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国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机制，用来防止这种情形的出现，防止士绅变成土豪劣绅、官吏变成贪官污吏。于是，这种情形自然形成了一个无法医治的周期性顽疾，成为帝国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们心头永久的痛与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时，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大体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都与豪门大户、贪官污吏大面积突破道德法纪底线的巧取豪夺、荼毒良善、贪婪兼并紧密相关。

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国开国皇帝采用铁腕治理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战争，贯穿在朱元璋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当它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便深刻影响了当时与后代社会。

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的杀伐决断、无所不用其极，称得上骇人听闻。而豪强富户和帝国官吏，则在这场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充分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神。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多种因素绞合作用，于波诡云谲血雨腥风之中，注定了大明帝国诡异乖戾的命运。流风所至，令人扼腕叹息。

朱元璋扫荡豪门大户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国建立之前，已经开始。

当年，刘邦定都长安之后，曾经把十万天下大户强制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是谓“强本弱末”之术。朱元璋效法之，于公元1367年，消灭张士诚政权后，立即将一大批苏州富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八年后，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将十四万江南富户强制迁到凤阳，以填实帝国中都。

据说，正是这两次大规模迁徙，造就了凤阳的乞丐大军。

原因是，他们被强制迁徙时，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并不许随便离开迁移之地，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或被收归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从此，为了探亲扫墓，他们只能化装成乞丐，以逃荒要饭的名义，从凤阳流散到江南各地。久而久之，竟成习俗。那句歌咏凤阳好地方的花鼓戏词“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盖源出于此。其中滋味，相当悲凉。（赵翼《陔余丛考》卷41，“凤阳丐者”）

沈万三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朱元璋对这些豪门富户的态度。

此人名叫沈富，字仲荣，号称天下首富。在各种记载中，少见其人劣迹，大约是元代极为活跃的国际、国内贸易中的一位商业天才。由于人们搞不清此人是如何做到富可敌国的，于是便传说他手中有一个聚宝盆，可以源源不断地生聚财富。据说，帝国首都南京城的城墙、官府衙门、街道、桥梁有一半是该人捐资修建的。这使皇帝朱元璋的心里很不舒服。恰在此时，沈万三为了破财免灾，讨好朱元璋，便自说自话地提出申请，说是愿意再捐一大笔钱，供天子犒赏军队。结果，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却要犒赏天子的部队，必是污长犯上的乱民，其罪当诛。后来，多亏那位马皇后讲情，认为人家送礼出钱，本是好意，不该杀头。且一介平民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吉不祥的事情，早晚会遭天谴。于是，皇帝终于开恩，免其死罪，将他全家迁徙充军到了云南。

此后，朱元璋还曾数次取天下富户填充到帝国首都南京。这种强制迁徙与性质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据说涉及人口，累计达到了至少百万人以上的规模。受到当代历史学者们的热烈赞颂。

与此同时，帝国实行了一项“粮长”制度。规定每一万石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当地最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这是实行“许拿下乡官吏”之政策，割断了政府官员们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朱元璋为此项发明相当得意，说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并且给予这些粮长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优惠待遇，直至从中直接选拔帝国官员，甚至高级官员。以至于很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当时，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

谁知，一些有财有势的粮长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财与势。他们想出的主意相当富有中国特色，比如，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比如，除了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比如，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交纳，等等。同时，辅之以临门吊打、拆屋揭瓦、逼卖家产等手段。表现出极高的智商水平和非道德勇气。

朱元璋对此类人物一般采取的措施就是杀之，并抄其家。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一次杀头抄家一百六十个粮长的记录。有一个号称浙江金华首富的杨姓粮长，放出狂话，说是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结果，解粮进京时，朱元璋召见，问他：“粮食何在？”他回答说：“霎时便到。”朱元璋“哼”一声：“杀时便到吗？”立命拉出去砍头。消息传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产被当地人抢掠一空。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梦见一百个无头之人跪在阶下。十天后，有一百个粮长解粮到京，恰好全部没有足额按期交纳。朱元璋下令格杀勿论。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十万以上到十五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这些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目标针对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约可以归入这一类。朱元璋习惯上将此类获罪者称为“不肖无福之徒”。

