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特勒的审判在第一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这位主要被告将诉讼过程搞得天翻地覆，使执政三雄成为他在精神上（即使不是事实上）的共同被告。站在专注倾听的众人面前，希特勒已经判决他们有罪——罪在与他观点相同，愿望相同，一起参与策划了暴动。
他把敌人批得焦头烂额，猛烈抨击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基础，并且表示他领导的暴动有其被迫发生的理由。在审判第一天，希特勒已经按着自己的需要设定了反击范围，明确阐述他所领导的运动动机的纯洁性，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一心想当英雄的无私领导者，而非叛徒。自从那个11月的夜晚在市民啤酒馆里取得短暂胜利以来，希特勒肯定是第一次感觉到面对广大公众发表激情演讲时才有的那种兴奋的陶醉心情。这无疑是一次复活。他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他自己表明，他仍然宝刀在握，不可小觑。
接下来，执政三雄在暴动过程中的罪责问题开始成为审判的重点。法庭诉讼也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人们了解到战后处于混乱状态的国防军军事使命不明确的情况，了解到极右民族主义者如何颇为轻视魏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和议会。在以后几周里，有关证词还将揭示出前所未知的旨在推翻德国民主制度的更大阴谋。
眼下希特勒可以堂而皇之地扮演交叉询问员、演讲者和独角演员的角色。在没有遭到法官奈德哈德反对的情况下，希特勒表现得更像一位律师，而非被告。他时而手舞足蹈地提出问题，时而打断别人的陈述，以期增加别人的证词。根据德国诉讼法，被告几乎可以随意质问证人，但是被告提出的问题由法官来掌控，法官有权裁定言语行为属于越轨表现。法官奈德哈德只是在希特勒出言不逊侮辱他人时进行了干涉，此外少有裁定越轨表现的时候。后来即使他提出的警告也遭到希特勒粗暴的漠视。
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希特勒和法庭上的每个人重温了三名关键被告亲自讲述的1923年11月8日和9日那两天暴动事件之前的准备情况。这三位重要被告是：武器精良的高地联盟准军事组织首领韦伯博士、慕尼黑前警察局局长恩斯特·帕纳、战斗联盟军事指挥官克里贝尔。在对外保密的开庭审理过程中，韦伯和克里贝尔首次讲述了国防军、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各股准军事组织之间所展开的密切合作与秘密训练情况（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例如，韦伯举例说明了“以前从未面对过的敌人炮火”的新兵重点操练情况。他透露说，实弹“神枪手射击”训练至少每周举行三次，都是在国防军军官的指挥下“进行训练。希特勒也参与进来”。这样就巧妙地暗示政府方面也卷入到他领导的暴动行动中，强调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训练他手下的纳粹冲锋队一事，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都牵扯了进来。希特勒说自去年10月以后，“我们的部队就在（国防军）兵营进行强化训练，不是为了守卫边境，而仅仅是为了发动进攻，包括训练向北进军不可缺少的所有技术环节”。希特勒还说，他手下的部队通常都是夜间训练，或者在工作之余进行训练，经常穿着国防军制服或者是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制服。所有这种活动均处在洛索要求进入“最高备战状态”而下令举行演习操练的大背景下。希特勒表示，那种压力是促使他举行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已不再可能把日夜奔向兵营，一心只想打仗的那些人拉回来。”1
韦伯、帕纳和克里贝尔各自均为有时变得恶毒的审判氛围增添了一份诅咒。韦伯交代说，暴动一开始他便下令一队他手下的准军事组织成员“阻止那些东方犹太人——外族寄生虫们带着全部外币仓皇逃跑”。当时这项命令从未被执行过，在暴动当晚没有接到有人出逃的报告。这些情况无关审判宏旨。只是命令本身如同暴动当天夜晚彻底搜查抓捕那些姓名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质一事那样，反映出纳粹党及战斗同盟迫不及待地推行疯狂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的真实面目。
