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论之，黄之良心尚未丧尽；陈英士以与应有多年密切关系，惧急治之，并发其覆，故力持稳和态度；惟孙中山似中酒发狂，要亦因少数人之播弄；日为傀儡而不悟其人为何，则戴天仇、何海鸣、陆炜荪（即陆惠生——引者）、吴润斋（即吴佩潢——引者）等败类是也。黄膺白意气亦甚盛。前因武士英暴毙，多人在沪北洋务局会议，处置各项证据事。各项证据俱保存在大铁柜内，其锁匙为吴润斋所收执，不知何故，陈英士语侵吴，吴不怿，即以锁匙缴还程都督，陆炜荪向程索取，程不与，陆愤然曰：“吾只信吴润斋，他人俱不可信。”程笑语之曰：“然则吾亦不可信乎？”陆曰：“现在除了我皆不可信。”程曰：“还是阁下好，我则连自己也不信，惟锁匙终不能交与阁下。”陆曰：“请以手枪奉敬。”程仍不为动，曰：“听便，听便。”遂不欢而散……程都督在沪不能自由发一言，又无机会回宁，其所受苦痛不可言状，日惟硬留应省长为伴，迨法庭问题解决，始有可行之势。然恐程、应不拿定主意，将有不能安然离沪之情状。国民党之穷凶极恶，亦可知矣。[38]

“良心”自称“尝挂籍于旧同盟会”，与宋教仁“略有声气之雅”，因对宋案发生后国民党的政策不满，故作此文，“聊示长言当哭之意”。但就是这样一篇攻击国民党人的文字，当中透露出宋案证据移交中方后，保存证据的大铁柜钥匙实际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掌握，而非由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人掌握。当5月下旬准备预审时，上海地方审判厅代理厅长张清樾和检察厅长蔡季平因保存暗杀凶器之大铁箱钥匙“由程君携往南京”，曾发电请程德全派员到上海会检，程德全于5月24日复电云：“宋案证物已将铁箱钥匙备具正式公函送交贵厅检收在案，此次公判即无须派员会检。”[39]这也证实了铁箱钥匙确系由程德全保管。且程德全并非黄兴、陈其美等人傀儡，即便陆惠生以手枪威胁，索要钥匙，程也没有交出。曾有西报传言程德全已被国民党人“软禁在沪”，又说“德全志在为南方之总统”，“上海诸领袖请程都督协助建设新政府于南京，程未之允”云云。程德全为此特别致函报纸予以更正，表示“此等谰言，本不足辨，惟现值人心不靖，诚恐淆惑听闻，请登报声明，并无其事”。[40]其实，钥匙即便掌握在黄兴、陈其美等人手中，他们也没有机会作弊，因在租界预审期间，主要证据已经启视，为原、被告律师及政府代表律师还有程德全、黄兴等所见，而在移交环节，又众目睽睽，对证物逐一点交，并加封固，国民党代表也参加了接收，如动手脚，岂有不被发现之理。黄兴、陈其美等若真有争夺钥匙之事，也是为了防止有人作弊，而不是为了自己作弊。怀疑或担心黄、陈等人欲对证据下手，实际上是先入为主，视二人为刺宋幕后主使（当时有此谣言），而二人与宋案究竟有无关系，自非有确实证据，不能妄下结论。因此，就证据保管而言，实际上并无可疑之处。

<h3>4.证据宣布</h3>

租界会审期间，因捕房律师与被告律师讯明案情需要，曾将应宅搜获证物当堂启视传阅，并于双方问答辩难中提及部分重要证据，但公堂并未公开宣布，除两造律师外，只有主审官、政府代表及程德全、黄兴等少数人了解其内容。尽管如此，仍有部分证据外露，只是内容并不完全准确。如消息灵通的《民主报》曾准确报道证据中有一电，电文曰：“燬宋酬勋位。”[41]《大中华民国日报》曾报道3月17日有一封北京来电，内容为“宋事从速进行”，意思正确，但文字不太准确。[42]《顺天时报》则根据双方律师辩护时所述，罗列出如下九条证据：“（一）洪述祖为□□□请应桂馨迅即赴京受委任电。（二）十二月十二号□□□与应桂馨电，内有‘如此事能于各方面均无痕迹，余将敬以谢君’等语。（三）电谓：‘十日内某人必去，否则必死之。’（四）电谓：‘此问题重大，如果有效，其中必有激烈文章，读毕付丙。’（五）电谓：‘紧要文章已露一句，未下手时速电余款数。’（六）电述一某姓之交涉事。（七）三月十八号电谓：‘事须速行，空言无济，为人所笑。’（八）三月十九号电谓：‘事宜即行。’（九）为应桂馨致北京函，谓‘宋以巨款巩固势力。’”[43]其中有些与后来正式宣布的证据文字相当接近，有些差别较大。