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臣们。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政治谋杀。包括从洪武十三年一直绵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蓝党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为“奸党”。

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攀扯进来，同时，不惜采用最为严酷的手段。

“空印案”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其缘起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相当简单，大意可以表述为：户部，即帝国最高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多少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当时没有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等，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且不算时间、精力、花费等等，个中情形，相当苦恼。按理说，用这种报表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滔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

当时，全国有十三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一百四十一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一百九十二个州，相当于今天的小地级市和大县级市；一千零十三个县。这一千三百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坏，全部被杀掉。而且，是在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结果，其中有一些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也稀里糊涂地被干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此君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当地百姓则在他的任期内，号称富足。于是，百姓们不愿意这位知府调离，自发地作歌传唱挽留。歌曰：“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结果，这么一个好官好人，此次却被朱元璋不由分说地杀死。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方孝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原因是，他不肯迎合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结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灭了十族的人物。此是后话。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这位郭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全国最高财政经济部门二把手。据说，在这个官员勾结舞弊的大贪污案件中，被贪污了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二千四百多万石。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

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朱元璋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明史》的《刑法志》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说，朱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无从查考。

最后，为了化戾气为祥和，平息人们的怨恨与恐惧，朱元璋把办这个案子的专案负责人员也拿来杀了，并相当郑重其事地布告天下说：“我让他们除奸，谁知他们反而生奸，来扰害我民。这种人哪里可以纵容？今后再有这样的坏蛋，将不在赦免之列！”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积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贪赃害民之罪，闹得我们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他连连感叹说：“唉，唉！杀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亲眼所见。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意思是——真称得上是难教育、难禁止呀！

按照帝国法律的正式规定，对于刑事犯罪者包括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法：

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

朱元璋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约是杀人杀得手滑兴起的缘故，他索性完全踢开了这些规定，把我国历史上那些极富创意的杀人手段大多搬了出来。这是一些真正富有想象力和高度技术含量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大约会列入独一无二或绝无仅有之属。

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刷洗，将不断沸腾着的开水浇在人体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秤竿，用铁钩将人心窝钩住后吊起示众，直到风干；抽肠，于肛门处将人的肠子抽出，直到掏空内脏；锡蛇游，将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直到灌满腹腔，等等。

此外，为朱元璋最广泛推广使用的，则是剥皮实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将里面塞满草，然后放置在官衙门的办公桌旁。据说，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的官衙门前，都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挑贪官人头的长竿，其核心理念是震慑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以至于一百五十多年后，当这个帝国基本烂透了时，那位以青天之名著称于中国史册的海瑞，还大声疾呼，希望恢复祖宗创立的以剥皮实草为主的刑法。

最后，朱元璋还愿意使用的杀人方法则是凌迟处死。这项技艺的核心之处，在于将人肉活剐了数千刀之后，还必须保证被剐者是活着的。在未来的时日里，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朱元璋所开创的这个朝代崩溃之前不久，他的子孙是如何以此来对付袁崇焕——这位帝国忠心耿耿的捍卫者的。

从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著作中，罗列了凌迟、枭首示众——就是把头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种诛——就是灭族、弃市——杀头等种种刑罚案件至少万例以上，其中许多都是成批处置的。徐祯卿在他那本著名的《翦胜野闻》中记载：朱元璋是否想要大批量杀人，有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会有数目众多的官员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日暖风清。于是，满朝文武便随着这玉带的高低起伏，体验着人世的冷暖炎凉，感受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据说，当时的官员，许多人在早晨上朝之前，要和妻子诀别，并安排后事；若能活着回来，会举家庆贺，感谢上天的恩典。

在手段应用上，朱元璋算是达到了千古罕见的极致。他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层的殊死搏斗，也真正达到了数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对此，朱元璋并不满意。他相当感慨，说：“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岂料，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时间一长，一个个全都又奸又贪。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结果，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很多。”由此，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结果相当困惑。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帮家伙到底犯了什么毛病，怎么连怀里揣着的官印都还没捂热，就急急忙忙地去贪赃枉法？前任官的人皮就在他们眼前的桌子边上，怎么就偏得到了刑场上才知道后悔？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熟悉的面孔也前赴后继地不见了。