帕纳留着毛茸茸的蓬松发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表情严肃，在法庭上表现得更为强势。他在证词中谴责1918年革命，称其为“针对全体德国人民的叛国行为”。他还说这种叛国行为是那些“受国际犹太人共济会驱使的异族人士所为”，其结果为世人所不齿：德国高官们“突然之间在犹太人面前扑倒在地，连滚带爬，称犹太人为‘阁下’”。帕纳的陈述坦率直白，令人深感震惊，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毫不犹豫地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最高政治领导层一直在密谋推翻柏林政府。“如果你们指控我犯有叛国罪，那么在过去五年里我们一直干着叛国这件事。”他的话音刚落，法庭里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克里贝尔这位强硬的战斗联盟军事首领也讲述了自己在暴动中所担当的角色。但是他又回忆说，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使他走上了右翼民族主义道路。一战快要结束时，克里贝尔是一名必须在西班牙斯帕市的停火委员会工作的德国军官。他回忆说，那时他成了可以想象到的“最粗野下流的羞辱行为”的攻击目标。他描述了停火问题解决后德国代表团离开时的情景。他回忆说：“一伙喝得醉醺醺、怒气冲天的人向我们扔石头，毫不留情地咒骂我们。”克里贝尔见此情景，将身体探出火车窗外，向那些羞辱作弄他的人挥舞着拳头。在不知道他所讲的话有多灵验的情况下，他高喊道：“再见！过不了几年我们还会见到你们。”
克里贝尔谈到了暴动那个漫长夜晚和第二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尤其当他谈到最后向音乐厅广场行进的情景时，他原本躁动不安的证词中更加充满了感情色彩。克里贝尔当时同希特勒，还有那位后来被枪击身亡的舒伯纳-里希特走在第一排。“克里贝尔上校断断续续地讲述暴动细节时，在法庭里都能听见深深的呼吸声，”有位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一位被告律师站起身来，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谋杀’。任何人甚至包括主审法官或检察官在内都没有提出异议。”
希特勒证词中那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表述范围，再加上克里贝尔的愤怒陈说，到审判第三天已使一些现场目击者不禁在想整个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法庭现场无人对传说中的被告的叛国行为留下什么印象。“如果公开审理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听一些反法、反比利时演讲，那么这个诉讼过程肯定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伦敦《泰晤士报》抱怨道。2
克里贝尔出人意料地使法庭审判上出现了最令人难忘的激动时刻。然而还是希特勒再次抓住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当时副检察官埃哈德要求他“简要解释一下”他是如何策划大规模进军柏林行动的。衣食、住宿等诸如此类的后勤保障如何解决？进军在外交政策上又具有哪些意义？
希特勒这位明星被告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他的答复中以其希特勒式的典型探究演讲方式，就对外政策、世界历史和叛国罪等方面的问题滔滔不绝，大发了一番议论。他的“回答”不间断地持续了22分钟，首先猛烈抨击了英国在历史上推行过的“权力平衡”政治理论和法国企图称霸欧洲的勃勃野心。“法国只想瓦解德国，以达到其称霸目的。”在希特勒看来，法国是德国以血相溅的最终敌人。3他在审判第一天的激昂演讲中已经说过：“我宁可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吊死在路灯柱上，也不愿意在法国统治下快乐地生活。”4
希特勒对法国的猛烈抨击只是一个跳板；他随后又回顾了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国起义”，讲述了19世纪末德国发生的俾斯麦“革命”有多么伟大。他还描绘了由他策划的进军柏林行动而引发的“全国起义”的辉煌图景。“在慕尼黑、纽伦堡和拜罗伊特，会出现难以形容的快乐场面，热情的浪潮席卷全国，”希特勒振振有词地讲道，人民大众将会看到，“德国的苦难即将结束，只有通过起义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再次抨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人问我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德国不是依靠大多数人的决定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历史名人的意志和决策建立起来的，而且经常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德国是英雄（俾斯麦）缔造的，绝不是大多数人缔造的。”
希特勒坚守对于重复、重复、再重复具有强大影响说服力的坚定信念，以叛国罪为议题，重申他此前表示过的观点：“叛国罪是唯一惩罚失败的罪行。”作为一个反面实例，他再次提到了俾斯麦。“在左翼人士看来，俾斯麦犯了叛国罪，发动了政变。”希特勒侃侃而谈，“当俾斯麦解散议会时，《法兰克福报》称之为叛国行为……俾斯麦的叛国行为后来变得合法化了，因为由他创建了德意志帝国。1918年的叛国行为从未变得合法化，他留给德意志帝国的只有苦难。”
