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官方银、绢、粮折价，五匹绢相当于大约六石米。当时，一个正七品知县的正式收入为每月七点五石米；而正九品县主簿收入则为每月五石米。结果，民怨沸腾之下，便发生了农民将八个官员捆绑起来押送京师的事件。

走到离县城四十里地的时候，这位县主簿汪铎央求赵罕辰：“我从十四岁开始寒窗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结果，他没有被饶过，还是被送到京师。朱元璋下令将其砍掉了脑袋。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还向全国通报表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江苏省常熟县的这位农民，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三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皇帝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赏了他钞票二十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多元人民币，三个人各赏两件衣服，免除他“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在这篇旷世罕见的奇文中，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嗣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他。

最后，朱元璋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其陈寿六其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一次，山西和浙江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倒霉蛋撤职，流放到了边疆。

开国之初，各地官员时常奏报祥瑞，礼部请求颁布祥瑞奏报办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马屁。朱元璋相当不以为然，他的反应是：

“你们只谈祥瑞，不及灾异。殊不知灾异尤为重大。今后各地发生灾异，不论大小，地方官都要快马飞奏。”

朱元璋对于天降灾异相当重视。洪武元年，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并持续到了次年暮春时节。朱元璋诚惶诚恐，在父母亡灵面前祷告，说：绝不敢忘记父母当年吃草根树皮的苦难，愿与天下百姓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个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谴责与惩罚，并为百姓祈福。

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天下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斋戒沐浴后，身穿素衣草鞋，步行到城外的岳渎坛，在烈日下曝晒三天。当晚，并不回宫，就地卧于草席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晒。届时，皇后率所有妃嫔下厨用野菜糙米制作斋戒之饮食。时值阳历六月的南京。据说，此次皇帝截然不同于海滨度假沙滩上的曝晒，确实感动了上帝，五天后，便下了一场透雨。

关于农民问题，朱元璋典型的谈话方式大体如下：

“昔日，在民间看到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心情，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死了。战乱年代，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还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

倘若不是了解这位皇帝青少年时代曾经遭遇过的苦难，让人很难相信这位杀人如麻的皇帝还会有这样的情怀。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或许的确是出自真心地在关心、保护着自己心爱的农民，他可能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生活。

为此，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了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样式。

一切生活在帝国农村中的人们，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交纳皇粮——向帝国财政贡献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帝国忠实的良民。

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则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帝国每一个乡村都要建设“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上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严肃认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激励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接着再审。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将被一丝不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扭送到县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属，都将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假如被推举出来主持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严重者将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

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干预，则乡村主持者有权直接报告皇帝。那时，这个官员将会被一同治罪。这种双轨报告的机制，可能会使帝国各级官员们相对地收敛一些。

皇帝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置鼓一面。凡到农忙时节，须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由老人负责。懒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受惩罚。

皇帝还要求每个乡村都要选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于暮霭四合时分，炊烟袅袅之际，在乡村街道上，摇着铜铃，大声朗诵宣讲皇帝亲自制定的六谕：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

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做了相当细致入微的考虑与安排：

“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号令，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

这是朱元璋的一个极其有名诏令的部分内容。

当时，帝国政府作出了详细规定，每家农户必须按照一定数量与比例栽种桑、枣、柿和棉花。其中，枣、柿是如何解决了农民的零花钱问题并在灾年帮助他们度过饥荒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常识判断，想必还是能够发生作用的。而另外两项——桑与棉，则对我国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与其他许多因素缠绵交织后演变而成的，其演化结果，许多都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之所以产生这种南辕北辙的结果，可能是出自下列三个原因——

其一，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对变幻莫测的汪洋大海心怀疑虑，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觉；

其二，与军事和政治领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经济上的洞察力与战略眼光，因此只能信守无商不奸之观念，坚持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

其三，割据浙江、福建一带的方国珍、陈友定残部逃入大海，并与日本浪人联手出没在东南沿海一线。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时期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上大踏步后退。他多次下达严厉的禁海令，其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叫作“寸板不许下海”。其令人畏惧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动不动就看到的“家迁化外”——全家流放边疆和“族诛”——杀其全家等等之中感受出来。结果，导致曾经给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高度繁荣、生机、活力与利益的国际贸易急遽萎缩，蜕变成了无论以今天的眼光，还是以当日的眼光，看来看去，怎么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谓“朝贡”贸易。中国人特别自豪的郑和下西洋，可能就与这种“朝贡”贸易干系甚深。

此后的发展，肯定会令朱元璋于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正如我们曾经谈到过和今后会不断看到的那样，皇家与官府的高度垄断及其“朝贡”贸易，果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有效地培养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走私贸易。后来真正称得上富可敌国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只不过是这场走私加海盗狂潮到了晚期的受益者而已。而发生在他们父子之前、在大明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其著名的东南“倭寇”之乱，在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就是——简直就是这种垄断和“朝贡”贸易的直接产物。讨论上述种种事迹，大约需要厚厚几大本博士论文，在此从略。

