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希特勒承受的采取行动的外部压力几乎到了无法抵御的程度。几个月以来，准军事组织和冲锋队的武装人员一直在准备参与军事行动——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接受思想灌输，让他们满怀希望在“驱逐柏林那帮当权派”、恢复德国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但是压力也来自内部。希特勒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各种需要极为敏感。
经过四年痛骂柏林的“十一月罪犯”，经过不断地预言即将临头的国家厄运，希特勒基本上再也拿不出任何可以夸夸其谈、高调渲染的话题内容了。由于严格禁止纳粹党参加选举（因为他反对议会制），除了啤酒馆里的争论以外，希特勒甚至使取得小胜的希望也变得极为渺茫。尽管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纳粹党既无法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也无法拥有当选代表。这种政治僵局以及那种焦躁不安的个性，在希特勒心里触发了烈火般的行动冲动。
每当遇到高风险局面时，希特勒的本能反应几乎总是奋不顾身，知险而进。行动就是他的春药，他的兴奋剂，他的生命常态。全世界后来恐怖又悲伤地了解到，希特勒的急躁冲动往往压倒了其他所有需要考虑的大事。希特勒曾经使听众，也使自己亢奋激昂，在胸中唤起一阵阵狂热的期盼。他内心里那种日益膨胀的自我形象促使他奋进出击，果敢采取行动。近来他自比为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和理查德·格瓦纳——这些著名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他曾经说过：“我要战斗到底，永不迷失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要成为德国解放伟大运动的先驱者。”21在另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甚至自诩为后世拿破仑。洛索将军的参谋长奥托·弗莱赫尔（男爵）·冯·贝尔尚上尉说：“希特勒认为自己也会像当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向巴黎进军占领整个法国一样，最终以少胜多，取得全胜。他想要调动巴伐利亚的军队攻打柏林，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拒绝这样的要求。”22
最后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执政三雄也许会达成共识，一起行动，但是会把他撇在一边。无论通过政变还是谈判的方式，巴伐利亚执政三雄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奋力一拼，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德国政权。11月6日，星期二那天，希特勒的担心得到证实。当天最高执政官卡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会议，邀请准军事组织的所有首领前来赴会，唯独没有邀请纳粹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希特勒和戈林都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战斗联盟的领导人克里贝尔上尉、韦伯博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会议。卡尔心里清楚，他主持的会议一结束，他们就直奔希特勒。他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全面遏制传言中的准军事组织，包括希特勒领导的冲锋队行动计划，防止他们过早地对图林根州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23但是在执政三雄出席的这次会议中，卡尔却更加关注柏林：任何意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准备，必须包括一些来自德国北部的铁腕人物。到那时为止，这些铁腕人物还没有被寻到。出席会议的一位名叫马克斯·库纳的人说：“关键是我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政府，不受议会的干涉。独裁统治至关重要。必须同施特雷泽曼的政府斗争。从1918年革命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摆脱工会和托拉斯。”24
为了完成柏林政权变更，卡尔对集聚在办公室的那群人说可以有两种选择：“正常途径”和“非正常途径”。正常途径贯穿着《魏玛宪法》第48条内容，允许总统艾伯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组建执政内阁。这似乎行不通，尤其是在塞瑟尔向冯·泽克特将军提议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所以准备采取非正常途径，”卡尔接着说道，意思是武装接管政权，“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了。”然后，卡尔以戈林所称的永远有准备之人的口吻补充说道：“只能根据细心制订的统一计划采取行动。”而且这样的计划必须在卡尔本人的领导之下。他接着说道：“只有我有权发布开始行动的命令。”这位行政长官暗示在两周内有可能采取行动。25洛索补充说：“巴伐利亚师已经准备就绪。”26
