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帝共治制度事实上本应在长期内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这个制度崩溃瓦解的过程却充满了历史的讽刺之感，因为戴克里先已经从罗马历史本身发现了端倪。

戴克里先对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开始逐步衰败前的稳定黄金时期充满渴望，因此重新兴起了收养继承制度，但他本应对形势有更为明确的认知，不至于选择两位育有成年子女的继承者。马克西米安和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都认为皇位是他们生来应得的，对分享帝国统治权抱有极大的渴望。但当马克西米安不情不愿地跟随戴克里先选择退位之时，两位继承人都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权力。作为曾经的“神”的后代，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此时与平头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认为自己遭到了完全的背叛。

君士坦丁认为绝不能置身事外，他加入了父亲在不列颠地区的战争，对抗皮克特人。在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敌人之后，他们双双退兵到约克地区，此时君士坦提乌斯的病情显然严重恶化，因为血液病而脸色惨白。他是四位皇帝中最为明智的一位，对他的东方同僚大张旗鼓的宗教迫害选择了视而不见，在拥有大量基督徒和太阳神崇拜者的军队中也广受爱戴。当他在306年7月25日去世时，一位使节提醒沉浸在悲伤中的人民，一位名为塞维鲁，性情冷淡的恺撒将取代他的位置。但战场上的士兵们不愿聆听官僚主义的陈词滥调。大部分士兵也从没听说过塞维鲁的名字，并不关心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此时此刻他们身边就有一位更加年轻、富有激情、深受爱戴的领导者。他们推举君士坦丁继位，欢呼着称他为奥古斯都，这一举动使罗马帝国再次陷入了战乱。

不列颠群岛作为帝国行省，一般情况下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帝国归属感，但君士坦丁的振臂一呼还是在这遥远的一隅产生了十分热烈的反响，戴克里先关于皇位继承制度所做出的一切努力转瞬之间就毁于一旦。受到君士坦丁追逐权力的行动鼓舞，其他人也开始推翻戴克里先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打破法律的桎梏，一心用武力追逐权柄。马克森提乌斯仍然沉浸在被排挤忽略的怒火之中，他占领了罗马城，迫使他的父亲退位，为他的声誉提供支持，并且成功地粉碎了所有觊觎他地位的阴谋。但让人满头雾水的是，不久便有六个人声称自己是奥古斯都，这也令学习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们感到头疼不已。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困惑并未持续太久。罗马帝国的土地已经如此广阔，但对同时出现的六个统治者而言还是过于狭小了，这些皇帝很快开始彼此残杀。到了312年，只有其中四位皇帝幸存，君士坦丁决定是时候展开最后一击了。在帝国内乱四起之时，他选择保持缄默，如今四帝共治制度已经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西方的两位皇帝都以非法的途径攫取了权力，东方的则因为内部事务而焦头烂额，无暇他顾。此时此刻外部干涉很难起到任何作用，只有马克森提乌斯是他统治整个西罗马帝国的最大阻碍。秉承了他的保护神“Sol Invictus”（无敌太阳神）的信条，君士坦丁集结了四万大军，跨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境内。

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君士坦丁的时机和运气都是令他人望尘莫及的。马克森提乌斯的名气比起君士坦丁而言简直堪称天差地别。他宣称自己经费不足，对罗马大众横征暴敛，但他却使用这些税金在罗马广场上建造了豪华奢侈的厅堂，还为自己树立了宏伟的雕像。6一系列行为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叛乱。在以几千名无辜市民流血牺牲作为代价之后，秩序重新建立，但马克森提乌斯的声誉却已经无法挽回地一落千丈。当他听闻君士坦丁的大军逼近时，惊恐万分，无法确保罗马城对他是否忠诚，因此他离开了罗马城固若金汤的高墙，由米尔维安大桥跨越台伯河。在距离城市仅有几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后，马克森提乌斯向他身边的预言家请教，问他们看到了何种预示，是否能有利于他们取得胜利。第二天正是他的“dies imperii”（当权起始日），掌权六周年的纪念日典礼将会如期举行。毫无疑问，没有比此时此刻更不适合开战的时间了。

