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质主要的理由，表示兵贵神速，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言下之意是，皇上等您那么大阵仗赶过去，黄花菜也凉了，对方也早就做好准备了，就只能等着攻坚了。所以庚质的意见，陛下您就好好待在涿县，派个大将过去，一准儿搞定。
有“兵贵神速”这看法的，不只是庚质一个人，还有个更大牌的，叫段文振。段文振是老将了，北周那阵就声名在外，杨坚当皇帝的时候，他作为长江中游的行军总管参与了平陈之战；此公跟杨广渊源也不小，杨广当扬州总管那阵，他是扬州总管司马。所以，杨广当了皇帝，段文振更受重用，出任兵部尚书。
段文振当时跟随出征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病得很重，当时上书给杨广，说：“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段文振的意见有三点：
一是别相信高句丽那些声称要投降的，都是假的（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
二是跟庚质一样，表示要尽速进兵，打他个措手不及（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
三是不能拖，一拖就麻烦了，理由是气候和后勤都会有问题（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段文振表达完这个意见之后，没多久就死了，杨广为此还很是伤心。
不管是庚质还是段文振，都表示“兵贵神速”，强调一个“快”字，这说法有道理没？有道理。杨广听不听呢？杨广不听。杨广大概觉着，我花这么多钱，带这么多人，有那么多战马战船，还要攻什么不备，出什么不意？天朝上邦，打个蛮夷还要废什么话？直接霸王硬上弓呗。杨广表示，庚质你要是怕，你就留这，爷不带怕的，我这么多人，还讨不平个区区高丽？
杨广的阵仗也很吓人，《资治通鉴》有相关记载：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施、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
（一共出动了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名军士，当然，考虑到后勤工作的，还得翻一翻，基本上，这就是倾全国之力来打这场仗了）
宜社于南桑干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
（古代打仗的规矩，打仗前要先祭祀，祭天祭地祭神祭祖）
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扶，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
（这是部队的编制，其中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有个不受大将节制的受降使者，正好跟段文振所说的“别信那帮货投降的鬼话”相映成趣）
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
（这是部队出师的次序安排，由于实在人多，四十天才全部出发完毕，跟庚质和段文振所说的“兵贵神速”再一次相映成趣。当然，最重要就是场面震撼，尤其两个数字很吓人，“九百六十里”和“八十里”，国庆阅兵都没这架势……）
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怎么样？威风了吧？嚣张了吧？吓人了吧？这阵仗，以笔者的见识来说，我只在史书上看到过一次，就是王莽出兵镇压绿林军的那次。
那次的情况：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
王莽那次结果如何呢？很不幸，输了，输给了昆阳之战中一战成名天神下凡的刘秀。有人要问了，那么大阵仗怎么可能输呢？答案是，打仗看的不是阵仗，而是指挥。一会儿我们就能明白了。
从准备到出征，都是历史罕见的大阵仗，杨广这是要干啥呢？其实就是俩字儿——面子。在杨广看来，这场仗要赢，这是必须的，但是光赢这场仗，也是不够的，最重要是啥？赢了战争，还得赢气势，还得赢下我煌煌天朝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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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战争Ⅱ——先“征”后“服”？先“服”后“征”！</h2>
杨广说要亲征，所以，他不到，仗就不能开打，而要等他的车架到场，就需要时间。花了多长时间呢？大业七年四月，杨广到的涿县，结果杨广抵达前线的时候，已经是五六月份，拖了个把月；阵仗又那么大，高句丽那边当然早准备好了，所以呢，速战速决是不可能了，只能是打硬仗，打攻坚了。
等到杨广好容易抵达辽水，这仗总算开打了。隋军的优势，自然是人多，而高句丽也有优势，就是地利。两军隔着条辽水，隋军在西岸，高句丽军在东岸；隋军要进攻，就需要渡河，而高句丽军队呢，只需在对岸等着，看着隋军要过来，居高临下，来上一顿乱箭。
隋军要渡河，就要先造桥，于是，工部尚书宇文恺就奉命建造三道浮桥。结果呢，质量不行，浮桥太短，从西岸到东岸，居然还差一丈多；更要命的是，那帮当兵的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血气上涌，不管桥够不够长，就先冲了。这一冲不要紧，跑到那一看，要命了，桥够不到岸，怎么办？当然不能走回头路，只能一猛子扎进辽水，游过去！这下高句丽逮着了机会，居高临下，一顿攻击，隋军伤亡惨重。也有猛的，大将军麦铁杖、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就登了岸，但是，杯水车薪，在高句丽的围攻下，也是血染战场。
