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希特勒喊了起来：“我在这里撒谎没有？”

法官奈德哈德：请不要激动。证人会回答的。

希特勒：（厉声高叫，挥舞着双手）我是不是骗子？

卡尔：我只能再说一遍，我确实不记得曾经同希特勒握过手。36

虽然卡尔固执地抵御着希特勒的诱胁，稳扎稳打地在法庭上斥责希特勒，但是在证词陈述结束时他看上去仍然像是丢了魂似的，无精打采。这位身材五短之人在椅子上直往下缩去，头耷拉在两肩之间。有位记者将其称为“少见的痛苦场面”。37

希特勒在找洛索将军算账之前，必须听完汉斯·里特·冯·塞瑟尔的证词陈述。塞瑟尔在暴动前担任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总指挥。塞瑟尔49岁，同洛索一样也具有完美的军人风范，身材细长，留着光头，也有自己的党派归属。但是他的证词毫无故作姿态、激烈争辩之处，更没有冗长的政治性的开场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洛索一样，塞瑟尔也表示起初觉得希特勒这个人很有魅力。但是当他看到这位纳粹“鼓手”一味地狂妄自大，最终竟然组织“非法的团伙攻击”行动，要举行暴动时，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便一落千丈。同巴伐利亚执政三雄中其他两人一样，塞瑟尔也表示反对过希特勒进军柏林的计划。“我们没有重炮，没有飞机，没有毒气防护装备，只有一些心甘情愿的爱国人士。他们最终只能在敌人的毒气进攻中倒下。”塞瑟尔在证词中这样陈述道。他认为，进军柏林会“使法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动员起来”，共同对付德国。

塞瑟尔屡次对希特勒及其他被告的证词提出异议，称之为“捏造事实”。塞瑟尔的法庭陈述语言尖刻，但并无轻蔑之意。其现场发挥在法庭公众舆论中提升了执政三雄的可信程度，削弱了希特勒的强大冲击影响力。“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有位论者说。塞瑟尔直截了当地否认希特勒对于暴动事件的陈述，既能畅所欲言，没有引得希特勒大发脾气，也没有同律师展开一番争论。纳粹领导人再次败下阵来。

星期五那天，洛索将军再次出庭接受质问。那一周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除了在星期四冲着卡尔短暂地大嚷大叫以外，希特勒一直是个陪衬人物，而执政三雄则成为新闻界争相报道的人物。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整个一生可以概括为不断努力去说服别人。”38眼下又到了应该说服别人的时候了。他需要再度反守为攻。星期五有可能是一周之内法庭上最为紧张激烈的一天。

一开始洛索就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带着一种下命令的口气。他在站立式讲台前面来回踱步，先向前走三步，再向后走三步。辩护律师见此情景不由得怒气上涌。“可以说他一边踱步，一边抛出他的答话。”有位记者描述说道，“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扩音器里放出来的一样。”另一位记者说，洛索简直把法庭当成了阅兵场。39

洛索这位退休中将同辩护律师们唇枪舌剑，激战长达三个多小时。他在每一位律师所提问题的背后都看到了潜藏的陷阱，一一加以躲避。40每一方均轮流扮演被告和原告角色，攻守兼备。41有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只是观战倾听。到最后听够了，他便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加入了对抗冲突当中。他想知道是谁率先提出在柏林建立执政委员会这一想法。

洛索：我反对这一提问。我连答案都不知道。我是在秘密谈话中才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我无权泄露秘密。

希特勒听罢勃然大怒，开始冲着法官奈德哈德大喊大叫，要求法官迫使洛索把秘密公开，回答提出的问题。

法官奈德哈德：希特勒先生，请你说话小声点，好吗？

希特勒没有放低说话的声音。奈德哈德很快再次对他提出警告。最后希特勒谈到了非常敏感的“郑重承诺”这一话题。此前人们很重视1923年1月希特勒做出的“不举行暴动”的承诺。但是没有人提出同另一件事情有关的郑重承诺问题：国防军违背洛索的先前承认，拒绝希特勒的冲锋队在1923年5月1日那天，持有武器对抗共产党人。这件事使希特勒颜面几乎丢尽。

