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徽，你想干什么？
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在以鉴赏人才著称的司马徽看来，人才的最终落脚点是人尽其用，你是这样的人，那么好，你出山吧；你是那样的人，那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在山里待着吧。
在荆襄隐士群中，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等人。
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人选择了终身隐逸。
“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
作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曹操克荆州，欲征司马徽入幕府，后者无意为官，辞而不就。僵持间，三国时第一隐士，悄悄去世了。
<h2>发现司马炎</h2>
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晋以奢华著称，后来其迅速崩溃，史家也多指责有清谈与奢淫的双重因素，开国之君晋武帝司马炎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风云际会、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最后归于晋。
司马炎的江山基本上是从爹爹司马昭、大伯司马师和爷爷司马懿那里坐等来的。与其他王朝的开国皇帝不一样（类似曹丕，但曹丕也曾跟随曹操征战过），他没艰难困苦的马背上的战斗生涯，这就决定他从一开始就处于安逸的氛围中。这对这个帝国的奢华之风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如果把西晋的风气完全推给司马炎也是不公平的。
作为一国之君，司马炎身上的优点其实非常多，总结起来一句话：“仁以厚下，俭以足用。”
开国之帝多权谋，亦多阴鸷暴鄙，有宽宏之性的很少，此处说两人：刘秀、司马炎。后者更过前者。前者宽宏多出自本性；后者来自名士家族，性格宽宏雅致，于本性之外，更染上时代风尚。
司马炎为人极为宽宏。
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往往对前朝天子痛下毒手，司马炎却恰恰相反，不但厚待魏、蜀、吴三国的末代皇帝，还善待蜀、吴两地的人民，一次性免除赋税二十年，这在古代是极为少见的。
皇帝司马炎非常呵护和亲近自己的大臣；或者说，魏晋时代的帝王跟明清时期远不一样，君臣关系非常质朴。
司马炎听说和峤家有好李子，想品尝一下，但和峤为人吝啬，只给他送来了几十个。司马炎并不怪罪，觉得能吃到和家的李子就很满足了。
再看一个故事：
诸葛靓是诸葛诞的儿子，后者官拜魏国扬州刺史、镇东大将军，后因司马昭欲削其兵权，起兵反叛，转投吴国，与魏作战时被杀。吴灭，诸葛靓隐而不出。后被迫入晋，因与司马家有仇，他发誓永远不见司马炎，经常一个人背对洛水而坐。
司马炎与诸葛靓是小时候的玩伴，现在一个为皇帝，一个为亡国叛臣之后。
武帝想见见诸葛靓，但苦于没有理由，就请自己的叔母琅邪王妃即诸葛靓的姐姐诸葛氏为中间人进行调停，但仍不得诸葛靓的原谅。
诸葛靓住在自己的这位姐姐家，听说晋武帝来了，就躲至厕所，但最后还是被武帝给拉了出来。武帝并不生气，他扯着诸葛靓喝酒。后来，两个人喝得都有些多了，晋武帝说：“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的情形吗？”
武帝一语，让诸葛靓百感交集，抬起头，已泪流满面：“我不能吞炭漆身，于今日又看到了您！”
战国之初，赵襄子联合韩、魏，三家分晋，袭杀智伯，后者的手下豫让，为报答智伯的恩情，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当为主人复仇。”几次刺杀赵襄子未遂，便漆身吞炭，改变音容，再欲行刺，仍不成而自杀。
诸葛靓说的是，司马炎，我们两家有世仇，但我却没能像豫让那样吞炭漆身，矢志报仇！我已经很惭愧了。司马炎为自己引起诸葛靓的痛苦记忆而惭愧不已，起身退出。
中古时代这种带有名士风范的帝王放在后世，尤其是明清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身上保持着士人美好的修养和品质。皇帝因语言不得当而令大臣难堪或引起其伤心事，往往很自责，几天闭门不出是常事。也可以这样说，那个时代政治风云虽残酷，但大多数皇帝的潜意识里，与臣子有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有别于后世的魏晋君臣关系。
再比如：
向雄是河内郡政府的主簿，也就是秘书长。有件事和向雄无关，但河内太守刘淮认为是向雄干的，于是大怒，揍了好几十棍子，还把他轰走了。后来，两个人都调往了朝廷，向雄官至黄门侍郎，而刘淮为侍中，两个人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但谁都不理谁。