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呀。

于是，在帝国官场上，出现了一道罕见的奇异风景，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御史脚上，戴着镣铐，他本人已经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门里面的大堂上，那位面无人色的堂皇大员，不久前，刚刚挨了皇帝的八十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当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为时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时为正二品户部尚书，此人就是因为奏折写得太长而被朱元璋急急召来打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经被判罪后戴着镣铐上班办公，后来终于被朱元璋杀死。在《大诰三编》中，我们知道，这种为朱元璋所发明的崭新工作方式，叫作“戴罪办事”。戴，是已经被判刑的意思。当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这种戴罪办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记录，有三百二十八人。不必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都可以想见其景象多么壮观。

此后，从明代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在诸多历史学家们的堂皇著作中，能够读到许多对于朱元璋澄清吏治的赞美。事实上，这些颂扬之词，除了表达出人们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之外，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扯淡。

原因在于下列两点：

其一，在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里，吏治的状况都是该政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与我国以往时代的吏治比较起来，作为人格化的帝王，朱元璋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仅仅是将传统思想与手段推到了极端处使用而已。这种情况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政治智慧、政治空间、政治伦理道德资源已经萎缩枯竭，其山穷水尽之际，只剩下苟延残喘和回光返照。

其二，朱元璋死后，在他所开创的朝代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泛滥成灾的程度，不亚于任何时代最糟时的情形。由此，印证了上述结论。

假如一定要从朱元璋个人功过是非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话，毋宁说，此人的作为，相当有效地展示了一点，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下，帝王个人的心理、性格与能力可以使他做些什么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揆诸史籍，其情形大抵如此。

而在针对另一类人的另外一个战场上，朱元璋则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由于对象和目标的不同，朱元璋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表现得高度理性而审慎，层次分明又有条不紊，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

从朱元璋的一生行事判断，他对开国功臣们的猜忌，可能需要追溯战争年代那一系列背叛事件。

其中，邵荣、谢再兴叛变和他的亲侄子朱文正谋叛，应该起了重要作用。

邵荣勇猛善战且多智谋，是朱元璋早期最重要的战友与助手，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他都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人，地位甚至在徐达之上。关于此人为什么要叛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我们只是能够看到不少史学家常常喜欢引用的一个说法，当他叛乱失败，被捉住后，朱元璋曾经与他相对喝酒。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朱元璋：“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你却把我们的妻子老小拘在手里做人质，使我们骨肉分离，无法团聚，全为了你的一己私利。我这是不得已。”说完，潸然泪下。据说，朱元璋是在全军将士面前，与邵荣置酒洒泪而别，然后行刑将其杀死的。

还有一种说法，也不妨作为参照。这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曾经在邵荣领兵在外时，调戏并奸污了邵荣刚刚成年的女儿，从而促使邵荣发起叛乱。后来，朱元璋念邵荣没有在公开场合揭露此点，而放过了他的全家。这种说法，特别容易在讨厌朱元璋的人们那里得到响应。姑且存疑。

谢再兴则是另外一位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他的叛变显然与朱元璋颇有干系了。当时，谢再兴领兵镇守在外，朱元璋没有通过他，便自说自话把他的女儿做主嫁给了徐达，形同配给。虽然据说一对新人是两情相悦，但这种做法显然无法让做父亲的感觉愉快。不久，可能是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有人举报谢再兴的两个朋友走私，贩卖皮革等军用物资。朱元璋立即将此二人杀死。当时，江南早已进入潮湿闷热的黄梅天气，朱元璋派人把二人已经腐臭的脑袋，悬挂到了谢再兴的办公场所，同时，命派去做这件事的人夺了谢再兴的军权，从而，导致他率兵叛投张士诚。