洛索还提醒希特勒回想一下暴动之夜在市民啤酒馆侧厅里出现的对峙局面。当希特勒被指责由于举行暴动而违背了诺言时，他回答说：“请原谅，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

希特勒抬高了嗓门，厉声说道：“按照你的说法，刚才请求原谅的人是‘残忍的希特勒’，还是‘多愁善感的希特勒’呢？”

洛索：既不是多愁善感的希特勒，也不是残忍的希特勒！而是良心有愧的希特勒！

希特勒：中将！我大可不必因为违背郑重承诺而良心有愧……因为在这里唯一违背郑重承诺的人就是中将——在5月1日那天！42

整个法庭上众人大为震惊，鸦雀无声。就在刚才，一个步兵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指责将军违背自己的郑重承诺。这无疑是德国现实生活中的奇耻大辱。

整个法庭仍旧寂静了片刻。洛索不由得向后一缩，好像脸上被人击打了一样。最后他收起文件，大步流星向门口走去。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向法庭鞠躬致意，随即就消失不见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奈德哈德结结巴巴不知说何是好：“这是公开侮辱，简直不成体统！”他大声地喘着气，刚刚讲出的话语大多湮没在一片嘈杂之声当中。

希特勒：我接受训斥。

奈德哈德：简直不懂规矩，前所未有！

希特勒：这是对证人陈述的回应。

整个法庭上一片哗然，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法官奈德哈德宣布已到午餐时间，法庭休庭。

有些新闻媒体批评希特勒手段失控，表现得唐突无礼。希特勒羞辱了洛索将军并把他赶出了法庭现场，自己却未受任何惩罚。对于在大街上浏览报纸头版新闻的那位小矮人来说，希特勒现在简直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双方连续18天的争论交锋，吹毛求疵，吵吵嚷嚷，相互揭丑，结果打了个平手。法庭不可能把蓄谋推翻政府的罪名只扣在一方头上。显而易见，双方都曾要夺权主政。政府本身是否推波助澜，促成希特勒暴动反叛事件，这一点从未得到确切证实。虽然执政三雄声称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进军柏林，这一点同样也从未得到确切证实。被告在一片嘟囔声中承认他们干了那些被指控的犯罪活动，但是这在犯罪量刑和实施惩罚方面又意味着什么呢？整个事件错综复杂、相互矛盾，这一点在著名讽刺杂志《时事画刊》的一幅封面漫画中得到了巧妙揭示。画面中，希特勒坐在洛索将军的肩膀上，手里握着的火炬直指政府大楼。而洛索整个人又压在他的后台老板，执政长官卡尔的肩膀上。卡尔一边给上面那两个人壮胆打气，一边调集警察部队要抓捕那两名犯有革命罪行的罪犯。同时，在高高的天空上，希特勒的纳粹党万字饰党徽已化作一颗流星。

在洛索将军令人惊讶地愤然离开法庭一周之后（为此法官后来罚了他60德国马克），检察官施滕格莱因提出他的最后请求。此时已到了量刑定罪的时候了。如果裁定有罪，量刑年限最短五年，最长多是终身监禁，也可以是中间的任何年限。

希特勒因针对“巴伐利亚自由州”和德意志帝国犯下叛国罪，检察官要求判处希特勒八年“要塞监禁”（不剥夺荣誉逮捕入狱），超过最短判刑年限三年。要求判处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和恩斯特·帕纳六年监禁。至于暴动的共同领导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施滕格莱因请求将他视为叛国罪从犯，仅判两年监禁。他建议将其余被告分别判处十五个月至两年监禁。