司马炎就想和和稀泥，让两人和好。向雄只好去刘淮那儿拜访，扔下一句：“我是受皇帝的诏书而来的，我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早就断绝了，怎么办呢？”随后摔门而去。
司马炎知道两人还是没和好，有点不快：“我叫你们恢复往昔的关系，怎么还是断绝了？”
接下来，向雄说出了有可能是《世说新语》里最愤怒激昂的一段话：“古代的君子，推荐人遵从礼法，辞退人也遵从礼法；而现在的所谓君子，推荐人时就像把人抱在膝上那么亲近，辞退人时恨不得一脚将其踹进深渊。对于刘淮，我不去主动挑衅就是万幸了，怎么还能恢复以往的上下级关系呢？”
实际上，在古代人眼里，更多的时候，恩仇分明的人比宽容的人更具美德。比如向雄此刻的姿态。他对着司马炎的这番咆哮，令后者沉默。
那就说说沉默的司马炎吧。
这是一个名士皇帝，本身就具有名士风度。
同时，他又有意识地抑制东汉以来形成气候的地方豪族。
后来，人们常拿他好色说事。实际上从好色方面指责一个帝王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他下令叫州郡二千石以上官吏的女儿入宫选拔，主要是出于抑制豪强家族之间的联姻而并非为了淫乐。
帝国统一后，经休养生息和系列新政，西晋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富裕王朝。这种富裕并非仅仅指门阀士族富裕，而是说普天之下都很富裕，时有民谣称：“天下无穷人。”此外，从西晋开始，中国已完全进入门阀士族时代。
在以上双重背景下，一些名士出现奢华做派也就好理解了。
不过，作为皇帝的司马炎本人却非常节俭。
有一次，司马炎来自己的女婿家串门，王济设宴招待岳父。司马炎早就听说女婿生活奢华，虽有思想准备，但亲眼看到后还是很吃惊：仅仅大厅里，排列两厢的婢女就足有上百人，一个个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好似大小姐。饭桌上的器皿，皆为珍贵的琉璃杯。
过了一会儿，主食上来了，烤乳猪。“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烝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
皇帝吃了第一口，顿觉得鲜美异常，与自己在宫里吃的味道不一样，于是便问王济，后者轻轻地回答：“这些小猪在被蒸前，都是用人的乳汁喂养的。”
司马炎听后，还没等宴会结束，就告辞了。
<h2>残酷的人道</h2>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西晋梁王司马肜与赵王司马伦，都是司马懿的儿子。裴令公则指裴楷，河西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西晋重臣和玄学名士。
进入西晋后，颍川豪门荀家和陈家都在走下坡路，闻喜裴家则异军突起，成为唯一能够在人才辈出方面抗衡琅邪临沂王家的世族。
裴楷是这个家族中的佼佼者。
他是曹魏冀州刺史裴徽之子，西晋开国之臣裴秀的堂弟，灭吴功臣王浑的女婿，名士王济的姐夫，征蜀大臣卫瓘的亲家，其人才华横溢，精通《周易》与《老子》，为一时的清谈领袖，又生得标致，加之风神洒脱，被称为“玉人”，所谓“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裴楷少时与“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交好，在魏国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经贵公子钟会的推荐，进入了司马昭的幕府。司马炎建晋，他官至侍中，成为皇帝的亲信。晋朝的法律，基本上都是裴楷起草的。
未取得功名时，裴楷以玄学名士自居，亦有几分放达不羁。但进入朝廷后，却能适当改变，不因爱好而虚废政治，这就比较难得了。当时，他作为一股清流，起到了制约权臣贾充的作用，为西晋初年的安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近臣，裴楷很受皇帝司马炎的喜欢，还一度做了智障太子的老师。
司马炎吸取了魏国皇帝不信任宗族而导致司马家乘虚而入的教训，所以建立晋朝后马上大封同姓宗族。这些宗族的权力很大，不但掌握着自己的军队，还控制着领地内的经济。其中，梁王和赵王就特别富有。
裴楷为此上奏司马炎，要求梁王和赵王拿出自己的银子，救济周围的贫困者。
对于裴楷的行为，不少人感到费解：“为什么用乞讨来的东西作为恩惠再去施舍给别人呢？”
裴转述了《老子》里那句话：“从富余的那里劈出来一部分，给需要它的人，这是天道！”
当然，比这句话更著名的是后面那句，只不过裴楷没说：“人间的现实是，通过公开的、隐形的、曲里拐弯的手段，压榨本来就很穷困的人，去给早已暴富的人！”
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现实中的残酷人道。
司马炎死后，外戚杨骏、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和贾后相继争权，裴楷虽没盲目加入哪个集团，但辗转中颇为惊魂。有一次，为躲避谋害，他一夜间换了八个地方。从作为高官的裴楷的遭遇中，可以想象西晋后期政局的纷乱。