情况就这情况，杨广再傻，也该知道，浮桥不够长是不行的，这么冲过去，那叫送死，所以，怎么办？修桥啊。杨广就令少府监何稠接桥，何稠也很给力，两天内就完工，于是隋军纷纷上桥过岸。这次高句丽没辙了，地利的优势没了，兵力又是绝对劣势，于是，隋军大胜，高句丽军队伤亡万余。
接下来，就是攻城了，目标——辽东城（现今辽宁省辽阳市东北角）。
在战前，杨广同志发布了一道命令，说：“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而后，（杨广）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
我们必须用两个字来形容杨广的战前命令——扯淡。
为什么说扯淡呢？因为杨广的命令跟早先段文振的建议，完全是背道而驰。杨广说，你们打仗要稳，不要乱来，不能孤军深入，不要光想着立功，不能冒险，不能独断军机，有什么问题要上报，要我来做决定。杨广这话对不对呢？
同志们，打仗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抓战机。什么叫战机？战机是战场上瞬间出现的敌我方面的战略失衡。情况很多，以攻城来说，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是不是会出现某一侧的守军被打得特别狠，伤亡特别重，士气特别低的情况？比如说，北门出现了这情况，是不是攻城方就在北门占据了一定优势？但是，这种情况可能稍纵即逝，有可能守城军官了解了这个军情，将比如说情况比较好的东门调些兵马过去，北门的守城力量又会迅速回升，战略平衡就又恢复了。所以，应该怎么打？是不是应该趁着东门的军马还没调到北门，就应该把北门攻破？北门瞬间出现的这种战略失衡，就叫战机。
因此，抓战机，就是要抓住对手瞬间露出的一些破绽，进行针对性的攻击。所谓“兵贵神速”，也是抓战机的一种表现，抓的是对方立足未稳、准备不足、战备松懈的机会。抓战机的关键是什么？三个字——快、准、狠。其中，快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不够快，这个战机可能会丢失，双方的力量就会重新恢复平衡。为了做到“快”，是不是前线指挥官就必须有独断专行的权力？是不是就必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事事都要等友军，要请示皇帝，那再大的战机也丢了，黄花菜也凉了，仗也就打不完了。
所以，杨广这命令，是违反了战争的基本原则，是要将己方拖入消耗持久战的泥沼。一旦出现了消耗战、持久战，人多就从优势变成了劣势，为什么？因为人多就意味着消耗多；劳师远征的，消耗多就意味着后勤补给可能跟不上；而后勤补给一旦跟不上，就意味着要疲劳作战；一旦如此，要赢还会轻松吗？
当然，杨广的第一道命令虽然扯淡，但也未必会成为败因，毕竟，从硬实力的角度出发，隋军优势太大了；杨广的第二道命令才是命门，而且，这不是扯淡，这叫搞笑。
搞笑在哪里呢？战场上见真章。《资治通鉴》说：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悟。（大概意思，就是每到辽东城快被破了，城内都说要降，战将们因为杨广所下的诏书，不敢擅自做主，就得请示圣上，结果来回这么一折腾，就给高句丽赢得了重新完成防御部署的机会，而且如此再三。）
此处的笑点在于，杨广下达的这个命令直接成为了被对手利用的杀手锏，不但不能帮助自己，反而帮助了对手。这个命令，说难听了，叫做“卧底型命令”。
后世也有人跟杨广搞过差不多的命令。明朝的时候，建文帝朱允炆和燕王朱棣干仗，朱允炆当时就下令，对朱棣，只能生擒，不能弄死，谁要敢弄死，陷我于不义，就提着脑袋来见我吧。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情况是，等到朱棣闹明白原来朱允炆下了这么道命令后，他就牛逼了，每当战况不利，他就骑着马当着对手的面，大摇大摆的去侦察军情，结果城上的兵将看这情况，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是呢，不敢动！所以，朱棣为什么最后搞定了朱允炆？不是因为兵力多实力强，而是因为朱允炆军队有一万次干掉他的机会，却都被这个命令绑住了手脚。
话说回来，为什么杨广和朱允炆要下这么没脑子的命令呢？
朱允炆完全是迂腐，怕担弑叔的罪名，估计是被他的那些老师四书五经给教傻了；杨广当然不迂腐，他的理由——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
杨广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当然不能说错，毕竟，要征服一个国家，光靠武力是不够的，就拿当年隋朝灭陈来说，武力征服只用了一个月，但是，过了一年，陈朝地面却出现了大规模叛乱，而杨广本人，对此也印象深刻。征服这两个字，包含两个层面，军事层面的“征”，政治层面的“服”，只有两者都做到了，才是完成时。但是，杨广的想法只对了一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征服这两个字，必须有先有后，征在先，服在后，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杨广的错误在于，他虽然认识到了“服”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服”的时序性。而我们要办成一件事，既需要明白一件事该不该做，也需要明白这件事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