施滕格莱因在他的判决请求中赞同希特勒的典型历史观点：叛国罪只有在失败时才被视为一种罪行。他一本正经地指出希特勒及其同党的所作所为明显符合如下说法：“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为了走个过场，这位州检察官又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重复叙述了暴动全部细节，在确认证据方面白费力气。紧接着，施滕格莱因突然之间使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也许意识到将来有一天需要博得希特勒的喜欢，施滕格莱因又出人意料地开始称赞这位他打算判处八年监禁的被告。他的话语把法庭上下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在平凡的环境中成长，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士兵表现勇敢，体现了他的德国爱国主义精神，”施滕格莱因开始称赞道，“他对伟大祖国德国怀有一片赤诚火热之心，在战后经过不懈努力，从细微的一点一滴做起，创建了伟大党派——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2]。他的基本纲领是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主义做斗争，同‘十一月罪犯’算总账……传播德国民族主义。”

法庭上下听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施滕格莱因接着说，他不宜对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政治主张进行评价，但是这位纳粹党领导人只要“竭诚努力重新唤起民众对德国命运的信心”，这便是最终“他做出的伟大贡献”。即使希特勒的激烈观点及其追随者们的高昂斗志有时变得过激，施滕格莱因继续说道，仍然“不应该在消极的意义上称他们为煽动性的政治家，那样不公平”。至于希特勒的个人美德，施滕格莱因表示：“他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作为著名党派的领导人自然会遇到各种诱惑，可是他仍然能够保持正直检点的生活。”

唱完赞歌之后，这位检察官又重新开始起诉被告，但其语气带有道歉的色彩。施滕格莱因宣称，希特勒不幸受到过分热情支持者们的影响，“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希特勒被大批追随者捧为名人，又受到党内一些谄媚者的奉承，因此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将自己视为德国的救星。他身边的那些同党总是满心欢喜地不断强化突出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施滕格莱因认为，正是在这一严重错误当中埋下了“他犯罪悲剧”的伏笔。

如果有人怀疑对希特勒的审判既是司法审判，又是政治审判，那么施滕格莱因则给出了明确答案。他为充满矛盾，摇摆不定的法庭起诉树立了新的标准。

真正重要的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幕，即被告的最后陈述。在审判开始后的一个月零一天，按着德国法庭程序，被告可以讲一番“最后要说的话”。被告中的一些次要人物，比如罗姆、布鲁克纳、瓦格纳和佩尔纳等人，均放弃了各自的发言权以支持自己的上级领导人。至于其余六名被告克里贝尔、帕纳、弗里克、韦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被告律师决定以逐渐增强的阵势先让地位低一些的被告名人出场，最后隆重出场的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前者要进行一番自我辩白，后者要发表现场演讲。

上午开庭时，法庭里人满爆棚。记者们注意到，到场的女士比平时多，鲜花、礼品也比平时多。“希特勒的女性追随者们把她们的一片忠诚烤进了在希特勒敞开的牢房里堆积如山的糕点和小吃中。”《慕尼黑邮报》这样报道说。43

毫不悔改的克里贝尔上校首先陈述证词，再次承认“参加过那次行动”，但同时又倔强地说：“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会那么做。”44弗里克出庭陈述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前警察局长帕纳对德国那位社会民主党人出身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再次给予恶意嘲弄，称他为“艾伯特·弗里茨”——这是一个表示嘲弄的绰号（“这次审判并未教会帕纳懂得礼貌”，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5）。法庭上当天那种激烈抗辩、激烈抱怨的氛围最终随着鲁登道夫的出场得到改观。《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再次表现得口若悬河，令人惊讶，举止风度翩翩，“全然没有此前那种竭尽全力要粉饰自己，抹黑他人的做派”。46他再次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就是在1918年德国投降前，在停战前，在战争末期离开战场时的那位鲁登道夫。他又激起“德国人心灵深处对自由的呼唤”。如果民族主义运动（希特勒及其盟友们）“不能获得成功，我们就失败了，”鲁登道夫这样告诫，“（德国）就会继续沦为法国的奴隶，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立身之地。”47接着，鲁登道夫又以豪言壮语呼唤历史的审判，并把自己的牌位安放在了瓦尔哈拉殿堂（这是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鲁登道夫把自己抬到与众神平起平坐的高度。”《纽约时报》第二天在头版新闻中报道说。）

