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宋案各种史料当中，最直接、最核心，也是最有价值的史料。应夔丞、武士英分别在上海英、法租界被抓获后，捕房从应宅起获大量证据，其中最为重要者，便是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往来函电。紧接着，捕房又会同前沪军都督陈其美，至上海电报局查阅应、洪往来电报底稿，以为补充、校译。经过会审公堂预审，明确二犯暗杀成立，遂于4月16—18日先后将二犯及相关证物移交中方。在对证据进行仔细点验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于4月25日深夜向全国发表“有电”，正式撮要宣布宋案证据。随后又将53件证据以铜版纸刷印，这就是《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

在宋案证据正式公布前，各种关于案情的传闻早已充斥外间，来源不一，真伪难辨。因此，应宅所获函电文件究竟可以暴露出怎样的内幕，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这些函电文件能否作为“铁证”，必须以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为此，就需要对该项证据的搜查、移交、保管与宣布各个环节进行具体考察，并对其真实性做出判断。

<h3>1.证据搜查</h3>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在沪宁火车站遇刺后第3天，即3月24日凌晨，凶犯应夔丞由英租界总巡率领巡捕多名，在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抓获，并押解至捕房。[14]待至天明，捕房又派巡捕押解应夔丞至其家查抄，是为第一次搜查。《民主报》曾对搜查情况有如下报道：

应家住新北门外文元坊，门首有一长而大之牌，上书“江苏巡查长公署”数字，余一牌为“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盖应亦为共进会会长。共进会则从前之哥老会所改组者也。既至应家，分派巡捕多人，先行把守，入内检查。有二室最为紧要，查出公文信件甚多，只将信面略阅一遍，至其中作何语，则未及细阅，由法总巡封完，担负保存责任。尚有一铁箱未启，其钥匙存法总巡处。[15]

由于应宅所在文元坊属法租界管辖范围，因此搜查主要由法总巡及法捕房负责。3月25日下午及26日下午，法捕房及英捕房又先后对应宅进行了第二、三两次搜查，《民立报》续有报道：

昨日（指3月25日——引者）下午四时，法捕房捕头蓝君，带同译员赵振生，偕国民党一人，并西探三名，华捕四名，续至拱宸门外文元坊北弄第二号应桂馨住宅，入内搜查。应之门首，悬有牌子三扇，一为“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一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公署”，一为“文汇公司经租处”。入门后，即派华捕两名、安南捕两名驻守大门，禁止闲人出入。蓝君等入内，仅搜查房屋两间，所得公文凭据甚多。后抬出红漆皮箱一只，上有长春栈封条，带回捕房。并抄得极要之证物，则六响手枪一把是也。该枪内尚存子弹三枚，未曾放出，当日在站前后共放出三弹。[16]拆验其中之枪弹，则与宋君所受之子弹同式，此其最要之证据矣。又闻是日检查时，卜总巡及陈交涉使与王宠惠君、陆惠生君亦至。应夔丞亦由捕房用手铐铐住送来，见人犹逐一点头，如无其事。检查时，陈交涉使不许他人跟随入内，国民党员与之力争，乃仅许一人，其人则陆惠生君也。至于应家内，巡捕看守甚严，即水龙皮带等亦均配好，以防凶徒纵火。计应之住宅共有楼房五幢，厢房两幢，其家人口甚多，法捕房搜查毕，即将其家之男妇一干人，带入捕房中……连来客共计二十六人，俟将来审明后分别拘留、释放。至昨日（指3月26日——引者）下午四时，又经法副领事李君偕同蓝总巡并赵翻译等至应宅搜查，抄出外国式、中国式箱子各一只，内储要件甚多，亦即带回捕房，留候检视；一面仍饬各捕看守前后门，候再查究。[17]