对租界会审公堂未公开宣布证据，外间颇有不满。《民权报》曾就此发表评论道：

法庭何以公开审判？以征信于国民也。会审公堂为上海租界特有之公堂，即不欲征信于国民，亦应征信于上海市民也。上海为各文明国人士会聚之地，宋先生被刺案为世界人道上所最可悲之事，公堂审判此案，当然公开。今既公开矣，则一切证据之辩论，亦当然应当使听审者明白其真象。而既不宣布证据，亦不公开辩论，以至要之犯罪证据，乃仅以传观了之，然则公堂其以此案关系中国政府，于中华民国太不名誉，故不愿宣布之耶？苟然也，则会审公堂误矣。[44]

证据移交中方后，因其内容主要为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函电，故必须洪述祖到案，才有可能定谳。但洪述祖此时已闻风潜逃至德人所管辖之青岛，而德国总督“必索取证据后，始允交洪犯至沪，受法庭审判”。故4月23日，程德全会同黄兴、伍廷芳、王宠惠等齐集交涉使署，检验物证，决定将应、洪往来函电要件寄至都中，俾得凭证，索取洪述祖早日归案讯办。[45]众人“以此项证据关系匪轻”，“似未便将原物寄交”，最后由黄兴等提议“将此项证据制成铜版，印刷多份，分寄北京总统府及内务部、司法部各机关”，“其字迹与字码永远可以保存”。遂由陈贻范招一摄影师，在交涉使署当众将重要文件分别摄影，原物则“暂存在交涉使办公处妥为保存”。[46]

4月25日，上海《时事新报》率先公布10件关键证据。[47]当晚12时，程德全、应德闳通电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报告了案发以来租界会审应、武二犯，引渡二犯，移交证物，以及程、应等会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等检查、拍印证据情形，并将主要证据“撮要报告”，共罗列了22件。电曰：

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鉴：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害身故一案，经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暨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预审，暗杀明确，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即吴福铭，应桂馨即应夔丞，解交前来。又于十八日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呈送在应犯家内，由英法捕房总巡等搜获之凶器，五响手枪一支，内有枪弹两个，外枪弹壳两个，密电本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口；另由公共租界捕房总巡，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证据五包，并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将法捕房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簿籍证据一大木箱，手皮包一个，送交汇检。当经分别接收，将凶犯严密看管。后又将前于三月二十九日在电报沪局查阅洪、应两犯最近往来电底，调取校译，连日由德全、德闳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等员，在驻沪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德全、德闳均为地方长官，按照法律，本有执行检查事务之职权，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总统令，自应将此案证据逐细检查，以期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所有关于本案紧要各证据，公同盖印，并拍印照片。除将一切证据妥慎保存外，兹特先撮要报告。（下略）[48]

4月27日，“《民权报》抄证据43件，送各报登载”，随即《中华民报》于当日刊登《铁证》，公布了43件函电文件，并“送铜版印件，要求非国民党各报同登”。[49]《民立报》《神州日报》也在当日刊登《宋案证据之披露》，前者公布了44件，后者公布了43件。[50]随后几日，《申报》和《顺天时报》又先后连载《宋案证据全录》，均为53件。[51]

宋案主要证据由此大白于天下，举国为之震动。需要指出的是，在程、应发出通电前一天，由于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死亡，各方议论纷纷，《神州日报》曾为此发表评论，提醒当事者应尽快将证据全数公开，否则人心将更疑惑。其言曰：

凡应犯家中搜出之罪证，尤当及今从速宣布，尤不可不及今将搜得之物全数表示，以供研求，俾其真际豁露，不致再为造谣者利用，此固确不可易之办法也。若必掩此露彼，但为断章取义之宣布，不使事外之人窥见全体，则人心之疑，必且加甚，此案即欲祈成信谳，其戛戛乎其难矣。此又吾人所敢为当事忠告者也。[52]

