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5. 来自民间的抗争</h3>

鸦片战争虽然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但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排斥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点从他支持民众对抗英国人中就可以看出。事实上火烧十三行是民众反抗英军欺压的一个开始，从1843年到1850年间，民众反抗英军的事例层出不穷，而道光皇帝的态度则是继续争取民心，利用民众抗争来实施自己排斥英国人的目的。这一节我们就来举例说一说其中两起事件。

第一个事件：禁租河南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间，英国军舰突然驶进珠江，向清政府提出六点要求：

1.英国人两年后自主住进广州城；

2.英国人要在广州河南岸建大片洋房；

3.在十三行开河截段；

4.设立天主教堂；

5.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6.在天津通商。

英军将上述条件形成文本交给了清政府代表，要求清政府在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可是没等十日到限，英军便开始在广州河南岸划地分解，开始动工建洋房。

英国人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广州百姓的强烈愤慨。广东省各界共同商议决定，每个商铺捐出一个月本铺租金，可以凑得经费三百余万两，并集齐十万兵勇，准备与英国人一战到底，同时修书一封，向英国人发出警告。

珠江南岸，旧称河南，与省城广州相对。那里虽然人口众多，但地方狭小，居住在此的人大部分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靠着宝贵的、狭小的这块河南地皮艰难地生存。在河南西部有一块水陆十分便利的地方，与广州城的洋楼隔水相望，这个地方隔岸临海，英军如果占有此地，便可以封锁西面的通道，或阻截来自珠江的过往船只。

另外，在河南地的南面，地势随河道而波折，随着曲折处一直向下，就是进入西南乡的凤凰河，向东是鸡鸭窖。如果在河道曲折之处建一座炮台，就可以完全扼住广州通往两侧的河道咽喉，因此这个地方属于战略要地。

这块地区的价值显而易见，英军想逼迫清政府答应划地，应该是蓄谋已久的。英军先是用重金想要购买，在遭到当地百姓强烈反对后，开始采取变诱为掠的方式。璞鼎查不等清政府给予答复，便擅自在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二、三、四日（1844年5月18、19、20日）连续三天前往河南洲头进行丈量，并插旗为界，强行占领以造成既成事实。

河南地带的百姓面对如此蛮横无理的行为，决心对傲慢的英国人进行惩罚。于是在社学的组织下，四月五日（5月21日），百姓们聚集在双州书院，经过商议后决定给璞鼎查首先送上一封警告信，明确告知，百姓坚决不答应出租河南地，英国即使动武也吓不倒我们！然而社学代表将信交给英军代表后，经过很多天的等待，依旧看到英军在继续丈量土地，并不见英军有什么回复。于是百姓们联合起来要求当地乡绅向英军提交一份强烈的抗议书，这就是《河南合堡四十八乡绅耆投词》的来历。

现因英吉利国欲勒租河南地方建屋宇，本处绅民均不情愿，乃英吉利国领事官不待业主允议，突于四月初二、初三等日，竟到河南洲头嘴地方丈量，插旗置界，是将恃硬强占，有背和约。我等绅耆大为骇异，迫于初七日集齐四十八乡，约集三千余人，同到洋行会馆，欲与之面辩，以明所不愿者众……而领事推匿不见，故致函分辨情理，陈说厉害，交通事转递，原冀其中止以弥争端，俾各守和约……

为了给予璞鼎查更大的压力，在河南地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当地乡绅又另在《致英吉利国领事官信稿》和《告谕英商大略》等信函中，反复强调百姓誓死保卫河南地的决心，甚至表示租借河南地之事，就算政府答应，皇帝陛下盖上大印，百姓们也不会答应。在给英国人致信的同时，社学组织也做了最坏打算，一旦英国人公开回复不答应，社学组织立即展开驱逐英军的武力行动。

百姓们这种誓死保卫河南地的决心，让璞鼎查甚为忌惮，于是他将情况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如果强行占领河南地界，而使得当地百姓产生抵触，从而有可能造成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的话，可以考虑暂缓运作。

