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数月之前，田兴向李纯请求，自黎阳（今河南滑县北）渡黄河入滑州，与义成节度使李光颜军队会合共击平卢。宰相裴度认为，魏博军队既然渡河便不可再退，必须立即进军方可成功。然而两军共同出兵，如果协调不好会造成互相推诿，与其使魏博渡河后观望，不如秣马厉兵，待霜降后直接从阳刘渡河直逼郓州，那样平卢军必然会军心动摇。李纯经过慎重考虑后，采纳了裴度的建议，果然，数月后田兴就在东阿、阳谷取得了大捷。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三十日，武宁节度使李愬领军攻克兖州的金乡（今山东金乡），破敌两万余人。金乡是兖州的军事重地，金乡的攻克为官军北进创造了条件。

官军的接连胜利使得李纯大喜过望，在李纯看来，此前对平卢的顾虑实在有些多余。而平卢的一败再败也让李师道逐渐惶恐起来，在其内部，许多人认为，主张造反的李文会是奸佞之臣，当初高沐等人为李师道忠心谋划，李文会却鼓动李师道杀死高沐等人，因此很多将士纷纷要求处理李文会。李师道为了稳定军心，将李文会调出郓州出任登州刺史，同时召回此前被打进大牢的倾降派郭昈等人。但李纯已经决心荡平平卢，所以李师道的做法为时已晚。

李师道召回郭昈意图向朝廷归服的做法，并没有让李纯停止征讨的步伐。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二日，宣武节度使韩弘攻克曹州的考城，曹州南部为官军所控制。正月七日，楚州刺史李听率领淮南军队进攻平卢，海州下辖的沭阳（今江苏沭阳）县令梁洞举县投降，同时怀仁（今江苏赣榆北）、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守军也望风投降，平卢的海州最终被官军全部收复。

在平卢的北部战场上，由于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刺史李宗奭不服从横海节度使郑权的指挥，战事受到严重影响，为此李纯立即派使者让李宗奭归京。但李宗奭鼓动部下上表，称士兵作乱暂时脱不开身，这让李纯十分恼火。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发布诏令，征调在淮西之战中屡立战功的骁将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出任沧州刺史、横海节度使，同时将李宗奭驱逐出沧州，后来又下令将其斩于京师西南的独柳树下。

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武宁节度使李愬在沂州（今山东临沂）攻取丞县（今山东枣庄南），使官军进一步向北推进。义成节度使李光颜在濮州也连战连捷，杀敌数千，攻取斗门城、杜庄栅等地（今山东濮阳南），至此与北部的田兴、南部的韩弘、李愬形成“诸军四合”的局面。

返兵擒师道

官军的节节胜利与步步紧逼，使李师道惶惶不可终日，前方只要有败绩传来便手足无措。为了挽救败局，做好顽抗的准备，李师道一方面征发百姓整修郓州城堑，加强守备；另一方面命令阳谷前线的都知兵马使刘悟出战。

刘悟是李隆基在位时的卢龙节度使刘客奴之孙，自幼以勇力著称。有一次在马球比赛中，刘悟击球时，将时任节度使的李师古连人带马撞翻在地。李师古大怒起身后准备杀掉刘悟，但刘悟却直言不屈、毫不畏惧，李师古感到人才难得，不仅没有处罚刘悟，反而令其统领后军，并倚为心腹，任命其为都知兵马使的职务。

李纯征讨平卢以来，李师道派刘悟负责郓州以北的防务。因为军用物资的缺乏，李师道命令其征收商人的钱财充军，但刘悟往往宽待商人，商人们都很感激，称其为“刘父”，而且刘悟平时待部下非常宽厚，很受将士们的拥戴。

不过，当时在魏博、义成两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下，刘悟连战连败。于是有人向李师道进言，说刘悟不修兵法，只会收买人心，恐怕会有异志，让李师道尽早提防。李师道因此将刘悟从前线召回，准备找机会将其杀死。但此时又有人进言说现在官军对平卢的压力的确很大，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刘悟谋反，擅自杀掉大将会动摇军心。于是，李师道再次改变主意，让刘悟返回前线继续统兵。

