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面临死亡威胁，到其后摄政掌权，再最后篡位夺权，杨坚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多次跨越，以至于后世的李世民在读到这段历史时，都不禁酸溜溜的表示——杨坚光会欺负孤儿寡母，幸运已极，算何能耐？

但是，运气好还有另一个好听点的词——天命所归。

真正的强者，永远是能把握机会的人，杨坚便是如此。

<h2>国丈的力量</h2>

出藩，确实是自保的良策，然而，于杨坚而言，他所希求的又何尝只是自保呢？从小到大，从智仙神尼到术士赵昭、来和，几乎所有相面的术士，都说他有天命，然而，从宇文护时代到宇文赟时代，他却总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天命又在何方呢？此次“出藩”，他还有机会去实现那个所谓的“天命”吗？

杨坚心乱如麻，然而，隐隐的，他觉得留在京城会有机会，正如他对宇文庆所说的那样，宇文赟“自剪羽翼”，“不能及远”。于是，杨坚决定冒最后一次险，他要在长安等一等，如果实在没有机会，再行出藩。

在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后，将要出发前，杨坚推说有足疾，不能马上起行。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实在是一次恰到好处的“足疾”。

五月十日，宇文赟一如平常，带着双倍量的仪仗队，前呼后拥的，前去天兴宫。不同平常的是，到了次日，宇文赟突然身染重疾，仅十天左右的功夫，居然就要不治，御医百般救治，居然毫无收效，病势发展之快，连他自己都毫无准备。

五月二十二日，宇文赟终于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赶忙下诏，令五位亲王（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速速回京。

此时，宇文赟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儿子宇文阐年幼，没有宇文家族几位亲王的力量，可能要出大事，但是，可惜，晚了，太晚了，五位亲王的封国大多在原北齐境内，往返尚需时日，宇文赟已经等不到他们抵京了。

五月二十四日，宇文赟知道自己病体不支，可能等不到几位亲王了，只能征召两个宠臣刘昉和颜之仪入宫，草拟遗诏，交待后事。等到两位奉诏匆匆前来，宇文赟居然已经喉咙嘶哑，说不出话来了。

刘昉同志，平时靠着他的察言观色，在宇文赟面前颇是得宠，然而，眼看老大病势沉重，刘昉也不免担心起来——老大要是完了，他的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刘昉认为，不能继续坐视了，得尽快动手——找张长期饭票啊。

于是，刘昉赶紧找了几位同党，包括郑译、柳裘、韦谟和皇甫绩几个，合计一下，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如何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此时，郑译脑海里立即闪过了一个名字——没错，当今的国丈，他的老同学，前几天还跟他一块喝酒求他办事请求出藩，如今却因“足疾”未能成行的杨坚！只有杨坚这样的身份——国丈；这样的政治根基——老爸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岳丈是八大柱国之一；这样的威严——深沉严重，虽至亲无敢狎也；才有可能摆得平局势；同样，也只有杨坚上位，他们几个才有机会继续执掌大权。

刘昉立即表示赞成，而其余几个，自然也无异议，于是立即派人去请杨坚。

此时的杨坚，对北周宫廷的剧变还一无所知，在宫内派人来请他时，他满腹狐疑，一头雾水，但机不可失，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宫里走。

走到宫内的永巷东门，杨坚偶然间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术士来和。杨坚就像碰到了救星一样，要来和帮他测一测，此去宫中是吉是凶。来和语调非常轻松，连声道喜：“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

“天命已有付属”这样的话，杨坚听了无数次了，但从没有一次应验过，但是，病急乱投医的杨坚，此时也只好“宁可信其有”了。

到了宫内，此时焦急等待杨坚多时的郑译和刘昉等人立即迎上前来，将如今的局势和盘托出，并表达了他们的意向。

此时的杨坚的内心，自已是波涛起伏，“天命已有付属”这六个字，来来回回的在他的脑海里滚动，他明白，自己等了这么多年，苦熬了这么多年，机会终于他妈的来了！但是，杨坚毕竟定力过人，即便内心已经大喜过望，表面上看，依然是诚惶诚恐，接连表示推脱——这是中国政治人物的常态，欲拒还迎的路数。

杨坚有功夫演戏，但刘昉却没心思跟他干耗了，当即直接了断的挑明：“公若为，当速为之；公若不为，昉自为也。”（要干就干，要不我自己干了）一旁的柳裘也附和道：“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来，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赶紧的，等黄花菜凉了，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杨坚一看箭在弦上，也收起了那套假谦虚，立即拍板——说干，咱就干！

此时病入膏肓的宇文赟，已经无力阻止他的几个宠臣实施阴谋了，当天晚上，宇文赟便撒手人寰，一命归西，走完了他傲慢而又荒诞的一生。

局势紧急，郑译和刘昉立即采取非常手段——秘不发丧，然后矫诏令杨坚入宫辅政，任其为“总知中外兵马事”。

局势果然紧急，因为立即有人抗命。

刘昉草拟了遗诏后，去找了同受宇文赟征召的颜之仪，让他在遗诏上签字。颜之仪看了一眼遗诏，立即觉得不对，皇帝虽然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但以宇文家族的行事逻辑，顾命大臣的位置，决计不会交给外戚，从宇文泰到宇文邕，向来都只相信宇文氏的自家人——这个遗诏是假的！

颜之仪不愿意签字，还慷慨陈词，痛斥了矫诏的刘昉：“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颜之仪认为，皇帝死了，顾命大臣的位置，应该是宗室亲王的，现在最有资格的，乃是最年长的赵王宇文招。你们这帮货，深受国恩，如今却要将国家拱手送给外人，本人死也就死了，但就是死也不能对不起先帝）