鲁登道夫笼统的政治演说在整个法庭引起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与欢呼声。但是所有的陈述演讲都是众人想要看到的下一幕的序曲。上午10点左右，希特勒站在证人席上，直接完全进入在啤酒馆里演讲的状态。“如果说话音量也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理由，老天作证，希特勒定会在陆军学校法庭上取得辉煌胜利。”有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8

希特勒的暴动意图，数月牢狱生活，数周法庭审判经历——所有这些全部明确体现在这个寒冷的星期四上午，体现在慕尼黑这个法庭上，体现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天生就擅长打造传奇神话与宣传鼓动。他把暴动的惨败描绘成长期的成功。他在长达90分钟的慷慨陈词过程中厚颜无耻地宣称，那些在他领导的暴动中阵亡的年轻人纷纷奔向音乐厅广场，“心情愉快地去赴死”，将来有一天会追念他们为“为了祖国的自由而献身”的英烈。希特勒的这一预言在第三帝国期间变成了现实。希特勒继续说道，这次暴动的成功将明确体现在“迅猛涌现的一大批德国年轻人身上，他们会在庞大的组织团体中崛起，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将来总有一天，广大民众会高举起我们的旗帜……与那些曾经同他们为敌斗争过的人结成盟友。抛洒过的热血不会永远使他们势不两立。……我们现在建立的队伍一天天地壮大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发展。”他坚定地表示，希特勒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大权在握。“我的目标要比成为内阁部长大上千倍。我要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一定会完成这一使命。”

接下来他又把顽强的斗志，从世俗法庭推移到更高的层面，披上了殉道者的外衣。“从我们的坟墓和尸骨中崛起的法庭将会对我们进行最后的审判，”希特勒以其典型的反常比喻对现场的法官们这样慷慨陈词，“宣布最后审判结果的不是你们……而是被称为历史的法庭女神……她不会问：你犯下了叛国罪吗？在她的眼里，我们真心希望国家富强。即使你们裁定我们有罪一千次以上，不朽的法庭女神将会大笑着撕毁检察官的起诉书和本法庭的判决书。她将宣布我们无罪！”

对有些人而言，这纯粹是庸俗透顶（“希特勒熟谙平易近人，投其所好的奥秘，可以本能地感觉到那些不太动脑筋的人想要什么。”《福斯日报》这样写道。他再次表现出傲慢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岁月里使许多知识界人士低估了希特勒）。但是对其他人而言，包括一些新闻记者在内，希特勒的演讲非常感人，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次演讲内容应该公开发表。”有位记者评论道）。最后还是《福斯日报》记者说得对：希特勒知道广大民众想要什么。希特勒的演讲以其颇有心计的对“最后法庭”的祈求，使满怀激情的追随者们有了盼头，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发生在音乐厅广场的灾难将来要成为纳粹党具有统一凝聚力量的历史回忆。

希特勒已经赢得了政治斗争，下面只需看他是否也赢得了司法斗争的胜利。奈德哈德承诺要在四天后，即4月1日做出裁决。与此同时，整个城市与新闻界针锋相对地分成意见不同的两大阵营。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写道：“把希特勒和他领导的这些人带走在监狱里关押几年，使他们无法执行自己制定的任务，这将是对国家的犯罪。”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慕尼黑邮报》自然看法不同，建议由政府牵头“给这个巡演剧团放假”。49许多人同意《慕尼黑邮报》的如下看法：法官奈德哈德在法官审判时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的声誉。“对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唯一剩下来的那点尊重就悬在这次的裁决上面了。”《慕尼黑邮报》在社论中这样写道。50

慕尼黑市的各大报纸总印数在三万至五万份。“对于慕尼黑这样大的城市来说，印数庞大。”《纽约时报》报道说。只要报纸以最快速度刚一印出来，慕尼黑市民就纷纷抢购阅读。甚至那些已被查封的纳粹出版物还组织了“非常高效的新闻与信使服务”，以便让他们的追随者了解最新情况。51