就拿后世满清征服中原来说吧。满清的步骤就很清楚，首先是“征”，即便要屠城，也要保证把城池攻下；然后是“服”，而且是双管齐下——先用“威服”，多尔衮在入主中原后，发布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后用“德服”，顺治和康熙两任皇帝，在民生和教化这两条上，都下了大工夫。以此，满清为他们在中原的统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相比较只存在了100年不到的元朝，满清自入主中原之后，存在了270年左右，是一个比较长寿的王朝。
杨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还没有完成“征”的情况下，就想着要“服”，一厢情愿的搞双管齐下，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他会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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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战争Ⅲ——诈败与诈降</h2>
战线拖得太长，隋军迟迟没有进展，杨广不乐意了，这跟他的预想差太多了，他本以为以隋军号称两百万连营一千里的威势，拿下辽东城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结果，万没想到的是，却在这里碰到了麻烦。
到了六月中旬，杨广不耐烦了，他亲自巡行辽东城南，视察攻城形势，然后召集诸将，严加训斥：“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杨广认为这是因为将领们不把他放眼里，不愿尽力，所以很生气，而将领们看到皇帝雷霆震怒，当然也很惶恐。
但是，皇帝的生气、部将的惶恐，并不能解决战场上的危机。即便杨广后来选择在辽东城西数里安营扎寨，想着亲临前线督战坐镇，也好让将领们尽心尽力，然而，该攻不下的城池依然攻不下，高句丽守出了心得——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
陆军进展不顺，水军如何呢？必须说，相比较死气沉沉的陆军，水军那边还算擦出了点火花，取得一定进展的是大将来护儿。
来护儿何方人物呢？他是江都人，出生在官宦世家，因此，家里人都指望他能好好念书，将来跟父祖一样，大小当个官，混个差事，一辈子也就有了着落，但是，来护儿什么情况呢？《隋书》说他——幼而卓诡，好立奇节。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舍书而叹曰：“大丈夫在世当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安能区区久事陇亩！”这么说吧，打小立下了志向，将来要当个将军。等到来护儿长大，《北史》又说他“雄略秀出，志气英进。涉猎书史，不为章句学”。总之，来护儿不是凡人。
来护儿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是被伯母吴氏抚养长大的。吴氏也是苦命的女人，在侯景之乱中，她的丈夫被同乡陶武子所杀。来护儿很小的时候，吴氏就常跟他讲这事儿，每每涕泪俱下，来护儿一热血男儿，自然早在心中埋下了报仇雪恨的种子。只是，这个仇不好报，因为仇家势力很大，《北史》说“武子宗族数百家，厚自封植”。
然后，我们就能看出来护儿的特质了。某日，趁着陶家有婚宴，他就带了几个朋友去了陶家，然后大摇大摆的进去，大摇大摆的出来，顺便手上多了仇家的脑袋。敢趁着人家办喜事、亲朋好友坐满了一屋的当口去杀人，而且居然还能大摇大摆的走出来，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牛逼。
于是来护儿就拿着仇人的脑袋去祭奠了伯父的亡灵，然后他就闪了，躲了一年多，直到北周平定淮南，他才重新回乡。
来护儿正式崭露头角，是在平陈之战。当时来护儿充当间谍，常被贺若弼派去渡江侦察敌情，等到灭陈之后，来护儿因功受赏，被拜为大都督。
但是，来护儿真正展现才华，还是在跟随杨素镇压高智慧叛乱的时候。
当时高智慧设营浙东，连亘百余里，又有舰船千艘，声势浩大，鼓噪而进。显然，要正面交锋，杨素未必能讨到什么便宜，当时来护儿就向杨素建议，说：“吴人累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且严阵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度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
韩信破赵用了什么计策呢？简单说就是先把对手引出来，然后派人把对手的营寨给占了，然后前后夹击，大破赵军。来护儿的想法也一样，他想先带人秘密抄了叛军的后路，而后跟杨素前后夹击。
杨素表示同意。于是来护儿带了数千精兵秘密渡江，然后奇兵突袭，焚烧营寨，于是杨素借势呼应，两边夹击，大破高智慧叛军。来护儿又率军追至闽中，灭了高智慧的余党，逼得高智慧流亡浙、闽之间。
因为此战，来护儿打出了威风，叫响了名号，从此成为了隋朝名将。
来护儿也不是光会打仗，毕竟出身书香门第，打小也念书，因此，他在治政方面也成绩不俗。据说，他在担任瀛州刺史的时候，政绩就不俗，政声就不错，乃至隋炀帝即位后，来护儿被召入朝之时，老百姓还恋恋不舍，先后上书挽留的百姓，竟有数百人之多。
说了这么多，大家想必也是明白来护儿是何等人物了。因此，在征东之战中陆军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来护儿的水军却一开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资治通鉴》说：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
