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发言时的确口若悬河，他将纳粹党的历史讲成了自己的历史，甚至还有一段经典的苦难人生开端。“那年我刚过16岁，不得不为了每天糊口的面包而去谋生。”他陈述道。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实际上那个年龄的希特勒靠花家里的钱生活，18岁之后才离开家，21岁后才开始自己独立谋生。29）这个故事里包含着希特勒最喜欢的一个形象——“每日糊口的面包”。然而这种说法却让他将话题轻松地转到了政治上：“17岁那年我去了维也纳，在那里了解到三个重要问题。”他解释说，那三个重要问题分别是社会不平等、“种族问题”（指犹太人；他总把犹太人说成是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群体或民族群体）和背信弃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另一句话中，他将犹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为一种邪恶势力，其最终目标，他认为，就是“推翻整个现代国家”。他将犹太人称为“雅利安人的最大敌人”。希特勒表示，年轻时的这段经历让他增长了见识，其结果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来到了维也纳。五年后离开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30

希特勒的法庭陈述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他在前几分钟的陈述中抛出了其政治主张中的主要信条。他计划在政治舞台上设立一个巨大目标，然后发起进攻。他将其政治理论建立在种族划分之上，向外界提出了挑战，自我标榜为正式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他在维也纳穷街陋巷上的一个学徒店里获得了一个毕业证书）。然而自我标榜为“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反犹太主义”本身包含着极其恶劣的含义，而且当时德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都对它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反犹太主义是那个时代一个影响广泛并引发公开争议的政治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共戴天的敌人”，希特勒这样预言德国的未来灾难并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要么允许这种民族毒药，这种大规模扩散的肺结核在我们国家蔓延，使德国死于这种肺病；要么我们铲除这种疾病，使德国能够兴旺发达。”这种“民族毒药”（指犹太教）的解药不是“冷静的分析”，他说道，而是一种“坚定不移、毫不留情的狂热政治运动……这样才能够使德国人民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在这个寒冷冬季来到老陆军学校观看烟火的人们并未失望。对原上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叛国罪的审判显然枯燥乏味。审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并不会遵循正规的法律途径。希特勒，这个啤酒馆里的政治煽动者，绝不会让德国数年来最重大的诉讼过程操控在律师和法官手中。这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一定要看到这个结果。尽管希特勒还有九名同党共犯，包括鲁登道夫将军，但这仍是对他一个人的审判。“对于希特勒来说，审判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延续的政治宣传。”历史学家恩斯特·多伊尔莱因这样写道，呼应着克劳斯威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是变换了手段而已。31

现在希特勒要在不同的听众面前卖力地表演。无论在法庭上，还是通过慕尼黑报纸，最终他都可以影响一批新的听众，而这些人平时绝不会参加他组织的喧闹的群众性集会。在那个尚没有无线电广播的年代，通过德国大量报纸的密集报道，他发表的言论还可能传播到永远不可能直接听到他讲话的民众那里，即传播到巴伐利亚州之外的德国民众那里。这样影响更大。柏林最有声望的官方报纸《柏林日报》，相当于那时的德国版《纽约时报》，在开庭审判第一天的第一版最上端刊出大字通栏标题：“慕尼黑叛国罪审判今日开庭”。32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算不上丢人现眼的事情。

希特勒在法庭上的开场演讲，尽管有些东拉西扯，还是以其特定内容和演讲风格使在场的众人听得全神贯注。“他知道如何调整他那略显粗哑的嗓音。”受人尊重的《法兰克福报》这样报道。这家高雅严肃的报纸并非那位纳粹领导人的盟友，它以促进新德国的自由民主秩序为己任，而且赞同《凡尔赛和约》。这家犹太人拥有的日报却让其新闻记者尽量展现希特勒在法庭上的表演伎俩，并向不了解内情的读者解说希特勒所用手法的魔力。“他先是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然后逐渐提高音量，直至突然爆发大声呼喊，甚至沙哑尖叫起来。当提到失去的同志时，他又备感沉痛，声音变得嘶哑起来。他轻蔑地嘲笑敌人的怯懦。他利用生动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凸显语句的抑扬顿挫，不时竖起左手食指向州检察官来增强讽刺或抨击性话语的力度。他还通过头部或身体的摆动来增强演讲效果。整体修辞效果很有冲击力。”听起来这仿佛是一位来自高雅文化、崇高理想世界的游客去了一趟贫民窟，发现穿插表演比期待的还要好。

希特勒整个下午都在讲个不停，其目标就是要把他个人以及他所从事的纳粹运动确立为一种中坚力量，防止德国陷入他所说的“迦太基结局”（迦太基，位于北非海岸线上，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残忍地夷为平地）般的混乱境地。“如果德国人不能从昏睡中清醒过来，意识不到政治问题在这个地球上不是靠一片棕榈叶就可以解决，而必须靠刀剑来解决，那么我们就输定啦。”他指出，建立纳粹党目的就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拯救德国”。纳粹运动为德国的救赎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大脑和拳头。”大脑在希特勒的梦想宫殿里就是宣传鼓动——这是一个通用概念，对于他来说包罗万象。从他的演讲到墙上贴的海报，从穿过市区的游行到音乐、口号以及他与他的支持者们所穿的制服等，尽在其中（也包括希特勒从观众席后面，而不是从讲台后走进大厅的把戏）。宣传鼓动实际上就是政治的所有外部包装手段，最适合所有那些想用大脑工作的人去干。