在八王之乱前期，贾充之女贾南风贾皇后成为胜利者，控制了朝政。这个性欲旺盛的丑妇人由于能任用张华、裴楷这些大臣，倒使得西晋朝廷度过了十年的平静岁月。
<h2>顾荣的种子</h2>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顾荣是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父是吴国名相顾雍，世为江东大族。晋灭吴，很多东吴旧臣子弟北上洛阳寻求发展，包括顾荣。他跟陆逊的后人，名气更大的陆机、陆云兄弟，并称“江东三俊”。
但洛阳的生活总是不易。
顾荣虽是东吴名臣之后，自己也深具才华，奈何南北藩篱，所以他的郁闷是难免的。顾荣喜欢喝酒，跟同样来自东吴的张翰是好友，俩人经常到洛水边春游散心。顾荣曾对张翰说：“人生在世多不易，只有酒能使人忘记忧愁！”
顾荣这是人生感慨，还是想到故国沦亡？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洛阳的天空下，他是越来越伤感了。
八王之乱开始后，不少名士灾祸上身，丧命其中，陆机、陆云兄弟就是如此。顾荣很聪明，胆子也比较小，变乱中不问政事，终日酣饮。有一次，他与几个朋友吃烧烤，吃着吃着，看到正在烤羊肉的小伙子流下口水，便站起来，走过去，把手里的羊肉塞给了小伙子。
朋友讥笑顾荣：“他只是负责烤肉的，有什么资格吃呢？”
顾荣自言自语道：“哪有成天烤肉却不知肉滋味的道理？”
这时候，赵王司马伦当政，顾荣被迫出任长史。没过多长时间，司马伦倒台，齐王司马冏上台，顾荣又被迫出任主簿。
顾荣依旧狂饮如初，整天昏醉。
有人向齐王告状，主簿这个职位很重要，顾荣整天喝酒不办公，您说怎么办吧。于是，齐王转任顾荣为中书侍郎，这是相对来说比较闲的官职。这一回，顾荣倒是工作了几天。
有人问：“您以前天天酗酒，怎么这次清醒了？”
一听这个，顾荣马上又酗起酒来。
后来，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陆续执政，顾荣辗转于他们帐下。那段日子真是提心吊胆，因为主人随时可能倒台，自己也就随时会被牵连进去。
这样的日子让顾荣的精神快崩溃了。
早在齐王当政时，顾荣就曾给好友杨彦明写信，原话是：“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
思前想后，顾荣算是明白了，要想清净，必须离开洛阳，离开倒霉的北方！
朝廷的命令偏偏这时候下来了，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这一次，顾荣说什么也没接受任命，而是连夜踏上回江南的路。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后来的东晋开国皇帝此时的琅邪王司马睿初镇江南，在幕僚王导的建议下，他把作为江南世家大族领袖的顾荣请了出来。
这一次，顾荣没有消极面对，而是为司马睿出谋划策，推荐了一大批当地高人，使司马睿在江南站稳了脚步，西晋灭亡后迅速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政权。
当年，顾荣能够平安返回江南，可以说是个奇迹。
因为当时天下已乱，回江南的路上险象环生。不过，每到危难时，总有一个人出来保护顾荣。正像我们猜测的那样，这个人就是当年吃上羊肉的小伙子。
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为什么不相信这是真的呢？
顾荣的遭遇，道明的是一个人间定律：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有时候我们会心不在焉地埋下一些种子，而在人生的另一些时候，那种子却会真的结出果实，让我们惊讶甚至惊喜，最后改变我们糟糕的命运。
<h2>皇帝的惭愧</h2>
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愧惭，三日不出。元皇即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贺司空即江东名士贺循。司马睿立足建康之初，在王导的经略下，得到当地两大世家顾荣、贺循的支持，这才扎下根来。
贺循，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从曾祖起即辅佐孙权家族。到父亲贺劭那里，已经成为江东世家大族。
说起来，江东名族间也是互相看不上的。
贺家来自会稽郡，陆家和顾家都来自吴郡。贺邵出任吴郡太守时，受到吴郡顾、陆两大强族的轻视，在府门上贴字条：“会稽鸡，不能啼。”
贺邵看后反书：“不可啼，杀吴儿！”
本故事中，晋元帝司马睿跟司空贺循闲聊，说到当年江东旧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
贺循还未说话，元帝自忆：“是贺劭！”
当年，东吴末代皇帝孙皓以酷刑杀害了贺循的父亲贺劭。
所以，听完司马睿的话后，贺循流涕道：“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法回答陛下英明的问话。”