颜之仪不愿签字，怎么办？好办——代签！于是，刘昉立即模仿颜之仪的笔迹，在遗诏上签上了“颜之仪”三个字，并立即下发各部。

杨坚立即动手，以此遗诏为凭，控制了京畿各处的戍卫部队。

颜之仪知道自己晚了一步，但是，他不愿放弃，他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宦官商量，火速征召大将军宇文仲入宫。然而，颜之仪终究还是孤掌难鸣，宫内已经完全被刘昉、郑译等人控制，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手的监视之下，而郑译也果然提前得到了情报，并立即将此情况告诉了杨坚。

杨坚毫不手软，立即带着堂侄杨雄、刘昉、皇甫绩和柳裘赶来，在御座前逮捕了宇文仲。杨坚跟颜之仪索要玉玺，颜之仪不答应，杨坚大怒，当即准备诛杀，但颜之仪政声颇佳，杨坚不敢轻举妄动，以失民心，最后将其贬为西边郡守。

对付完了颜之仪，接下来，就是要排排坐，分蛋糕了。

刘昉和郑译抬出杨坚，当然不是为给他人做嫁衣，他们跟杨坚的关系，非常赤裸——相互利用。没有杨坚，刘昉和郑译没有把握摆平北周朝内的各路神仙，但是，有了杨坚，他们也不打算让其大权独揽。

当时，此二人商量，给杨坚安排了一个陷阱——他们准备让杨坚当大冢宰，郑译当大司马（掌控兵权），而刘昉则当小冢宰。一旦如愿，他们就对杨坚形成夹击之势，一旦局势大定，到时候是杨坚称雄还是二人坐大，可就在未定之天了。

杨坚会不会跳入这个陷阱呢？好在，杨坚为了这一天早就做足了准备，物色好了人才，在受诏的那一天，杨坚去找了个人——李德林。

这位李德林，本是北齐人士，在高纬时代，出任中书侍郎，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看看宇文邕对他的评价吧。

在刚见到李德林的时候，宇文邕表示：“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平齐的唯一好处，就是能够得到你啊）然后，宇文邕让其入宫，令宇文昂对他详细询问北齐的风土人情，最后，李德林在宫内一连待了三天，宇文邕才让他回家。

后来，宇文邕曾经闲暇时跟文武百官说起李德林，他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复见其为齐朝作诏书移檄，正谓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

就在宇文邕感慨自己走了狗屎运居然能得到“天上人”李德林之时，旁边的纥豆陵毅应声道：“臣闻麒麟凤皇，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凤皇，得之无用。岂如德林，为瑞且有用哉。”

这马屁拍得就相当有水准，一石二鸟——既附合了宇文邕对李德林的赞美（将李德林比作有用的祥瑞），又表示宇文邕得到李德林，乃是“天降祥瑞”，暗赞宇文邕是“王者”。这么牛逼的马屁术，值得后世的政场人物多学习。

宇文邕的反应当然就不出奇了——帝大笑曰：“诚如公言。”

通过以上种种，我们就可以对李德林下个论断了——能人。

然而，可惜的是，宇文邕如此器重的能人，在宇文赟时代，却实在过得不甚如意；以至于，当杨坚派杨雄去找李德林，表示要倾力合作时，李德林的回答竟然是——愿以死奉公。可见李德林在宇文赟时代是憋屈坏了，看到杨坚来找他，顿时生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

杨坚在找李德林的时候，一定认为他对自己有用，但是，杨坚一定想不到，李德林会对自己这么有用。在刘昉和郑译设陷阱的时候，杨坚私下去问了李德林：“欲何以见处？”李德林回答：“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李德林如老辣的猎人一般，一眼识破了郑译和刘昉设置的陷阱，而杨坚自然也心领神会，于是，在发丧后，杨坚的正式职位便是——假黄钺、左大丞相，秦王贽为上柱国。百官总己以听于左丞相。

杨坚之所以当的只是“左丞相”，而不是“大丞相”，原因是，杨坚还用了个“右丞相”——以汉王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其他任命情况：尊阿史那太后（宇文赟嫡母）为太皇太后，李太后（宇文赟生母）为太帝太后，杨后为皇太后，硃后（宇文阐生母）为帝太后，其陈后、元后、尉迟后并为尼。）

这位汉王赞，是宇文赟的亲弟弟，之所以把他抬出来当个“右丞相”，原因自然是四个字——掩人耳目。杨坚这个国丈，虽然地位已经足够崇高，当个大丞相似乎也无不可，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宇文家族的习惯，向来是自家人优先，一如宇文泰托孤宇文护，宇文邕托孤宇文宪，因此，为了堵上惶惶之口，杨坚必须找个宇文家的人来挡一挡，他找的，就是宇文赞。

既然是找过来当摆设的，宇文赞自然是没什么权，无非是个傀儡。但是朋友们，这位宇文赞，也是个没有眼力见的白痴——用台湾人的用语说，这叫白目，他以为他这个“右丞相”真是名副其实的“右丞相”，居然就大摇大摆的每天进宫上班，跟宇文阐同帐而坐，把杨坚弄得好生尴尬。

好在刘昉对付这种人向来有手段。很快，刘昉就给宇文赞找来几个风姿绰约的美女，顿时把宇文赞哄得屁颠屁颠，然后，趁着宇文赞高兴，刘昉劝说道：“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

（刘昉说，你是先帝的弟弟，天下人敬仰的对象，现在这皇帝乳臭未干，怎么能行？只是如今先帝刚去世，人多嘴杂，所以请你按捺片刻，先回家，等到事情平息，再出来当皇帝，一准儿搞定）

这个“劝”字其实不够恰当，换个字更恰当——“骗”。当然，骗术不是太高明，只是开了张空头支票，搁智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信，但是，好在宇文赞智商不够正常，他信了，然后，他就以后不再来宫里了。

朋友们，现在大家知道，宇文邕当年为什么明知道宇文赟不是个东西，却还要让宇文孝伯硬着头皮把这摊烂泥扶上墙了吧？因为，宇文赟虽然不是东西，但好歹智商还算正常，而这位次子宇文赞，连正常的智商都没有啊！