而刘悟此时对李师道怀疑自己已经有所察觉，回到前线后暗中做兵变的准备。李师道为了防止刘悟兵变，任命刘悟之子刘从谏为门下别奏，表面看是重用，其实是留在郓州当人质。不过，这恰恰为刘从谏提供了机会，他每日与李师道的心腹品茶聊天，借机探听李师道不少的核心军事机密，然后秘密通报给身在前线的父亲。

元和十四年（819年）初正月，有人继续向李师道进言，认为刘悟终会成为祸患，让李师道及时除掉。二月八日，李师道派两名心腹使者前往阳谷，命令行营兵马副使张暹斩杀刘悟，并献首级到郓州，事成之后让张暹任行营兵马使。

事实上，李师道并不了解张暹与刘悟的密切关系，张暹得到消息后不仅没有斩杀刘悟，反而与刘悟密谋杀掉了李师道的两个使者。为了防止消息外泄，刘悟在营中严加戒备，禁止每一个人进出。天黑之后，刘悟召集众将领，告诉他们李师道要杀掉自己的消息，而且刘悟真诚地劝将士们不要充当李师道的殉葬品，如果投降官军，可以保证日后共同富贵。

将士们显然对刘悟的劝说缺少思想准备，兵马使赵垂棘立于众将之首，抬头问刘悟事情是否真像他说的那样能轻易成功，结果没等赵垂棘反应过来，刘悟就厉声说他与李师道同谋，然后命令士兵将其拖出斩首。

随后刘悟让众将全都表态，凡是态度迟疑或不明者一律处死，而且平时在军中作恶多端，让众将士所痛恨的也一起处死，就这样前后所杀将近三十余人，众将士见状纷纷表示愿意听从刘悟的指挥。于是刘悟召集全军士卒，宣布李师道的罪状，决定当即攻入郓州城，人人赏钱十万，除军资之外，城中官员和依附李师道的那些人的财物，任由将士们掠取。

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八日夜，刘悟命令将士们饱餐后全副武装上路向郓州进发，当时人衔枚，马缚口，所到之处无人知晓，就这样在转天清晨天色未明之际，就来到了郓州城下。

刘悟命令将士们停止行军原地待命，在听到城头上巡逻报更的木梆声停止后，才派出十来个人来到郓州城下，声称刘悟奉节度使之命入城。但城头守卫十分警惕，声称必须禀报李师道批准后才能打开城门。就在守卫即将下城的时候，十余人亮出弓箭纷纷射向守卫，一时间守卫们大乱，全都一哄而散。刘悟趁机撞开城门，带领军队迅速入城，由于事出突然，城内守军来不及组织抵抗全都落荒而逃，刘悟又迅速进入牙城，牙城之内守军只有数百人，最初尚有人抵抗，不过在刘悟大军的冲击下，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紧接着，刘悟带兵进入平卢节度使府衙搜捕李师道，此时的李师道已犹如惊弓之鸟，在来不及逃走的情况下，带着两个儿子藏在床下，最终被士兵搜出。刘悟命令将李师道父子押在府衙前的空地上，李师道请求免死，但刘悟丝毫不留情面，最终将其父子三人斩首。随后刘悟命令左右都虞候巡视全城，严禁士兵抢掠，城中迅速安定下来。

刘悟自阳谷前线返兵突袭郓州前，已经通知魏博节度使田兴进驻自己的营地，并告知田兴如果突袭郓州成功，将以烽火为号。如果中了埋伏，则请田兴带领人马前来救援，事成之后所有功劳归于田兴。此时郓州城已破，刘悟履行当初的诺言，将李师道父子三人的首级送到田兴军营。

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十四日，田兴派使者入京，向李纯奏报郓州之捷。李纯极为高兴，虽然平定平卢已在李纯的预料之内，但胜利来得这样快，还出乎李纯的预想，更何况这一次田兴带来了李师道父子的首级。