来护儿打了胜仗，士气正旺，估计当时也有些小瞧高句丽，于是表示要趁胜追击，直破其城。当时副将周法尚表示要先等等，等到友军到来后一并进击，结果来护儿认为没这必要，老子一个人就能搞定，何必等别人呢？于是率精兵四万，长驱直进，直逼辽东城。
然后呢？然后来护儿尝到了轻敌的恶果，遭遇了军事生涯的第一次滑铁卢。高句丽能守到现在，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一个“诈”字，“诈降”已经用过多次，屡试不爽，而这次对付来护儿，则来了个“诈败”。
高句丽先是在城内设下伏兵，然后又派兵跟来护儿接战，战不多时，又诈败而去，而轻敌的来护儿当然不知是诈，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军直入城郭，甚至都以为大局已定，让部下们抢战利品去了。
这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等到高句丽伏兵一发，来护儿那些在争抢战利品的部众瞬间大乱，来护儿好容易杀出了重围，逃出了城池，手下却只剩了几千人。要不是副将周法尚早有准备，列阵以待，高句丽估计都把来护儿的营寨给占了。
来护儿吃了那么大一败仗，心里也虚，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来护儿之所以吃那么一败仗，两个因素，主要原因，他自己太轻敌，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隋军步调不一致，来护儿太快，而友军太慢，协调度太差。等到来护儿吃了败仗之后，友军才姗姗来迟——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
为什么会姗姗来迟呢？因为负担太重。拿宇文述来说吧，出发的时候，宇文述命令部队带这么些东西——够吃一百天的干粮，排甲、枪槊、衣资、戎具以及火幕，一共多重呢？《资治通鉴》说“人别三石以上”。三石大概是什么概念呢？换算成公斤的话，大概是80公斤左右。大家想，不要说行军了，就让咱扛着80公斤的担子，站在那，咱能坚持多久？还没完，宇文述在行前还发布了一道命令，说：“遗弃米粟者斩！”如此这般，宇文述军队能不晚到吗？
当然了，有句话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军令确实不可违，但是，当兵的也不能活活被担子给压死啊，于是就想辙，趁着晚上黑灯瞎火的，把粮食给挖坑埋地下。这么做呢，担子是轻了，但造成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粮食不够了；刚走了一半，粮食眼看就快光了……
不管怎么着吧，反正拖拖拉拉的，隋军大部也总算是到了。高句丽一看大军压境，于是，又来了老套路——诈降。
当时高句丽派乙支文德来诈降，其实就是当间谍，侦察军情的。当时的情况呢，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北周八大柱国之一于谨的长孙）接到了杨广的密旨，说要如果高元和文德来的话，就把他们给逮了。
同志们，注意两个字——密旨。为什么是密旨而不是明旨呢？道理很简单，要是明旨，人还愿意来自投罗网吗？为什么密旨就要注意呢？因为所谓密旨，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人一概不知，就杨广和于仲文知道；于是就产生了问题，当时于仲文有个宣慰使，叫做刘士龙的，他就反对于仲文。
所谓宣慰使，就是搞政战的，而且有一条非常重要，杨广给了宣慰使很大的权力，前面也说过了——不受大将挟制！本着杨广“吊民伐罪”的总原则，政工刘士龙觉着两军相交，尚且不斩来使呢，更何况是来投降的？于是，此公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强行劝阻于仲文，说你不能抓文德。于仲文也是憋屈，他也不能说这是皇帝密旨啊，所以有苦难言，心一软，手一抖，就把人放了。
于仲文放了人之后，又仔细琢磨了一下，还是觉着有问题，于是就派人就追文德，说还有些细节要谈，您回来一下。结果人文德是傻子吗？能回去吗？人当然头也不回的渡过了鸭绿江，然后还留了首诗：“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然后就留下了一个肺都气炸了的于仲文。
于仲文这边吹胡子瞪眼，一肚子不爽；那边宇文述也不好过啊，都快断粮了；于是宇文述就表示，干脆，甭打了，咱回吧。
于仲文能回吗？于仲文现在没有执行杨广的密旨，回去要让杨广知道把人放跑了，这脑袋还保得住吗？于是，出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
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
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
战前，杨广看于仲文好像有些想法，就令诸将归他节制。但是，于仲文也知道宇文述是什么人，此人是皇帝跟前红人，牛逼的一塌糊涂，是说压就能压住的吗？于仲文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提醒宇文述，我是皇帝钦命的总指挥，你别不服气，你要是不听我的，输了这场仗，责任可都你的。
宇文述一看于仲文都这么说了，当然不想担责任，没辙，硬着头皮也要上啊。于是，宇文述等一干将领，只能渡过鸭绿江，追击文德。
同志们，大家还记得文德去隋军营中干吗的吧？没错，是刺探军情去的。刺探的结果是，文德得知，隋军粮草不多了。于是，应该怎么办呢？当然要利用这个战机了，简单说就是先用一个“耗”字诀，把隋军的粮草耗光再说。怎么耗呢？文德的办法是，凡是宇文述跟他打，他都是打一打就走，引诱宇文述追他。