因此璞鼎查终止了租借河南地的一切运作，并与耆英签订了三年后再进广州城的和约，此事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个事件：黄竹岐案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沿江数十个村落为了自卫，纷纷构筑闸栅以护卫本村。这些闸栅最远的距离本村十余里，最近的也有二三里远。平日里英国人上岸如果不寻衅滋事，村民倒是让其来往通行不加干涉，可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的一天，一些英军士兵的到来，打破了这里本来相对平静的局面。

当时一部分英军士兵乘船到广州城西南的黄竹岐村一带打猎，登岸后闯进村民们构筑的闸栅，在村内鸣枪打鸟，看见村中妇女就调戏，吓得妇女们惊叫着四散逃走。其中一个名叫麦克的英军士兵竟然开枪射击那些逃跑的妇女，幸好没有打中，但是麦克却以此为乐，并高声辱骂妇女。

村民们听到枪响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并鸣锣传递消息，召集邻村百姓前来支援。英军士兵在越聚越多的百姓面前，开始变得惊恐暴躁，试图开枪向百姓们射击。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百姓，大家一拥而上，当即打死六名英军士兵，并将其尸体绑在巨石上，投入了村外的大河之中。村民陈亚辰也当场被英军打死，另一名村民李亚键被打成重伤。

事发后，其余的英军士兵逃回船上，立即掉头逃入省城，并将他们在黄竹岐村的遭遇向英国领事报告。

英国领事当即照会耆英。耆英急忙派人会同南海县令招募渔民，驾船打捞那六名英军士兵的尸体。英国领事以清政府管辖不力为借口，要求交出肇事凶手交给英国人处理，结果被新到任的广东巡抚徐广缙拒绝。他给予英国人的回复是：杀人偿命虽然是法律明文规定，但也得是一命抵一命，绝不能乱了法度，更不能随便处理我们的百姓，来满足英国人的欲望。徐广缙当时亲自审理此案，查明事情经过后，判处三名肇事者死刑，并在打死英军士兵的现场执行了死刑。可是英国人对这样的处理结果依旧不满意，向耆英提出要烧毁黄竹岐村，否则不能平息本国人民心中的怒火，并逼迫清政府强力压制百姓对英军的反抗，以保证他们在当地的绝对安全。

耆英迫于英国领事的压力，责令当地官员出示公告，召集乡绅开会，让这些人拟定一份“今后毋许枉杀，后此永保无事”的公函，张贴在全城，以此表示对英国人的安慰。

道光皇帝在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8日）接到耆英的奏告后，立即指示他一方面要缉拿凶手惩办，绝不能给英国人任何挑起事端的借口；另一方面要他做好战备，防止英国人借此扩大事态。后来又接到黄竹岐两名村民被打死的奏报，道光皇帝立即谕令耆英，处理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失去民心，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二十六日（1848年1月2日），又接到英国领事要求自行处理中国百姓以及烧毁黄竹岐村的奏报，这位内心本就悲愤不已的皇帝终于再也忍耐不住：“荒谬已极，自无应允之理！”

道光皇帝不仅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而且指示耆英，要公平地审理，决不能失去对百姓的宽容。至于英国人是否会满意，不必考虑得太多，也不要过度关注他们的态度，一切以不失民心为准则。他再次告诫耆英，一定要对英国人严加防备，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十二月七日（1848年1月12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关于黄竹岐村事件起因的奏报后，开始郑重其事地对英国人加以谴责，他说如果英国政府能对自己的士兵加以约束，也不至于惹出如此大的事端，希望英国领事能够正确理解他说的话，应该想办法约束本国士兵的行为，如果不是正常的贸易往来事宜，就不要擅自进入民间田舍房屋。面对道光皇帝的态度，英国人最终选择了退让，宣布这一事件到此为止，同时也希望清政府能够教化民众，不要对英国人产生敌视情绪。