上述论断也许经不起仔细的历史检验，但是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言，不同凡响。希特勒又在驾轻就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唤起了自己对于暴动企图所怀有的一种伟大豪迈的感觉。他甚至开始粉饰那场暴动的失败，为他以后打造的个人传奇埋下了伏笔。“我认为我们当时就要改变德国的命运，可是后来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有时命运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干预。当我观察如今的发展势态时，我得出结论是：更多的世事已成过眼云烟，也许这是一件好事。”上面这句话比较早的暗示出在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在德国追求权力的问题上，希特勒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在这种即兴演讲的过程中，希特勒也不会放弃从时代的角度进行功过评判的机会。“你们不要以为这次审判会搞垮我们，”希特勒在法庭上这样说道，“你们当然可以把我们关起来，但是德国的人民大众不愿意搞垮我们。我们的监狱也将会打开大门，到时候会让被告变成原告。……未来的人们将会宣告我们无罪，并且认为只有我们才有勇气奋起反抗（1918年）仍在继续不改的叛国行为。”希特勒把话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开始对他的宿敌卡尔展开猛烈抨击。“如果让他当政，那就是一种灾难。”他最后说。
希特勒在怒气冲冲地大发议论的同时，可能已经气喘吁吁了。他刚一把话讲完，副检察官埃哈德便说道：“我只想问希特勒一个不算过激的实际问题。”
“我没有故意冒犯你。”希特勒说。
埃哈德：请你原谅——我甚至并不认为有人冒犯我。我要说的意思是，也许没有必要以这样论战的方式回答问题。
希特勒：根本不是这样。不过我的气质秉性与州检察官有些不同。
埃哈德：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件好事。5
他们之间的对话只字未提衣食住宿，也未提及问题涉及的后勤保障环节。首席检察官施滕格莱因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在证词是否切题的问题上，法官没有一点责备的表示。至于谁站在台上掌控着法庭审判进程，人们一刻也没有表示质疑。这次审判实际上变成了希特勒在政治上亮相走秀的机会。“希特勒向众人亮出了他作为下一个俾斯麦的名片，”德国一家新闻社这样评论，“而且猛踹了卡尔先生几脚。”6
与此同时，那些被告律师也纷纷屈尊利用这次诉讼机会在律师事务方面故作哗众取宠姿态，引起审判现场众人颇为不悦。一位名叫卡尔·科尔的律师气势汹汹地无端侮辱施滕格莱因，声称如果这位首席检察官认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没有参与暴动，他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无关痛痒，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却近乎对个人的严重冒犯。虽然后来科尔被迫收回自己说过的话，但是施滕格莱因却没有忘记受到的怠慢。
除了希特勒的证词外，最让人热切期待的莫过于鲁登道夫将军的出庭。在检察官把希特勒称为那次暴动的“灵魂人物”之前，有些人认为鲁登道夫在政治地位及象征意义上与希特勒不分伯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鲁登道夫毕竟（同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一道）担任过统帅所有德国军队的司令官。尽管在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精神崩溃，逃离了战争，他仍被广泛视为德军往日荣耀风采的化身。有些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和《柏林日报》在大标题中称这次审判为“鲁登道夫-希特勒审判”。然而鲁登道夫在这幕好戏中的地位已是摇摇欲坠。有传言说，在最高层可能早已达成了协议，一定要宣布这位英雄无罪。希特勒显然已经崭露头角，既是被告名人，又是在审罪行的主要组织策划者。眼下这位正在衰老的将军终于有机会向众人表明他在民族主义者政变阵营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尽管鲁登道夫只有58岁，但是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
鲁登道夫那辆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星期四当天陷在了雪地里。因此把他出庭作证的日期改在星期五，在法庭上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鲁登道夫以军人的强硬语气一连讲了将近三个小时。7但是他讲的内容漫无边际，又是读信，又是引用俾斯麦的话语；既讲述莱茵兰地区的分裂主义趋势，又细说了他朝思暮想的复辟君主制一事。后来他又专门谈到他认为是天主教会对德国的近乎出卖一事。鲁登道夫还无缘无故地冒犯天主教占有优势地位的巴伐利亚州，证明他是站在证人席上的最危险人物。巴伐利亚人早就怀疑鲁登道夫对德国南部的事务不感兴趣（因为他是来自北方的普鲁士移民）。这一回便感到自己的种种怀疑得到了证实。8