司马睿惭愧，闭门三日不出。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魏晋时代的有些皇帝还是很古典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面对大臣，自己讲错话了，会产生惭愧之心。
以后的那些皇帝呢？
当然，那个时代也有不是东西的，比如孙皓。
他是秦以后第一个以残暴著称的皇帝。其人好烈酒，嗜酒昏狂，每每杀人，甚至剥皮凿颅，残忍至极。
作为一个典型的暴君，孙皓却安稳地坐了十几年帝位。
外部因素，跟晋朝于伐吴问题上始终形成不了统一意见有关；内部原因呢，则有赖于江东几大世家的苦苦支撑。
但到了公元280年，晋朝王濬的战舰开始从长江上游起航，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孙皓也就准备举手了。
晋武帝司马炎把孙皓封为归命侯。
没想到，到了洛阳，这孙皓反而活得更潇洒了，主要表现为对讽刺自己的人每每反击成功。
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次：
一次，西晋权臣贾充讽刺孙皓：“归命侯！听说你在江东做皇帝时，特别爱施以酷刑，比如挖眼啊、锯头啊……”
孙皓知道发难的贾充是当年司马昭的心腹，曾指使手下刺杀了魏国皇帝曹髦，于是慢慢地说：“确有其事。对君不忠的家伙，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置。”
贾充倒吸了一口冷气。
另一次，倒霉的是名士兼驸马王济。
王济当时正跟岳父晋武帝司马炎下棋，下到高兴处，把脚伸到了棋桌下。显然，在皇帝面前，这是大不敬的。
司马炎不在乎。
他一边下一边问在身边观棋的孙皓：“你在吴国做皇帝时，据说有个爱好，喜欢用刀子剥人的皮？”
孙皓面无表情，说：“那些在君主面前放肆无礼的人，自该剥其皮！”
孙皓甚至连司马炎也不放过。
有一天，司马炎在宫中举行宴会，席间问孙皓：“听说南方人擅长唱《尔汝歌》，你唱得如何？”
孙皓正在喝酒，听后举杯向司马炎劝酒，同时唱道：“昔与汝为邻，今为汝做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明听以为其顺从，细听则可品出讽刺之意。
面对昔日的暴君，司马皇帝竟有点不好意思了。
司马炎到底没他爷爷、爹爹和大伯狠，他给了残暴的孙皓一个幸福的晚年。
<h2>北府兵的缔造者</h2>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东晋一代，最精锐的军队，是北府兵。淝水之战，正是依靠北府兵，才战胜了强大的前秦。
北府兵的缔造者，是郗鉴，即本条中的郗公。
郗鉴，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东晋初期最关键的军事将领，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闻鸡起舞的那位以及另外一些人。原因有二：首先，他是东晋最重要的军事团体北府兵的创建者；第二，东晋之初一系列内部叛乱的平定工作，郗鉴都参加了，而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永嘉之乱爆发后，庶民流离，士族南奔，官拜中书侍郎的郗鉴潜回山东老家。
饥荒时期，郗鉴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过，老爷子平日里行为方正，以道德高尚著称，所以很受乡亲们的敬仰，富裕些的村民便轮流供养他。
郗鉴带着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外甥一起住，吃饭时总带上两个孩子。
一段时间后，有乡亲坚持不住了：“郗老，这年头大家都很贫困，因为您贤德，所以我们才救济您。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啊，所以您以后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带着孩子啦！”
郗鉴哦了一声，心里还是很难受。
乱世之中，人心惶惶，这日子真是过得没滋味。但饭还是要吃的，总不能把两个孩子饿死吧？
后来的日子里，按人家要求的那样，郗鉴自己来吃，但吃到最后时，他往往吃下一大口，把饭含在嘴里，等回家后，再吐出来给两个孩子吃。虽然不怎么卫生，但两个孩子却因此而活了下来。后来，郗鉴带领一千多乡亲向南迁徙，投奔建康的司马睿去了。
在讲求门第出身的魏晋时期，郗家是比较寒微的。到东晋中期，虽有郗鉴之孙郗超当红于权臣桓温眼前，但郗家仍不被重视，有一个例证：王羲之的妻子是郗鉴的闺女，一次她回娘家，对两个弟弟郗愔、郗昙说：“王家见到谢安、谢万，热情款待；见到你们，却爱答不理，以后你二人还是少去！”
虽非清迈名士，但并不妨碍郗鉴成为东晋的关键人物。
他于扬州、京口即镇江一带收编从北方和江淮逃难而来的流民，加以训练，组成北府兵（京口称北府，是首都建康的门户。不过，东晋初，人们还未发现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郗鉴独具慧眼，认为京口的重要性等同于荆州和扬州）。正是依靠这支力量，东晋在淝水之战中打败前秦；也是依靠这支力量，内部的权臣不敢造次，即使有造次者，最后也被消灭。当然，这股力量最终也移了晋朝之鼎。