前面说过，这次叛变发生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前夕，假如陈友谅和张士诚能够把握好时机，后来的历史会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文正则是朱元璋的亲侄子，以大都督衔坐镇南昌。在决定生死的鄱阳湖大战之前，他以艰苦的南昌保卫战，立下了将陈友谅拖在南昌城下八十多天的大功。此人年轻，手握重权又立大功，于是，骄横异常。据说，他任意掠夺民间有姿色的妇女，淫逸无度，被人告到朱元璋那里。于是，朱元璋在论功行赏时，便没有给他赏赐。此后，他认为朱元璋赏罚不公而心怀怨恨，并一度在其他人的撺掇下准备谋叛。结果，又一次被人告发，导致朱元璋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南昌，朱文正仓促来迎，朱元璋斥骂说：“小子打算干什么？”将他带回，禁锢而死。

其他人姑且不论。这三位被他视作心腹甚至是其亲戚的人，起了这般心思，显然不能说朱元璋完全没有责任。从后来的情况看，他虽然没有过分为难这些人的遗属，然而，从此后的众多谈话与举动判断，他基本上还是把这些情形归结到了人性自私险恶、人心奸诈难测，根本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从而不可信任上面去了。这是他维持自己心理平衡的需要，也应该是他必欲置那些昔日战友们于死地的心理动因。事实上，平心静气地观察与分析，具有朱元璋这样生命阅历的人，上述事件引起的如果不是这种心理反应，可能反倒是一件不真实、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

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爆发“胡惟庸奸党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牵连杀死李善长等，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的“蓝玉奸党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缠绵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大约有五万人上下。其中，有些人自有其取死之道，其罪大恶极，实属该杀，譬如朱亮祖。但更多的人则冤哉枉也，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政治格言，在我国会特别多，使用频率会特别高的原因。

洪武三年，第一次大封开国元勋。共封六个公爵，二十九个侯爵。其中，李善长以开国第一功臣的文臣身份，受封公爵，其余公、侯则全部是武将。公爵的待遇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禄米，按照并不精确的折算，大约相当于今天三十五万至六十万元人民币的年薪；侯爵的待遇是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禄米，大约相当于今天十二万至二十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此外，还有一次性的赐府第，就是国家分配住房。由于国家尊严与观瞻所系，这些房屋的外观与质量在当时应属上乘。至于赏赐金银及绫罗绸缎等，数量可能不是很多。此外，公、侯们享有子孙世袭的免死铁卷，就是为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免死牌。这种东西样子像瓦，铁质，上面镌刻着皇帝诏敕，底部刻写着本爵及其子孙免死的次数，字用镂金，相当漂亮。

从待遇上看，明初开国勋贵和文臣武将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朝代。

在纵向上比较，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成为安置功臣权贵的一个荣誉性职衔，其年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元人民币的样子，比明初至少高出了五六倍。明初宰相的收入，大约是在一千石米左右，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来自皇家的杂项收入，总体大约相当于今天年薪十至二十万元人民币。宋朝宰相的年薪则大约是一百八十万元到二百万元的样子。

从横向上比较，这些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与帮助他治天下的文武们，其待遇远低于仅凭血统便地位崇高的皇亲国戚。

当时，朱元璋的儿子们封亲王，其待遇是每年五万石禄米，加两万五千贯钞。钞是当时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其价值跌宕起伏极大，专门写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可能都写不清这些古代纸币的故事。按当时的情形，行情好时，这两万五千贯钞大约可以购买两万五千石禄米。公主和驸马的待遇则是每年两千石禄米。

当时，全国共有一千零一十三个县，正七品知县，年收入为九十石禄米。

由此可以算出，朱元璋的四十二个子女中，每一对子女的待遇，大约相当于十个最重要的开国元勋，相当于五六十个宰相；每十对子女，便相当于全国差不多全部县官收入的总和。

如此分配与收入的不公，在公开提倡不公的我国古代，可能也算得上是离谱了。后来，有人在谈到明代及其以后，贪官污吏的成长呈现特别繁盛的景象时，曾经将原因归结为官员们的薪酬太低。应该说，这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却可以看成是重要原因。想想看，当官员们不管如何荼毒下属和百姓，只要搞定上司，就可以荣华富贵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不使官员们变成上司面前的巴儿狗和下属与百姓们面前真正的恶狗。在此种情形之下，想让全国官员都像海瑞一样生活与做官，不啻于痴人说梦。不过，说起来，这可能确实是朱元璋的一个理想，也可能是明代社会显得特别七扭八歪的主要原因。