更为不妙的是，有些人甚至怀疑鲁登道夫是否同现实已经失去了联系；他那种漫无边际的讲话听起来给人以老迈昏庸之感。他矢口否认在发生暴动那天夜晚事先知道任何有关情况，只是说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是极为被动的角色。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鲁登道夫了解暴动详情。9（后来鲁登道夫甚至声称“希特勒误导了我，欺骗了我”，并称这位纳粹领导人“只不过是就会使用标语口号的冒险家”。10）“鲁登道夫看上去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鲁登道夫从未这样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已是一位垂暮老者了。”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创办发行的报纸《前进报》不失时机地公开痛责这位将军“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同战争期间那些目光敏锐的下属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并无二致，即‘愚蠢的军官学员’”。11希特勒虽然在开庭第一天的演讲中出于政治上的精明考虑热情称赞了鲁登道夫（“我崇拜他”），然而上述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也不会使希特勒感到懊恼。希特勒这位“狂热分子”已经在想方设法疏远那位反复无常的老将军了。
法庭审判本身也有几个非比寻常的小插曲。在第一周里，几位辩护律师同新闻界代表的外界展开了一轮象征性的斗争。第一位律师向法官奈德哈德抱怨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München-Augsburger Abendzeitung）错误地报道了律师在举行秘密审判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这家报纸写道，虽然各名被告一心要避免通过公开审判的形式危及国家机密，“辩护律师们却不这样看”，因为他们强烈抵制全部进行秘密审判的做法。“我以在此的全部律师的名义表示抗议。”那位律师气鼓鼓地说道。他还列举了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Völkischer Kurier）上刊登的一篇根据匿名人员提供的情况所写的报道。文章写道：
有人对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我乘坐有轨电车恰巧坐在两位素描画家旁边。我在法庭上特别留意过他们，因为当时这两个人发出了讥笑的声音。他们都在向对方展示着自己画的素描。其中一位看上去像是保加利亚人或匈牙利人，总之像是典型的斯拉夫人，展示着一幅三角形漫画，上面画的是一位非专业法官。另一位是个犹太人，得意扬扬地展示着一幅着实令人作呕的鲁登道夫漫画。画面上的鲁登道夫看上去心烦意乱，面容憔悴，两眼充满恐惧地呆望着前方，活像一个受惊的小动物。”
那位律师要求法官奈德哈德禁止“这样的人”报道这次法庭审判。奈德哈德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将这种人请出现场。”法官说道。
但是那位律师没有就此罢休，他还要把矛头指向国外新闻界。据他披露，有一家外国报纸报道说，被告们好像对于自己遭到的指控并不在乎，只是“装腔作势”。他补充说：“被告都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他们以最纯洁的动机体现着一个神圣的理想。当然，他们不会揪着头发、撕开衣服走进法庭。在德国法庭上，我们应该严厉禁止国外报刊这样粗暴地对待被告。”鲁登道夫的律师非常反感《纽约先驱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以大字标题称鲁登道夫将军为“啤酒馆革命的领袖”。这位律师也要求法官禁止“如此滥用来访者的权力”。
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对此忍无可忍。他也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一家报纸声称，在希特勒先生发表抗辩声明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非常严肃，只有州检察官除外，他脸上一直带着屈尊的微笑。那完全不符合事实。对于州检察官在希特勒发言时表现不得体这样的说法，我表示反对。”12
律师这样的胡言乱语突出体现了审判希特勒所有的政治化性质，也体现了报纸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生活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希特勒一同组织参与暴动的被告对于暴动过程的陈述不尽相同，但是全都齐整划一地符合希特勒在开庭审判第一天所设定的基本框架。每一名被告都强调这次政变企图树立的好高骛远的目标，大唱爱国主义高调，同希特勒声称的拯救德国论调一脉相承。他们还详尽地讲述了希特勒有时提出的“用刀剑”从事政治活动的模糊暗示。在暴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的希特勒突击队首领威廉·布鲁克纳站在证人席上怒气冲冲地高声叫道，“德国需要那些对祖国怀有炽烈的爱，对敌人怀有极大仇恨的人”，他们也愿意使用暴力手段，就像鲁尔地区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一样，由消极抵抗转为积极抵抗。13