只说郗鉴，他后来率北府兵陆续参与平定王敦、苏峻之乱，封高平侯，拜车骑大将军，成为徐州、兖州、青州的联合军事统帅，后又封南昌县公、太尉，成为与朝廷重臣王导、庾亮平起平坐的人物。
当然，郗鉴创建的北府兵也为日后东晋灭亡埋下伏笔。
在东晋中期权臣桓温执政的时代，北府兵一度被废。后来，到淝水之战前夕，谢安才命自己的侄子谢玄重建北府兵。随后，谢家通过悍将刘牢之掌握北府兵，直至东晋的掘墓人北府小校刘裕脱颖而出……
无论如何，郗鉴的北府兵成为东晋这个不以兵伐为荣耀的王朝最抢眼的军事团体，郗鉴因此而在历史上留下奇特的一笔。
到了晚年，以太尉身份跻身大族的郗鉴也想学名士的样子玩点清谈，但又非自己所长，往往弄巧成拙，引人讥笑。
郗家信道教，郗鉴爱吃丹药，活到七十岁，在那个年代已是寿星。
他死后，正在剡县做官的外甥周翼辞职，为的是回来给郗鉴守孝。显然，如果没有当年郗老爷子的含饭养喂，他活不到现在。
<h2>渊明祖上</h2>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陶公即陶侃，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的曾祖父，起自寒门，东晋初期著名将领，多次平定叛乱，为稳定新政权立下大功勋。
陶侃是南方土著，面貌与汉人相异，被建康名士戏称为“溪狗”。
陶侃少时家贫，从县里的打杂干起，一点点积蓄着冲天的力量。陶侃青壮年时代，正逢贾后当权。他到洛阳拜见了执政的司空张华，但受到后者轻视，经一番周折，才在洛阳寻着份差使。那段日子，出身寒门、来自南方、毫无背景的陶侃，必须忍受着中原士人的一次又一次轻蔑。
有一天，他跟一个朋友同车去拜见顾荣，半道上遇见吏部郎温雅，后者问他的那位朋友：“奈何与小人同载？”
小人，也就是寒士庶族了。
对陶侃来说，洛阳时代就仿佛闭上眼睛往黑暗中一跳，纵然信心十足，也依然前途渺茫。
公元四世纪，中原大乱已成定局，在洛阳为官的吴国旧人，纷纷借机返回故乡，以躲避战火。在这种情况下，陶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求得荆州某县县令之职。
公元303年，流民张昌造反，进占江夏。荆州刺史刘弘引军平乱，临时调陶侃为长史，留于军中。这是陶侃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机。在这次平乱中，陶侃显示了自己出色的军事才华，以功晋升为江夏太守，后又参与了剪灭广陵相陈敏叛乱的行动。
八年后，流民杜弢起兵，镇压主帅虽是来自琅邪世家的大将军王敦，但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却多依赖于陶侃。
大乱终平，本以为将得到荆州刺史职位的陶侃却被任命为遥远的广州刺史。
这是王敦的计谋。他以陶侃为患，一度欲刺杀，所谓“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王敦慑于陶侃于军中的影响力，终于没敢动手。
陶侃远赴广州为刺史，在那里生活了十年。这段经历，虽然在政治上无为，但远离争斗旋涡，一个人倒也过得快活。
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与皇帝发生矛盾，率部向建康进军。在这种情势下，建康方面调任陶侃为江州刺史，牵制王敦。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王敦之乱平定，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刺史。
陶侃起自布衣，对名士清谈甚为厌恶，曾明文规定部下不许参与这类事，倒也算当时之奇迹。
由于出身寒微，陶侃懂得节俭，更知靠个人奋斗创建功业的不易。
做荆州刺史时，他曾下令将造船时剩下的锯木屑积攒起来。人们不知何意。到了元旦，天降大雪，转晴后地面湿滑，他叫人撒上木屑，防止滑倒。陶侃又叫人将官用毛竹的尖头留存下来，最后堆积如山。后来，桓温伐蜀造船，那些尖头用做竹钉，被派上用场。
魏晋时，不是所有的“贪婪”都是今天我们理解中的“贪婪”。
那时候，“贪婪”实际上是“节俭”的另一种叫法，而“节俭”又是跟“吝啬”挂钩的。
魏晋名士多出自高贵门第，自然不会为生计发愁，他们往往不过问且耻于说“钱”字。在他们看来，只有寒门小人，才能跟节俭挂钩。故而，陶侃品性中的这一面，为主流名士所鄙视，如王导和庾亮都轻蔑他。
晋成帝初即位，庾亮辅政，更欲抑制陶侃。此后军将苏峻造反，庾亮出逃江州。此时，有资格和实力做平乱盟主的，只有陶侃。庾亮向陶侃请罪，后者调侃：“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
苏峻乱平，陶侃以功升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
陶侃这个人其实是有性格的。他虽然出身寒微，但不是那种处处谦卑的老好人。
他做事果断。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江州刺史刘胤为将军郭默刺杀。宰相王导认为郭凶悍，不如顺水推舟，以其为江州刺史。陶侃得知此事后，痛斥王导的做法，随即亲率大军进抵江州，立斩郭默。