其中3月26日下午第三次搜查情况，《民立报》另有更详细的报道，说是日“下午两点三十分钟，英捕房卜总巡谕饬西探头目阿姆斯脱郎（又译作‘安姆斯脱郎’），带同西探至法捕房，向捕头蓝维霭君声请会同至应桂馨家第三次搜检证物。蓝君诺之，即偕同译员赵振生、西探二名、华探四名至应处，又搜得手枪一支，子弹两封，约十余粒，暨共进会簿据数本，皆有入会人名登载，秘密收藏者，亦为案中要紧证据，由应在捕房供认指出，前往吊取者也”。[18]对于从应宅拘押的26人，法捕房将其分为来客与眷属异室看守，然后对来客逐一审认，发现当中有一身材短小、身着新服者，颇为可疑，遂派人至沪宁车站觅得当时曾见凶手面目者一人至，经辨认，确认其人就是刺宋凶手，姓武，名士英，山西人，又名吴福铭。武亦供认不讳，亲自签字。

从上述情形来看，搜查过程中捕房首先对应宅进行了严密封锁，禁止闲杂人等出入。参与搜查者既有法捕房，又有英捕房；既有西探，又有华捕、安南捕；既有政府官员，又有国民党代表。而且在三天内进行了三次搜查，应该说是很彻底的。不仅如此，搜查结束后，应宅依旧派捕看守，“所有应之家人，除佣仆购物外，不得自由出入”。[19]又据《顺天时报》报道，应夔丞被拘押约两个小时后，即24日凌晨“二时许，即有应之党羽纷纷以电话警告，令将家中所藏信件、军械藏匿。此电话均为捕房中人所接，因将室中所有重要对象一一搜出，其余均加以封识”。[20]可见，由于搜查及时，避免了应夔丞家人及其党徒隐匿、销毁证据。英法两捕房将宋教仁遇刺“视为非常重大之案件，故于其种种人证，皆极注意。其最关紧要者，则凶犯行刺前后关于此案之往来电报也，故中西官预约会同查看，会同签字，封固保存，尤为此案搜检证据最紧要之关键也”。[21]总的来说，宋案搜查证据环节，并无明显漏洞，故无论政府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是外间舆论，此后均未就此环节提出异议。

<h3>2.证据移交</h3>

宋教仁遇刺系在华界所属沪宁火车站，而应、武二犯被擒分别在英、法两国租界，故二犯应在何处审理，中外意见不一。上海地方检察厅“以起案地点系在铁路华界，不涉租界范围，且敢暗杀民国伟人，不法已极，亟应并解地方官，按律严办”。英捕房意见则“以年来暗杀迭见，迄未一破，今既目罹法网，应将各人证移送英廨，归案澈究”。而法捕房则提出“应家宅、羽党均在法界，自应先由法界讯明，再行核办”。[22]最后经协商，决定先由英、法公廨会审讯明，然后再移交华界法庭审理。

从3月31日起，至4月12日止，英、法公廨先后对二犯进行了七次预审。其间，因审讯需要，会审公堂曾启示应宅所搜出铁箱内证物。为防止证据调包，国民党及政府方面代表进行了严密防范。铁箱启封时，“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推陆惠生君等前往监视。其铁箱中所贮藏之物件，一一以簿列号登记之；其重要之证据，程雪楼、黄克强两君暨交通部之特派员陆君，均于其上捺印，预防未来之更换也”。[23]至第七次预审时，“经总西探阿姆斯脱郎偕同法捕头，将所有英、法两捕房在应犯家抄获之文件证据尽行送案，计黑皮箱一只（箱面贴有上海新长春栈字样），油纸包四个，大木箱一只”。[24]于是进入证据检点、移交阶段。中国政府代表德雷斯律师提出，“此案原□且系江苏都督，堂上既欲移交，应请即刻将此案移交苏都督办理”，并提醒公堂“捕房保护此案证据如何竭力慎重，外人并无间言，将来将证据缴呈，亦请公堂照捕房办理，不使外人有间言”。[25]4月14日，公堂召集各方代表，当场对证物进行检查，以备移交。《时事新报》详细记录了点交情况：