控方势单力薄，而希特勒这边则有10名被告，11名律师。14另外还有名人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相反，控方只有两人：施滕格莱因和埃哈德。即使他们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两位律师看上去也是毫无锋芒，政治上中立，手段软弱。例如，施滕格莱因从未对被告宣传性的证词长度或内容提出过异议。
拥有九名共同被告和一屋子唠叨饶舌的律师，这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个很大的优势，他不必凡事都亲自费力应对。在审判过程中，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他的律师劳伦兹·罗德，提出了法律上的第一个挑战——正式要求逮捕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而是布鲁克纳的律师科尔首先出击。本来法庭气氛已经因为执政三雄在酝酿暴动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变得紧张起来。科尔提出“立即逮捕”这三个人，使得法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科尔是法庭上最具锋芒的人物之一，又因为报纸上经常提到他身体肥胖，所以他也是法庭上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他身材不高，古板迟缓，双眼低垂，就连胡须也是向下微垂，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尊小加农炮。“被告已将重炮安排到位。”《慕尼黑邮报》这样写道，并没有多少开玩笑的意思。15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一直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开展密切合作，这一点到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他们也得到慕尼黑市警察局（所谓蓝衣警察，因其蓝色制服而得名）的庇护，这一点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帕纳的前首席政治顾问，现在沦为被告的威廉·弗里克出面作证，才使事实大白于天下。弗里克和帕纳在1919年至1922年间执掌着慕尼黑市警方大权。有了强大的政治后台，慕尼黑市警察局才可以在扶植刚刚兴起的纳粹运动方面发挥着秘密作用。“本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1919年和1920年把它镇压下去，”弗里克说道，“但是我们认识到不应该把这个小小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纳粹党人那里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弗里克侃侃而谈，听上去好像是希特勒的演讲词撰稿人（如果希特勒真有一位的话）。同希特勒一样，慕尼黑警方的这两位掌门人看到马克思主义大潮席卷劳工运动时，便决心消除这股大潮的影响，把工人们拉进民族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保护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和希特勒先生。”弗里克坦白地说道。16
随着暴动计划的展开，弗里克和帕纳接到的任务是控制警察机关。但是他们最终在警察指挥部被捕。法官奈德哈德提出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弗里克事先得到消息并在暴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此，弗里克闪烁其词，支吾遮掩，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所有这一切似乎并未使希特勒大伤脑筋。他后来任命弗里克为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为纳粹政权犯下了累累罪行。
到了审判第二周，改建的陆军学校法庭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法官奈德哈德对于胡言乱语，对于有时出现的恶意旁敲侧击听之任之，不加阻挡，因而引起不满。“人们感到一场雷雨即将来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上的一个新闻栏目这样评论道。巴黎《时代报》甚至把法庭上的气氛形容为“雨暴风狂”。17《纽约时报》写道，有些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们“称这次审判是有史以来在德国举行的最丑恶可耻的审判”。18
