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君士坦丁监督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并不仅仅是一部信仰宣言。对于基督徒而言，尼西亚信经成了基督教经典，规定了真正教会（东正教）和普世教会（天主教）的正统信仰。时至今日，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仍然在吟诵《尼西亚信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团结统一。在拜占庭帝国幸存发展的东方，尼西亚大公会议规定了世俗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主教有权决定教会内部事务，皇帝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君士坦丁作为教会有力的保护人，根除异教，引导信仰，避免了教会的分裂。他的继任者意图在不同程度上操纵统一的教会，但其中根深蒂固的规则却保持不变。皇帝的责任就是听从整个教会的声音；至于教会究竟讨论出了什么内容，那是主教需要决定的事情。

既然君士坦丁的敌人，不管是宗教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已经被彻底踩在脚下不得翻身，他决定为自己的功绩建立一座并不过度张扬的纪念碑。他已经将罗马城大加整修，为宏伟的大议事堂做了锦上添花的装饰，并将一座高达40英尺的自己的塑像放置其中。现在他又新建了许多教堂，在拉特兰山上买下一块土地，为教皇建造教堂。然而，在这辉煌的帝国统治中心罗马，四处仍然充满了异教的影子，简简单单的一层基督教外衣显然不足以起到震慑效果。此外，罗马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整个帝国也不再依靠罗马作为运转的中心。

罗马远离帝国的边境，很久以前就不再作为全国的实际首都，只有3世纪的那些在位时间极短的皇帝才偶尔踏足此地。戴克里先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此依然坚持根据实际行军需要迁都，他认为帝国的首都不应该只是固定的某一座城市，但皇帝也只是偶尔才采用这个办法。这只不过是把长久以来令人不快的真相大声宣扬出来罢了。不能离开动乱不断的边境过于遥远，因此皇帝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随着帝国的觉醒而掌握了权力。戴克里先自己在东部尼科美底亚的宫廷四处奔忙，仅有很少时间踏足这座永恒之城，他的改革措施也使罗马的地位下降，成了一座仅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城市。

君士坦丁决定给风雨飘摇的帝国带来新的根基，他开始酝酿一个全新的开始。不久后他（像往常一样）声称自己是遵从了神谕，到达了古城拜占庭，但很显然挑选地方并不需要什么神圣的预示。近一千年来，希腊殖民地都在东方与西方的边境之间相安无事。占据着最为优良的深水港，这座城市得以掌控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繁荣的贸易路线，从最北方运来琥珀和木材，从东方运来油料、粮食和香料。此处占据着三面环水的地势，可谓是拥有显著的天然屏障，因此近旁殖民地的建立者曾经遭到嘲笑，因为他们居然没有注意到这光辉卫城的绝佳地位。但对于君士坦丁而言，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越过拜占庭土地那平缓的斜坡，望见他与李锡尼对战的最终胜利之地，在那里他实现了毕生的梦想。7若是要建造一座宏伟都城来纪念他的伟大功绩，那就再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地方了。

身边跟随着趋炎附势的朝臣，君士坦丁爬上了拜占庭的一座小山，他的目光掠过那些希腊的殖民地，希望把它们重建为世界的都城。这意味着此处不仅是另一座帝国的城市，还是地球上基督教的唯一中心、基督教世界的心脏。他已经选出了一个位置，那里有着七座小山，为的是模仿著名的罗马七座山峰，在这里并没有被异教传统束缚的过去，他可以建造“Nova Roma”即“新罗马”，围绕基督教的、东方的根基，重建帝国的荣耀。

在一个人短短的一生中渴望建造这样一座都城，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骄傲自大。毕竟，罗马并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罗慕路斯当时并不具备君士坦丁这样丰富的资源。皇帝是整个世俗世界的主宰，而且他决心将天堂与人间融为一体，打造绝无仅有的杰作。工匠和材料从帝国的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城市仿佛一夜之间就拔地而起。斜坡被青草覆盖，上面盖起了浴室，耸立着廊柱，四处坐落着学院和广场，甚至还有壮阔的宫殿和巨大的竞技场。元老院内希望与权力中心保持紧密联系的成员们被东方的新城市所诱惑，这对他们而言是新的巨大机遇，他们内心充满了荣耀，迁到了新修建的精美豪华的元老院议事厅。不光是富裕阶级，君士坦丁堡作为一座全新的城市，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和贵族政治所束缚，因此很容易就会引起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聚集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穷人都可以得到社会公共补助，这里有足够的免费粮食能够养活超过20万的居民。公共贮水设备能够提供足够的水源，众多的港口供应新鲜的鱼类，宽阔的大道四通八达，点缀着精巧美丽的雕塑，连通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座城市蕴含的能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虽然新罗马是一座年轻、繁荣的城市，它仍然具有古老的传统根基。著名的蛇形柱是为了纪念公元前479年希腊在特尔斐古城对波斯的胜利，一座来自卡纳克神庙的埃及方尖碑在此处的跑马场建立，广场上也竖立起了名人的塑像，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他们赋予了这座城市一种历史的庄严之感，根植于熟悉的历史传统之中，并且（像君士坦丁希望的那样）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荣耀。城市建成的速度令整个世界叹为观止，仅仅过了6年时间，已经大体落成。