陶侃甚至一度有进军建康废黜王导的想法。
晚年的陶侃为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为东晋第一实力人物，似有窥视帝位的想法。《晋书》记载：陶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按此种说法，陶侃虽有窥视帝位之意，但“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当然，后世之人，谁也无法猜测一位古人的内心所想。
陶侃晚年到底有没有称帝欲望？终不得而知。知道的仅仅是：驻扎京口的北府兵将领郗鉴的威慑作用太大了。此外，陶侃也深知：在世家大族的时代，像他这样的寒门人士欲改天换地，实在是不易。
所以，尽管陶侃知道王导、庾亮等人仍在背后一口一个“溪狗”地叫他，他依旧没有兵指建康。后来，他给晋成帝的奏章这样写道：“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
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夏，老人死于赴长沙的路上。
<h2>范宣笑了</h2>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范宣是河南陈留（今河南陈留）人，后随父母南下定居江西。父母亡故后，在墓前隐居读书，朝廷屡征不就。
江西当时称豫章，太守叫殷羡，是清谈大师殷浩的父亲，也是殷仲堪的祖上。有一天，殷太守视察民情，溜达到一片坟地。此时天色将晚，殷太守冷气倒吸。再看那边上，坟旁的茅屋里，有隐隐光亮。
殷太守问手下：“这是谁的住所？”
手下道：“这您都不知道？是隐士范宣的宅子啊。现在他一定又在苦读！”
殷羡听后想：自己的辖区内有此贤人，却住在这样的地方，这传出去不好听啊。于是，转天他就派人到范宣那儿，告知官府要给他建新寓所。
范宣听后一笑，说：“你们请回吧，如果我想住豪华的地方，早就去首都建康做官了。”
魏晋时，儒学崩溃，玄学盛行。但范宣从不看《老子》《庄子》，而只钻研儒家典籍，并以恢复儒家传统为己任。
这志向，他很早就树立了。
范宣小时候，一天中午，他拿着小铲子，在后园挖菜，不小心弄破手指，流出血来，于是大哭不止。
邻居跑来看：“疼吗？”
范宣说：“不疼。”
邻居说：“看你眼里都是泪花。”
范宣说：“你搞错了，我哭泣，不是因为手指破了感到疼，而是因为包括手指在内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父母给的，哪敢随便毁坏，正为此而哭！”
范宣就是这样的人。
在豫章，范宣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有个规矩：从不进官府公门。
在著书与讲学中，东晋的时光一点点流逝着。后来，清谈名士韩伯来到豫章做太守，早知境内有个范宣，以恢复儒学传统为己任，觉得很好奇，上任伊始就去拜访。听说范宣有不入公门的规矩，就跟他同车，欲诱其入郡衙，但被范宣察觉，从后面下车跑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手下说，范宣最近生活艰难，妻子都快穿不起衣服了。韩伯立即叫人抱着一百匹绸绢到范家，当然被范宣拒绝了。
韩伯知道会有此事，就叫人把绸绢减到五十匹，心里想：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还减！
范宣再次拒绝。
韩伯又把绸绢减了一半，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只剩下一匹。如何？范宣还是不要。
韩伯憋了口气，他认为：清廉是美德，但清贫就未必了，以其做姿态，过分了。只是范宣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有意绷着劲儿。所以，韩伯就一直在找机会，想把这道理告诉他。
终于，一个晚春时节，机会来了。
这一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豫章大地，绿草繁花，韩伯邀范宣乘车郊游。
面对莽然的山峦和奔流的江水，韩伯说：“山河壮丽，莫过于此了！”
范宣说：“这眼中的一切，本就是大丈夫应该看到的啊！”
韩伯马上道：“只是，大丈夫不应该让自己的老婆没裤子穿。”说罢，顺手把车里的绸绢塞给范宣。
在豫章的山水间，范宣终于不好意思地笑了。
范宣之后，还有一位姓范的人，在豫章为官时，大建学校，为恢复儒学而努力。这就是范宁，他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祖父。
范宁崇儒学，而不排佛。
豫章太守范宁派人到寺院里送上四月八日“请佛”做法会的帖子。
当时，佛教刚刚流行起来，相对来说，僧俗之间多有约束，和尚们的活动也还是比较收敛的，于是大殿里的僧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互相观望，又仰望殿上那佛祖：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这时候，后面有个小和尚探头说：“我佛沉默，便是答应了！”