拳头则又有不同，它意味着力量、威力、肌肉和使用双手完成任务。希特勒在聚精会神地听他发表演讲的法庭听众面前挥动着手臂，将“我们的纳粹党突击队”形容为“挥舞拳头的男人”。他们的目的，希特勒坚决宣称，不是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保护纳粹党和他们的聚会免受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组织的类似“会场保卫队”的攻击。“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有权坚持他所信奉的理想，挥拳击倒那些动手阻止他前进，或者阻止揭示真相的人。”这等于是口头上恬不知耻地赞同了20世纪20年代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充满暴力的混乱局面，事实上也是对后来多年街头混战的一次准确预言。希特勒痛快淋漓地以战斗姿态慷慨陈词。他声称“种族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混为一谈）是德国面对的“最严重最深刻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靠政府官员，只有依靠能够唤起民族热情的人物”。这种具有热血情怀的人，当然就是希特勒本人。“凡是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我一概拒绝谦虚。”希特勒曾这样说过。

为了使他的激进解决方法能够被众人接受，希特勒不得不把问题用激进的语言进行陈述。问题在于现存德国政府是不合法的，还有那些曾在1918年革命中背后捅刀的“十一月的罪犯们”，以及他们当前的继承者们。那次革命本身，在希特勒看来，是“一次恶劣的犯罪”——主要因为它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9年夏季在一次制定并通过《魏玛宪法》的制宪会议上魏玛共和国得到肯定，而且在过去五年中，魏玛共和国经历过多次选举。但在希特勒的眼里，魏玛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权力从未经过公民投票的确认。“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在法庭上表示，“1918年革命并不存在。”他认为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发展及卓越程度已远远地落后于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年至1648年间，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屠杀（或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凡是在学校里学过这段历史的德国人无不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作为当前政权非法的证据，希特勒说道，你只要看一看下述情况就够了：议会制政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未能够解决包括通货膨胀，外强入侵和饥饿（“人们迫切需要面包”）在内的各种国家难题。他声称“多数人的决定都是无力的决定”33。他表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决心废除当前政治体系，用“一个民族主义的，彻底反议会制的国家政府”来取而代之——这等于非常明确地承认了叛国意图。

然而，希特勒拒绝了对他犯有叛国罪的指控。为了辩护，他开始发起攻势。希特勒指控他的原告，巴伐利亚州的刑事诉讼证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犯有叛国罪。“如果我们的整个事业是严重的叛国行为，那么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则和我们一起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因为连续数月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谈论别的事情；我们谈论的都是今天把我们送上被告席上的事情。”

希特勒不仅没有否认他在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反而喜欢这个角色，并抓住机会嘲弄那些踌躇不决的人。他无情地抨击卡尔是一个“没有拳头的人”，他“可以发起战斗，却从不一战到底……战斗开始的那一刻，他就会吓得不知所措”。这场暴动，希特勒争辩道，就是一场联合演习。但是这支队伍中只有一半人准备好奋起出击（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而另一半则由于惶恐不安而无所作为（此处指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就像是在起跳前失去勇气的马一样，”希特勒辩解道，“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奋勇向前。”

希特勒嘲弄了执政三雄在使用武力而不是仅仅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做法，因为当时他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执政委员会。“一些人试图这样解释（这种情况）说：‘当然，接管是我们的目的，但我们并不想动用武力，而是要通过施加压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施加压力过程中也包括一些武力，但我们不是动用武力……这是政变，但不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历来理解的那种政变，而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政变。’”

此时，希特勒让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咧着嘴笑了起来。他们明白希特勒的意图。执政三雄被晒在那里，显得十分狼狈。最后希特勒做了个总结：“我只有一点遗憾：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有关政变的洛索式特别想法……如果泽克特今天去看望（总统）艾伯特先生，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说：‘艾伯特先生，这就是我们的分歧’，那样我们认为也很正常。我们不会动用武力，但这些分歧不是你能解决的。门就在那里。然后你可以说：没有动用过任何武力。”

法庭上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奈德哈德此时表现出少有的掌控法庭场面的劲头，高声喊道：“这里不是剧院！”哦，可它确实变成了剧院。希特勒就是他自己所演的戏剧里的主角。他将一场针对他的叛国罪起诉转变成了政治表演审判，只不过所有的角色都弄颠倒了。