皇帝已经为这座新城市的人民提供了物质上的恩惠，现在他认为人民也同样应该享有精神生活的富足。他派出官方队伍去视察人民如何娱乐庆祝，赞助赛马场中的战车比赛，并赐予观众衣物和钱财。8围观的大众在很多场合都能够受到款待，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叫人吃惊不已。身材健美的体操运动者从野兽的身上一跃而过，或是从悬挂在高空的细绳上走过，让围观人群提心吊胆，被激怒的巨熊互相搏斗，还有披红挂绿的演员表演生动的哑剧或是演唱俚俗的歌曲。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元老院成员和高官们十分满意，他们挤满了大理石的座位，这里距离场地中的轨道最近，能够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平民大众打成一片，在市中心广场新建好的宽敞的公共浴室中，皇帝露面了。当然，最富有的阶层在他们的豪华寓所里拥有自己的私人浴场，其高档住宅不断在连接梅塞大道——新罗马的中心主干道——的几座凯旋门之间扩张。但即使是他们，也要为君士坦丁建造的绝对豪华精美的公共建筑赞叹不已。

帝国的新罗马城在330年5月11日正式宣告落成，虽然君士坦丁亲自将它命名为新罗马，但这座城市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依然是为纪念君士坦丁而定下的“君士坦丁堡”。9只有已知世界的主宰者才有能力举行这样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庆祝活动，并且这种活动随着异教和基督教的奇特融合达到了最高潮。身旁是众多牧师和占星师前呼后拥，刚刚宣称自己为基督教保卫者的君士坦丁来到了广场的正中心，在巨大的纪念柱之前停下脚步，这宏伟的建筑是为了赞颂他而竖立的。在高耸的柱石顶端是一座从阿波罗神庙运来的黄金雕像，而且仿造君士坦丁的外貌进行了重新塑造。周围围绕的是七道光线组成的光环（有流言称其中用到的材料有曾经拿来施加酷刑的钉子），这宏伟的建筑物雄赳赳地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未来。在纪念柱下，皇帝主持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将新落成的城市敬献给神明，祭献的过程中用到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异教和基督教的圣物。在由占星师占卜得出的时刻，这些圣物被放置在巨大的从埃及运来的斑岩鼓中，埋藏在纪念柱之下。这里有雅典娜神圣的披风、挪亚用来建造方舟的斧头，以及耶稣基督行著名神迹——用五个面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名信众时用来盛放剩余食物的篮子，这些五花八门、互不相干的圣物被埋藏于此长达数个世纪。10自然，从心底而言，君士坦丁更加倾向于两面下注，更加稳妥。

在他余下的统治时间里，君士坦丁努力维持着政治和宗教上的和谐统一 。在他的有力控制之下，帝国重新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过，有些时候他的残酷无情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暴君统治了。因为忌惮自己广受欢迎的长子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指控他意图引诱自己的继母福斯塔。克里斯普斯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君士坦丁便下令处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然后决定用酷刑处死福斯塔，把她扔在浴池里活活烫死。为了将帝国牢牢掌控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君士坦丁的手上已经沾染了太多的鲜血，他无法容忍任何敌人的存在，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家庭内部。

当涉及处理教会的问题时，君士坦丁杀伐决断的态度却消失不见了。他为自己的理论推测而烦恼，而且他唯一在意的只是基督教在自己的统治下保持统一，这就导致了一个坏习惯，也就是总选择站在多数人支持的那一边。