魏晋时期，名士清谈讲求机锋、辩悟和顿彻，有禅宗的影子。小和尚的话也是如此：大殿上的佛像自然不会说话，判断在我心中。既入沙门，心自然诚，而与佛通，所谓我心既佛心，我们心中有佛。若是这样，佛虽不语，那我们心中的判断因与佛相通，具有佛性，便可代佛而说出，佛不会因此而怪罪我们。
“请佛”的范宁，是河南南阳人，为豫章太守，推崇儒学。
东晋时代的豫章，也就是江西南昌，是当时中国儒学的大本营，作为那个时代寥寥可数的大儒，范宁明确反对魏晋玄学。后来，他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被收入《十三经注疏》。魏晋时期的儒家二范即范宁、范宣，都曾长时间在江西开设学堂，在士林和民众间推广儒学。
后来，到了唐宋明时代，江西儒家名士辈出，与二范打下的牢固根底是分不开的。
<h2>贫者士之常</h2>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殷仲堪，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东晋清谈大师和重臣殷浩的族人。
他生活在东晋后期，年轻时曾任谢安之侄北府兵名将谢玄的参军。仲堪为人沉静清俭，晋孝武帝非常喜欢他。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荆州刺史王忱死，孝武帝力排众议，以资名轻小的黄门侍郎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镇江陵。
殷仲堪虽很早就跟随谢玄，见过一些场面，但骨子里终是文士，尤爱清谈的他曾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根发硬。”
当时，面对野心勃勃的桓温之子桓玄的压迫，殷仲堪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桓玄出奇兵攻灭殷的盟友杨佺期，然后挥兵江陵，殷仲堪不敌而自杀。
早些时候，为应对桓玄，殷仲堪与长江中游的另一股势力杨佺期结盟。结盟后的一天，殷于归途中过庐山，拜会了一代名僧慧远。松柏下，名士与高僧盘坐，就《周易》展开辩论，不觉间暮色已染红寂静的山林。
两个人的对话很有趣，殷仲堪问：“《易》以什么为体呢？”
慧远答：“应以感应为体吧。”
殷道：“铜钟出于山，远山崩而近钟鸣，这就是《易》吗？”
慧远抚掌大笑，惊起飞鸟。大师以佛理中的“感应”来解释《周易》，让殷仲堪折服，而前者对殷的思辨也大为激赏。
那时候，正有山泉潺潺，慧远说：“将军才思敏捷、聪明澄澈，犹如此泉涌。”又道：“只是，当下时局动荡，适合跃马纵横者，而以将军的情怀，恐难以应对。”
殷仲堪望着远山的落日，陷入沉默。
告别慧远时，殷仲堪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就此归隐，老死山林，远离那争斗的旋涡。但他终于没有回马再次奔向微笑的禅师。
在庐山留下聪明泉的殷仲堪最后还是死了。
殷仲堪死后，桓玄曾问其族人殷仲文：“你家仲堪，是什么样的人？”
仲文答：“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或许这是命运的错误安排吧，殷仲堪原本就不是个政治人物，只是一个文人，一个玄思爱好者，如果生活在东晋中期，自会成为兰亭座上客。而在东晋末年动荡的时局里，他错上舟船，或者说身不由己。
桓玄来攻前，江陵一带逢水灾，收成锐减。作为地方长官，殷仲堪很节俭，吃饭时，米粒掉了，也不忘记捡起来放到嘴里。在饥荒年份，他这样做固然是想做出表率，但更是性格使然。
殷仲堪曾对孩子们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我现在官做大了，就可以抛弃以前的生活习惯，其实没什么变化。安于清贫是士之本分，怎能攀上高枝而忘了这根本？”
殷仲堪死了，但他的话却随着那年的洪水漂流至今。
<h2>身无长物</h2>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既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一个大雪飘飞的天气里，有个清秀的年轻人，身着用仙鹤羽毛制成的大衣，行走在京口的大街上，引得人们在篱后窥视。此时天地间一片洁白，只见那青年从容淡定，徐徐而行，人们啧啧称赞：“此真神仙中人也！”
此人就是东晋末年最重要的名士之一王恭。
王恭，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是早年清谈名士王濛之孙。唐朝有人写诗云：“三五月明临阚泽，百千人众看王恭。”王恭风神洒脱如此。
再说说另一个主人公王大。
王大即王忱，也来自太原王氏，是大臣王坦之的儿子，小名叫佛大，亦称王大。魏晋时人，大多有小名的。这个人名气不大，但有个名气大的成语来自他。什么成语呢？后起之秀。
关于“后起之秀”的故事，是这样的：
王忱是儒学长者范宁的外甥。有一天，名士张玄来范宁家访问，跟王忱相遇。王盯着张玄，就是不说话，而张玄又不愿放下架子，于是失望告辞。