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当一个本来应该是自然发育成长的东西，被缺少知识的政治权力强行介入之后，会演变得有多么面目全非乃至不可思议。而且，这种东西几乎是必然地要回过头来削弱介入者的力量，进而形成敌对力量，对培育出这个怪胎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本身形成巨大的杀伤力。

知道了这些，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大约会无论如何也闭不上眼睛。

然而，朱元璋此时大力倡导的种植桑树，却在后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论是“朝贡”贸易还是走私贸易，丝绸在数量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成为广受国外用户欢迎的最大宗华夏物产之一，而行销世界。一百五六十年以后，到大明帝国后半叶，即徐阶、高拱、张居正主政的隆庆年间，帝国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其后，以丝绸、陶瓷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包括官方、民间、走私贸易在内，一度横扫世界市场，甚至在数年之间，曾经将世界当年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吸纳到了中国。其受追捧的程度，有如今日美国之英特尔芯片。朱元璋虽不是始作俑者，确也着实功不可没。

或许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白银滚滚流入浪潮，才使得后来的大清王朝臣民有能力购买并消费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满船满船的鸦片，支付那一次次没完没了的战败赔款。以中国自己的白银矿藏及其产量，断无此之能力。

另外一项堪称德政的，则是棉花及其棉制品的大面积推广与使用。

早在南北朝时期，棉花就已经传入我国。但直到宋朝晚期，并没有广泛使用。从当时的资料中判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布衣，其实指的是麻布。当时，南方地区过冬，用丝绵袍御寒；北方则主要是用毛皮所制之裘衣。棉布轻暖温柔，优点颇多。但非本土所产，因此罕见使用者。到了宋朝末年，棉布制品可能比羔羊皮、狐狸皮都珍贵。以至于只有横行天下的成吉思汗、忽必烈这个级别的人才穿得上。而且破了以后，还要多次补缀。可见其珍视程度。

从《农桑辑要》中我们知道，元代中后期曾经在中西亚地区引进棉花种子试种，感觉不错，开始推广。于是有了广受人们尊敬的老婆婆——黄道婆。

棉花在我国的大面积推广种植得益于朱元璋的大力推动。从而，使棉制品这种王公贵族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造福国民的同时，一个没有想到的副产品，还舒缓了松江府人民的苦难。

松江府治下，在今日上海的松江县。当年松江府管辖的范围为两个县，比今日的县治要大。前面曾经说过，此地过去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切齿痛恨张士诚治下人民对张士诚的支持，曾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想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百姓。后来想想不对，勉强放弃了这个想法，但还是有一块块垒，梗在胸口下不去。于是，改为向苏州、松江地区征收高额赋税。

宋朝绍兴年间，松江税粮只有十八万石，朱元璋时期一家伙增到了九十八万石，加上其他杂费，总计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万石。当时，全国年税粮总计二千九百多万石，苏州一个府需要交纳的是二百九十万石左右，占全国的百分之十。松江虽然不到苏州的一半，但号称天下赋税最重之地。原因是苏州府管辖着七个县，松江府只辖两个县，从农田面积上看，松江只有苏州的四分之一。这样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于是，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向生产丝绸发展，苏州成为全国的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并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

后来，我们在大明帝国军队装备清单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胖袄”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肿却温柔舒适的军用棉衣裤。

至此，朱元璋为我国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称得上是至矣尽矣。这可能是他虽然大批量杀人、却在当时与后世能够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行。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此处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的乖戾不祥，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经广受讥讽的诸如“小脚侦缉队”者流的历史渊源。而若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判断，“小脚侦缉队”之类，可能是由此导致的诸多丑陋罪恶里，最为轻微的一种。从此以后，太多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由此演变着，生发着，弥漫在大明帝国及其以后的岁月里。譬如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的大规模出现与泛滥，显然与此种思路，同出一炉。

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好玩儿了。

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儿了。它根本就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一个大型集中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本来就少的联系，又被强力掺进互相监视的关系因素，于是基本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期待着其间还会有多少生机、活力与创造力，是为奢望。

就这样，朱元璋在大体完成对帝国社会底部形态理想化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己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争夺天下之豪杰——帝国皇帝这样一个心理人格的塑造。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一再有机会看到，他的这种帝王人格塑造，还将在他对帝国社会中部与上部形态进行理想化塑造的过程中，惊心动魄地展开。与他已经做过的上述事情一样，其过程、结果和对后世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且巨，创巨痛深。其许多方面，甚至到了今天，都令人无法不扼腕叹息。

这里所谓的帝国底部，如上所述，指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即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而言。诚如朱元璋曾经做过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每当社会动荡之际，这一部分人便自然成为动荡的载体。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土地、职业与有限的活动半径内，是帝国安详、宁静、和谐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前提与保障。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所谓朱元璋的帝王心理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当淋漓尽致地展开的。

