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博镇的主动归顺更加坚定了李纯解决藩镇问题的信心,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走扎实道路的决心。此后李纯十分重视经济问题,注意整顿财政,采取多种措施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赈恤灾民,改革税法,整理漕运,使帝国的经济、财政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为全面开展“以法度裁制藩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元和九年(814年),李纯在帝国国力逐渐上升的时候,开始继续着手解决藩镇问题。继平定三镇叛乱和强征河朔之后,李纯终于迎来了他平定藩镇割据的最重要一役,也是李纯当政时期影响重大而深远的政治事件,即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的征讨淮西之战。在这场规模空前、耗资巨大、困难重重、历时长达三年的战争中,李纯的意志和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同时也使他平定藩镇的事业逐渐进入高潮。
淮西叛逆
淮西镇自李希烈担任节度使后,一直处于割据独立的状态。德宗皇帝李适征讨淮西时,淮西镇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淮西镇重新归顺朝廷,后来兵马使吴少诚又杀死陈仙奇为李希烈报仇,当时朝廷已经无力讨伐,被迫只得任命吴少诚为淮西节度使。
吴少诚为人阴险狡猾,自从担任节度使后,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抗拒朝廷命令。贞元十四年(798年),吴少诚派兵侵掠霍山(今安徽霍山),贞元十五年(799年)又占领唐州(今河南泌阳),朝廷因为财政拮据而无力讨伐。此后吴少诚气焰更加嚣张,不断进攻临颍(今河南临颍)、陈州(今河南淮阳)、西华(今河南西华)等地。面对吴少诚的嚣张行为,德宗李适实在忍无可忍,在朝廷财力拮据的窘境下,于贞元十六年(800年)二月削夺吴少诚的官职,并发兵征讨淮西。
可是讨伐的结果却让李适大跌眼镜,在溵水(今河南商水)之战中,吴少诚打败官军,官军几乎损失殆尽,吴少诚扬言打到长安。于是,李适被迫停止征讨淮西,重新恢复其官职。
就是在那一战后,朝廷再也无法驾驭淮西镇。吴少诚治下的淮西镇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溵水之战发生的那一年,李纯23岁。对于当时朝廷的失败和祖父被迫赦免吴少诚的情境,年轻的李纯全都看在眼里,一直到他即位后都始终难以忘记淮西镇带给李唐皇族的耻辱。因而在平定西川刘辟以后,他即有心征服淮西,只是因为后来征讨成德始终无暇顾及。
事实上,当时李纯想要征讨淮西除了想一雪前耻之外,还在于淮西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淮西镇地处中原腹地,其势力如果向东北方向推进,可以扼制汴河上的甬桥(今安徽宿县),进而切断朝廷东南漕运这一经济命脉;如果向北推进,可以控制汴梁,进而威胁东都洛阳;向西发展,可以直取襄州地区,切断朝廷通过长江进入汉水北上的漕运路线;因此朝廷一日不得淮西,中原便始终存在隐患。
元和四年(809年)十一月,吴少诚病死,对于朝廷来讲这是解决淮西问题的绝好机会。可是鉴于当时李纯已经展开了对成德镇的讨伐,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李纯只得放弃征讨淮西,于元和五年(810年)正月,任命吴少诚之弟吴少阳为淮西节度使。
李纯本以为吴少阳上位后,会一改其兄的叛逆行为,但让李纯失望的是,吴少阳反而变本加厉,不仅派人越界抢掠寿州(今安徽寿县)的茶山,截杀往来的商旅,而且扩充军事实力,修筑防塞,并且在职期间一直不肯入朝。李吉甫担任淮南节度使时,请求将淮南治所扬州(今江苏扬州)迁至寿州(今安徽寿县),以便随时征讨淮西,但由于当时征讨成德正陷入胶着,所以其建议未被采纳。
元和九年(814年)八月,吴少阳病死,其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以父亲的名义上表,请求朝廷批准吴元济袭任淮西节度使。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请求,李纯觉得十分蹊跷,于是派遣太医前往蔡州,以帮助吴少阳治病为名探视真伪。可是吴元济坚决拒绝太医入境,并在辖地的边境上大肆陈兵,在这种情况下,出使在京的淮西镇判官杨元卿认为吴元济蓄意谋反,所以将淮西镇的军事布置及讨伐方略一并上奏给皇帝李纯。
对于杨元卿的上奏,李纯立即召集朝臣们开会讨论。李吉甫认为淮西镇不同于河朔三镇,四周孤立无援,所以应该立即发兵征讨,如果失去这次机会,未来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而以张弘靖为代表的朝臣则认为吴少阳刚刚去世,朝廷应该先派使者前去吊唁,然后探听虚实,如果吴元济确实有不轨的行为,朝廷再发兵征讨,这样算是师出有名。