证据宣布后，由于程、应通电中有“撮要报告”字样，舆论果然纷纷提出质疑。就在4月27、28日，一篇题为《宋案证据之研究》的文字，先后在《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申报》《时报》《民报》《民声报》等多家报纸刊出，随后几日又被《大自由报》《国报》《新世纪报》等转载。其中写道：

应夔丞家内所搜出之物件甚多，在理应一律宣布，无论其关系宋案与否，庶足以息群疑而见真际。若有所宣布，有所不宣布，则所不宣布者果属何物？有何原因而不宣布？由是所宣布者亦不足以坚国人十分之信心。此关于宣布宋案证据一定不易之理也。[53]

国民党《大中华民国日报》称该篇文字为“袁党公布”，[54]然而，文中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疑问。如《亚细亚日报》指出：“程督来电所纪应、洪之来往函电，均系断章取义，线索不清，而据沪上一方面之报告，其中不免有所偏重。闻所纪各电，政府多已抄得全文，其中有关系共进会者，有关于欢迎国会团者，有关于宋教仁所办提票及其骗案者，而程督之报告，仅其疑似之词，归纳于刺宋之一系，其中是非真象，当由全体之确据有以证据之，甚未可以片面之截取文词，即用以断斯狱也。”[55]这实际是批评程德全等人回避了宋案的复杂性，而将其情节简化为“刺宋之一系”，并据此有选择地公布证据。又如，“超然百姓姚之鹤”发文写道：“今者证据已由程、应二公以行政官之手续择要宣布，似此案之真相可以全形毕露矣。然而，今日一般舆论，对于该项证据，甲派之周内，乙派之辨护，观连日本埠各报所载，仍有绝对相反之点者，何哉？盖应犯家中所存之证据，阅程、应通电有‘择要宣布’之语，则原件必不仅止此数可知。且就所布各件言之，字句费解及言词闪铄、不甚明了者复居其半。综是各因，遂生出一种汉儒门户解经之现象。此实今日甲、乙两派相持之故也。”[56]这是将各件证据言词之闪烁、费解及各派对该项证据解释的纷歧，归因于证据原件未能全数公布。《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禅那也写道：“程督既通电后，国民党派皆以为证据确凿，政府万不能逃其罪者；而非国民党派谓程督在沪已失其自由，围绕于其旁者皆国民党人，其发电时必经国民党之手，其应夔丞铁箱中之证据尚不止此，其关于非政府一方面证据尚多，此电专摘其与政府关连者，断章取义，不完不备，不过欲坐实政府之罪耳。而所谓证据者，亦属于应与洪之关系，非赵与洪之关系，不能据洪、应一方面之词，硬坐为赵罪。此又程电通告后舆论之一班也。”[57]这又是明确指控国民党为“坐实政府之罪”，在宣布证据过程中作弊。而署名“剑农”者，则在其文章中批评程德全等以主观意思宣布证据，并对未来审判能否顺利进行表示担忧。其言曰：“至近来处理此案之手续，其最荒谬可笑者，则证据不完全是也。夫应犯家中所抄出之物，较之四十三件之书面，奚啻倍蓰，若谓其他各件皆无关本案，则此事纯属主观，又乌可之〔以〕行政官之自由意思为之？然则各报所传证物中牵连某伟人丑事多为程督所燬，或非子虚也耶？近日洪述祖将引渡矣，将来辨论公开之际，设洪、应二氏坚以证据不完为词而拒绝审判，则判决此案尚待搜罗证据，程都督咨京之五十三件尚未宣布者，容有一二可定爰书乎？”[58]