宇文述不追不行啊，由于文德稍战即走，所以，一天之内，宇文述七战七胜。打了这么多胜仗，宇文述就说要走，旁边那帮将领也不同意啊，要是这么着回去，黑锅就得他背啊。宇文述没辙，就算知道粮草不够，也只能硬着头皮追了。于是，一路追，渡过了萨水，在离辽东城三十里的地方，在山上安营扎寨。
“耗”字诀打完后，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当然还是得利用隋军粮草不足的弱点了，老办法，诈降。
文德就派人去跟宇文述请降——甭打了，我们认输。你放心，只要你退兵，我们高元一定去朝见你们隋帝。
宇文述当时粮草都快用尽了；连日激战，士卒也是疲敝不堪；又看到辽东城戒备森严，一时半会估计也打不下；也知道不能再打了，一听文德说要投降，心想这次好歹对杨广有个交待了，那就这么着吧，于是就撤了。
宇文述这一撤，那边文德就奉行“敌退我进”的战略，就来四面进攻。宇文述也留了个心眼，也料想可能有诈，所以退得还算干净，且战且走，没有出现溃败的情况。但是，文德早有计策。
文德先前一日七败，把宇文述引得渡过了萨水，为什么宇文述能那么轻松就过萨水呢？因为水浅呗。为什么水会那么浅呢？因为文德早就命令部队筑坝蓄水。为什么要筑坝蓄水呢？等着瞧吧。
宇文述这一退再退，就退到了先前渡过的萨水，当时水还是跟先前一样，很浅，被追得急，也就不多细想，就渡水了，结果刚走一半，文德命令部队开闸放水，这水一放，隋军倒了大霉，被淹死了一多半。隋军于是大乱，文德就令早就埋伏好的军队四面出击，隋军被打得大败，可以说，溃不成军。溃败到什么程度呢？《资治通鉴》说：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都被打出心理阴影了，平时哪能跑那么快？
萨水一败，原本进攻高句丽的隋军有三十万五千，败后连零头都没剩下，只剩了二千七百人，可以说，一败涂地。
仗打成这样，此次东征当然也就成为定局了，结果是，大败。
为了一个面子，杨广损失了三十万人马，但是，很快杨广会发现，真正的损失，远不是那三十万人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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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战争Ⅳ——历史第一折腾男</h2>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重器，不可不察也。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用兵这种事，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
何以见得呢？杨广的此次东征，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
这场仗打下来，赔了钱死了人，丢了面子（在攻打辽东城的时候，杨广还让曷萨那可汗和高昌王伯雅现场观战的，仗打成那样，估计杨广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了），这都是小事；大事是，国内出现了政治危机。
为何会有政治危机呢？我们用隋末著名造反派头子窦建德的一番话来作说明吧：“当年文帝时，天下那么繁盛，征发百万大军前往征伐辽东，尚且为高丽所败。现在水灾严重，黎民苍生穷困，而主上不体恤苍生之苦，亲自前往征辽；加上前几年屡屡西征吐谷浑，遍地苍痍还未恢复，百姓疲敝，此前多年的战役，将士们多有战死战死沙场的，现在又要发兵，可能要动摇社稷。”
（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
窦建德的这番话，大概这么几层意思，一是杨广太能折腾，二是杨广折腾的时机不对，三是杨广折腾的方式不对。
杨广能折腾，这是不消说的，其实窦建德还没有说全，自杨广即位以来，修长城、开运河、迁都洛阳、南巡江都、北巡榆林、西巡张掖、东征高句丽，外带还有跟吐谷浑之间经年累月的作战，基本上，一个皇帝能折腾的，杨广都折腾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杨广的这些大动作吧：
修长城——（大业三年）又诏发丁男百馀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
杨广的修长城，是在会见完启民可汗之后进行的，也正因此，引发了炀帝一朝第一次剧烈的政治动荡。
对于杨广上任以来的种种，文帝一朝的老臣们，不免很是看不惯。
文帝一朝，治国方略乃是一个“俭”字，杨坚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求举朝上下也大力践行，但凡有违反此原则的，即便是杨勇、杨俊这样的天家子弟，也要付出惨痛代价；然而，杨广上任以来，从迁都到巡行，时时刻刻展露的都是另外一个字——奢。比如说，此次会见启民可汗，为了展示大国的威风，杨广就不免要炫一下富——帝赐启民帛二千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赐启民路车乘马，鼓欢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
这是很典型的杨广式外交。其实，杨广所要的并不多，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脸，只要你愿意给脸，他就不会让你吃亏。启民可汗就是如此，憋屈是憋屈了些，但是，憋屈之后，却赚了个钵满盆满。
对此，老臣们就很有异议，主要有四个——高颎、宇文弼、贺若弼和苏威。