昨日午后，英美总巡捕房总巡卜罗斯君，西探头目安姆斯脱郎，捕房刑事检查员侃克律师，将木箱一只、皮箱一只、油纸包四个送廨，并由华探目李星福偕同一百三十六号等两西探，将罪犯应桂馨押乘汽车赴廨，继而中国政府代表德雷斯律师，宋先生家属代表佑尼干、梅吉言两律师，应桂馨代表渥沛、爱理思、罗礼士三律师，先后莅廨。经正会审官关炯之会同英康副领事康斯定君、驻廨检查西员司疋林非而（又译作“司璧林斐”——引者）君，在领事间内检点文件。关防严密，不准傍听。周围预派荷枪西捕四名、印捕十六名及中西包探十余名，由驻廨八十五号西捕头督率巡逻。当由安西探头在领事间内将油纸包先拆一包，由关谳员与英领督同两造律师分件检视，编列字号，直至五下半钟，只点一包。因为时已宴〔晏〕，中西官会商之下，谕将此项要件油纸包带回捕房，应桂馨还押，候今日由原、被律师自至总巡捕房接续检点编号，以省周折。至移归内地法庭之地点，须候领事团议决后，即行并解，归案讯办。故昨日尚无确实解送之地点也。[26]

检核时，凡与应夔丞“有牵连关系处，均令伊自行指证明晰。因关防严密，禁人旁听，即录供吏亦不准入内，无从知其内容”。[27]

4月16日下午4时，武士英由法国巡捕两人押送至上海县模范监狱临时监禁，同时法捕房向上海地方检察厅移交了在应桂馨家抄出之板箱一只、皮箱一只，由检察厅当场妥收。板箱内系装证据文件各物，皮箱内则系衣服。移交后仍将板箱外用火漆盖印，封固严密。[28]4月17日晚，应夔丞由英捕房荷枪移解至南市，步兵第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率兵迎提，警厅亦派人荷枪护解，押入江苏海运局该团营仓，禁止家属及闲人窥探。[29]4月18日，武士英亦被押解至海运局营仓，与应夔丞分别管押。[30]同日，总巡捕房向江苏都督程德全的代表吴佩潢、陆惠生移交了总巡捕房及驻廨检察处保存的各项文件，各报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

自凶犯应桂馨由英捕房押解南市羁禁海运局营仓后，所有总巡捕房及驻廨检察处保存之各项文件，因当日不及点交，故于昨晨十点半钟，奉江苏程都督特派代表陆惠生、吴佩潢二君莅廨接收，并由中国国家代表德雷斯、捕房代表侃克、被告代表爱理思三律师，亦均到堂候示。旋由五十号西探总目安姆斯脱郎与检察西员史璧灵斐君，各将保存要件呈堂。关谳员即会同英康副领事升座楼下公堂，当将各种文件用皮纸包固，火漆烙印，并有木箱一只，因无铰链锁匙，故由谳员加贴本廨封条四张，连同公文一角、印批一纸，一并检交陆、吴两代表查收，即由陆、吴二君呈出收条各一纸交与关君，附卷备查。旋因陆、吴二君以各项要件门类纷杂，虽均封固盖印，然非一一点交，不足以昭慎重，要请关君同往陈交涉处，当面交待。关君允之，遂与安西探目、史检察员会同陆、吴二君，各乘汽车，将前项文件一并送至交涉使署，当面点交毕，始各分道而返。兹将移交文件清单一纸照录于下。计开检察处保存各件：纸盒一只，内储呈堂各项电报密本文件一包，共计二十三件；信函文件一包，共五十六件；枪子壳二枚，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两颗；图章六件，照片一方，京江第一法庭致各报馆信函四十二封。计开总巡捕房保存各件：紫木箱一只、文件五包。[31]

各项证物送至江苏交涉使署后，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地方审检两厅长，以及伍廷芳、王宠惠、黄兴、陈其美、黄膺白、陆惠生、吴佩潢诸人，均于4月18日先后到交涉使署办事处，与交涉使陈贻范一起将英公廨交来证物，分别启视，公同研究，并逐一拍照。所有在公堂讯问时当众揭晓之密电码等，以及子弹、手枪等物俱在。[32]同日，检察厅厅长陈英奉都督程德全之命，将法捕房在应桂馨家抄出的木板箱亦解送至交涉使署所在洋务局，报纸对此过程亦有详细报道：