悲哉！一代雄主宇文邕！

好吧，再回到这个陷阱本身来。

这里有个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郑译和刘昉，居然很“轻易”的就退出了竞逐，让杨坚“轻易”的如愿掌了全权，何以会如此呢？

答案其实也不复杂，三个字就就能概括——杨丽华。

杨坚之所以能被郑译和刘昉看中，无非是因为他有个国丈的身份，这个国丈的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皇后杨丽华，拥有关键时刻左右政局的政治能量。

《周书·宣帝杨皇后》记载：初，宣帝不豫，诏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惭，刘昉、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冲幼，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之。

在整个矫诏的过程中，杨丽华似乎什么都没做，但是，她之所以什么都没做，是因为她当时没有必要做什么，该做的，已经有人帮她做了。然而，什么都不做，不代表杨丽华什么都做不了，当需要她做什么的时候，她自然就会出手。

对于此次杨坚顺利出任“左丞相”（实质上的“大丞相”），《隋书·天文下》只用了一句话：宣帝崩，杨后令其父为大丞相，总军国事。

杨丽华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分蛋糕的关键过程中，她拍板定案，决定了最终的结局，以此，杨坚后来回忆此事时，也感慨：“公主有大功于我。”

相互利用虽然是相互利用，但是，一边只是先帝的宠臣，一边却是现任皇太后的父亲，孰强孰弱，顿时便见分晓。郑译和刘昉自知自己力量不够，也就只能吞下这哑巴亏，暗认倒霉了。当然，杨坚也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还有求于人，不能做得太过，还是做出了补偿——任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司马。

当然了，二位对付不了杨坚，至少还知道退而求其次，记恨李德林。

“宫内”的局势，基本得到了稳定，但是，万里长征，也只是走了第一步，接下来，杨坚要控制的，是“朝内”的局势，乃至“国内”的局势。

<h2>德政</h2>

朝内的局势，自然也是不容乐观。宇文赟死的太突然，而杨坚这大丞相当得也太突然，朝内的大佬们，自然是议论纷纷，惊疑不定。怎么办呢？

杨坚找了个人，叫卢贲，是个禁卫官，当时已被他收服。如今，杨坚出任大丞相，官邸是原先宇文阐的官邸——正阳宫，以摄政大臣自居，自然是要让大臣们去正阳宫朝见。然而，大臣们鉴于局势混乱，个个心怀疑惧，不知何去何从。于是，杨坚令卢贲召集禁卫军，并传命大臣集合，对他们表示：“欲求富贵者宜相随。”然而，纵是如此，大臣们也不知道往前走等着他们的是富贵，还是地狱，因此，仍有人窃窃私语，甚至有人打算开溜。

此时，卢贲率领大军赶到，一下就压住了场面，那些废话的、想走的，没有一个敢动了，只能乖乖跟着大军去正阳宫了。于是出了崇阳门，抵达了正阳宫，此时门卫挡住了他们，不让进；卢贲跟门卫解释了政府的改组情况（宇文阐搬去宇文邕的“天台”，杨坚入驻正阳宫），结果，门卫们还是不让进；如之奈何？

只见卢贲怒目圆瞪，破口大骂，正义凛然，门卫们也不免胆寒心惊，于是也只能乖乖让道。于是，杨坚终于将将稳住了朝内的这些大佬。

论功行赏，杨坚任命卢贲为丞相府宿卫。

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国内”局势了，杨坚要拉拢的，有两类人，一类称之为普通国民，另一类则是特殊国民。首先来看普通国民：

杨坚首先做的事情，是废除宇文赟时代的刑法，另立新法——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

周武帝宇文邕，是个严刑峻法的皇帝，自我要求严格（每行兵，亲在行陈，步涉山谷，人所不堪），对部属要求也严格（明察果断，用法严峻），当然，除了严格之外，宇文邕也不吝赏赐（抚将士有恩）；效果相当不错——由是将士畏威而乐为之死。（胡萝卜加大棒，一般是驭下的不二法门）

到了宇文赟时代，曾经，有一度，宇文赟想要改变这种苛酷的刑法，宽松一些；说干就干，宇文赟于是“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又数行赦宥”。此举当时遭到了乐运的反对，乐运倒不是反对他宽松一些，而是反对他宽松过头了，动不动就大赦天下，如此一来，还怎么约束纲纪？

宇文赟当时没有鸟乐运，但是，很快，乐运预言的事实就不幸成真了——既而民轻犯法。除了“民轻犯法”之外，宇文赟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咖，但是，有自知之明，不代表能接受他人的直言相劝，相反，宇文赟非常讨厌别人动不动就劝谏他，他想找个办法，让这些唠唠叨叨的乌鸦们闭嘴。宇文赟思来想去，找到了最简单的方法——严刑峻法。

于是，宇文赟非但没有持续推进减轻刑律的司法改革，反而变本加厉——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过失，辄行诛谴。总之，老子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们别烦我，否则试试看！

宇文赟的刑法有多苛酷？只需要一件事就能说明。

宇文赟的杖责，一开始的单位是“一百二十棍”，也就是说，但凡有人不遂宇文赟的意，宇文赟要动手，起跳价，一百二十棍，再往上累加，也是一百二，二百四，三百六，以此类推；但是，后来宇文赟还是觉得不爽，再度改了度量衡，把“一百二十棍”的起跳价，改成了“二百四十棍”……

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每个犯人到了所发配的地区，都会被打顿杀威棒。比如说，武松为兄报仇，杀了西门庆、潘金莲、王婆等一干人等，发配去孟州的时候，就要被打“一百杀威棒”。这“一百杀威棒”可是威力无穷，就是武松这样的好汉，真要差拨们卯足劲打，也得打残废了；要搁一般人，那就直接死了。当然了，好在当时的管营施恩有求于武松，便把这一百棒寄下来了。

宇文赟这“二百四十棍”是什么概念，想必也无需多言了。总之，宇文赟的心思，要么不打，要打就直接一击到位——不死也让你残废。

宇文赟不仅严肃的制订了法律，而且严格的执行了法律，据说，这套法律，不仅对公卿们适用，哪怕是宫中的嫔妃和太监们也是适用的（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幸，亦多杖背）。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于是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