李纯听从了张弘靖的建议,派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往淮西镇吊唁。但是李君何刚刚到达淮西边境,吴元济却禁止李君何入境,同时派兵屠杀舞阳(今河南舞阳)百姓,焚毁叶县(今河南叶县)城池,抢掠鲁山(今河南鲁山)、襄城(今河南襄城)。一时间关东地区陷入一片恐慌,各地告急文书接连传到京城长安。
面对吴元济的公开反叛和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朝廷内外人心惶惶,究竟是讨伐还是姑息,这已经是摆在朝廷面前必须决定的事情。很多朝臣面对吴元济的凶猛来势,希望皇帝李纯能够接受现实,立即任命吴元济为淮西节度使并赦免其罪行,而且他们还指出淮西节度使这个职位不接受朝廷任命,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如果现在贸然改变这一现状,以朝廷目前的实力恐怕很难。
当时在朝臣中主张坚决讨伐的只有以李吉甫为代表的少数朝臣。但就在这极少的主战派中,李吉甫在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三日不幸病逝,这让李纯悲痛万分,这么多年来似乎只有以李吉甫为代表的少数朝臣是李纯“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坚定支持者,现在随着李吉甫的去世,李纯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不过,也正是因为李吉甫的去世,使得悲痛之下的李纯决心讨伐淮西,誓要一雪前耻。
十月二十一日,李纯正式发布《招谕淮西诏》,在诏书中,他首先申明吴元济的罪行主要是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继任节度使职位,并且大肆烧杀抢掠。值得一提的是,李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十分注意将淮西的普通士兵与吴元济本人区分开来,认为士兵们是受吴元济的胁迫,并非出于本心。因此李纯任命严绶为招抚使,前往襄州、蔡州等地进行招抚。
在唐代,招抚使这个职务具有招抚归顺和讨伐叛逆的双重职责,能招抚最好就招抚,如果招抚不成就进行讨伐。严绶因为能宽以待人和以柔克刚所以被李纯委以招抚的重任,进而号召淮西将士要主动归顺朝廷。
由此可见,李纯的策略是先礼后兵,其重点在于招抚,为了充分表达诚意,李纯许愿淮西将士如能主动归顺朝廷,将赐予淮西将士二百万贯钱。这个数字比起魏博镇当时主动归顺朝廷后所赏赐的价钱要高出五十万贯。
严绶到达襄州后,为争取吴元济的主动归顺,确实作了些努力,但吴元济依然顽固不化,严绶的招抚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李纯在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十七日,发布《讨吴元济诏》,正式开始了对淮西吴元济的讨伐。
在征讨淮西的军事将领配置上,李纯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事实上,早在李纯得知吴少阳去世的消息时,便在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九日,以洺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同时兼任忠武军都知兵马使,统率河东、魏博、合阳三军人马,在北部加强对淮西镇的防御。
在西北方向上,将汝州(今河南汝阳)划归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使得河阳军进一步临近征讨淮西的前线,并让乌重胤统帅朔方、义成、陕、益、凤翔、延、庆七地军队,从西北方向淮西镇施压,与李光颜军队形成掎角之势。
在淮西东部,李纯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统领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南部以鄂岳观察使柳公绰率领五千人马奔赴安州(今湖北安陵),与安州刺史李听会合,负责从南面进攻淮西,不过从军队数量上来看,李纯并没有将南路作为主攻方向。
从军事角度来看,可以说李纯自吴少阳去世起,就做好了征讨淮西的准备,这次下定决心征讨淮西,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任命一个讨伐淮西的总指挥。
李纯下达讨伐诏令后,将讨伐的事宜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招抚使严绶,让他负责指挥讨伐淮西之战的全面事宜。严绶显然不是将帅之才,做招抚工作尚且合格,但指挥战争并非所长。接到皇帝陛下的讨伐诏令,严绶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战略作战方案,而是在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与诸道军队联系约定的情况下抢先进军,虽然初战取得小胜,但二月二日夜间在磁丘(今河南遂平)被吴元济闪电突袭,严绶猝不及防惨败而逃,带领残兵奔逃五十里退守唐州(今河南泌阳)。