事情发生后，范宁责怪外甥：“阿大呀，张玄，吴士之秀，既然有机会相遇，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呢？”
王忱笑道：“如果张玄想跟我交往，自然会到我家去！”
后果然如此。
范宁于是大喜，说：“外甥啊，你真是后起之秀！”
王忱一笑：“没你这样的舅舅，哪儿来我这样的外甥？”
听上去确实有点肉麻，但王忱却一举成名，使“后起之秀”这个词传遍整个东晋。
王恭和王忱虽然齐名，但具体到性格、追求上还是多有不同。
王恭以方直严肃著称，在局势趋于动荡的东晋后期，是想有一番作为的；王忱呢，则放达不羁一些，爱喝酒，在事业上没什么想法，只是以恢复竹林精神为己任（是爱喝酒的精神吗？），想成为阮籍那样的人物。
他们年轻时，关系很不错。
一个闷热的午后，王恭从会稽回到建康。王忱听到消息后，去探望。聊着聊着，王忱看到王恭身下的新竹席，便讨要：你从会稽归来，这是当地特产，不如送我一件。
王恭欲言又止。
王忱走后，王恭叫人将竹席送了过去。从那以后，没了竹席的王恭只能坐草垫子了。
王忱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吃惊，跑到王恭家：“我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才找你要啊！”
王恭说：“虽然我们齐名，但你还是不了解我呀！”
王忱问：“怎么呢？”
王恭答：“我为人有一原则，即身边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
看上去，这貌似是个说节俭的故事。但是，身无长物跟节俭无关，说的是名士的一种境界：我所拥有的，定是我必需的。不需要的，多一分都没有。这是一种简约与自足的状态，一个人的内心因此而不会被欲望牵绊。
继续说王恭的故事。
他是当时的名士，被不少人景仰。但也有人认为：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如，一个叫江敳的人就很看不起他。此人官至骠骑咨议，有声名。王恭想请江做自己的长史，便于一日清晨去其家拜访。
江敳还在睡觉，王恭便坐等厅中。
江敳起床后，没搭理王恭，而是叫侍从取酒独饮。
王恭有点尴尬，说：“您怎么可以一个人喝？”
江敳抬头道：“啊，你也在啊？也想喝酒吗？”
王恭说明来意，江敳未置可否。王恭这酒显然喝得不愉快，最后起身而出。
还没走出门口，江敳便于身后感叹道：“人自量，固为难！”意思是，一个人正确地估量自己，到底是件比较困难的事儿！
在东晋后期的名士圈里，王恭是排名三甲的人物，但江敳却不买他的账，他没直接拒绝王，而是用了句“也想喝酒吗”，让王自己掂量自己。江的意思其实是：王恭，我知道你的名气，也知道你的道行，但你请我做你的幕僚，还差点。
王恭生活的时代，皇帝是晋孝武帝，专权的是继谢安之后为宰相的皇族司马道子以及王国宝。王国宝的名字很当代，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晋人。他是王忱的哥哥，王恭与其颇有矛盾。王国宝的表妹嫁给了司马道子，孝武帝的老婆则是王恭的妹妹。
这样一来，太原王氏的两股力量以联姻的形式分别与皇帝和宰相挂上了钩。司马道子专权，让孝武帝比较郁闷。皇帝和宰相的矛盾渐渐在王恭与王国宝身上体现出来。
在司马道子的支持下，王国宝的弟弟王忱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没多久，在孝武帝的支持下，王恭由丹阳尹被任命为青、兖二州刺史，驻扎军事重镇京口，掌握北府兵。就这样，昔日的朋友分别有了自己的阵营，二人甚至还差点打起架来。
那是在仆射何澄的酒局上。
当时，王恭还在做丹阳尹，王忱则刚办完出任荆州刺史的手续。
王忱能喝酒，不出意外的话，在东晋排第一。他劝王恭喝酒，后者不肯。
王忱性情放旷，就强逼着王恭喝。王恭还是不喝。就这样，僵持间，两个人都把衣带绕到手上，准备打架了。王恭唤出手下几百人，王忱也把属下招来了。酒局主人何澄最后钻到两个人中间，这才平息了一场斗殴。
几年后，晋孝武帝因一句戏言意外被妃子害死，继位的安帝是个傻瓜（司马家的皇帝智力多有问题，智商大约被祖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透支完了），建康的权力落到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手里，矛盾公开了：王国宝企图伪造孝武帝遗诏，欲杀王恭。后者趁机于隆安元年（公元397年）春以剪除王国宝为名向建康进军。
王恭手下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勇冠三军，司马道子无奈，只好杀王国宝以求王恭罢兵。
王恭守信誉，见王国宝死了，便退兵了。但事情还没完。王国宝被诛后，司马道子又企图倚重王国宝的哥哥王愉，在这种背景下王恭再次起兵，但进军过程中刘牢之被司马道子之子元显策反，不习军事的王恭一下子没活路了。
王恭之死带来一个大变化：刘牢之因诛王恭有功，正式成为北府兵统帅，这也给他帐下的小校刘裕以出头的机会。身无长物的王恭死了，东晋后期为时二十多年的动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