从上述两个事件来看，鸦片战争事实上是一场当时主政的政府的失败，而并非中国人整体的失败。正是民众的力量，使得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道光皇帝看到，对抗英国人是一场旷日持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战斗，因此本就因为鸦片战争失败而内心悲愤的他，选择了支持民众的反抗情绪，并因势利导地限制英国人在大清国土上的肆意妄为。而他的这种态度又反作用于民众的反抗斗争。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抗英国人事实上远没有结束，而且趋势由政府层面逐渐波及民众层面。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当时中国被迫睁眼看世界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民众的眼睛也已开始逐渐睁开，只是未来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且这条道路是万分的艰难与曲折。

从中国近代史后来所经历的历程来看，每一次外敌入侵，最终都会演变成民众层面的主动抗争。这也正是应了那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h3>6. 反进城斗争</h3>

英国人到广东开展贸易已经多达二百年之久，按照旧制规定，外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广州城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常常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人将他们视为异类的表现，是一种不平等待遇。《南京条约》没有针对这个事情进行有效的解决，而英国的历任领事也都曾经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过进城的要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功。所以璞鼎查才在上文提过的河南地事件中，再次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国进入广州城居住。

可是河南地事件最终在英国政府的慎重考虑下放弃了争夺，所以进城事宜也就暂时搁置。但是英国人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进城事件”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始，便成为中英双方的矛盾焦点。

当时间进入道光二十五年之后，大清帝国似乎一下子进入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之中。当然原因在于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已经完成，各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暂时偃旗息鼓。按照有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应该收回定海，于是时任英国驻华领事的德庇时，以此大做文章，以清政府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为借口，拒绝将定海归还。

十一月二十三日（11月21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奏报后，指示他：

……恐难免希冀请求。该督等唯当持以镇静，俟其续请时，即告以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如此晓谕，庶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

十二月二十日（1846年1月17日），道光再次接到耆英关于英国人执意进城的奏报。道光再次谕令耆英必须予以拒绝，他的理由是：

（英国人）进城一节，非本条约所有……该督等仍当详晰开导，谕以即使准其进城，而民情究难相安。倘因事争竞，或致互有伤损，彼时若求代为约束，地方官断难查办……

从指示耆英的态度来看，道光皇帝虽然利用民众对抗英国人，但并不是说他就不保障民众的利益。在可能的范围内，他还是希望民间尽量不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将回绝英国人的任务，交给了求和派代表耆英，甚至连回绝的方法也明确指示给了耆英，那就是耐心开导。事实上这是一种“软拖”的手段，目的就是想让英国人知难而退，毕竟《南京条约》已经达成了双方不再交兵的约定。

英国人再一次选择了退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退出舟山地区。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英国人并没有因为《南京条约》的“罢兵”而就此停止争取进城。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德庇时突然率领十余艘舰船闯入省河，停靠在十三行湾，并下令英军士兵悄悄登上炮台将炮眼堵死，然后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道光皇帝在三月七日（4月21日）得到奏报后，指示耆英立即进行布防，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向英国人讲道理，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武力抗击的准备，作为一方军政长官，万万不可张皇失措，更不能有所懈怠。耆英接到谕令后，和英国人商定两年后可以进城，不过他倒是没签订任何条约，而是将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徐广缙。后来英国领事德庇时也卸任回国，接任他的文翰继续坚持英国人进城的主张，与新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事实上，耆英答应英国人两年后可以进入广州城，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英国人提出进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答复，其舰船强行驶进省河，所以耆英采取欺骗拖延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对方。针对进城问题，当时没有任何文字性记录，这让双方的继任者都会找到理由进行反驳，因此反进城斗争就开始变得更加尖锐。

早在徐广缙到广东赴任之前，道光皇帝就指示他，解决英国人进城的问题，首先在于安抚当地民心，只要民心有所向，外敌不足为虑，如果民心背离，即使答应英国人进城，未来也会出现很多民洋冲突，到时政府还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民众会答应吗？答案显而易见。也就是说，道光皇帝其实是要将反对英国人进城坚持到底。