于是，目标达成，终于没几个人敢劝谏宇文赟了，大家都只求保命了……

这个《刑经圣制》，显然就是宇文赟具有代表性的暴政，也是最为广大人民所痛恨的，而杨坚上来就废除了这套刑法，显见是有助于安抚民心的。

接下来，杨坚所作的，就是改变宇文赟时代奢侈浮华的生活作风，以身作则，做个节能减碳绿色环保型新人——躬履节俭。

其实呢，说到节俭，宇文邕就是个很节俭的人（周主性节俭，常服布袍，寝布被，后宫不过十馀人）；只是呢，儿子宇文赟不争气，上台后乱折腾一气，连各种仪仗，都要是双倍量的，其他更是无需多言了。此次的杨坚，应该算是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到宇文邕时代的情况。

当然，说到节俭的问题，大家也别以为杨坚这是政治秀，事实上，这是杨坚骨子里就有的习性。《资治通鉴》后来对杨坚的一生进行总结的时候，就大谈节俭的问题——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己的仪仗队和穿戴用品，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平时吃饭，一顿饭就一个肉菜，要知道现在平常人家，一顿饭也两荤一素一汤呢）；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后宫的衣物也很朴素）。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效果非常好，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在文帝一朝，简朴从上到下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俗）。

由此可见，杨坚的节俭已经不是他的个人美德了，而是成为隋朝初年社会上的良好风尚了，杨坚能做到如此地步，我们也是要为他大大鼓掌的。

以后我们还会知道，杨坚节俭虽然很好，但是太过苛刻，也会有副作用。

杨坚一共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先前为太子，此子就因为爱好排场的毛病，深为杨坚不满，杨坚曾当面教训他，并将节俭跟王朝兴衰联系在了一起，结果杨勇还是不听劝，最后他的太子被废掉，就跟“节俭”二字有莫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因为不够节俭而倒霉的儿子，是秦王杨俊。杨坚在多次劝说杨俊未果后，就将其免了官，后来杨俊病逝了，杨坚也仍是愤愤不平，象征性哭了两声，然后就拒绝了他的手下为其立碑的请求。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遭遇了惨痛的“人伦悲剧”的皇帝（杨坚五个儿子，最后只剩了杨广，而且，历史上还很长时间都流传着杨广弑父篡位的传说），而说起来，这也跟他极度节俭的性情是有关系的。

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杨坚的两个举措，制定宽松的新刑法，力行节俭，还是很有效果的，起到了很好的收服人心的作用——中外悦之。

杨坚其后还做了第三件事，那就是恢复信仰自由——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首者，简令入道。

下面就要说说宇文邕的宗教态度了。宇文邕虽然是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但是，跟尔朱荣等辈不同，他对宗教毫无热情，相反，他是个极为汉化的皇帝。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宇文邕推崇儒家文化。

宇文邕对李德林的推崇，我们前文已叙，不再赘述，再来讲另一件事，同样发生在平齐之时。

北齐有个儒生熊安生，据说通读《五经》，在听说宇文邕攻破邺城后，就让家人打扫好房门。家里人当然觉得不可思议啦，都要亡国了，你还打扫什么房门？熊安生回答：“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

家人将信将疑，但是，很快，大跌眼镜的事情就来了。宇文邕果然来了，而且，对熊安生极为尊重——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一方面是平易近人，亲自拜访，而且不要熊安生跪拜，还拉着手，让他一块坐。另一方面，给了大量赏赐，还送了代步工具）

例子不需要太多，仅从熊安生和李德林这二位身上，这个尊儒的皇帝形象，就跃然纸上，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宇文邕尊儒，这当然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当时而言，还没有哪套理论能像儒家一样，能够这么清楚的解决治国的问题。以此而言，宇文邕是个有志于开创万世基业的人物，但很可惜，上天给了他才能，却没有给他时间。

当然，尊儒和灭佛没有必然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君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存而不论”的态度。宇文邕灭佛也是如此。

宇文邕其实一开始是敬佛的，原因很简单，宇文护是敬佛的。当然，宇文邕的敬佛，大概也只是明哲保身的不得已之举，是他对宇文护一贯态度的体现。然而，对于佛的所谓“慈悲”，大概宇文邕是无法再去苟同了，因为，如此礼敬佛祖的宇文护，一连干掉了他两位兄长——这个“慈悲”，岂不是过于虚伪？

因为宇文护的关系，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对佛教徒的“假慈假悲”，宇文邕从内心深处是非常痛恨和排斥的，这大概是他灭佛最深层次的原因。

公元567年，当时宇文护还在世，就有个叫卫元蒿的人给宇文邕上了道奏疏，言语之间，第一次谈到了灭佛的问题：“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卫元蒿用极端实用主义的观点指出，佛教对于国家的稳定没有任何帮助，当年尧舜这样的圣君，没有佛教这种东西，照样天下升平；如今南齐、南梁这样的政权，大建佛寺，甚至萧衍还几度“舍身入寺”（其后又派人用赎金把他赎出来），该亡国也照样亡国。佛的主旨是什么？“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所以，一个统治者只需要做到“利民益国”，就已是有佛心了。既是如此，又何须花那么大代价，折腾那么多银子，去礼佛呢？

卫元蒿这套“赞同佛家基本理念、但反对国家统治者花钱敬佛”的理论，在当时应该是深深的触动了宇文邕的心，但是，宇文邕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宇文护还活着。