穿越过平原地区，君士坦丁和他的大军严阵以待，同时也在寻求神赐的吉兆。预言家和魔法师在马克森提乌斯的营帐里来来去去，让他身心俱疲，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平息他们带来的影响。在万神殿内，代表所有不同宗教神明的神职人员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用于占卜的动物内脏或是鸟儿飞行的轨迹，向马克森提乌斯保证他会顺利得到神的恩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对手也听到了神明同样的许诺。

置身于尘土飞扬的营帐中，周围是喧扰的军队生活，君士坦丁双膝跪地，念出了那能够改变历史的祷文。在日后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君士坦丁曾说自己当时抬头望着天空，企盼真正的上帝能够显露他的真容。令君士坦丁震惊不已的是，他看到一个由光芒组成的巨大十字架浮现在天空中，与过去他所崇拜的太阳的光辉交相辉映，显现出了“凭此神迹，助你征服”（IN HOC SIGNO VINCES）字样的铭文。君士坦丁为这奇景大大震撼，他不清楚下一步该如何前进，但当夜晚来临时，这一切都在梦中得到了完美的解释。耶稣基督本人现出了真身，向他展现了同样的神迹，然后指引他将这个神迹作为自己的神圣护身符。一觉醒来，君士坦丁严格遵循基督旨意打造了新的旗帜，将传统的异教图腾替换为一个十字架标志，顶上是一个花冠和基督名字的两个首字母。将崭新的神圣旗帜作为护卫，君士坦丁的大军势如破竹，顺利取得了大捷。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被迫退回罗马，但大多数人都在试图跨越米尔维安大桥时掉进河里淹死。在混乱之中，马克森提乌斯被沉重的盔甲武器压得不堪重负，也像他的诸多士兵一样，掉进了满是已死和垂死之人的河中。他的尸体在第二天被发现，并被打捞上岸，君士坦丁士气高昂地进入罗马城，将他的敌人的头颅高悬在矛尖之上。当他进入元老院议事厅时，元老院成员对他表示热烈欢迎，而君士坦丁断然拒绝了为异教的胜利之神举行祭祀仪式。他宣称，暴君已经灭亡，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种自夸的言辞事实上比君士坦丁本人意识到的更具远见。虽然需要历经久远时日证明，米尔维安大桥战役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君士坦丁一方高擎着十字架和利剑，这场战争胜利的意义事实上远远大于简单地击败一个大敌——他将教会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对教会和国家双方而言，这不啻一柄双刃剑。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奇怪的是，尽管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君士坦丁却从未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自始至终，他并未真正理解这个他所接纳的宗教，最开始他似乎只是承认了耶稣基督在罗马众神的万神殿之中占据一席之地罢了。无敌太阳神和战神玛尔斯的形象继续镌刻在罗马帝国流通的钱币上达数年之久，君士坦丁也从未放弃他的古罗马宗教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即古老异教的最高祭司头衔。学术界已经花费了无数笔墨去争论这位皇帝是否真正彻底转变了信仰，但这样的推测并没有切中要害。君士坦丁真正伟大的智慧在于他不像前人戴克里先那样将基督教视为威胁，而是视为一种统一国家的策略。在那些决定性的关头，他的长远目光带来了成果，无论是真正改变信仰或仅仅是政治上的妥协，君士坦丁都为帝国和教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基督教的迫害彻底终止了。从此以后，曾经饱受压迫的信仰在帝国占据了支配地位。

异教的罗马元老院并不清楚是什么转变了他们新的征服者。他是一位旗帜鲜明的一神论者，但究竟信仰何种宗教还并未为人所知，因此，像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一样，他们决定采用最稳妥的方式，为君士坦丁建造一座凯旋门，上面镌刻的铭文却语意模糊，只是提到了在大战中帮助他获胜的“神明”。君士坦丁本人对这种模糊的表达却非常满意，他在313年颁布了一道宽赦法令，正式将基督教合法化，但却没有将它定为帝国唯一的正统宗教。虽然基督教确实使他受益颇多，他的母亲海伦娜便是一位基督徒，他自己对太阳神的崇拜也使得星期日作为圣日而保留下来，但他本人对于成为一名传教士却并无兴趣。此时帝国的大部分国民依然是异教徒，君士坦丁也并不希望因为迫使人民改信一种新的宗教而离间君民关系。然而，他希望借助基督教支持他的帝国统治，就如同戴克里先借助异教信仰一样。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自己的仁慈统治，让帝国上下团结起来，而不会出于宗教狂热而影响这一目标。