文帝末期，高颎被贬为民，如今炀帝登位，高颎得以复出。对杨广的治政策略，老臣高颎几乎是全盘否定式的态度，他曾对很多人表示过这一点。
对于杨广大征乐户，高颎就上纲上线，认为是亡国之举，他曾对太常丞李懿表达过不满，还举了宇文赟的例子：“宇文赟就是因为喜好音乐而导致亡国，殷鉴不远，怎能继续效仿呢？”
对于杨广厚待启民可汗，高颎更是忧心忡忡，他曾对太府卿何稠表达过他的忧虑：“这家伙对中国的国情颇有了解，恐怕会成为后患啊。”
最后，高颎还对杨雄说了这样一番话：“近来朝廷殊无纲纪。”
总之，在高颎眼里，杨广的治政策略，是一塌糊涂了。
礼部尚书宇文弼对此也有同感，他也私下对高颎表示：“宇文赟的奢侈，用现在来对比，不比当年还严重么？又表示：“长城之役，幸非急务。”
贺若弼也认为杨广招待启民可汗太过头了；而苏威，则对修长城表示了异议。
老臣们对杨广不满，杨广要怎么办呢？他只用了一个字——杀！
高颎、宇文弼和贺若弼，都因为私下嚼舌根，被杨广所诛；苏威运气好一点，没有私下表达不满，当面表达了不同意见，那也容不下，被免了官。
如果光从此次事件上看，杨广的评价就只能是四个字——刚愎自用。但是，要是细细看来的话，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高颎之所以要死，显然，“毁谤朝政”只是导火索，最根本的原因，自然还是出在他的太子党领袖的身份上。一个前太子党领袖，如今对杨广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四处散播不满，杨广心里怎么想？不搞掉你，可能吗？
有人要问了，杨勇不是死了吗？为啥杨广还要对高颎耿耿于怀呢？朋友们，杨勇是死了，但是，杨勇的儿子不是还活着吗？
至于宇文弼，他倒霉就倒霉在，你对谁都可以表达不满，但是，你为什么要去找高颎呢？沾上了高颎这样的敏感人物，杨广能不想东想西吗？
而贺若弼嘛，这小子完全是因为这张嘴不好。文帝一朝咱都知道，因为贺若弼屡屡对自己的地位不如杨素、高颎而表达不满，其后文帝一怒之下，就把他给免了官。而如今文帝死了，贺若弼这老小子，又有了倚老卖老的感觉了。
早在杨广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跟贺若弼有过接触，当时他们闲谈，聊到了当朝几位大将，杨广就问：“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
贺若弼表示：“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
杨广再问：“然则大将谁也？”
贺若弼回答：“唯殿下所择。”
当年刘邦和韩信有过一番“将兵”和“将将”的对谈，韩信虽然大肆抨击了刘邦的军事水平，又大大自夸了一番，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之所以是臣子、而刘邦之所以是老大，是因为他善“将兵”，而刘邦善“将将”。刘邦听完这番高论，也只是哈哈一笑，因为他知道，韩信这小子，毕竟还算识相。
跟皇帝说话，历来是门艺术；一个臣子，必须学会两个字——藏拙。臣子之所以要学会藏拙，是因为，皇帝对臣子总是不放心的，尤其是对善于统领千军万马的武将，这时候你要表现得太聪明，皇帝就会想，你小子这么能干，那我怎么办？这老大是你当还是我当？而臣子要是识相的露下怯，皇帝就会想，这小子毕竟不过尔耳，我还搞的定。
韩信之所以识相，就因为他露了怯，明确表示自己只会“将兵”，而刘邦能“将将”，所以自己只能甘心当个小弟；而贺若弼这番话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学会藏拙，他太嚣张了，嚣张到杨广都怕了。
贺若弼这番话，明着说，好像是三位战将各有各的不足，但言下之意，无非是“数风流人物，还看哥们”——只有哥们我，是完美无缺的将领。
朋友们，贺若弼这哥们，自打平陈之后，就是一个字——愤：在文帝一朝就愤，就公开抨击杨素、高颎这样的重臣，侮辱他们说“唯堪啖饭”；如今文帝死了，贺若弼还是贺若弼，还是闲不住，还是隔三差五表示不满，明里暗里的，都认为朝廷待他不公，都认为自己怀才不遇。
一个老是不满的将领，一个自认完美无缺的将领，在皇帝眼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答案是，这样的人，只能给皇帝带来两个字——恐惧。任何一个既有造反的心思、又有造反的能耐的人，皇帝都会害怕，害怕之后，都会下死手。
所以说，贺若弼为啥会死？就是死在他这张嘴上了。
所以呢，杨广诛杀老臣，是有刚愎自用的成分，但更多，是借题发挥。
言归正传。老臣们虽然各有各的死因，但是，他们对朝廷一片拳拳之心却也不容抹杀，对于修长城而言，或许宇文弼的评价是最客观的——幸非急务。
长城或许是该修的，但是，在启民可汗“称奴”的情况下，确实并非急务。
然后开运河——（大业元年）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
（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馀万众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隋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主要分为四段，大业元年开通通济渠，联结黄河和淮水；与之同时，改造邗沟（联结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由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开始开凿）和江南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南段，北起镇江，南至杭州，沟通长江、钱塘江及一系列南方水系，初时由孙吴政权开始开凿）；到了大业四年，又开通永济渠，联结黄河和海河；至隋朝灭亡，京杭大运河已初具规模。