因此徐广缙到达广东上任后，就开始遵照皇帝陛下的指示来解决进城事件，而中英双方都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也就注定了反进城事件会逐渐激化。

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英国领事文翰告知徐广缙，转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49年3月15日）就到了当年耆英答应进城的时间了。结果刚过完年不久的正月二十三日（1849年2月15日），徐广缙就前往虎门与文翰进行交涉，同时向道光皇帝请示。当时徐广缙和叶名琛商议，两个人在同英国人的交涉中，一定要团结一心，坚决不能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而且为了防止英国人强行入城，徐广缙还加强了省城防务，在省城周边层层设防。

徐广缙备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文翰得知，文翰坚持认为这是清政府不守信用的表现，于是就利用谈判的机会，将徐广缙扣留在舰船上，想以此来逼迫清政府同意进城的要求。

对于文翰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徐广缙告诉文翰，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是前任耆英的事情，现在自己奉皇帝陛下之命到广东任职，自然会按照旨意行事，而到现在还没接到让英国人进城的谕旨，所以不能擅自答应领事的要求。不过自己倒是可以向皇帝陛下请示一下，但在没有结果之前，一切都必须遵照大清的法律行事，就算是英国人也不例外。

徐广缙这种坚决的态度，让英国人也很是无奈。文翰同时也明白，就算是把徐广缙杀掉，也解决不了进城问题，而且那样做更会让清政府在外交上找到拒绝英国人的理由。因此在冷静下来之后，文翰放回了徐广缙，让他详细地向大清皇帝汇报这件事。

徐广缙明知道皇帝陛下是不可能答应进城的，但是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他还是向道光皇帝上了奏疏。不过这封奏疏的言辞具有引导性，将整个来龙去脉汇报一遍，在结尾徐广缙为了排除道光对自己的误解，特别强调了皇帝陛下一定要坚持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态度，不然的话自己的努力等于白费。

道光皇帝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给当年耆英的指示一样，让徐广缙也要顺从民意。当徐广缙将道光皇帝的旨意展示给英国人时，文翰开始受到本国人的指责，认为他和前两任领事相比，在进城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无能，这让文翰备感尴尬。于是他写信给徐广缙，指责中国人背信弃义，明明是耆英已经答应的事情，为什么又要反悔？这让不了解中国官场文化的文翰百思不得其解。

徐广缙继续以不知道前任的承诺，自己只能执行皇帝陛下的指令作为挡箭牌，告诉文翰，英国人进城是绝不可能的。至于文翰在本国人心中是什么地位，那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与大清帝国无关。而且如果英国人执意要进入广州城，也得问问当地的百姓答不答应。

事实上当广州城内的百姓得知英国人又想进城的消息后，已经开始群情激愤。自1848年冬天到1849年三月，省城越秀书院监院一直刻印公柬，邀请越华、羊城二书院一同反对英国人的进城要求，而且城中的诸多绅士也联合起来决心保卫省城广州。史料上记载的说法是：

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亦创隆平社学，同时响应。地大者至数千人，少亦数百，按日分期，自具所练丁勇名数，柬报越秀……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

在社学的组织领导下，广州城的义勇声势极其壮观，夜间巡城时，将整个广州城照得如同白昼。身在城外的英国人见此场面，吓得目瞪口呆。英国领事则迅速告诫所有身在广州城外的英国人，每天黄昏之前务必关闭前后门户，贸易事宜在黄昏之前全部停止，而文翰因在内受到本国人的指责，对外又担心惹恼了中国人，只得暂时放弃入城的要求。

社学组织开展反进城斗争的消息很快传进了北京城，道光皇帝自然欣喜万分，为此感慨道：

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恐濒海居民有蹂躏之虞，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连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申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劻勷，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久历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

看得出来，民众的勇于反抗，以及徐广缙对英国人严词拒绝的态度，让道光皇帝很是欣慰。为了鼓励当地民众的这种反抗精神，道光皇帝下令进行懋赏，而且表示要“励急公向上之心，共享乐业安居之乐，第其劳勚，锡以光荣，毋稍屯膏，以慰朕意”。