然而，君士坦丁将自己描绘为宗教宽容的标杆人物，其中还有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原因。虽然他正忙着四处征服罗马，东部的皇帝李锡尼也在自己的疆土上获得了大胜，如今正对他大杀四方的邻居虎视眈眈。君士坦丁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害怕。不仅是因为李锡尼的东部领土更加富庶，人口也较西部更为稠密，而且因为基督教正是发源于此，自然对于支持一位转信基督教的领袖更有社会基础。11年来，双方勉强维持着和平，但李锡尼对君士坦丁的扩张欲望感到恐惧，而他的妄想症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他指责自己领土内的基督徒充当了君士坦丁的内应，并且试图镇压基督教，处死主教，焚烧教堂，戴克里先的宗教迫害重新开始了。

这位愚蠢的东罗马皇帝此举正给了他的大敌可乘之机。君士坦丁长久以来都在盼望着这样一个良机，他马上发动了突袭。大军直捣东罗马帝国内部，他逼迫李锡尼的大军退至赫勒斯滂海峡地区，将陷入混乱的李锡尼的海军彻底击溃。在几周的各自备战之后，双方于324年9月18日开战，地点在希腊殖民地拜占庭城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面，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荫庇之下，君士坦丁取得了一场完美的全面胜利。

在五十二岁这一年，君士坦丁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他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头衔。在他取得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胜利之后，他在自己的一长串名字前又加上了“最伟大的”，现在则又加上了“胜利的”修饰字眼。谦逊显然从来不是任何一位皇帝的美德，但君士坦丁是一位非常善于操控舆论宣传的聪明人，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提升自己的名望。这些本能为他带来了诸多好处，让他能够满足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同时为自己披上宽容忍让的外衣，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以人民对自己的拥戴作为伪装。他前去拯救自己的基督教人民，同时也并不伤害其他异教徒，永远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中立局面。既然现在已经不存在其他的异教徒敌人需要对付，君士坦丁也能够对基督教采取更加开放的支持态度。他的母亲海伦娜亲自前往圣地朝圣——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朝圣之旅——在沿途建造了许多旅店和医院以为后来的朝圣者提供方便。在伯利恒，即耶稣基督的诞生之地，她主持建造了主诞教堂；而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她奇迹般地发现了钉死耶稣的真十字架；在与皇帝哈德良建立的维纳斯神庙齐平的地方，海伦娜建立了圣墓教堂，里面建有空无一物的耶稣坟墓。

当母亲作为史上首位朝圣者四处奔忙时，君士坦丁开始了诸多改革，这些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内战的动乱将市场和农田严重破坏，底层劳动阶级纷纷四散奔逃，寻求更安全的藏身地，作为皇帝必须要通过强迫农民在土地上劳作来稳定局势。再深一步而言，君士坦丁将各个行业协会成员，从面包师到猪肉商人，控制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并且命令在家庭中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责。在更加稳定和富有的东方，这些法律几乎未曾实施，也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但在混乱、动荡的西部，这些法律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结果就是带来了封建制度的诞生和深度发展，在千年之后才得以终止。

在短短一段时间内，令人安心的稳定和平再次降临到这个动荡不安的帝国。农田丰收，市场重开，商业逐步繁荣。

君士坦丁所在意的并不仅限于让他的人民在物质上过上富裕的生活，随着帝国的财政状况逐步好转，他开始用谨慎的方式推行他的新信仰。异教的献身被禁止，以宗教为名义的淫乱和纵欲仪式也被定为非法，神庙的财产被充公，用来建造教堂。各种酷刑被废除，甚至连辩论赛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限制，因为这也同样算作争斗行为，只不过是选择了更为温和的方式。君士坦丁将整个帝国在他的最高统治之下紧密团结在一起，如今基督教在他的行动之下也同样完成了统一。