周末紧张形势进一步升级。传言四起，说是可能发生暴力事件。一家极右翼报纸气势汹汹地表示，如果希特勒被判有罪，就会发生严重事件。“如果把一批冒着生命危险捍卫德国荣誉的爱国者判为有罪，那么会激起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法官奈德哈德收到了一封由一位名叫卡尔·布拉斯勒的纳粹分子从附近的奥格斯堡镇发来的威胁性电报，告诉他：“奥格斯堡的纳粹党人和种族主义活动人士发出如下警告：他们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和激情共同反对把我们的领袖判为有罪。”（布拉斯勒后因威胁他人被告上法庭。52）

警察和国防军又有一种四面受敌的感觉，于是加强了陆军学校四周的守卫力量。一支骑警队伍（此为控制人群的一种有效力量）严阵以待。周末部队驻扎在兵营里待命，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53陆军学校附近严禁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据《纽约时报》报道：“警察到处处于戒备状态……啤酒馆里有人在谴责德意志共和国——在本周指的是动荡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它的每一根神经都因为兴奋而绷得紧紧的；全城都在等待着法庭裁决。”54

在本来就难以意料的城市氛围中又传来一条小型的爆炸性新闻：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三人已经溜走。据未经完全证实的报道披露（刊登在慕尼黑各家报纸上），执政三雄已经急匆匆离开了近来让他们很不愉快的是非之地。有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去了意大利；有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前往希腊的科孚岛。55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出走的目的都是为了Erholung——在德语里Erholung的意思是“修养，重新恢复健康”。56当然，执政三雄没有出逃的任何理由，即便当时他们正在接受叛国罪的调查。因为他们仍然是自由的人。但是他们逃离慕尼黑反而使得他们显得确实有罪，使得希特勒的胜利光环显得更加夺目。“还有比这更心虚有愧的吗？”《民族信使报》在一篇谴责执政三雄“出逃”的令人读来透不过气的社论中这样质问道。这家报纸还感叹道：“神通广大（的卡尔）却落得如此下场！”（卡尔的真正下场10年后终于到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卡尔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被砍杀于达豪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

4月1日，星期二上午，随着骑警大批出动，陆军学校看上去又像是一个武装营地。在用有刺铁丝网竖起的警戒线附近聚集了一群人，但是没有人将他们赶走。他们像平时一样聚集在那里等待迎接鲁登道夫。随后，鲁登道夫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从他的别墅开到了慕尼黑市边缘地区。希特勒以及以其他囚犯在陆军学校二楼敞门的“牢房”里一听见欢呼声就知道战争英雄到来了。在审判期间，鲁登道夫的轿车上第一次飘扬起黑白红三角旗，那是他忠于民族主义事业的标志。57

今天，也是第一次，鲁登道夫身着全副戎装亮相，头戴尖顶头盔，胸前佩戴着一生中荣获的各种勋章。他又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位军需总督。除了希特勒和弗里克以外，其他被告一律身穿戎装。希特勒穿着他那件双排扣长礼服，胸前佩戴铁十字勋章。弗里克穿着一件高领、下摆裁成圆角的服装，像是准备参加婚礼。在进入法庭之前，全体被告于9点半聚集在了陆军学校后门台阶上。已成为希特勒私人摄影师的海恩里希·霍夫曼劝说被告众人摆好姿势照相。照片里只有九名被告，帕纳没有现身。鲁登道夫摆出的姿势中规中矩，一把佩刀立在礼服前面，活像一根手杖，双下巴齐整地缩拢在高领之上。58希特勒身披室外摄影时必用的那件褐色雨衣，一只手里拿着宽边软帽，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略微朝前站立着（那是当时流行的典型摆拍姿势）。尽管这一天可能听到好消息，但是他们的脸上都不带微笑，因为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照相习俗。

法庭上的情景既体现出焦急等待的心情，又表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当时法庭里挤满了观众，新闻记者必须用力往前冲才能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许多女士为被告们送来了硕大的花束。鲁登道夫走进老旧的军官住宿处时，“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所有人一同起立，表示敬意”。一位记者这样写道。59