公元572年，宇文邕终于抓住了机会，将宇文护一击致命，当他大权独揽后，终于要着手解决所谓的宗教问题了。该年十二月，宇文邕召集道士、僧侣和百官，讨论了儒释道三者的先后次序问题——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将佛教放到最后，宇文邕已经开始图穷匕见了，但是，此时似乎有些僧侣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居然还在争论佛教该不该在道教之后的问题。聪明人还是有的，有人就开始猜测宇文邕此举的意图了——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宇文邕想要让佛教徒为国家做实质性贡献，要么当兵，要么献地，但是，这些聪明人还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公元574年，周武帝终于动手了——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毁坏雕像，放逐宗教人士）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禁绝淫祠，一切以礼典记载作为保留与否的依据）于是，融佛焚经，驱僧破塔（把佛像融解，把佛经焚毁，驱逐僧侣，破毁佛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佛门变成俗宅，僧侣变成百姓）

公元577年，周武帝平齐，针对北齐的宗教状况，周武帝再度大行整顿，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这在当时占到北齐10%的人口）。

这些有没有起到“加兵富国”的效果呢？至少有人认为是有的：“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有些史书也评价：“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宇文邕大概是最有针对性的，比之此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手段仁慈的多，至少，宇文邕没有拿起屠刀。某种意义上说，宇文邕此举，是实用主义的治国之术。

当然了，宇文邕灭佛虽然对国家可能有好处，能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但是，当时北周和北齐的佛教徒毕竟不是少数，这些被剥夺了宗教信仰的人，内心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早年也曾破四旧立四新，禁止民间进行祭祀活动，但实话实说，收效甚微，以笔者家乡的情况而言，还是有不少人偷偷摸摸的进行此类活动的。毕竟，当宗教活动融于生活时，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强行的禁止，也只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民众的不满。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就重新“信仰自由”了，而且，也没看见对社会发展有多大的阻碍。

杨坚的这个“信仰自由”令，很显然是针对着大量的宗教徒而实行的，更可以想见的是，这必然是个很有号召力的政策。

杨坚还做了第四件事——将府户的鲜卑姓改为原来的汉姓。

六镇兵变，某种意义上说，是鲜卑族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次剧烈反弹，事实上，因此导致的东西魏两个政权，都开了一段时间的历史倒车。

宇文泰设立府兵制，将府兵的姓氏改为鲜卑姓，某种程度上恢复鲜卑部落制的色彩，这就是对汉化政策的一种反扑。当然了，由于宇文泰手里的鲜卑势力有限，在东西魏之争中，又损失了不少，很快北周的军事主体就以汉人为主了，到了宇文邕时期，这种情况就体现得尤为明显。

宇文邕本人就是个比较汉化的皇帝，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推崇，也让北周内部汉族和鲜卑族的隔阂逐渐消失，这也是北周日渐壮大的因素。

与之相对的，东魏的统治者高氏家族虽然是汉人，单从统治特性而言，则是标准的鲜卑政权。高欢时代这种情况就尤为突出：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

（每次号令军士，对鲜卑人说的话都是，汉人是你们奴隶，男的为你们耕种，女的为你们织布，给你们提供粮食衣物，让你们吃饱穿暖，你们欺负他们干啥？）

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对汉人就是另一套了，鲜卑人是你们的主人，拿你们微不足道的一点粮食，一点衣物，为你们打仗，让你们平安，你们干啥要愤恨他们呢？）

这当然是非常标准的“胡汉分治”，高欢的这些语言，也无非是要求胡汉双方维持目前的主奴关系，其间显示的，是赤裸裸的民族压迫。

随着时间推移，北齐的状况并没有变好，反而更加恶劣，汉族文化被弃如敝履，反而是胡族的奇技淫巧在北齐上层大有市场。曾有一北齐士大夫十分骄傲的道出了他的育子秘诀：“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看起来，“颇晓书疏”在北齐上层还是混不开的，真正要混得开，要懂鲜卑语，还要会弹琵琶，就这样的一个政权，怎么能不乌烟瘴气呢？北齐一朝最著名的权臣和士开，不就是个只会握槊的庸碌之辈？

高纬一朝，有个权臣韩长鸾，就是仇汉的代表人物。《资治通鉴》记载：

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谮诉。常带刀走马，未尝安行，嗔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每骂云：“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

（这位韩长鸾，是个典型的黑面煞神，一股子戾气，没人敢惹他，敢正视的都没有。这小子就经常放话，说要杀掉“汉狗”）

北齐这么多权臣里，唯一一个有点能力，也想要做出点成绩的，就是汉人祖珽了。后来祖珽想要改革政府，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韩长鸾就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员，而且是下死力整肃祖珽的一员：长鸾素恶珽，得其诈出敕受赐等十余事。帝以尝与之重誓，故不杀，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珽求见帝，长鸾不许，遣人推出柏阁，珽坐，不肯行，长鸾令牵曳而出。（韩长鸾显然是要置祖庭于死地的，好在高纬念其有旧，只是将其免职。后来祖庭要求见高纬，也被韩长鸾阻止，先被人推出去，然后，干脆被人拽出去）

韩长鸾之所以“素恶珽”，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祖珽是韩长鸾此生最为痛恨的“汉人”兼“士人”。

可以说，对汉族文化的痛恨，对汉族士人的轻视，正是北齐朝政混乱，最终导致灭亡的决定性因素。毕竟，鲜卑人的文化，从来都只是马上打天下，然而，马上能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想要治天下，就非得汉化不可。

宇文邕在他的任期内，已经将宇文泰的鲜卑化浪潮进行了拨乱反正，汉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成为北周政权的主旋律了。宇文赟虽然不才，但同样在汉化的道路上继续挺进——只是，是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

杨坚恢复汉姓的举措，只是北周政权全面汉化水到渠成的一笔，但是，意义却至为深远——这标志着，北朝自从五胡十六国开始的民族压迫，在杨坚手里，即将走向尽头，中国大治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无疑，这又是一个收服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杨坚上台后的德政之一。

<h2>特殊国民</h2>

当然，“德政”虽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如今纷纷扰扰的北周朝局，却只是隐性投资，要想稳住局面，杨坚还需要拉拢另一部分人——特殊国民。