法捕房前在文元坊应桂馨家抄出之木板箱一只，内容秘密。自解检察厅后，陈厅长饬另储妥当房屋之内，派警看守，防护周至。前日已奉江苏都督程君饬，将该板箱解送洋务局。陈厅长发电司法部请示后，昨晨陈厅长会同审判厅长黄涵之君，先备汽车二辆，停候福佑门外，陈、黄二君亲自督同巡长梅南枝君、司法巡警郝云、余涛，带同警备队二十余名，荷枪押解。先用电话知照，法捕房亦派西捕照料。陈、黄二君乘汽车一辆，木箱储放一辆。出城时，有见该箱似洋布木箱形式，颇极沉重，箱上有法捕房封条，及检察厅封条种种。及至洋务局，由黄、陈二君面交程德全、黄兴、陈其美、伍廷芳、陈贻范五君验收。当时程都督即请当场启视，黄兴、陈其美二君阻之，候今日当众订定时刻，到场启视宣布。闻此箱内系抄出武之往来信札要件各物，后因武解堂直认不讳，故此项往来信札要据，迄未察看，即由捕房藏入木箱封固，连武士英一并移解检察厅储藏。日昨法领事署尚要求查阅，陈厅长以内均要件，厅中未便启封，或派封固人到庭公同开看，以昭大公云云。现由聂谳员与李副领事会商办法，再行移覆。[33]

4月20日，陈贻范又邀请黄兴、程德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在办事处做第二次会验。[34]

由上述报道可知，证据移交相当慎重，程序相当严密。先是在移交前，由捕房、被告及政府代表共同在公堂对证物进行检查，牵涉应夔丞处还由其自行指证明晰，然后严密封固，用汽车载回捕房。向中方代表移交时，再次呈堂，由各代表将各种文件用皮纸包固，火漆烙印，无锁木箱则由谳员加贴公廨封条，然后连同移交公文一并交与接收代表。两名接收代表则各出收条一张，交与公廨正审官，并请其一同护送证物到交涉使署，当面点交。由法捕房移交检察厅的木板箱，在解送洋务局时，也是相当谨慎，先由检察厅长发电司法部请示同意，然后会同审判厅长亲自督同警察队荷枪押解。木箱上除了法捕房封条外，又加贴检察厅封条。至洋务局后，当面交与程德全、黄兴、陈其美、伍廷芳、陈贻范五人验收。正是由于证据移交相当慎重，程序极为严密，故此环节亦未引起任何一方异议。

<h3>3.证据保管</h3>

应宅所获证物最初由总巡捕房总巡卜罗斯负责保管，卜总巡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据《民立报》报道：

总巡捕房在应桂馨家所获之紧要文件均存在卜总巡之办公室内，卜君以此项文件关系重大，亟应严密防范，除将室门钥匙随身收藏外，无论何人，一概不准擅入，并于每晚特派印捕一名，荷枪彻夜看守，以昭郑重。甚至平时每日清晨例有出店先行入室收拾者，现亦须俟卜君于九时莅止后，亲自启锁，始可入内洒扫。此可见卜总巡对于此案证据非常慎重矣。[35]

证物移交中方后，依旧严密保存。法捕房移交检察厅的板箱仍用火漆盖印封固严密，由检厅严重封守，室外置皮带及水车，以防火患。[36]英捕房移交的证物则保存在海运局，封于一大铁柜内。但因系程德全、黄兴、陈其美等接收，而黄、陈与宋教仁同属国民党，于是舆论有怀疑声音，如共和党《亚细亚日报》有评论写道：

自宋案发生后，南方人士因此案真象未易显露，颇多疑虑。国民党人则欲利用此机会，以为政治上之运用。即彼总统失败、投身实业界之孙中山，近日亦复野心勃勃，在上海宣言带兵北上。现在此案中吴（即吴福铭，亦即武士英——引者）、应二要犯以及种种证据，均已移交中国法庭，闻应夔丞之最要证据，均贮一大铁柜中，其间有应与政府交涉之函件，亦有应与国民党要人交涉之函件。闻现在保管此柜者，乃为黄克强、陈其美、王宠惠、伍廷芳等，此诸人皆隶名党籍，则将来此案果能成为信谳与否，尚属难言。[37]

这种带有一定猜度性质的论调显系针对国民党而发，认为国民党人欲利用宋案发生之机谋取自身政治利益，由此怀疑证物由国民党人保管，宋案能否成为“信谳”将是疑问。然而，这样的怀疑并无确实根据。关于证物移交交涉使署后的保管情况，曾有人以“良心”为名，在攻击国民党甚烈的《国报》上发表《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一文，谈及其中内幕，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