所有这些细节在数小时之内便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他终于认识到卡尔已决心采取行动，但是还没有做好出击的充分准备。不过希特勒开始有一种不妙的挫败感。卡尔似乎在千方百计地让他一直等下去，让他无所作为。当天晚上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会面时，希特勒对他们说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希特勒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经过四年梦想革命之后，他们终于真的要闹革命了，这将使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
首先，他们要在慕尼黑夺权。通过夺取巴伐利亚州的管理控制部门——政府、军队和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希特勒就可以在巴伐利亚州建立一个权力基地。然后，他将宣布建立新国民政府，向德国首都进军。希特勒计划中的进军柏林行动是在模仿拿破仑，后者在1815年率领人马从意大利厄尔巴岛长途进军巴黎。他认为这将会引起一场“全国起义”。但是希特勒心里清楚，只有当他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支持自己时，进军柏林行动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希特勒打算持枪抓捕巴伐利亚执政三雄，让他们共同谋反，敦促他们最终采取他们一直承诺的行动——进军柏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帮助他们纵身一跃”。克里贝尔上尉将这称为“把他们轻轻地推入水中”。这个计划大胆复杂，奇特又富有灵感，风险也很大。如果失败，其结果有可能是死亡。
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冯·德弗德滕会面之后，希特勒计划在11月10日、11日周末两天攻占重要部门，扫除障碍。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说：“那时办公大楼里的人员都不在办公室里，警察人数只有平时的一半，是正式发起进攻的大好时机。”27克里贝尔上尉建议，宣布战斗联盟的武装部队在星期六夜晚举行军事演习，部队在星期日上午开进厂里，高奏军乐曲，这在慕尼黑来说都是一些经常看到的场面。那时急行军的队伍就变成了政变部队，占领重要的政府机关大楼、警察局和通讯中心。但是正当希特勒和战斗联盟其他成员在星期三上午一同研究上述计划时，有消息传来，这极大地改变了行动时间表，使战斗秩序发生了变化，甚至有可能决定整个事件的结果。希特勒获悉，第二天，星期四夜晚，执政官卡尔也要在希特勒经常发表演讲的一家大型啤酒馆里发表演讲。卡尔几乎算不上是一位蛊惑人心的政客，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慕尼黑，啤酒馆既是人们就餐饮酒的地方，也是公共聚会场所。有位美国游客在1909年写道，虽然同慕尼黑的啤酒馆相比“其他地方很少有这样的民主特点”，28这种宽敞的啤酒馆也可以成为各个政治派别争吵动粗、发生激烈冲突的现场。抡起的啤酒杯不知打碎了多少人的头盖骨。喝啤酒就像20世纪20年代慕尼黑的政治一样，也是一种身体接触活动。在最近几年里，希特勒一直从这种对抗活动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但是星期四那天夜晚，却不会发生激烈的争吵。
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一些慕尼黑商人是这次啤酒馆集会的发起者。他们既表示支持卡尔，又是为了给这位新上任的执政官一个机会——抨击布尔什维克的威胁，阐述一下他的经济计划。因为到那时为止他的经济计划尚未能缓解巴伐利亚州的困境，29即使是啤酒和面包的价格也失控了。30这是巴伐利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政府本可以直接施加一些影响。出席卡尔演讲集会的最后一批请帖由专人负责发给了慕尼黑市的所有精英人物，包括商界人士、重要政治家、城市官员、议会议员、专业学者和顶级报纸编辑。巴伐利亚州长尤金·冯·科尼灵也将到场。他同意将执法权交给卡尔。即将参加集会的还有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贝赫姆男爵、已被废黜但仍然广受尊敬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皇室的代表索登伯爵。在商界精英中还包括工厂主路德维希·瓦塞尔曼那样的犹太人。巴伐利亚实业家协会向会员下发通知时还附有一句评语：“这次集会要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31在这次集会上还可以看到各种机构团体之间相互对话的情景。
希特勒听说洛索将军和塞瑟尔上尉将前来参加集会，这着实令人高兴。在同一个房檐下，同一个酒馆里，同一段时间内，执政三雄将一齐到场，吸引热情的听众。希特勒最终可以按照他经常对汉夫施丹格尔提到的方针路线来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对民众做出妥协，让他们投身于我们的事业。”32那家啤酒馆就像一个等待大戏开演的剧场，而希特勒将成为舞台上的明星。星期三上午，希特勒把暴动时间从周末改为第二天星期四，11月8日。他必须迅速出击。