政府部门也开始变得忐忑不安。在希特勒的猛烈抨击迫使他们采取守势以后，3月4日，他们召开了巴伐利亚部长会议（实际上就是政府内阁），会上不少人紧张焦虑得直搓手。让他们感到失望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奈德哈德在法庭上的表现。他成了与会部长们嘲笑抱怨的对象。内务（警务）部长弗朗茨·施维耶博士说，他不断收到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投诉，抱怨法官对于法庭上一些人诽谤他们的行为不加制止。有位部长指出，奈德哈德曾经说过鲁登道夫是德国培养出的最优秀人物，不由得使人猜想这位法官要宣布鲁登道夫无罪。还有一位部长表示，显而易见“这位法官有失公正”。有人指出，被告正在享有过多的自由。他们的房间总是敞开着，伙食讲究，每天在庭院里自由活动两个小时，还可以随时接待来访客人。韦伯甚至还享受过“周日度假”待遇，在慕尼黑市里周游一天。最后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承认他同奈德哈德会见过几次，并且知道人们对于他允许希特勒“连续发言数小时”19感到不安。（尽管古特纳对这次审判持有保留意见，他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还是做了希特勒的司法部长。）
与此同时，这次审判正在变成令人不可意料的冒险活动。在审判进行到第二周的星期四时，《福斯日报》写道：“发自希特勒-鲁登道夫审判法庭上的报道读起来好像是分期连载的长篇小说。”20这家报纸有所不知，在几个小时之内审判过程又将富有戏剧性地进一步陷入低谷，人们一直被压抑着的情绪突然间爆发出来。好战的律师科尔又成为此次事件的煽动者。科尔当时针对检察官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在涉及另一个诉讼委托人的案件中滥发逮捕证的做法颇有怨言。21他指责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对“疯狂抓捕活动”情有独钟。这一下让施滕格莱因无可容忍。他暴跳如雷，使审判过程暂停下来。“在这次审判过程中，我三番五次成为恶意中伤的目标，有时简直是人身攻击。”他几乎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这样说道，“我始终控制着自己的反应，千方百计使审判过程严肃地顺利进行。我极力避免说话带刺，伤害别人。可是我受够了！今天你们也太过分了。……从今往后我绝不参与使我的个人荣誉不断受到如此攻击的法庭审判了。埃哈德先生，请你主持法庭审判吧。”
施滕格莱因怒气冲冲地大踏步走出了法庭。当施滕格莱因从面前走过时，科尔讥笑道：“能接替你任州检察官职位的人多得是。”22
“太过分了！”法官奈德哈德气急败坏地说道。甚感难堪的审判长把审判延至第二天继续开庭。
施滕格莱因的过激行动立即成为头版新闻。“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突然中止。”《福斯日报》头版新闻报道宣称。“你们太过分了。”这家报纸的专栏作者以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境外报纸也在关注此事。他们认为检察官愤然离去表明，奈德哈德控制审判现场的能力有限，并将其视为德国司法系统的有失颜面的日子。显然审判长没有控制住审判现场，也缺乏镇住个性很强之人的信心和能力。年轻的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对施滕格莱因的举动大吃一惊。他认为那是一种战术上的失误。“他应该猛拍桌子，对法官大声呵斥，”埃哈德说道，“不过他很可能在冲突中落败。”23
第二天律师科尔赔礼道歉（略作表示），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又回来主持审判。人们又可以再度关注下面这个审判核心问题：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暴动阴谋中究竟被卷入多深？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原计划持续两周，现在看来要进入第三周了，主要是回答上述问题。
希特勒采取的以有效进攻为最佳防守的策略正在奏效。他白天站在法庭前面小小的被告席上四处张望，每天晚上在简陋的军官学员房间里阅读大量有关他的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希特勒可以看出事情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连续两周大张旗鼓地指责和揭露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已经极大地赢得了新闻团体和公众舆论的信任。检察官施滕格莱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周末，众人期待的堤坝终于决口了。施滕格莱因宣布因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涉嫌犯有叛国罪，决定对他们三人进行调查。法庭审判已经正式变成慕尼黑一家报纸后来所说的“两种不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较量，一方是以卡尔为核心的老派民族主义者；另一方是以备受崇拜、上帝派来的领导者为核心的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新派年轻民族主义者”。24接受调查的执政三雄原本在镇压希特勒暴动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望出示针对希特勒最为不利的定罪证据，以其誓言、制服和责任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但是眼下他们却可能面临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这使得检察官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困境：他刚刚开始调查其犯罪行为的这三个人却是他此前传唤来的证人。正如一家报纸后来在那一周内以大字标题描述的那样，这是“一场奇怪的审判”。