法官奈德哈德头戴高大的贝雷帽，引领法官们各自入座，然后便开始当庭宣判裁定结果。奈德哈德宣判道：阿道夫·希特勒犯有叛国罪。法官奈德哈德面对不满情绪和各种威胁毫不畏惧，判处希特勒五年“要塞监禁”。这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早已经历过的“不剥夺荣誉的监禁”如出一辙。同时希特勒还被处以200金马克罚款。克里贝尔、韦伯和帕纳被判处同样的刑罚。

罪行较轻的犯人罗姆、布鲁克纳、佩尔纳、瓦格纳和弗里克被判煽动叛国罪，而非叛国罪，处以十五个月监禁，立即获得假释。另外，每人还被处以100金马克罚款。

“可恶！”观众席上有些人高声叫喊道，“简直是丑闻！”但是奈德哈德很快以对鲁登道夫的宣判使他们肃静下来。鲁登道夫曾经全力支持暴动，而且也参与领导向音乐厅广场的毁灭性进军行动，结果却被判无罪。他是个自由人。在一片表示赞同的喃喃低语声中，有几位观众高呼：“鲁登道夫万岁！”

法官奈德哈德接下来又使众人大吃一惊：希特勒及其被告同党六个月后可以获得假释。

同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一样，法官奈德哈德也感到有必要为那些被他送进监狱的罪重犯人唱赞歌美言几句。他们的所作所为肯定有错，但是他们的意愿却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出于“最高尚无私的动机”，体现出“纯粹的爱国精神”。所以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他们处以最低刑罚。

随着这一令人惊叹的理由完全得到理解，还有一个微妙的事情需要处理：如何解释《共和国保护法》第九条？该条法律规定：“（犯有叛国罪的）外国人应驱逐出境。”60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显然适用。作为奥地利人的希特勒四天前在其最后雄辩陈词中明确恳求道：“不要动用第九条！”他毫不避讳地提醒法庭：四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军人在法国领土上参战，在那里“我怀着炽热的爱细数每一小时的时光，直到我可以返回”祖国。希特勒认为，只有“劣等民族”才会驱逐偶然冒犯民意的“铁人”。希特勒声称，如果将他驱逐出境，就会使未来的学童“脸上带着火辣辣的耻辱感”读到德国历史上这一不光彩的一页。

奈德哈德听到，并且也格外留心希特勒所讲的话语。“希特勒把自己视为德国人，”这位法官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九条不适用于像希特勒那样具有德国人思维和感觉的人。四年半以前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中服役，因面对敌人时表现勇敢屡获殊荣，而且还负过伤，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61

判决结果是：不将希特勒驱逐出境。服刑时间不长，不上诉。在1919年血腥动乱中作为简易法院而成立的人民法院不准备上诉。此外，他们正处于停业的处境当中。

审判结束了。突然之间，法庭上下变得一片肃静。但见鲁登道夫站起身来，完全是一副军人派头，昂首挺胸，腰背笔直，双唇气得微微抖动，进而谴责对自己的无罪裁决。“我认为这一判决对我的军服和军功章是一种耻辱和侮辱！”话音刚落，法庭里欢腾雀跃，响起一片“嗨尔”欢呼声。

有关法庭裁定的消息好像甩出的清脆鞭声响彻慕尼黑。有些人只听到第一部分内容——判处希特勒五年监禁！——继而满腔怒火。但是不久第二部分内容传来——仅仅关押六个月！——情绪猛然间又转怒为喜。报童手里的号外版报纸被纷纷抢去。11岁的慕尼黑少年奥托·格里施内德在当天去面包店和牛奶店的途中注意到大人们的欢声笑语。“我至今还能听到人们在了解到希特勒的‘判决’结果时爆发出的欢呼喝彩声，尽管我当时并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事隔多年以后他这样写道。62