11月7日和8日这两天，希特勒及其最亲密可靠的同党正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做着行动前的准备工作。他们举行数次军事会议，在慕尼黑四处奔波。战斗联盟中各股武装力量，包括慕尼黑以外的许多武装力量，必须处于戒备状态，同时不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希特勒有充分理由高度保密，守口如瓶。一旦泄露暴动计划就可能全盘皆输。只有少数参与谋划的同党进入了秘密核心集团。其中就有罗姆，他是前一战陆军上尉（未来的冲锋队首领），现为准军事组织帝国战旗（Reichskriegsflagge）的领导者。罗姆接到命令，届时率领手下300人在施蒂戈尔梅耶广场那宽敞幽暗的雄狮啤酒馆里参加兄弟联谊晚会，饮酒放歌，等待希特勒手下的人从市民啤酒馆里发来信号。如果暴动一开始取得成功，当晚的秘语就是“Glucklich entbunden”（这是个迷人而又模棱两可的短语，意思是“婴儿顺利出生”，或者“甚感欣慰”）。罗姆组织的啤酒社交晚会届时就变成对慕尼黑的重要建筑发起进攻的军事行动。
即使就在发布上述命令的时候，希特勒也不知道洛索将军正在为了防范近期可能发生的武装起义暗中做着各种准备工作。11月7日，洛索命令巴伐利亚的所有国防军部队指挥官赶赴慕尼黑，对他们说“希特勒-鲁登道夫独裁统治者”一直在酝酿行动，命令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洛索还对这些指挥官说，他已经让希特勒明白：如果过早地举行暴动，“他就会调动巴伐利亚国防军对付希特勒”。他补充说：“我们不会参加这种疯狂的行动。”33
就在洛索让他的部队为防范暴动做好充分准备时，其他人则正在为希特勒的行动获得成功铺平道路。慕尼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那就是国防军陆军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陆军军官。陆军学校坐落在布拉登堡大街一幢四层楼的高大笨拙的建筑物里，内设一个练兵场，共有大约500名军官学员。这是个充满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又滋生民族主义情怀和纳粹立场倾向的地方。鲁登道夫和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参加过“卡普政变”，担任过“执政官组织”首领）等人在这所陆军学校发表过演讲，吸引军官学员投身种族主义运动。鲁登道夫在一次演讲中称希特勒为“非常了不起的人”。34陆军学校军官格哈德·罗斯巴赫中尉是纳粹党秘密成员，毫无犹疑地通过面对面低声交谈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政治信念。35罗斯巴赫所做的艰苦准备工作就要在暴动之夜初见成效。
11月8日，计划暴动那一天，希特勒穿行在慕尼黑市，千方百计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不惊动外界。冯·德弗德滕已经制订好一份接管慕尼黑电话交换中心的详细计划：六个人从皇宫街一侧的大门进去，从楼梯上去往右走，在二楼逮捕中心主管维尔德。36中午时，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拥挤的办公室里出现了，对主编罗森堡这位拥有波罗的海岸区域文化背景的散漫德国人说明即将发生的事情：“今晚，我们会发起攻击。”汉夫施丹格尔也在那里。希特勒吩咐这两个人晚上8点在市民啤酒馆同他见面，“别忘了把手枪带上”。
希特勒匆匆看望了赫尔曼·埃塞尔。此人也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员，有些不招人喜欢，作风霸道，人缘不好。但是希特勒认为他那种霸道作风可以派上用场。埃塞尔患有黄疸病，正在卧床养病。希特勒还是劝他离开病床参加行动。“今晚我需要你。”希特勒坚持这样说。埃塞尔是位优秀军人，随即振作起来，匆忙去雄狮啤酒馆同罗姆会合。
夜色降临，慕尼黑市的一些身穿蓝色警服的城市警察（为了同身穿绿色警服的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区分开来）注意到大街上出现了武装人员，有些头戴钢盔，在距市民啤酒馆不远的伊萨尔城附近的小广场上，以连为单位聚集在那里。有些武装人员是纳粹冲锋队员。一位名叫格奥尔格·阿尔邦的第十二区警官听到从旁边骑自行车路过的人说：“各位知道吗？今晚要出事！”到了6点钟，夜晚寒气逼人。警官安东·佐纳看到70个人身穿各色制服，其中不少人携带刺刀或匕首，跨过马克西米利安大桥向市民啤酒馆方向奔去。身穿街道便服的警官约瑟夫·波默尔注意到一些准军事组织成员分别在加特纳广场和科内利乌斯大街纳粹办事处集结。他听到有人说过两次“今晚气球升空”。37显然，希特勒一直放心不下的秘密终于泄露了。这些准军事组织知道了他们为什么集结待命。
慕尼黑市警方凭着令人惊叹的情报网络，一直对这样的活动进行着密切监视。他们往往在一夜之间就收到有关市镇上每一次重大政治集会的详细密报。这样的集会有时一个夜晚要举行数次。即便是在街面上巡逻的警察也受过专门训练，随时举报可疑活动。但是偏偏在这一天夜晚，他们的情报系统失灵了。警官波默尔在傍晚6点45分给警察总部的政治处打电话时，对方回话说：“别担心。纳粹党受到邀请参加（那个市民啤酒馆的）盛大集会。有谣传说今晚要出大事，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38由于事先得到这样的提示，多年来一直在回避这种毫无根据的暴动谣传的警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39然而，这一次天真的要塌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