教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召开会议可以拟定教规，但却无法改变那些组成教会、参与会议的普通教众的内心想法，即使像尼西亚会议那样意义深远的会议，也无从解决这一问题。阿里乌及追随他的那些主教已经被打上了异端的烙印，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优秀演说家，在东罗马得到了非常热烈的支持，在那里不断有人选择归入他的教派。一位新的主教——达修，主流教派的胜利者——被派来引导阿里乌的埃及会众，但人们仍然继续选择跟从阿里乌的训示。如果君士坦丁早能够坚定地遵循尼西亚公会议的决定，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了。有了上层的强硬领导，阿里乌派或许早早地就会销声匿迹，但君士坦丁决定既然公众支持阿里乌，那么他就转而站到阿里乌派一方，开始指责达修。当达修来到君士坦丁堡，为自己辩护时，皇帝为他的雄辩之才深深折服，结果又一次转变了想法，开始指责阿里乌。这一次，亚历山大城的人民不得不为之深深烦恼，怀疑这两个人究竟哪一位才应该是他们的主教。

事态变得每况愈下。阿里乌竭尽全力去忽视自己已经遭到罢免的现实，开始主持修建自己的教堂，令人尴尬的是，数量极其庞大的亚历山大人选择了支持他。君士坦丁采取的措施是对这些人征税，使他们屈服，因此宣布任何选择信奉阿里乌派的人必须上缴数额更高的税款。但这个措施显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久以后朝廷中的阿里乌派成员就开始议论皇帝的摇摆不定及一次次地改变主意。事情发展的势头已经很明显，达修被免职，并遭到流放。由于君士坦丁的优柔寡断，情况现在陷入了无法挽回的混乱，并且持续恶化，即使在阿里乌本人去世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好转。11

君士坦丁对于处理繁杂的宗教问题没有什么耐心，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考虑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他的青年时代，当遭遇李锡尼的威胁之时，基督徒纷纷聚集到他麾下，或许现在就是用另一场战争让教会回归正轨的时候了。君士坦丁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对手，他的目光落到了波斯国王的身上，这也是罗马帝国最青睐的敌人。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刚刚入侵亚美尼亚，所以现在掀起一场战争，征服敌人，让那些崇拜火神的波斯人领略基督的教化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罗马和波斯两个帝国之间确实没有什么交情可言，沙普尔二世对此心知肚明。曾经罗马皇帝被风干的尸首还悬挂在波斯神庙之上，被缴获的罗马束棒也点缀着帝国的高墙。是时候对敌人的羞辱展开复仇了。君士坦丁集结大军，在337年的复活节之后开始进军，但最远只到达了赫利奥波利斯（现代的赫塞克地区），这座城市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在这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继续行军了。附近的温泉水也无法令他好转，当他到达尼科美底亚的郊外时，这位皇帝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了。

君士坦丁总是能采用安全的策略处理宗教问题，他曾经推迟了自己的洗礼，认为在人生最终的献祭中洗涤罪恶，才能够让他带着清白之身被上帝选定，升入天堂。现在，他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因此放下了帝国的皇权，穿上新基督徒的白色长袍。在尼西亚的各个教派之间经过一番举棋不定之后，他选择了阿里乌派的主教优西比乌为他施行洗礼。短短几天之后的5月22日，第一位基督徒皇帝驾崩了。

即使是面对死亡，他也要炫耀一番自己的丰功伟绩。君士坦丁为自己选定的称谓是“与圣使徒同等”，虽然他内心认为自己比他们更高一等。他的葬礼也体现了这位皇帝对自身的看法。他没有采取罗马传统的火葬，而是选择躺在精美的石棺里，被安放在君士坦丁堡由他自己主持建造的恢宏的圣使徒教堂内。安放在周围的是12口空棺，每一口代表着一位门徒，而他自己作为神圣的代表被安置在正中央。这也可谓是君士坦丁最终的宣传手段，将他的残酷和机会主义的策略作为庄严的神授使命的最后演出展现出来。尽管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妻子和长子，他仍然像一位圣徒一样备受尊敬——对于一位被奉为异教神明，同时接受了异教洗礼的皇帝而言，确实是了不起的功绩。

除了个人性格上的瑕疵，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对历史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君士坦丁让一个乱象丛生的帝国和一种四分五裂的宗教重新恢复秩序，让它们得到良好的发展。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有限，导致基督教内部派别分裂日益严重，但他对这种信仰的接纳引发了一场文明的地震，最终导致社会发生了彻底而持久的改变。在西部，他打下了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根基，让农民的劳作成为世袭制度，而在东方，他宣称信仰的宗教成了帝国之间的纽带，此后的一千年依然如此。他建立的这座城市适时地发展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壁垒，为当时尚未发展的欧洲无数次阻挡住了入侵者的进攻。

在君士坦丁去世时，由戴克里先时代开始的转变日臻成熟，古老的罗马帝国开始消逝。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都城是以拉丁模式建造完成的，它的官僚机构和城市规划反映了旧日罗马的特点，但在这东部的海岸上，新罗马已经发生了转变。希腊化的、基督教的文化开始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