当然，为了开凿大运河，也是付了不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通济渠前后用了一百多万人；邗沟用了十余万人；永济渠最夸张，用了五百余万人，而且，到最后男丁供不上，用了女人做工……
对于大运河，我们或许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或许，大运河的开通，对中国后来历史的漕运起过重大作用，但是，对于炀帝一朝，却是一个大伤国家元气的大工程，于王朝的稳固，更多是弊大于利。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杨广的出巡。
巡行，是杨广的特色，从他登位第一天起，他就不喜欢在待在京师，而是喜欢四处转转走走，他的这个特点，跟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君王很相似——秦始皇。
秦始皇一生中共有过五次东巡，甚至，他连死都是死在了东巡的路上。为什么秦始皇爱巡行呢？当然，秦始皇不是游山玩水去的，他是去展现自己的霸气的。春秋战国绵延五百多年，秦始皇完成了一统，但是，六国人民未必对他心服口服，六国贵族也在蠢蠢欲动，秦朝统一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而秦始皇的巡行，无非是向天下人展示，秦朝是有多么强大，秦始皇是有多么伟大。想造反？撒泼尿照照，有这本事吗？
当然，正面作用肯定是有的，秦始皇巡行的阵仗之大，威风之足，足以令一般人闻风丧胆，莫敢仰视，但是呢，也是有那么少数人是不买账的，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项羽。据说某次秦始皇巡行会稽郡的时候，我们的项羽便是一脸不屑，冷冷的说了句：“彼可取而代也。”更讽刺的是，最终灭亡秦朝的，还真是项羽。
秦始皇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古代皇帝出外巡行，大多是有政治目的的，不是跟咱一样，出去看看大好河山放松心情的。事实上，出巡这事儿，放松不了；以秦始皇来说，六国旧贵族们，哪个不盯着他？哪个不想趁着他出巡的机会，将其除之而后快？有没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张良不就是连亲弟弟死了都不葬，变卖家产请了个刺客，趁着这时节行刺始皇的吗？
在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前，天子也爱出去巡行，还有个专业名词，叫做巡狩，干啥去的呢？当然不是玩去的，而是天子到诸侯的地面上逛逛，看看，考察考察，看看诸侯们工作好不好啊，百姓安不安乐啊，这地盘交给你管行不行啊，诸如此类，实际嘛，就是展现天子的权威和地位。
回到杨广这儿来。跟秦始皇和先代天子一样，杨广也爱巡行，而且，后世对他的巡行评价很低，认为是胡折腾，浪费钱，消耗国力，甚至，《隋唐演义》还恶毒的认为，杨广巡行，无非是纵情声色游山玩水去的——比如说，小时候我爸就跟我说，杨广开凿京杭大运河，是为了去扬州看群花。
当然，也不能怪民间人士有这想法，杨广确实在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去了扬州，而且，确实是走的水路，为了走这么一趟，事前事中，确实都折腾了不少银子。
事前：“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
（我们看杨广的折腾，关键词是看数字，关键数字是“离宫四十余所”，“龙舟季杂船数万艘”，这两个数字一出来，大家都对杨广的折腾有个基本概念了）
事中：“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发显仁宫，王弘遣龙舟奉迎。乙巳，上御小硃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十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离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硃鸟、苍离、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翕、黄篾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馀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馀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艟、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馀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这段主要介绍杨广出巡时所带的船队规模，就两个字——豪华。）
要说，后世骂杨广是有道理的，你就去那么一趟江都，搞这么大排场，折腾这么多银子，烦扰这么多百姓，不管你有什么目的，都是不应该的。杨广自己曾经说过，“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他现在这么折腾，想是已经把这句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杨广去江都，到底有什么目的，他真的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想去看群花吗？
其实吧，杨广跟江都，是非常有渊源的。