事实上，此时，就如资本家是人格化了的资本一样，朱元璋其人也已经变成了人格化的帝王。我们曾经熟知的一切，诸如昔日的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造反者等等，已经全部退到了这位帝王的背后和心底，变成了一种背景，一种在暗中或者潜意识里发挥作用的因素。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盖此之谓也。

人格化的资本，必须按照资本的本性，寻求资本增值即利润的最大化，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资本家。因此，当我们面对这种人时，经常会惊异于人类情感在他们身上的缺失——真善美的一切对他们不发生作用，只有面对钞票图案时，他们才会两眼放光，一副色迷迷的表情。为了将这些钞票攫取到手，他们常常敢于冒上绞架的风险并不惜做出下贱的举动。用人性的标准，通常很难理解这一切；但若放在资本的性格之下，则立即可以大体了解此类人形经济动物。

同样，人格化的帝王，也必须按照帝王的逻辑，寻求皇家利益的最大化，否则他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帝王。因此，应用人性的标准判断这些帝王时，通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形是：不是帝王，而是进行这种判断的人显得可笑无比。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己的工作对象实际上已经距离人相去甚远。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骂人的话：那个家伙，原来是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做了官儿有了点儿权——或者，一发财有了点儿钱——就不是人了。大体指的就是此种情形，完全可以从人格职业化的角度予以理解。

朱元璋对帝国底部形态的塑造，在其思想最深处，显然包含了对皇家利益最大化——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朱元璋所做的努力称得上是不遗余力。

首先，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农民身上。还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社会力量需要关注。这更重要的社会力量，由帝国的另外两个阶层构成。只有像搞定农民一样搞定了这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够将自己的阳光雨露洒向人间的芸芸众生，从而真正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

相对于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我们姑且把这两个阶层称呼为帝国的中部社会与上部社会。

所谓帝国中部社会，指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士绅阶级，包括了城乡豪门富户、地主，和享有一定帝国特权的读书人。而所谓帝国的上部社会，则指的是占有了国家权力、社会公器的贵族及各级政府文武官员。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帝国的下层士大夫和上层士大夫。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阶层之间关系复杂。譬如，官僚退休——当时的术语叫做“致仕”——回到家乡，就会变成当地的士绅，他们常常是真正的豪门富户；而士绅和读书人，经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经常一变成为官僚。假如他们触犯了皇帝或法律，可能沦入社会最底层；而底部社会的农民，又有可能经过寒窗苦读，进入士绅阶层，甚至成为官僚贵族皇亲国戚。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流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状结构，广大的底部是农民，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勋贵，塔尖上坐着半是神格半是人格的皇帝。在这个结构里，至少在人们有效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之前，各个阶层之间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就像我们一眼看上去那样分明而森严。

显然，这里的每个阶层都有他们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导致帝国内部充满冲突与搏杀的根源。

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底部的人们，其利益诉求最简单，也最容易满足。有人曾经把他们比喻成马铃薯，从里到外都很相似，彼此间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大家都是土豆，然后被装进帝国这个大麻袋里，仰望着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皇帝。他们追求的阳光雨露并不多，大凡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就可以了。哪怕仍然要承受官吏与大户的盘剥欺压，只要不是过分凶狠地无法忍受，他们就会对万岁爷充满感激之情。假如万岁爷竟然还会为他们撑腰做主，从而减轻了这种欺压，那简直就是圣人的世道，俨然就是盛世了。我们经常在各类官员们口中听到一句充满感慨的赞美：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好了！此话真诚洋溢，大约就是缘此而发的。其中所包含的意味，深长已极。深究起来，令人寒彻肺腑骨髓。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九回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邹吉甫是给大户人家守坟的佃户农民，有一次招待主人家公子喝酒，由乡下的水酒，引出了一大段话来。

邹吉甫道：“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都是薄的。我听我老爹说，当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的，样样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我是扣准了米和水的分量，酿出的酒却还是这般寡淡无味。”

酒喝到后来，他心有不甘：“不瞒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最后，他感慨万千：“听人家说，洪武爷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由此我们知道，这个阶层的追求大抵如斯。

因此，在帝国的政治博弈中，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恰如中国象棋里那些没有过河的卒子，基本处于时常被忽略不计的地位。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在接近残局的时刻。届时，这些拱过了河的卒子，没有任何退路地横冲直撞，虽然锋芒所向，甚至可以把老将逼宫至死。但其最大的功能，时常是为别人扫清道路，制造条件，譬如丢卒保车之类。他们自己则绝少机会能够如朱元璋那般取而代之。

从过河卒子，到坐进深宫宝座的皇帝，朱元璋深知世事如棋。他太了解卒子们的功能、品性、追求和利益所在了。他会满足他们，同时也要将他们钉死在那里，永远不给他们拱过河去的机会。

如上所述，朱元璋对这个阶层的施为大抵如斯。

从上述事例中，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朱元璋搞定这个阶层的理想与努力，大致上应该算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