法庭外面出现了混乱情况。在距陆军学校有一街区之隔的地方聚集起来的人群遭骑警袭击，数人受伤。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在大楼前面齐声欢呼。他们的欢呼声在陆军学校里即使关着窗户都能听见。此时，希特勒的政治直觉立即被激发起来，他迅速找到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面带微笑向大街上的那些崇拜者频频挥手。他们挥动着鲜花向他致意，这是胜利的时刻。

但是巴伐利亚州和整个德国都是输家。除了极右势力以外，大多数记者均谴责对希特勒及其他暴动领导人做出的那种轻微责骂式的裁决结果，称其为丑闻。“简直同宣判无罪一样。”一家报纸这样评述道。奈德哈德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令德国司法系统极为难堪。“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审判。”具有强烈亲巴伐利亚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日报《巴伐利亚日报》这样写道。“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民族主义者鼓动性群众聚会。”63《柏林日报》宣称，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已经“倒闭”。64《纽约时报》报道说：“整个慕尼黑都在暗笑这次裁定结果，将其视为愚人节的绝佳玩笑。”65多年后有位论者将法官奈德哈德称为“完全相反的彼拉多（彼拉多是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因为他把有罪之人判为无罪”66。

对鲁登道夫的免罪判决同对希特勒的轻判一样，使人失望沮丧。这位老将军在国外的知名度更高，特别是在像反应非常强烈的法国那种昔日对手中间。《时代报》指出，判决鲁登道夫无罪表明德国还存在着复仇主义渴望。67甚至法官奈德哈德也对判决鲁登道夫无罪感到有些懊悔。审判结束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丁·德里泽，资历较浅的州检察官在走廊里遇到了法官奈德哈德，问他为什么释放鲁登道夫。“当时我认为他犯有叛国罪，”奈德哈德解释说（据德里泽这样披露），“但是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一致赞成无罪释放，所以我也就顺从了他们。”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喜欢希特勒，认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有罪，差一点阻止将希特勒判处五年监禁。但是奈德哈德警告他们说，若将希特勒无罪释放定会引起一场争吵，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被带到莱比锡州立法院，这是巴伐利亚人竭力要避免出现的情况。为了说服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接受对希特勒判处五年监禁（每次定罪，奈德哈德必须征得五个陪审员中的四人同意），他不得不许诺同意希特勒在六个月后获得假释。

在整个德国，希特勒声名大震，因为他在审判中扭转了局面，将巴伐利亚州最高级别的将军赶出了法庭，在唇枪舌剑中彻底击败巴伐利亚州政界的对手，使纳粹党在全国扬名立万。纳粹党能否在希特勒离党服刑的六个月里继续存在下去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并非许多人都可以说他们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信。希特勒把法庭被告席当成了啤酒馆演讲台，还拥有了一批全国（和国际）听众。

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的崛起，以前许多态度不明朗的骑墙派人士现在也从新的视角看待极右思潮。希特勒的狼藉名声在竞争激烈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政治团体中也成为一种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号召力量。在巴伐利亚这样的团体至少有50个。许多德国右翼人士在一些问题上同纳粹党人的观点不一致，比如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着反犹太主义立场，以及强烈的德国国民性意识。

在鲁尔区的赖特镇（距慕尼黑西北400英里），有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民族主义者每天都阅读有关希特勒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满怀热情，把有关感想写进了他的日记中。“我正忙于了解希特勒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主义、犹太人问题、基督教、未来的德国……希特勒触及了许多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这位年轻人开始根据希特勒的演讲想象希特勒一定会是什么样的人。“希特勒让人觉得潇洒自如之处就是正直率真性情的投入体现，”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为德国人民带来了新的信念。我正在阅读他的演讲词，我要在他的激励鼓舞下树雄心，立壮志。……只有希特勒能够不断地影响我。希特勒算不上才智超群，但是他那种令人惊叹的活力锐气，他的精力和热情，他的德国人情感非比寻常。”68

由于受到本次法庭审判和新闻报道的影响，这位年轻人很快走上了使他着迷的希特勒思想政治道路。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戈培尔。

【注释】

[1] 米迦勒是《圣经》中的天使，其标准形象为右手持剑，左手持秤。——译者注

[2] 也译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