3月10日，星期一，即在审判进行到关键第三周的第一天，每个人都欣喜地发现天气转暖，积雪消融。25然而即使春天在招手，法庭审判也很有可能因执政三雄陈述的对抗性证词而变得昏天黑地。无论他们讲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会对政府的权威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对巴伐利亚州在德国公众中的声誉以及对他们自己也会产生好坏不一的影响。他们的现场表现如何，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此人正坐在那里察言观色，了解动向，伺机猛扑，将他们逼入困境。此时法庭审判已经变成一场高风险的“抓把柄”游戏，其政治意义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执政三雄在希特勒布下的共同犯罪之网里陷得越深，希特勒的行市涨得就越高。
洛索首先到法庭陈述证词。他是一位腰背挺直的典型德国军官，年龄56岁，头发稀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出生于巴伐利亚，然而在风度举止上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普鲁士军官。由于受暴动影响，他被革除了军职。这位从前的国防军指挥官到庭时身穿简朴的黑衣长礼服，未穿官方戎装画像中显示的那样饰有宽肩带、佩戴勋章的华丽军装。
尽管洛索是一位中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东线和西线战场度过，远离大屠杀行动。他曾经担任德国驻土耳其首席军事代表，协助土耳其成功抵御同盟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与经过战争磨炼的冷酷粗鲁军官（比如克里贝尔）不同，洛索在外交和谈判方面经验丰富，手段高明。他毫不惧怕证人席，毫不惧怕希特勒。
洛索径直走向站式讲台（他自己要求过。大部分证人都坐在法官席前的一张小桌旁），把一份厚厚的手稿啪的一声放在讲台上。他前来打一场硬仗。洛索是风度优雅、训练有素的军官阶层化身，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对那位军人暴发户表示愤慨。洛索此次出庭有大事要办：他一定要使自己免入牢狱，还要让希特勒继续身陷狱中。
洛索总共陈述近六个小时。“如果有人从别的星球来到法庭上……他一定会认为洛索就是手握发光利剑的圣米迦勒[1]。”对鲁登道夫颇有好感的《德意志新闻》这样写道，“他左劈右刺。……我们很快就吃惊地发现这位将军粗暴固执的口气并没有吓着审判长。”26其他报刊突出报道了洛索傲慢好战的陈述风格。“他的法庭陈述声音洪亮，显得急躁，有时很有说服力。他的证词很有针对性。”一家报纸这样报道说。他满有信心地把左手插在衣袋里，慢慢转过身来面对听众，像是一位老练的演讲家。讲到紧要之处，他便训练有素地挥一挥右手，以示强调。27另一家报纸写道：“作为一名同希特勒唱对手戏的主角，他的表现堪称精彩绝伦！”28
洛索强烈否认对进军柏林感兴趣，他说那是“小孩子把戏”，有可能引来法国和捷克军队出兵进犯。他曾预言，一大批缺乏有效后勤保障（衣食、住宿）、准备又不充分的武装人员很快就会变成一帮鱼肉当地百姓的窃贼。29
洛索承认一开始他同希特勒的关系不错。洛索回忆说，当他们在1923年初首次见面时，这位纳粹领导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那种印象不久便消失了。“我注意到他在所有重要演讲中一直反复说着同样的内容。其中有些内容已经为所有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充分理解。还有一部分内容只能说明他完全脱离了现实，对于哪些是切实可行的事情也缺乏了解。”30这位将军认为，希特勒的“动力就是野心”。他的弊病在于“爱国主义热情过高”，跟他理论毫无用处。“在谈话过程中，只有他一个人讲个不停，很难听得进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对他不起任何作用。”
洛索表示希特勒还是一个骗子，讲过许多谎话。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列举希特勒在1923年说过的一番话。当时洛索违抗命令，没有因《人民观察家报》中伤泽克特的妻子就将其查封。希特勒对一家报纸说，他第一次看到我“人性的一面”，洛索回忆道。“希特勒声称他保证支持我。他表示向我（没有向其他任何人）郑重承诺不会举行暴动，他会在同柏林的斗争中支持我。”至于有人认为希特勒后来会突然对洛索产生了亲如一家人的感觉，这里将军以嘲笑的口吻说道：“希特勒……对‘残忍’这个词情有独钟。我从没听过他使用过‘多愁善感’这个词。整个说法都是事后编造的。”