杨广的老婆萧妃，是梁明帝萧岿的女儿，南朝人士。南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朝代，皇族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开国皇帝萧衍就是个大学者，因此国家的文化氛围很浓，萧妃出生在这么个国家，也沾染了文化气息，《隋史》说她“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总的来说，是个文化人。这位萧妃，据说是很得公婆欢心的，隋文帝就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儿，独孤皇后对她也青眼有加，更重要的是，她的老公杨广也很爱她宠她。
杨广这个人，本身就跟北朝那些大老粗的贵族不一样，是个文艺青年，《隋史》说他“好学，善属文”，从这点来讲，杨广跟萧妃是有共同爱好的。一般来说，文艺青年，都有一股浪漫主义气息，相比较金戈铁马的北国，小桥流水的南国，貌似对杨广更有吸引力，正好老婆就出生在南国，而且跟杨广一样，也爱舞文弄墨，因此，这可能是杨广对江南有特殊感情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杨广在江都是待了十年时间的，曾经有段时间，他被任命为扬州总管，驻地就在江都——夺嫡之争时，杨广就是扬州总管。
然而，在《隋史》里头，关于杨广的这段经历，只用了三句话，更没说杨广干了些什么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的。
杨广为什么会被派去当扬州总管呢？《隋史》是有明确说明的：“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
高智慧的叛乱，我们在《文帝篇》里已经有过一番介绍，但是，主要讲的是杨素的军事手段，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杨广的政治手段了。
某种意义上说，平定南方的叛乱，政治手段要比军事手段更重要，因为，导致叛乱的原因，并不是隋朝军事力量不足以震慑南方，而是统治政策水土不服。最典型的例子，苏威在北朝大力宣传“孝”，也搞“五教”的宣化，但是，却没有出问题，但跑到南方，此举却成为了社会矛盾的一个爆发点，高智慧叛乱时，出现了“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的现象。这个例子，就集中体现了南北两地的文化差异。
那么，杨广要通过怎样的手段，来融合南北两地数百年来的差异呢？
在扬州总管一任，杨广出现最多的场合，是佛教活动，据说，杨广跟很多高僧都有交往，其中，相契最深的，是高僧智顗。
智顗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本人对佛教不甚了解，也不敢妄言，但想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杨广对智顗礼敬有加，据称，杨广写给他的书信，光是载入《全隋文》的，就有三十五篇之多，可见交往之频繁。而且，他还从大师受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大师在开皇十七年圆寂的时候，还让弟子给杨广行灌顶礼，并送上遗作和遗书，其后，杨广也作《答遗书文》一篇以作敬覆。这些都说明，杨广跟智顗大师是很有交情的。
话说回来，杨广为什么要结交高僧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北朝文化和南朝文化相差甚远，在北朝，自宇文邕之后，儒家的那一套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在南朝，真正有广泛影响力的，却是佛家。
南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敬奉佛教，南梁的创始人萧衍，就是个最为疯狂的佛教徒，比如说，他曾经三次舍身出家，让大臣将他赎出。皇帝如此，百姓也如此，以此佛家僧侣在南朝地位非常特殊。唐朝大诗人杜牧写过一首诗《江南春绝句》，最后两句大家耳熟能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出，南朝百姓对于佛教的推崇到了何种地步。正因为这个原因，南朝百姓才对苏威强行推行的所谓“五教”极不感冒，因为，他们从小接触的不是僵硬死板的儒家教条，而是更贴近底层的佛家文化。
杨广是个聪明人，他敏锐的意识到，再跟苏威一样，将儒家那套东西生搬硬套到南朝，那一准儿没啥好效果，要想抚平南朝百姓，最要紧的，还是从佛教这一点下功夫，搞突破。因此，杨广在扬州总管一任上，参与了多次的佛教活动，这一方面是他本身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最关键的，他是传递了一种政治信号，那就是，杨广我，隋朝的王子，跟你们一样，是信佛的；南朝和北朝，不是蛮夷和天朝的关系，而根本是一母同胞，血浓于水，文化是相通的。
杨广这一手当然很漂亮，很快，他就在陈朝上流社会中取得了突破，打开了门路，原本那些旧贵族对他的敌意，也随着高僧们的折冲和劝解，得到了逐步的化解，总之，杨广这个隋朝王子，正在慢慢被南朝大佬们所接受。
此外，杨广在任上，也结交了大量的南朝士人，他用文学作为引子，将这些知识分子招入麾下，有些人帮助他安定了陈朝的叛乱，而有另一些人，成为了他的智囊和幕僚，为他后来夺取太子之位立下汗马功劳。
有个叫陆知命的，靠着他在江南的名望，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帮助杨广一定程度安定了陈朝的叛乱，据《隋史》记载：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以功拜仪同三司，赐以田宅，复用其弟恪为湃阳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