二月九日,寿州团练使令狐通在淮西军队的进攻下也损失惨重,寿州与光州交界处的重要城栅被淮西军队全部攻破。李纯闻讯后十分恼火,于二月二十一日下令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取代令狐通,将令狐通贬为昭州(今广西平乐)司户。
三月二十九日,李光颜在临颍(今河南临颍)击败淮西军队。四月三日在南顿(今河南项城)再败淮西军队,同时魏博镇节度使田兴派其子田布率领三千人马援助官军讨伐淮西。
李光颜接连打了两个胜仗,挽回了先前令狐通惨败的损失,而且朝廷从四面八方向淮西施压,也让吴元济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吴元济看来,如果仅凭淮西三州的兵马对付朝廷几路大军,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于是他派使者奔赴成德、平卢二镇,向王承宗、李师道求救。
早在二月份时王承宗和李师道就相继多次向李纯请求赦免吴元济,但李纯深知成德、平卢二镇与淮西的莫逆关系,征讨吴元济也是变向对王承宗和李师道的一种打压,所以李纯拒绝了王、李二人的请求。
王、李二人的请求遭拒,于是,便开始采取各种手段直接破坏朝廷对淮西镇的征讨。最初李纯在征发诸道人马出兵淮西时,考虑到李师道和吴元济的关系,就没有命令平卢出兵。而李师道为了达到援助吴元济的目的,公然不顾朝廷的权威,派两千人马奔寿春(今安徽寿春),名义上是协助朝廷征讨淮西,事实上是为了观察形势,伺机援救吴元济。
为了进一步达到援救吴元济以及让朝廷罢兵的目的,元和十年(815年)三月,李师道认为朝廷用兵最重要的莫过于粮草的供给,如果能将朝廷在河阴地区(今河南荥阳)转运院所存的江淮租赋烧毁,必然能够动摇朝廷的军心。于是在经过精心策划后,在四月十日夜晚,李师道派数十名精兵突袭河阴转运院,放火将其仓库55间尽皆烧毁。
河阴转运院作为江淮地区上交朝廷租税的主要存放地,是朝廷经济来源的咽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说是京城长安的生命线一点也不为过。现在被李师道一把火烧毁,在东都洛阳瞬间出现了骚乱,不少官员为之震惊,纷纷上疏请求皇帝李纯停止征讨淮西。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李纯十分担心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征讨淮西将难以再继续。不过此时的李纯已经不再是刚刚即位的那个毛头小子,自征讨成德无功而返后,李纯对一切困难与挫折,已经有了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对于目前战场形势的分析,也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李纯看来,放火人将河阴转运院烧毁目的就是为了迫使朝廷放弃征讨淮西,如果现在就停止征讨淮西,事实上正好落入圈套。
所以,李纯决定无论如何征讨淮西绝不能停!
不过李纯当时也感到,朝廷军队进展缓慢说明在指挥和战术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具体是哪方面的问题,一时间他还不能确定。为了更加有效地摸清战场一线情况以利决策,李纯派出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奔赴前线行营进行宣慰,一方面表明李纯对前线官兵的关心,另一方面调查官军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就在裴度领命刚刚离开京城长安的时候,李纯就又接到了许多要求停止征讨淮西的奏文。面对这种情况,他当时十分挠头,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朝臣遇到些困难,就那么容易退缩,目前的李纯十分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打气。
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中一个不起眼的官员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为皇帝李纯上了一封全面分析征讨淮西之战的奏文,名为《论淮西事宜状》,在这篇奏文中他对征讨淮西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这个官员的名字叫韩愈。
论淮西事宜状
韩愈,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世称韩昌黎,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累官至监察御史,时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因为请求减免灾民赋税,被德宗李适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李纯即位后,重新召韩愈回到朝廷,担任国子监博士、迁都官员外郎。后因才学出众被任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