希特勒声称洛索和执政三雄中的其余两人在暴动之夜违背了他们的郑重承诺。对此洛索坚决否认，并表示“是希特勒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才导致了目前的审判局面。一位记者写道，这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就连坐在大部分听众席上的被告同党也默不作声。希特勒坐在那里，满脸涨得通红。鲁登道夫将军不时地把镶有角质镜框的眼镜从眼部扶到了额头上，一共扶了很多次。”31
洛索将军并没有以胜利的姿态出现在法庭上（眼下他成了刑事调查对象），但是他的证词却使得人们对希特勒的信任遭受到打击。洛索将希特勒贬斥为“虚张声势的冒险家”“政治鼓手”，并表示如果他要纠正过去两周里的虚假言论，“我就得在这里连续不停地讲上好几天”。
在洛索陈述证词的整个过程中，希特勒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到了傍晚6点15分，洛索刚刚把话讲完，希特勒立即跳了起来，断然表示洛索的陈述“失实有误”。但是他要等到洛索的犯罪同谋古斯塔夫·冯·卡尔出庭，然后再质问洛索这位证人。
古斯塔夫·冯·卡尔那时61岁，在开始陈述之前就注定要落败。身材高大、咄咄逼人的洛索退席之后，身材矮小、海龟模样的卡尔出场了。他长着一张肉乎乎的脸，留着海象似的胡须，看上去像是一位另类英雄。虽然他两次成为巴伐利亚州的强势人物（主要因为他官场手腕高明，又属于君主制保守派人物），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软弱无能，不好合作，优柔寡断，缺乏主动出击的魄力。他在做法庭陈述时内容单调乏味，声音低得有一半人根本听不见。“同洛索的升调陈述相比，今天全是降调。”一位颇有音乐修养的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固执而又狡猾的卡尔反应迟钝，声称记忆力衰退，总想躲在“官方机密”这块遮羞布后避而不言。他的陈述表现触怒了希特勒及其诸位律师。在卡尔断断续续站在证人席上出庭作证的三天里，他们对卡尔展开了无情抨击。与现场进行反击的洛索不同，卡尔的表现可谓恰如其分：一位可能被判有罪的被告。“人们几乎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反差能比卡尔的证词陈述同开庭第一天时希特勒证词陈述之间的反差更大。”《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这样写道。“希特勒激情迸发，性情外露，卡尔则沉稳平静，不时流露出忧郁悲戚、无可奈何的情绪。”32
卡尔那冗长的开场陈述刚一结束，希特勒就开始发难。希特勒一开始就像是一位优秀的律师那样，首先要问清楚何时，又通过何人，卡尔在1923年秋季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主任专员，大权在握。希特勒提出了如下问题：“你何时第一次听说要设立主任专员这样一个职位？”
卡尔：这确实不好说。
希特勒：这不是事关哪一天的问题，而是事关全局的问题。
卡尔：我无法肯定回答。
希特勒：八月末，还是九月初？
卡尔：我说不准。
希特勒又变换了一下方式问道：“最初的提议是部长会议提出的，还是后来在州主任专员办公室任职的某个人提出的？”
卡尔：我无可奉告。
希特勒还想在秋季演习问题上将卡尔逼入困境。秋季演习是个掩人耳目的说法，特指在举行暴动几周前准军事组织同国防军合并一事。卡尔知道些什么？何时知道的？每次重要提问卡尔都拒绝向希特勒透露任何情况。
时间就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直到陆军学校的外面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随后卡尔采用的“刺猬战术”（一家德国报纸这样写道33）进一步升级。他拒不直视希特勒和任何其他质问者，毅然坐在证人席上面对律师，背对着法庭上的其余人士。
律师们渐渐地从卡尔口中套出了有关他计划成立的德国执政内阁的更多细节。审判现场目击者们惊讶地发现，就政权更迭一事同卡尔磋商，或者相互磋商过的人士包括鲁尔地区著名商人弗里德里希·米努克斯，东普鲁士贵族、政治家威廉·冯·盖尔男爵，右翼泛德意志联盟领导人海恩里希·克拉斯，以及德国军界两位最知名人物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总司令和莱因哈德·舍尔海军上将。有关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朗：1923年秋季，即使希特勒没有抢先仓促笨拙地举行暴动，德国也很有可能爆发其他形式的政变。无论是由巴伐利亚执政三雄成立执政委员会，还是由泽克特将军在柏林成立一个由商界和军界人士组成的阴谋集团，推翻议会制的势力都很大，而且分布广泛。34“当时正在拟订一个旨在改变德国宪法的重大行动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有可能现在仍然会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赞同。”伦敦《泰晤士报》这样写道。35
在卡尔出庭作证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无法抑制自己对卡尔那种回避反应表现出的沮丧情绪。他屡次就啤酒馆暴动之夜他们在一起真诚握手一事向这位主任专员施压，描绘出一幅卡尔把左手放在他们紧握在一起的右手之上的动人画面。“你第三次同我握手，”希特勒坚持说道，站在距卡尔只有一码远的地方，嗓门越来越高：“你第三次握着我的两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