在进城事件中，大清帝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英国人对不能进城一直耿耿于怀，就在道光皇帝下令嘉奖当地百姓数日后，文翰再一次写信给徐广缙，说大清皇帝未能履行英国人进城的承诺，已经让广州当地人非议，希望清政府能够考虑皇帝的颜面，再一次考虑英国人想要进入广州城的请求。

文翰的这封信虽然带有诛心之词，但已经不自觉地将姿态放低了，徐广缙却坚持不妥协，以两国刚刚恢复贸易为由，委婉拒绝了文翰。后来文翰又多次提出进城要求，清政府从皇帝到大臣甚至到普通百姓，全都团结一心坚决拒绝该要求，最终使得英国人放弃再提进城请求。这也让道光皇帝再次认识到，只要政府和民众团结一心，就算英国人武器再先进，也丝毫不能撼动大清帝国，正所谓“利不夺而势不移”。反进城斗争的胜利，也算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始终笼罩在道光皇帝头上的失败阴影中透出的一丝曙光，虽然这点光亮很快就会被黑暗吞噬。

<h3>7. 天国风云乍起</h3>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南京条约》又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满洲自兴起到入主中原后的二百多年来，从未遭受过如此羞辱。然而自道光即位以来，大清帝国需要对付的并不仅仅是从海上而来的外夷，更有来自内部的敌人。外夷虽然羞辱了大清帝国，但并没有动摇大清的国本，而内部的敌人则在某种程度上给帝国带来了覆亡的危险，这种危险在帝国的高层统治者们看来，就是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的农民起义。

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大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鸦片战争之前就有滇彝之乱、河南白莲教起义、台湾天地会起义等，幸好那时的大清帝国还有足够的能力去平定这些叛乱。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能那么幸运。就在大清帝国刚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渐渐缓过神来的时候，1851年4月，来自广西金田的一群人再次使大清帝国陷入恐慌与战乱之中，而这一次，他们给大清统治者们出的题，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难。

这群来自金田的农民，后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太平天国的组织。我们知道这群人的首领名叫洪秀全，然而根据很多史料的记载，洪秀全似乎只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偶像，其早期具体的工作都是由杨秀清和冯云山等人去做。当然，“天国”本身这个名称，就来源于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因此洪秀全的偶像作用在太平天国的发展历程中绝不能低估，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偶像的存在，太平天国或许早已分崩离析。

洪秀全其实是个失意者，在那个只有登科入仕才有出路的传统时代，洪秀全曾多次想通过科考走进仕途以求光宗耀祖，却屡试不中。道光十六年（1836），洪秀全又一次背起行囊，踏上了赶考之路，这一次虽和往常的结果一样，但他却在偶然中得到了一本叫作《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从中看到了与他多年来接触的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里边有关于天堂的描述，有基督教拜上帝，有关于耶稣的介绍，有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

据有关记载，转年洪秀全再次科考落第后，回到家便大病一场，甚至达到了昏迷的程度。昏迷中他到达了《劝世良言》所说的那个天堂，在那里他看到了上帝。或许是这次的“神游天堂”在洪秀全心底埋下了异样的种子，于是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读了《劝世良言》，再联系曾经的“神游天堂”，洪秀全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次子”，也就是“耶稣的兄弟”，之所以能神游天堂，是因为上帝赋予了他“提剑斩妖”的使命。

他由此放弃科考，走上了宣传宗教教义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发现，除了科举考试，原来还有另一条道路，同样可以让自己出人头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洪秀全和一同担任过私塾先生的好友冯云山，一起离开家乡广东花县，辗转来到广西的贵县山区，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布道生涯。让洪秀全没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时间，他们便吸收了一百多名农民信徒。半年后为了更深地吸取教义的精髓，洪秀全回到家乡继续钻研教义，而冯云山则又转到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传道。