由于郓州城被攻破，李师道已死，平卢下辖的州县因此全部归降朝廷，至此平卢被彻底平定。

最关键的是，平卢是李纯在位时平定的最后一个藩镇，至此，困扰大唐帝国几十年之久的藩镇之祸暂时被压制。

李纯从即位开始到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平定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成德、平卢等实力强劲的藩镇，并使天下所有藩镇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如果说最初他们对李纯的能力与决心尚有所怀疑，仍持观望态度的话，那么平定淮西和平卢，使他们终于认识到李纯绝非等闲之辈，在这种形势下，那些一度曾想割据一方及对朝廷不恭的藩镇纷纷主动向李纯俯首称臣纳贡。

从淮西到平卢被平定，包括横海、卢龙等在内的诸多藩镇纷纷入朝进贡，进而表达对朝廷的忠心，这其中表现最为殷勤的当属历来号称极为沉稳的宣武节度使韩弘。

韩弘曾经因为李纯偏袒李光颜的问题，而在战争中消极怠工，虽然在李纯平定藩镇的过程中，他并没有什么出格的表现，但前边说过他内心始终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想法。

现在随着平卢的平定，韩弘开始主动向朝廷进贡。据史料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韩弘进贡绢布共计35万匹，银器270件，并主动入朝觐见李纯，这远比元和八年（813年）进贡绢布500匹态度要积极得多，而且韩弘见到李纯后要求辞去宣武节度使之职。

对于韩弘主动朝见并提出辞职的做法，李纯十分赞赏，因此他下令嘉奖韩弘。在诏令中，他首先肯定了韩弘多年来为朝廷出力，在平定藩镇时发挥的巨大作用，虽然同意他辞职的申请，但也不会冷落他，任命其为中书令之职。

韩弘入朝后，李纯派吏部尚书张弘靖兼平章事，代替韩弘出任宣武节度使，随着这个任命的下达，多年来一直让李纯放心不下的宣武镇问题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历史评价

从唐代宗李豫在位的广德年间（763—764年）始封安史旧部、河北降将，藩镇割据开始形成，一直到李纯元和十四年（819年）扫平天下藩镇，帝国再归一统的前后六十多年里，代宗李豫、德宗李适甚至是在位极短的顺宗李诵都曾努力平定藩镇。然而，虽然他们取得过一些成功，但并没有彻底降伏藩镇。李纯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先后平服了西川、夏绥、镇海、淮西、平卢、卢龙等大河南北的数十个藩镇，使安史之乱以来逐渐衰落的大唐帝国国势重新为之一振。虽然李纯的时代已经无法达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辉煌程度，但李纯还是因此而成为实现国家中兴的君主，同时也是唐代中期以后唯一一位再度一统天下的皇帝。

那么为什么当大唐帝国的历史演进到李纯这里时，他能完成曾祖李豫、祖父李适、父亲李诵没能完成的任务，使得藩镇之祸能够被平定呢？这是历代研究唐代历史的人颇为感兴趣的问题。

其实，李纯平定藩镇成功，脱离不了两样东西，一是历史条件；二是个人品格。

先说历史条件。

李纯即位之初所面临的藩镇形势与代宗李豫、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大为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清代的王夫之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李纯在位的元和年间与李豫、李适在位的广德、贞元年间，藩镇的“势”，已经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安史之乱的失败并不是朝廷的功劳，而是因为安、史发生内乱导致实力大减，而朝廷是坐享其成。不过安、史虽败，但藩镇的根基并没有被动摇。

前边我们详细分析过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降将，最终导致河朔三镇形成的具体原因，应该说这是大势使然，并不是因为李豫软弱。但到了李纯的元和年间，这种大势有所改变，曾经与安禄山、史思明共同造反然后割据一方的强将已经逐渐死去，取而代之的是儿子世袭制，但显然这些儿子们不如他们的那些老子们，或者是纨绔子弟，或者沉溺于酒色，其部将们也全都不再像最初那样忠诚，而是心怀异志，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富贵行事。这样一来凡是叛逆的，朝廷只要征讨，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李锜、杨惠琳、吴元济之流；或者是完全忠于朝廷的，如田兴。

王夫之“势”的观点虽然比较抽象，但他却点出了六十余年来藩镇内部人员构成的一些变化，看出李纯和李豫、李适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还是比较精准的。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其传承性，李豫、李适时代的诸多方面改革也为李纯平定藩镇创造了条件。虽然李豫、李适时代未能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但他们为了解决藩镇问题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所实行的一些措施，为李纯提供了平定藩镇的条件。