朱亮祖勇猛善战，是帝国第一批封赏的开国功臣，是为永嘉侯，享有侯爵的全部待遇。洪武十二年，即公元1379年，被朱元璋派遣去镇守广东。

此人除了能打仗之外，其他方面基本可以归于恶棍之列。他到广东之后，很快与当地的土豪恶霸们搅到一起，成了这帮家伙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靠山。结果，与当地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县官道同发生冲突。

道同是蒙古族，属于真正的好官。我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好官，他们一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生性刚直宁折不弯，其二是真的从心里相信仁义道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道同就是这样一个人。据说，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广东番禺一带民间，还有供奉道同牌位的说法，这可能是重要原因。大约也是为此，朱亮祖心里很是厌烦。

一次，道同将一帮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的流氓当场抓住，然后，拴成一串在繁华商业区示众。朱亮祖出面请道同喝酒，为这帮坏蛋讲情。不管是论爵位，还是论级别，这位侯爷都比道同高出不止十级八级，算是给足了道同面子。谁知，道同很诚恳地希望朱亮祖不要为这帮子人渣坏了自己的名声和体面，没有买账。

第二天，朱亮祖亲自出马，当场打碎枷锁，释放了那一干人犯。后来又找机会，以礼仪不周的名义，把道同当众痛打了一顿。

当地一个罗姓富豪，看出这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便将自己美貌的妹妹送给朱亮祖做妾，外加不算菲薄的嫁妆。此后，成为侯爷小舅子的罗姓富豪便越发富豪起来。致使道同不断收到百姓求他为民作主的状子。其中大体包括诸如占人田宅、霸人妻女、强买强卖等等。道同忍无可忍，把侯爵的小舅子抓进了监狱。朱亮祖闻讯，立即派兵包围了县政府，并将该人犯——罗氏舅爷抢出。

就此，道同被挤在天职、天良与天敌之间，再无回旋余地。此后发生的一切，便是标准的中国式悲喜剧了——

道同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控告朱亮祖。而朱亮祖则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快马加鞭地将自己对道同的控告信，抢在道同之前，送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看到朱亮祖的报告后，立即派人前去斩杀道同。几天后，道同的报告到了，朱元璋马上意识到其中有诈，命人飞骑追赶前面派出的使者并调道同入京。结果，朱亮祖早已安排专人，买通前一位使者，日夜兼程地赶到广东，在追赶的使者到来之前，杀死了道同。

随后，朱元璋下令锁拿朱亮祖父子进京。

公元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之所以特别点出这个并不重要的日子，是因为此时帝国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奸党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前一年刚刚被派往广东的朱亮祖父子被押进午门。据说，此二人跪地膝行，就是用膝盖跪在地上走路，来到朱元璋面前后，“以头撞地”，口称罪该万死。朱元璋挥起鞭子就打，武士们也看出朱元璋要的是催命棍，于是，更加不遗余力。最后，据说朱元璋是亲眼看着这一对父子气绝身亡后，方才气咻咻地悻悻而去。

不知朱元璋的性情中，是否具有某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其人一生行事，对于违犯法纪者基本是毫不容情。譬如，还是在战争年代，他手下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他的直系亲属犯禁酒令被朱元璋抓住。当时，有人劝朱元璋手下留情，免得激出不可测之祸。朱元璋的反应是，宁愿胡大海叛逆，也决不能放纵，下令立即处死。开国后，有一个家伙“尚”公主——就是娶了朱元璋很喜爱的一个女儿。当时，凡是娶皇家公主的，都叫“尚”公主。大约是有所倚仗的缘故，这位得意忘形的驸马爷犯了走私枉法罪，朱元璋知道后，将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痛斥一顿，然后，算是给他们夫妇留了体面，勒令该驸马必须自杀，并将同案人犯全部杀死，全不管女儿守寡与否。朱亮祖的例子则是一个典型，表明在这场政治战中，有一批人，确实是撞到他枪口之下的为非作歹者。

而绝大多数牺牲者，则可以肯定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