上述观点实质上是怀疑程、应及黄兴、陈其美等有意隐瞒、割裂证据，以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对处于嫌疑地位的政府方面及其支持者来说，很容易产生此种怀疑。然而，从证据搜查、移交、保存及检查、拍照等各个环节来看，均有多方代表参与，且程序极为严密，丝毫不存在程、应及黄、陈等人舞弊可能。宋案证据之所以最终只公布了53件，是因为程德全等人认为，从应宅搜出的其他大量文件，主要是关于共进会本身方面的，“与宋案无涉”，应“免于牵连”，因此只检核、宣布了“有关于此案信函证据”，“以为法律准绳”。[59]程德全等做出如此判断固然带有主观色彩，但不能因此判定程等作弊。即便是那位以国民党人名义攻击国民党的“良心”先生，也承认：“涉黄之函虽有其他关系，与杀〈案〉宋案却亦无涉，在余并不主张列入通电内。”[60]而不论是从程、应通电发表后紧接着公布的宋案53件证据检查报告来看，还是从今天在北京市档案馆依然可以看到的当时不曾公布的其他应宅搜获文件来看，程、应等人确无隐瞒、割裂证据之故意，反倒是有不少反映政府与应夔丞密切关系的文件，因程、应及黄、陈等认为与刺宋案无关而未予公布。[61]

应夔丞为宋案主犯之一并无疑义，其人与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黄兴、陈其美等均有关系，故应宅搜获证据实为破解宋案关键。从搜查、移交、保管到宣布各环节来看，“检查报告”所列53件证据，虽然不够完整，但其真实性不容怀疑，故其时无论是国民党及其支持者对政府的攻击，还是袁世凯、赵秉钧及政府支持者的辩解，均以该部分函电文件为最主要依据，只是各方解读存在歧义而已。当时及后来一般关心宋案者对案情的分析，也是以该部分函电文件为最主要依据。立足这一点便可明白，宋教仁被刺后至证据披露前出现的多封匿名信件，其实大多是应夔丞本人及其共进会党徒为混淆视听而玩弄的伎俩。[62]该会党徒极众，仅上海总部各科职员就有至少50人，其中文牍科有一等科员、二等科员及额外科员共10人，加上科长程海平，共11人。[63]应夔丞还委任18人任总部巡缉员，规定“军政各界发生大事件，应即电报本长，以便直报中央”，“遇有地方重要案件，应准合同该管地方官并报都督，以便会商办理”。[64]由于程德全主观上欲免牵连，这些人在案发后，除个别人外，其余均未被获。他们虽未必人人皆直接参与了刺宋，却可以在应夔丞被捕后，造出种种谣言，以淆乱视听。事实上，当时曾有报道称：“主唆行刺首犯应夔丞系共进会会长，自英法捕房缉获之后，该会中人皆无知识，日来百般计议，咸欲代应设法卸罪，以致外间谣言纷起。”[65]各种匿名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除了可以反映应党势力之大外，对于破解宋案本身并无多大价值。

但有一封信需要格外重视，这就是宋教仁去世次日（3月23日），亦即应夔丞被捕前一天，由其本人署名向国务院发出的那一封。在信中，他声称发现了一种叫作“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的匿名印刷品，并将该印刷品随信寄至国务院。宣告文将各党各派重要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张謇、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以及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等均列为所谓欲加“惩创”对象，而宣称对宋教仁“先行即时执行”死刑。[66]然而，在捕房随后搜查应宅时，发现相同的印刷品还有42件，均已装入信封，准备以“京江第一法庭”名义寄往各报馆。至此方知，该宣告文其实为应夔丞自造，其目的虽然也是为了淆乱视听，干扰捕房破案，但因出自应夔丞之手，内容包含诸多玄机，对破解宋案谜团极为重要，故应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

