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日国子监典籍李模就上疏说：“今日拥立之事，如果皇上不以得帝位为利，诸臣又岂敢以定策为名？现在，甚至各路镇将都成了定策勋臣。这真是可笑啊。试想想，镇将事奉先帝，没能收取尺寸之地；镇将事奉当今皇上，更没有半点汗马之劳。如果认真追究的话，这些镇将个个都是失地戴罪之人。将他们列为定策勋臣，他们也不害臊！”

江西总督袁继咸在朝见弘光帝时也就面奏说：“得到封爵的人是因为劝谏有功。现在，没有功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有功的人就不会再参与劝谏；跋扈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跋扈的人就会更多。”

弘光并非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唯有长叹道：“事已成，奈何？”

四镇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门生天子心”，开口闭口一句“天子乃我辈所立”，一个比一个牛气，一个比一个嚣张，骄悍跋扈，桀骜不驯。

比如说，史可法讲话每提及“圣旨”二字，高杰不高兴了，就出语相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黄得功听使者宣读诏书，不耐烦了，就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掀翻案桌，大喝道：“滚！快滚！我不知道什么叫作诏书！”

刘泽清在觐见弘光帝时也曾大言无忌地说：“太祖太宗的天下，都是被文官给葬送了的，这些文官应该全关起来，等老臣杀尽李自成的贼兵后，再慢慢收拾他们！现在，请先废除科考，不要给他们提供晋升的方便。”

这些军大爷一个个牛气哄哄，对廷臣略有不满就叫嚷着要用军法斩脑袋。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更是尾巴翘上天了。

试想想，在崇祯年间他就敢抗旨不遵，阳奉阴违，养寇玩寇，这时候哪里还把弘光一朝君臣放在眼里？

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公开拒绝接听。

最后，是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苦苦相劝，他才同意接诏。

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也是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五月初八日史可法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启本，建议设立四个藩镇，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四镇遥相响应，并成为保卫江南的第一道屏障。

史可法说：“自古以来，要守住江南，必须把守江的军队屯驻在江北地区。当年的吴、晋、宋、齐、梁、陈六朝那么弱小，还能奋起与北朝争雄于徐、泗、颍、寿各州之间，可知守江者绝不能仅仅将军队安排在江岸。考虑到这时候李自成的贼军气焰嚣张，我军士气低迷，一旦分兵则势单力薄，军队向北推得太远则后方就会空虚，所以，必须选择好防守要地，立定根基，然后鼓勇而前，再图进取。因此，从战略地形上考虑，我建议紧急设置四个藩镇。”

弘光朝廷听从了史可法的建议，在徐、泗、颍、寿各州之间设立了四个藩镇。

藩镇既设，则各藩镇镇将也就按照历史上藩镇的管理成例，成了独立一方的军阀集团。

为此，姜曰广和大司寇（刑部尚书）解学龙等上言，说，如果不想法改变这个现状，以后局面将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