希特勒还展开了一场“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辩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让我相信他们随时准备出击，”他陈述道，“他们甚至还和我们研究了整个计划的细枝末节。巴龙·奥夫塞斯（卡尔的代表）对一小群人说，卡尔正手持导火索坐在炸药桶上。”除此之外，希特勒又补充道，太阳底下的每个人都期待着一次政变。“人们从房顶上呼唤着它……当时民众的普遍情绪就是：救世主最终肯定会出现。”希特勒特意向法官说道：“尊敬的先生们，我请求你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心理感受。一场事变已不可避免，我们的人民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行动？我们什么时候把柏林的那帮人赶出去？’”希特勒反问道。如果执政三雄的双手真的那么干净，卡尔为什么没有在希特勒作为非正式独裁者执政的第一天逮捕他（希特勒曾在兰茨贝格监狱与埃哈德进行的五个小时的谈话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然了，他本应该亲自来找我，或者派一位警察来，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你被捕了。’这本应该是他的分内职责……把所有这样的人（计划暴动的人）关押起来。”

暴动期间，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市民啤酒馆里与希特勒握手并参加他的“革命”时，难道他们是在演戏吗？希特勒描绘出令人信服的场面，以说明对他新招募的同谋者所能发挥的作用胸有成竹。“卡尔握住了我的双手，”他回忆道，“我像信任兄弟一样信任他……我会像一条狗那样对他忠诚。”希特勒陈述道，洛索和塞瑟尔当时“眼含着热泪”发誓效忠鲁登道夫。

希特勒在漫无边际的陈述中，力求破坏对他起诉的合法性。他指出：“叛国罪是唯一一种只有在失败时才实行惩罚的罪行。”仿佛他在陈述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足以让法律废除。希特勒有意识地展示大丈夫的勇气，对暴动承担“全部责任”，从而突出强调他是整个行动过程的灵魂人物，同时他又否认自己犯罪。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的共犯陆军上校克里贝尔对于此事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利，独自顶起了牺牲自我的光环。他以强词夺理的逻辑说道：“对于这件事情我供认不讳，但我并不承认我犯有叛国罪，因为1918年的叛国者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希特勒以戏剧般造势的演讲风格谨慎地粉饰陈词，描绘着他以及他领导的纳粹运动未来的殉道苦难（如果万一到了那种境地）。“我们的牢房将会变成指引年轻德国精神的灯塔。”他说。34简而言之，你可以把我们送走，但是我们还会回来。我们还年轻（希特勒那年34岁。）。

最终，希特勒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令他不安的驱逐出境问题。他在一开场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生平，随后又提到了他在西线战场度过的战争岁月，最后又提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把自己罩在了德国国旗之下，尽管他的国籍是奥地利。“从早年时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叛国贼，相反我是一个只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最好生活的德国人。”说罢，希特勒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令人紧张不安的漫长下午。此刻夜幕终于降临了。除了新闻记者的信差之外，没有人离开这个拥挤的法庭。希特勒肯定十分疲惫，但却心花怒放。希特勒可以在自己精湛的表演中得到莫大满足。在演讲中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找到了自己坚信不疑的确切信念、澎湃的激情以及恰到好处的讽刺语气。尽管希特勒的观点有些杂乱，前后缺乏连贯统一，然而对于许多在场听众来说却令人信服，立场鲜明。他对于几个同谋高官毫不留情的抨击取得了预期效果。“希特勒披露的有关暴动准备阶段的很多内幕……听起来至少主观上令人信服，”《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我们清楚地看到希特勒暴动计划的出笼与统治巴伐利亚的那些人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分歧只在于用人问题……以及付诸行动的勇气。”35

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已经失去了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的地位。眼下流言四起，都说他们有可能被捕。36一天之内，慕尼黑街上就有位工人操着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问道：“卡尔被抓起来了吗？”在审判法庭遭到那位傲慢的纳粹党人猛烈轰击之后，倒霉的前执政三雄变成了更多人的嘲讽对象。在慕尼黑市区的奥古斯丁啤酒馆里，学生们一边晃动着啤酒杯，一边唱着新编成的小调：“卡尔是个骗——子儿，是个骗——子儿，是个骗——案——案——案——子儿！”接连好几个晚上，有位名叫维斯·菲德尔的当地喜剧演员在皇家啤酒馆对面的小剧场里为爆满的观众表演幽默小曲，赞美那几位“一心想要拯救祖国的德国人”。3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希特勒的表演所倾倒。就像在暴动前曾经评价过希特勒那样，上层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那些最有档次的高端报纸专栏作者们，在希特勒发表法庭演讲后均倾向于将他看作粗野的乡巴佬。“希特勒天生就是无产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卡尔·米施博士在柏林高雅的《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上这样写道，“他自学成才，集现代教育的各种学识于一身，知道如何以一种神赋的狡猾与技巧灵活运用这些学识。……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可以是论点与对立面。他在演讲中能有效地运用对比、对仗以及三个排比押韵的语句。……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三种，有时会更多。……他的词汇量很少。……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唯一的、绝对的，无一例外，具有原则意义……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但他并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38

但是，对于那些不太挑剔的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位很有眼力的人，也愿意采取行动，既有拳头又有大脑，文武双全，能够用犀利的语言直戳对手的弱点。因此他是扮演受苦受难的德国普通民众密友的最佳人选。“真了不起啊，这个希特勒！”审判中，一位陪审员对新闻记者汉斯·冯·修尔森耳语道。39这恰恰是希特勒想要给人留下的印象。他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