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传道、发展信徒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由冯云山承担，洪秀全则是“天国理论”的支持者，他的偶像作用就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当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进行着艰苦的传教工作，两年多的时间在当地发展了三千多名信徒，并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式成立太平天国的早期组织“拜上帝会”。

而洪秀全回到家乡后，开始从事教义理论的深入研究，为“拜上帝会”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这些理论除了宣扬教义之外，还说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都应该敬拜上帝，而且只能拜上帝。他将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互相糅合，让人们“勿拜邪神，须作正人”，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对于教义的深刻钻研使得洪秀全逐渐认识到，必须跟一位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学习，于是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从家乡花县前往广东省城，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后来因为罗孝全拒绝为他洗礼，遂于七月重新回到广西紫荆与冯云山会合。

很长时间以来，紫荆地区的信徒们对于这个从未见过真容的“教主”很是期待，洪秀全的到来让“拜上帝会”的成员们备受鼓舞，立即尊他为领袖，称之为“洪先生”。就这样，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从广西紫荆开始，大力发展“拜上帝会”，当时桂平县与邻近各县的汉、瑶、壮等族纷纷参加。鉴于“拜上帝会”当时已成规模，在冯云山的建议下，洪秀全制定了《十款天条》以及各种宗教仪式来约束信徒，还撰写了《原道觉世训》，除了宣扬上帝主宰一切，人人必须敬拜上帝之外，还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号召信徒共同灭之。

如果说洪秀全和冯云山会合之前，“拜上帝会”或许只是宣传宗教信仰的组织，那么当洪秀全来到紫荆地区，且随着“拜上帝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他看到，这似乎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拜上帝会”的早期成员大多是穷苦百姓，因此“斩杀清妖”的宣传很容易被信徒所接受，民众的激情很容易被激发。

后来，洪秀全在自己编纂的《太平天日》中，对信徒宣布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这等于为后来的反清起义找到了理论依据。

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拜上帝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可以称得上是一股力量可观的武装势力，其基本成分为贫苦农民、矿工、烧炭工、挑夫、手工业者、小贩以及无业游民。此外，一些家在当地具有一些经济地位的中小地主和富户，由于经常受到当地乡绅的排挤，也加入了“拜上帝会”，例如后来制造“天京事变”的韦昌辉就是典型的代表。

“拜上帝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势力逐渐遍布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博白、陆川等县，以及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其核心领导者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外，还有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以及小地主出身的韦昌辉。随着人数规模的扩大以及领导核心的逐步形成，“拜上帝会”开始转向践行教义为主，即武装反清—“斩杀清妖”。

“拜上帝会”从广西的一片狭小的空间里，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走上反清之路。然而当他们酝酿一场惊世骇俗的起义时，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却毫不知晓这群来自山里的人，未来差点儿成为自己的埋葬者。道光三十年（1850）一月，道光皇帝驾崩，忙于皇帝丧事与新皇登基的朝廷，根本无暇关注这个远离京城的团体。而且，道光皇帝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收到关于“拜上帝会”的任何消息，因此洪秀全等人掀起的惊涛骇浪，只能由道光的儿子咸丰去平息。

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老爸死后仅仅半年，洪秀全就下令各路“拜上帝会”成员齐聚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四个月后，有两万成员抵达金田，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反清，建号太平天国。至此太平天国的旗帜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大清帝国的上空。

<h3>8. 勤政守常不知变</h3>

执政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道光皇帝，突然于一月十三日（1850年2月24日）在圆明园一病不起。十四日（2月25日）清晨，自感大限将至的道光皇帝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一同开启匣宣示御书，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

中午时分，道光皇帝驾崩，享年六十八岁。这位在即位之初便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一生得过荣耀，有过屈辱，但最终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着满腹悲愤和宏图破灭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道光皇帝在位长达三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的执政时间。他即位时，虽然踌躇满志，但在那个时节，令皇家骄傲的“康乾盛世”已经过去，令帝国无可奈何的衰败正在蔓延。在他在位的三十年间，大清帝国除了有来自海上的英国敌人之外，内部矛盾也已达到顶峰，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国内矛盾的一个总爆发。甚至可以说，之所以“海上蛮夷”英吉利能打得大清帝国毫无还手之力，跟大清帝国内部出了问题是有绝对紧密的关系的。