杨坚盯上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穆。

李穆家族此前已有概述，李贤、李远和李穆三兄弟，是关陇地区的豪族（自称是陇西李氏），在宇文泰时代，便已声名煊赫；李远还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并在嗣子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只是可惜的是，李氏家族的煊赫，在宇文护时代有了个断点——由于李植事件，李远家族几乎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李穆也因此被罢免为民，直到宇文邕时代，才得以复出。也正因为这个关系，李穆跟北周的感情，其实已经相当疏远。

与之相对，李穆在宇文邕复出后，就追随杨忠，参加了东征，发动了晋阳之围，并因此在这个过程里，跟杨忠结成了相当友好的关系。以至于杨坚很早便将李穆当成是自己人，将其称为“父党”。

如今的李穆，地位煊赫，官至“太保”（三公之一，地位仅次“太傅”）；而且手握重权，坐镇并州（首府为晋阳，原是高欢家族的大本营），是为并州总管；政治能量之强大，颇有跺一跺脚便让北周地动山摇的架势。

杨坚要控制局面，自然是要争取到李穆这样的关键人物。

然而，盯上李穆的，又岂是杨坚一人？早在杨坚的使者柳裘到来之前，已有人出现在了李穆的官邸；此人便是尉迟迥派出的使节。

这位尉迟迥，便是如今杨坚稳定北周朝局的最大障碍。尉迟迥之所以会成为障碍，原因非常简单——他认为，杨坚如今拥有的一切，本来都该是他的。

尉迟迥有理由这么认为：论起跟宇文家族的关系，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是标准的“皇亲”；同时，他的孙女尉迟繁炽，也被宇文赟横刀夺爱，成为了“五皇后”之一，以此而言，他又是个算得上的“国戚”；“皇亲国戚”，尉迟迥兼而有之——比之单纯的“国戚”杨坚，尉迟迥认为，他的牌子要硬得多。

当然，更重要的是，尉迟迥还是北周如今数得着的大将，在宇文宪已死的情况下，能在军功上跟他相提并论的，也只剩下了老迈的韦孝宽。尉迟迥最大的军功，便是曾趁着南梁侯景之乱，借机夺取了巴蜀，彻底稳固了西魏政权的后方，从此让西魏政权站稳脚跟，并因此在三足鼎立中，占据了战略优势。如此军功，不要说官二代杨坚远远不如——杨坚到现在也就打过两场仗，而且也没有突出表现；就是杨坚他老爸杨忠，恐怕也要让他三分。

如此这般，尉迟迥就认为，杨坚这大丞相当得也未免太简单（有此看法的人很多，历史上不绝于耳，甚至李世民也认为杨坚是欺负孤儿寡母），论德论才论资历，他尉迟迥哪一点比不上杨坚？如今却要听杨坚发号施令，这如何能忍？

尉迟迥会有什么想法，杨坚当然了然于胸，于是，当他成为大丞相之后，他就迅速对尉迟迥采取了行动：

行动一、杨坚派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带着北周静帝宇文阐的诏书，前去相州征召尉迟迥，让他回京奔丧。当然，这个行动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尉迟惇很快就一去不回头，再也没有音讯了。

行动二、杨坚使出了杀手锏——他让韦孝宽去接替尉迟迥相州总管的职务。

韦孝宽之所以能成为杨坚的杀手锏，是因为此公跟他的岳父独孤信有很深的渊源。早在东西魏尚未分裂之前，韦孝宽出任析阳郡守，当时独孤信任职新野郡守，由于二人关系非常好，而且政绩都很出色，民望鼎盛，便被荆州地方的官僚称为“联璧”。后来，东西魏分裂，东西之争拉开战幕，韦孝宽就曾随独孤信一起攻打洛阳，并一起参加了“河桥之役”。

如此种种，杨坚自是向来就把韦孝宽这位老将看成是自己人，如今要对付尉迟迥这样难缠的对手，也不免要出动韦孝宽这样的终极武器。

韦孝宽于是出发前往相州，当他抵达朝歌时，遇到了尉迟迥派来“迎接”他的使者，贺兰贵。韦孝宽设宴款待了贺兰贵，并在不停劝酒的同时，刺探贺兰贵，老谋深算的韦孝宽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妙，于是，自称患病，就暂缓了前进的脚步。与之同时，韦孝宽以请医生为由，派人飞马奔向了邺城，让他们暗中观察城内的情况。

韦孝宽是何等人物，尉迟迥想必也是一清二楚，因此，在听说韦孝宽称病后，也不免有些疑虑，于是，他派去了在邺城当差的韦艺，前去迎接他的叔父（韦艺是韦孝宽的侄儿）。韦孝宽在半路碰到了他的侄儿，然而，他非但没有放下心来，反而更加觉得情况可疑。

韦孝宽开始盘问韦艺，问他尉迟迥准备要干什么；韦艺则嘴硬得很，什么都不说——他此时已是尉迟迥的死党。韦艺敢嘴硬，当然是仗着对面的人是自己叔叔，不会拿自己怎么样，然而，当韦孝宽接连追问，却什么都没问出来之后，他却决定要给侄儿一个下马威了——他当即要处斩韦艺。

韦艺当然知道他这位老江湖的叔叔说到就能做到，慌乱之下，终于把尉迟迥要叛变的情况，一五一十，向韦孝宽和盘托出。

韦孝宽虽早有预料，但真得到了确实的情报，却也不免有些心惊——尤其是，他如今的情况，已是羊入虎口。怎么办？韦孝宽当机立断——撤！

当然，平平常常的撤，已经难以走出绝境了，韦孝宽需要废点脑筋了。在韦孝宽匆忙西撤的过程中，他每走过一家驿站，都把驿马全数赶走，然后又吩咐各处的驿司，说尉迟迥的使节很快就到，要他们准备食物，设宴招待。一切布置妥当后，韦孝宽才带着韦艺匆忙出逃。