从经济角度来看，李豫、李适时代承天下大乱之后，朝廷的财政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百姓逃亡尚未归复。李豫时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重用刘晏整顿财政，后来又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得到了李适时代，朝廷财政收入达到一千三百万六千七十贯，而且盐利还没算在内，比李豫在位的大历末年税收增加一倍。据后来元和年间的宰相杜佑所编的《通鉴》记载，实行两税法后，朝廷每年可以收到税收三千万贯。元和初年，虽然税收已经无法达到帝国黄金时期开元年间的五千万贯，但比之安史之乱后及两税法实行初期，税收还是增加不少。尤其是李适在财政和资源积累问题上，充分吸取了当年对藩镇战争中朝廷财政匮乏的教训，不惜以各种手段来加强朝廷的财政力量，所以到了李纯的时代，朝廷财政有了基础保障，因而能够凭借祖父李适积累下的财富（因德宗府库之积），进行征讨藩镇的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

从军事角度来看，李豫、李适时代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曾发动多次征讨藩镇的战争，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取得过胜利，但割据形势一直存在，不过在战争中朝廷也积累了军事经验，那就是始终要有一支强大的由朝廷直接指挥的军队。为此，朝廷成立了神策军，到了李适晚年时，朝廷直接控制的神策军多达十五万人，朝廷能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不仅仅是依靠其他藩镇，这也为李纯时代征讨藩镇提供了强大的保证。

历史为李纯讨平天下藩镇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机遇，但如果没有李纯个人对机遇的把握，没有他个人杰出才智的发挥，藩镇平定也不可能成功，总的来看，说李纯是中兴之主确实很恰当。

李纯自始至终一直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断意志，虽然其间因为客观原因产生过退缩，但那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讨平藩镇的想法李纯始终掩埋于心，从即位伊始李纯就将“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将平服天下藩镇、重振大唐帝国国威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十几年里孜孜以求，从未懈怠，在顺利的情况下能一鼓作气，在不顺利的情况下努力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方针，并随时纠正失误。

纵观李纯“以法度裁制藩镇”，大体坚持先远后近、先易后难、先招抚后用兵、先重点后一般的方针。当然其也有失误之处，如元和四年（809年），不待淮西即将出现的替代良机，急于决策征讨成德，招致官军受挫；后来征讨淮西组军又太杂，致使兵力分散，西线三易统帅效果皆不佳，导致屡次失败。然而李纯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旦发现决策失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不失时机地予以克服和纠正。例如，第一次征讨成德官军失利，李纯利用拘捕卢从史之机及时罢兵；征讨淮西，一旦发现任命将帅不当，立即予以调整，最终发现了李愬这样的良将。第二次征讨成德在不顺利的情况下，李纯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接受大臣的劝告再次罢兵，这就说明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并不在于他完全不存在失误，重要的是他能够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予以及时的纠正，进而获得最终的成功。

从征讨藩镇的各项准备来看，李纯是个细心的皇帝。一般来说，围绕主要战略目标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越具体、越充分、越全面，主要战略目标成功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李纯在征讨藩镇的过程中显然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在财政问题上，李纯既有“因德宗府库之积”的一面，也有为筹措战争经费而苦心经营的一面，这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上对财政体系的整顿，而且李纯从个人角度也带头节俭，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积累财富就是为了平定四方。由于李纯注意到了物质基础对平藩的重要性，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因此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能够源源不断保证前线的各种供给。

同样，李纯在军事上的准备也是如此，每次征讨藩镇，也都是尽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除了在总体战略上给予规划、指导外，对各路人马的调配，将领的任免以及具体战略的实施，都亲自加以过问，对于前线将领所提出的要求，尽可能予以满足，并且所有具体政策的制定、人员的任免、官员之间及朝官、宦官之间诸多矛盾的协调，都以不影响大局为前提，从政治上保证讨伐藩镇的成功。

总之，元和年间讨伐藩镇的成功，是李纯充分利用中唐以来社会和历史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发挥个人领导品格的前提下，依靠群臣及将士们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