帝国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了高度统一，然而，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又开始对这一切产生威胁，要将帝国重新拉入分裂之中。这种异端邪说最初在埃及产生，一位名为阿里乌的神职人员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并非完全神圣，因此也没有唯一的圣父上帝那般全能。这样的传道在基督教的中心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是对基督教基本原则的直接否定，即耶稣便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但阿里乌是一位智慧的演说家，人们开始聚集起来听他讲道。教会对此完全手足无措，再次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零星的迫害活动依然存在，只是被迫转为暗中进行；教会权力被稀释，由本地各处的会众组成的松散联盟迅速遍及全国各地。作为圣彼得的继承者，罗马主教一直备受尊敬，但他也不具备实际的控制权，随着圣保罗的新约全书得到证实，不同的教会开始逐步根据他们的不同方向行事。因为不存在真正的等级制度，组织也比较松散，教会没有明确的方式去应对阿里乌的传教，不久争议就随之爆发了。

很显然，按照君士坦丁的军事化思考方式，他完全可以命令他能征善战的军队诉诸武力，平息争斗。但他却对这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形势了解不深，因此写信给身在埃及的主教，用一种毫不知情的天真口吻告知对方，这些宗教分歧是“无关紧要的”，并且让他们专心完成本职工作，确保彼此的和谐关系。显然，这种解决方式并不为人所接受，因此他决定采取一种更激进的解决措施。君士坦丁认为，基督教产生的问题是长期缺乏领导造成的。那些主教就好像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一样，总是争论不休，但却从来没办法达成一致，除非有什么东西威胁到他们才行。谢天谢地，奥古斯都已经为帝国解决了这种问题，允许元老院成员继续自由论战，但当事情需要归纳出一个定论的时候，就用权力来约束他们。现在挽救教会成了君士坦丁的使命。在他警惕的目光之下，教会需要达成一致，而且必须保证全国上下都遵守规则。

君士坦丁决定成立一个规模庞大的理事会，他邀请每一位主教前来出席会议，并且全部交通和住宿费用都由他来承担。当几百位牧师于325年5月20日到达尼西亚城时，皇帝让他们全体聚集到大教堂内，以一种呼吁全国上下统一的戏剧性口吻开始了会议。君士坦丁并不特别关心在这场辩论之中到底谁占上风，谁是最后赢家，他的目的在于寻找时机，倒向大多数人支持的那一派。尼西亚公会议起初讨论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争论的无非是异教徒施洗礼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约定正式的计算复活节日期的方式，然后才转向讨论那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比如，圣父和圣子两者间的关系。起初一切都顺利进行，但当进行到正式撰写信经的时候，双方都表示拒绝妥协，会议几乎要陷入彻底混乱。

会议中的主要问题在于选定的用于描述基督和圣父关系的希腊语词汇“homoiusios”（意为“本质相似”）。阿里乌派认为，三位一体中的这两者是相似，但绝不等同，其他主教则竭力反对他的观点。但很明显的是，阿里乌派的支持者只占少数，因此君士坦丁站到了另一方，并提出了解决方式。他去掉了这个词中的一个“i”，将它改写为“homousios”，即与圣父“同质”。阿里乌派因大众纷纷谴责他们的观点而感到十分不安，但有皇帝（及他的军队）在这里，他们也没办法公然表现出他们的反对情绪。阿里乌派的主教们开始感到踌躇不安，当君士坦丁向他们保证与圣父的“平等性”能够阐释为“神圣和神秘”的意义时，他们不得不表示服从。皇帝给了他们一条出路，将homousios按他们喜欢的方式阐释，之后阿里乌派便离开会议各自回到教区，以一种体面和具有尊严的方式结束了纷争。阿里乌本人则遭到谴责，他的著作被烧毁，基督教的统一性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