果不其然，在派出了韦艺后，尉迟迥还是不放心，接着又派出了梁子康带着数百骑兵，前去“迎请”韦孝宽。当梁子康一路奔袭，抵达驿站后，却发现里面早准备好了盛大的宴席，似乎不饱餐一顿，也对不起一路以来的奔波；而当他想起任务在身，不想迁延时，却发现驿站里空无一马，而自己的马匹早已精疲力竭；无奈之下，梁子康也只能坐下来喝碗酒吃块肉，然后让马歇一歇了。

于是，韦孝宽和韦艺，就这样极其惊险的逃过了一劫。

行动三、在尉迟惇一去不回头，而韦孝宽又未能顺利接替尉迟迥后，杨坚终于意识到，大麻烦要来了，于是再度派去使节破六韩裒，前去申明中央意旨——当然，这只是表面功夫，隐藏在表面的客气之下，杨坚还留有杀招，他已经派人跟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人取得了联系，要他们秘密准备。

不幸的是，行动三也破产了，晋昶等人要反水的消息，很快被尉迟迥侦知，而尉迟迥也明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于是，尉迟迥斩杀晋昶和破六韩裒，登上北门城楼，召集文武官员和各界人士，发表造反宣言：“杨坚藉后父之势，挟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与国舅甥，任兼将相；先帝处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以匡国庇民，何如？”（杨坚作为国丈，如今挟持幼主，作威作福，已有不臣之心。我是皇亲国戚，又身兼将相，先帝对我也有重托，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清君侧，匡国保民，怎么样？）

底下云集而应。于是，尉迟迥见民心可用，乃自称大总管，建立临时政府，并尊奉赵王宇文招的小儿子为皇帝，用其名义发号施令。

尉迟迥要造反，这是对的，但是，他以这种方式造反，却注定他失败的结局；原因无他——名不正言不顺耳。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不是说尉迟迥不够大牌，而是说，他的造反，抛弃了理论上可以获得的道德制高点，反而将自己置于“反贼”的危险境地。

尉迟迥既已说杨坚是“挟后主以作威福”，那么，他讨伐杨坚的名义其实就已经很明白——清君侧。“清君侧”这三字，就是个很好的道德制高点。

自古很多人造反，都以“清君侧”为名，这个名义似乎平平无奇，有些烂大街，但不得不承认，存在即合理，这个名义自有其独特的功用。

我们不妨看看三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情况。曹操的名义，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远在东吴的孙权，则一开始是向曹操称臣，至于向西蜀扩张的刘备，则以“衣带诏”为号召，跟曹操分庭抗礼。这三位诸侯，均已有人君之实，但却无一人有人君之名，所有人，表面上看，都似乎是汉献帝的忠臣（彼时的汉献帝早就是傀儡一个）。何以如此呢？因为汉献帝毕竟是帝，毕竟具有正统性，在民间毕竟具有号召力，贸然抛开汉献帝，取汉而代之，只会成为众矢之的——比如说，三国诸侯中，最早倒霉的袁绍，也是最早称帝的。

再比如说，明朝朱棣造反，他打出的旗号是什么呢？三个字——清君侧。其实，这个名号说起来非常可笑，但是，再可笑的名号，朱棣都得用着，在他能取而代之之前，他就不能公开跟朱允炆摊牌。为何？朱允炆毕竟是合法皇帝，造反毕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朱棣也不得不扯出“清君侧”的大旗，缓解各方压力。

尉迟迥的愚蠢，就在于他明明已经扯出了“清君侧”的大旗，却硬要画蛇添足，还把一个不相干的没有任何威望的宗室子弟尊为皇帝。如此一来，尉迟迥本来所具有的“以顺讨逆”的道德制高点，一下子荡然无存，成了阴谋叛乱的反贼。

朋友们，宇文阐虽然年幼，但是，他毕竟是合法的皇帝啊，而且是宇文赟没死之前就已经接受禅位、登上了皇位啊！你说杨坚是反贼，但人家把宇文阐供的好好的，人家说自己是顾命大臣啊；而尉迟迥呢？你何以另立他主？岂非反贼？

可能有人有疑问，不对啊，支持尉迟迥的人很多啊，何以说他不得人心呢？朋友们，尉迟迥现在身处何地？没错，邺城！邺城是什么地方？没错，北齐的首府！所以，其实很多支持尉迟迥的人，也无非是北齐那些不甘亡国的遗老遗少，他们只是唯恐天下不乱而已，但是，他们真能得到北齐民众的支持吗？

不管怎么说，尉迟迥动手了，而杨坚，也必须接招了，他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讨伐阵容——坚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郕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武川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等皆为行军总管，以讨迥。

当然，尉迟迥势力毕竟枝繁叶茂，政治能量极为可观，他宣布造反后，很快就造成了极大的声势：

以下是各地的响应情况：迥所统相、卫、黎、洺、贝、赵、冀、瀛、沧、勤（即尉迟勤，尉迟迥的弟弟，一开始得到尉迟迥的造反文书时，还上报了朝廷，但不久后还是跟随兄长造反了）所统青、齐、胶、光、莒等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潼州刺史曹孝远，各据本州，徐州总管司录席毘罗据兗州，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兰陵，皆应迥；怀县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

以下是尉迟迥的军事进展：迥使其所署大将军石逊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先攻取了建州）又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拔潞州，执刺史赵威，署城人郭子胜为刺史。（又攻取了潞州）纥豆陵惠袭陷钜鹿，遂围恒州。（然后拿下巨鹿，围困恒州）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乌丸尼等帅青、齐之众围沂州，大将军檀让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汴州、沂州、曹州、毫州，都在攻击范围内）席毘罗众号八万，军于蕃城，攻陷昌虑、下邑。（昌虑、下邑皆被攻取）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永州也被拿下）

场面看上去很轰动，但是，只要翻开地图，我们就能看出，真正锣鼓喧鸣的，也只是前北齐境内，北周的军政中心，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威胁。就在此时，尉迟迥将他的目光，对准了坐镇并州的李穆。