道光皇帝自然不情愿大清帝国败给英国，不情愿而又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也开启了此后大清帝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河、对外关系屈辱软弱的先河。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面纱被撕开了，曾经还可以掩盖的衰败与腐朽的真相，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示在国人与西方列强的面前。

不过单论道光皇帝个人，这位勤政守常的皇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不仅想有所作为，而且力图除旧布新，在其执政的三十年里做了不少努力，其中一点便是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存在的弊端。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道光皇帝是不可能认识到当时皇权制度已经开始走上末路的，我们也不能苛求他超越历史去认知事物。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皇帝，他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当时的弊病，并力图加以扭转是值得肯定的。

在即位后不久，道光皇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弊病丛生的状态，而且日甚一日，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而最大的弊端就是吏治的败坏，例如横征暴敛、虐取于民、官官相护、朋比为奸，正像《道光朝东华续录》中所形容的那样：“积弊相沿，挽回无术。”

因此，道光皇帝从即位伊始便勤于政事，以“虚心实行”四字自勉，在朝廷内提倡节俭，并整顿吏治、开源节流。即使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皇帝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也并没有被英国人的枪炮吓住，而是坚决主战、镇定指挥。虽然作为最高决策者，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皇帝要负首要责任，但也不能否认他尽力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甚至在战后针对军队存在的弊端，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是为后来洋务运动的萌芽。

道光皇帝的遗诏上有这样一段话，或许，这本身就可以作为对他比较中肯的评价：

自御极至今，凡批览亲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皇帝励精图治，想做个有道明君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话说回来，放眼当时的世界格局，显然这位勤政守常的帝王，并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当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在中华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肆意驰骋时，道光皇帝却还在为清除衰败帝国的沉疴痼疾而努力。即使他十分勤政，也只是着眼于帝王家业如何延续，而不是真正意义地在国家层面进行创新与改革。从个人素质来看，道光皇帝具有励精图治的美好愿望，但并不具备“图治”的才能。

道光皇帝和他的前辈们一样，自幼接受着系统严格的皇家教育，不可能脱离开中国几千年来建立在封建农业基础上的传统思想体系。自幼生长在深宫之内，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着眼于世界大格局，从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思想中汲取养分，这就决定了他的“图治”只是在遵循封建旧制的范围内踱步，甚至仅仅是修补已经千疮百孔的皇权制度。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道光皇帝在思想上受到震动，但事实上纵观战后大清帝国各个领域，除了在军队方面有所改革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道光皇帝也被迫睁开眼，了解了正在变化着的世界，但是封建传统的思想使得他无法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认真去吸取西方世界有益的东西来改变大清帝国的现状。因此，大清帝国也就不可能跟上当时世界急速变化的节拍。从这个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依然在沉睡。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道光皇帝在最后八年的执政生涯中，内心始终处于一种悲愤的状态，但他并没有将悲愤转化为动力，可以说是悲愤有余而振奋不足。除了依靠一些民间力量去继续对抗英国人之外，他没有自上而下地实施符合世界潮流发展的变革，甚至随着他精力的日渐衰弱，大清帝国的形势比战前更加不利，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种不利形势的最直接显现。

客观地说，道光皇帝是在大清帝国日益衰败的情况下登上帝位的，他想要挽救的是一个危机四伏、早已腐朽的封建制度，他的理想是守好爱新觉罗家族的“伟业”，但这份家业在当时已经被世界的滚滚洪流所裹挟，即将淘汰出局。道光皇帝的努力，只不过是为将要倒塌的皇权庙堂支上几根朽木，就像一个医术并不高明的大夫，想要挽回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之人的生命一样，结果必然是无济于事的。道光皇帝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道光皇帝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后代却依旧重复着这个悲剧，而且还要持续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