宋案证据宣布后，应犯及其死党仍挖空心思，力图伪造证据，帮应脱罪。前引“剑农”所言曾基于对宋案证据完整性的怀疑，设想将来辩论公开之际，若洪、应二氏坚以证据不完为词拒绝审判，则该当如何。这一幕虽然因为引渡洪述祖失败而未能在其身上应验，却在应夔丞身上惊奇地出现了。先是1913年4月11日租界会审公廨第六次预审时，应夔丞所聘律师爱理斯问应：“除呈堂证据外，汝想还有何种？”应答：“没有完全。”[67]5月30日上海地方审判厅预审应夔丞时，应又忽然对检察长言：“厅中以桂馨为宋案之教唆犯，其是否教唆暂勿申辩，惟所获证据尚未完全；于证据完全之时，即判决余罪，虽死甘心。”检察长问：“尚有证据在何处？”应答：“在余家中办事室写字台下之白皮箱内。”[68]检察官得闻是言，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退庭后即拟前往查抄。但因应宅在法租界，不便越界查抄，遂函商法捕房，由蓝总巡禀明法领事前往查抄。在该室中写字台下，果然发现白皮箱一只，内中满藏文件，当即取回捕房，“箱中文件内有各种委任状多张，秘密信十余封，最诧异者，内有一函，系某君托应暗杀宋教仁，应不允，作函答复，并附有底稿一纸，书写甚为端正，特用绿色皮包保护，藏于箱中上层。尚有稿簿两本，所叙之事与前日获得证据均属相反”。[69]或许有人看到此则材料，会因其内容与程、应披露证据正好相反而产生疑惑，但当我们了解捕房当初对应宅搜查及时而彻底之后，便立即可以判定，时隔两个多月之后才出现在应宅白箱中完全有利于应之所谓证据，必定为其死党所伪造。[70]果然，当蓝总巡欲将白箱转送上海检察厅时，法领事招蓝总巡到署，问道：“日前捕房往抄证物，已经抄尽，今日何尚有证物在应家中？”蓝答称：“日前往抄，非（仅）法捕房方面之人，尚有英捕卜总巡率包探等会同往查，当时写字台下并无白皮箱。”法领事即用电话请卜总巡到署会谈，卜曰：“此箱系不可靠，当时余等往抄，所有抽屉中及箱中，凡关于文件，一并收罗，毫无遗漏，余等各具结。”于是，法领事嘱卜、蓝二人具结，将该箱扣存于捕房中。应党虽力为运动，试图将此白箱转移至检厅作证，但法领事以“箱内之物，皆系捏造”为由，拒绝转交检厅。[71]当时有讥评道：

第二批证物之发现，何人为告发者乎？即极刁滑之应犯桂馨也……嘻，怪哉！应犯杀人，犹恐其证据不完全，乃更自己告发第二批之证据，使之完全，以求速死，此种事至憨者弗为，而应犯为之，其愚诚不可及。虽然，应犯奸刁异常，其自首之证物，必为捏造无疑，捏造之所以嫁祸他人、倾陷他人也。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此可见应党势力之大，私造证物，以逞诡谋，奸人伎俩，无所不用其极，乃检长闻之，忻喜若狂，何哉？[72]

应宅所获函电文件，大多有应夔丞亲笔注语，“标明收发月日，已复未复，已办未办，秩然不紊”。[73]程德全对此很是赞赏，“盛称应夔丞能干，谓其文笔几类太史公，盖以各罪证上他人未能了解之处，应皆亲加注释，或更系时地，或略于彼者详于此，使见者参互了解，不费思索，可省审判官无穷推索之脑力也”。[74]应夔丞的这些批注的确对理解相关函电有所帮助，但因过于简略，且仍有许多函电未加批注，研究者长期不能准确解释，所以这些批注对于推索案情的帮助实际上是很有限的，程德全所言不免有些夸张。另外，应夔丞的这一做法在证据公布后还曾引发疑问，如5月12日《国报》写道：

昨有自上海来者，谈及宋案之种种证据，谓近来国民党各报皆据此证据加以评判，语甚激烈，而上海之人对于此种证据，多谓应本青红帮首领，是杀人不转眼者，其手下凶狠之辈何患无人，乃贸然求之局外，致被泄露，真不可解。且往来函电皆有应手注数语，此何等事。函电本不可留存，即留存之，何必逐节注明，一若预知此案必破，恐人不能解者，更不可思议矣。且应行暗杀已非一次，秘密手续应岂不明白，今忽如此疏忽，前后判若两人，故上海一般舆论尚抱疑团也。[75]

这一疑问其实不难解释。宋教仁被刺若为应夔丞单方面所为，则其杀人后自然不需要存留相关函电。但事实是，应夔丞杀宋背后尚有主使之人，如此则存留相关函电对应夔丞而言就很有必要，一方面手握主使者把柄，一旦案发，有可卸罪之地；另一方面则可据此以索取回报。由此可见应夔丞之奸诈，亦可见其人办事胆大心细而又颇有条理。

总之，应宅所获函电文件不仅自身真实性、可靠性不容置疑，而且可以之为基本依据来判断该项证据正式披露前后出现的其他各种文字记述的真伪、可信程度及真实内涵。该项证据是研究宋案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材料，任何研究者，倘若无视或轻视该项证据，便是无视或轻视宋案基本事实，其研究便不能称之为严谨科学的研究，离宋案真相也就会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