形势很明显，一旦李穆附和尉迟迥，则北周政权的腹地立即会受到叛军的威胁，因此，李穆的向背，决定着天下的安危。此时，李穆的儿子李士荣也表达了意见，他认为李穆所在的并州乃“天下精兵处”，应该要应和尉迟迥，共谋大举。

李穆要怎么办呢？杨坚，亦或是尉迟迥？

李穆很犹豫，他之所以犹豫，因为他无论如何也算不明白这笔账，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了，他不能准确的判断杨坚和尉迟迥会是谁胜谁负，他也不知道倒向谁，会让李氏家族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在李穆犹豫不定之际，杨坚的使者柳裘抵达了晋阳。我们不知道柳裘跟杨坚说了些什么，我们只知道，柳裘出色的完成了他的工作，在他一番发言后，李穆就转忧为喜——甚悦。然后，李穆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将尉迟迥的来使锁拿，送往京师。

不久后，李穆迎来了杨坚派来的第二个使者——他的儿子李浑。李浑是杨坚打出的亲情牌，因为，杨坚也不能确定柳裘是不是可以真正说服李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必须用最大的诚意，将李穆争取在自己手中。

此时的李穆终于完全下定了决心，他让李浑给杨坚带去一个熨斗，而且，还送给了杨坚一句话——愿执威柄以尉（慰）安天下。另外，李浑还给杨坚带来了另一件东西——十三环金带（这是皇帝所用的服饰）。

这是李穆至关重要的一个暗示，事实上，李穆如今倒向杨坚，已经是做了通盘的考虑。因为，杨坚主政，不仅仅只有此次跟尉迟迥较量这一件事，更重要的是，这位蛰伏了多年但政治手腕强硬的国丈，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北周而代之。李穆送杨坚金带，这意味着，李穆正式宣布支持杨坚未来可能的篡位！

李穆之所以一下子表那么多态，表态表那么远，当然有他的道理。《教父》中维托·克里昂说，当你向别人施舍恩惠时，你就要表现得很有感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决定一件事情时，要么不做，要做，那就一步到位。

李穆决定一步到位，他要让施恩变的有感情，他认为，杨坚会因为他的雪中送炭而感激他，而他们李家，也会在未来的政治拼盘中，得到尽可能多的份额。

李穆是对的，杨坚非常激动，激动地立即让李浑马不停蹄再跑了一趟——去哪呢？去韦孝宽的大营，去告诉韦孝宽李穆对此次事件的态度！

得到了李穆的支持，杨坚在跟尉迟迥的较量中，已经握有一个十分有力的砝码。而李穆做出决定后，也很快以族长身份通知了全族，统一了意见——他有个侄子李崇当时任怀州刺史，正打算响应尉迟迥，在得知叔父的选择后，也只能抱怨几声（阖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然后，服从全局，倒向杨坚。

光有一个李穆，够了吗？还不够，杨坚还需要说服另一个人，同样能量强大的一个人——于翼（时任幽州总管，幽州是今北京）。

于翼是于谨的次子，而于谨，则是北周八大柱国之一，在宇文泰病故，朝内纷纷不定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帮助宇文护稳定了局面，立下了殊功；因此，于谨可谓是北周立国第一功臣。在北周建立后，于谨家族满门富贵，风头一时无俩。

当然，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于谨家族如此强盛，到最后也不免遭到宇文氏的打压——于谨的次子于翼，在宇文护时代就饱受排挤（主要是因为宇文邕当时竭力拉拢于翼）；而三子于义，更是因直言劝谏，而差些被宇文赟治罪。

如今杨坚上台，深知于氏家族能量的他，一开始就极力拉拢于氏——很快，杨坚便将于谨的长子于寔进位为上柱国，任命为四大辅臣之一的大左辅。当时，在朝内的三公四辅中，只有两个人是不具有宇文氏皇族背景的，一个自然就是前文所说的“太保”李穆，而另一位，便是刚成为“大左辅”的于寔了。

杨坚投之以桃，于氏家族自是报之以李。尉迟迥的使者，也很快就到了幽州，想要说服于翼，但是，于翼丝毫不为所动，立即将使者执送京城。

于翼的这个表态有多重要？事实上，尉迟迥宣布造反后，便跟东北的高宝宁联络，意图跟突厥合作，一块南下；但是很可惜，在尉迟迥跟高宝宁之间，横着一个于翼，所以，这种合作，也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意淫了。

另一个为杨坚肝脑涂地的于家子弟，是于寔的儿子于仲文。

当时于仲文是东郡（今河南省滑县）太守，跟徐州总管源雄一起，受到了尉迟迥邀请，二人都严词拒绝。同样是拒绝，于翼拥有足够的底气，因为他拥有幽、定七州六镇，尉迟迥虽然不爽，但也不敢对其轻举妄动，但是，于仲文却立即遭到了尉迟迥势力的夹击——当时宇文威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古黄河渡口），宇文胄从石济（今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先后渡河，夹攻东郡。

于仲文不过是一郡太守，芝麻绿豆大的官，人家尉迟迥是看在他姓“于”的份上，给他个面子；如果于仲文不要面子呢？那就只能对不起咯。

于仲文对付宇文威倒还尚可，然两路夹攻，便已无法招架，只能放弃东郡，率数十骑溃围而出，东奔长安，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于仲文是走了，老婆孩子还在——为了这次拒绝，于仲文付出了三子一女的代价。

于仲文好不容易才跑到长安，当时，他所带领的数十卫士，已经伤亡殆尽，所剩无几，而他自己也已是狼狈不堪。当于仲文见到杨坚时，杨坚将其引入卧室，为之垂泪，于是“赐彩五百段，黄金二百两，进位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

于家对杨坚此次平定尉迟迥之乱有多大贡献？请看于仲文的自述：

曩者尉迥逆乱，所在影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胆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

（充满感情的回顾了当日尉迟迥叛乱时，自己是如何坚定的站在了杨坚一边，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得以九死一生的回到长安，而当时的杨坚，看到于仲文如此表现，又是如何的对其嘉奖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