自从李纯下诏征讨淮西以来,韩愈一直关心战事的发展。近来由于前方战事进展缓慢,许多朝臣向李纯施压请求停止征讨淮西,这让韩愈感到有必要向李纯进言,分析战场的形势,提出具体建议,坚定李纯继续用兵的决心。
于是,经过慎重的思考后,韩愈挥笔写下了《论淮西事宜状》,呈献给了皇帝李纯。
在奏文中韩愈针对朝臣们要罢兵的议论,仔细分析淮西目前的局势。他认为淮西镇虽然貌似强大,但难以持久,因为淮西镇以三州之地偏居一隅,而朝廷举天下之力攻破淮西是必然的。韩愈重点建议李纯一定要坚持征讨淮西,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尤其是不能受四个方面的干扰,即经费问题、反战言论、伤亡情况以及国家暂时遭受困难的影响。
韩愈的这些言论并非无的放矢,自从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征讨成德无功而返之后,在很多朝臣和将领看来,皇帝李纯对待藩镇的招数,无非先是征讨,征讨不了就进行招抚。正是基于这种看法,这次征讨淮西,虽然很多将领身在一线战场,但都抱有坐而观望不肯主动出战,遇上小挫便畏缩不前的想法,甚至有人还和吴元济暗中来往。例如,李师道就暗中资助过吴元济很多食品和药物。
所以针对上述种种情况,韩愈尖刻地指出了李纯尤其不要受诸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对于下一步的战事,也提出了六方面的具体建议:
一、改变军队组成方式。韩愈认为有必要进行改变。因为现在诸道发往前线的军队,一般由两三千人组成,势力单薄又对敌军不甚了解,因而往往会产生怯敌心理,难以前进。而且将帅们因为士兵不是原来所属,所以缺少优恤之心,有的还将本不属于自己的士兵分割开来,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地方,让士兵和原来的将领分离,这样极大打击了士兵们的士气。针对这种现状,韩愈认为陈、许、安、唐、汝、寿六州与淮西接壤,每个村落的百姓都有兵器,应该充分发挥这些百姓的作用。因为他们都会担心淮西镇会侵扰他们的家乡,都有保卫自己家乡的意愿,即使不是朝廷刻意组织,他们也会自发组织,防备侵略。如果朝廷再加以招募,立即就可以编成新军,而且还能随时补充兵员,等到平定淮西后,予以重赏荣归故里。
二、集中兵力,协调攻防。韩愈指出环绕淮西各州县的防守线,官军虽然都有大量军队屯驻,但具体到每一处,则兵员甚少,而且相互之间距离也很远,难以互相接应。所以常常被淮西军队劫掠造成伤亡。如果将这些征讨的军队整体划分为四道,每道各领兵三万,选择要害地区屯聚一处,审量事势,乘时逐利,四道可以一同进发,进而一定会使淮西军队狼狈不能相顾,首尾不能兼济。如果不便于进军,则构筑高垒坚守,这样就可以不分散兵力分别设防。对于前线临敌的小县,可以将百姓迁到方便的地方作为行县。
韩愈关于集中兵力、协调行动的建议,是抓住了官军一再失利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朝廷的官军总数远远超过淮西军队,但具体到每一城、每一县,甚至是每个堡栅,则由于兵力分散,使得局部兵力反而不如淮西镇。从吴少诚接手以来,淮西镇凡派遣诸将领兵出战,都听由各位将领依据实际情况各自为战,授以机动作战之权,所以就能发挥出每个人的才能。例如,吴元济部将赵昌洪、凌朝江等人都成为了机动灵活、独当一面的将领。试想以这样机动灵活、兵力充足的劲旅,攻击分散固守的朝廷官军,胜败肯定立即能够分出。
三、关于对淮西镇将士的政策问题,韩愈也提出了具体建议。韩愈认为蔡州士卒已被官军击败者,不能大肆杀戮。在韩愈看来,淮西将士为吴元济所胁迫,迫不得已才与官军为敌,而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国家的百姓。韩愈希望皇帝李纯应该向诸道军队发布诏令,和淮西军队作战时,重点应该是攻心为上,如果对方失去抵抗能力,则不应该过分地杀戮,对每个人都应该广泛宣扬皇上圣德,放他们回家,使其心悦诚服。
四、韩愈在奏文中一再说明万万不可轻易罢兵,甚至将它列为专项的一点,来为李纯详细说明。韩愈认为官军之所以屡次征讨无功而返,都是因为欲速则不达,换句话说叫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原因在于朝廷很在意战争耗费的钱财,只要稍稍亏空,立即请求罢兵。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是河朔三镇还是淮西镇,都已经摸透了朝廷的脾气,知道朝廷必不会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全都并力苦战,然后请求赦免恩赐。而这种情况又会对朝廷内部产生反作用力,那些主张罢兵的大臣,不惜损害皇权也会主张罢兵。
韩愈在这里着重提醒皇帝李纯,不要因为某些大臣出于私心请求罢兵,就轻而易举地放弃征讨,也不要在淮西镇请求赦免时去轻易地赦免。站在皇帝李纯的角度,必须要做好将征讨淮西坚持到底的准备,直至最后的胜利,即使打上三年也要在所不惜。
五、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韩愈认为征讨淮西要想取得胜利,朝廷在目前局势下不能树敌过多,尤其要稳住成德、平卢二镇,不能让它们与淮西镇联合起来。因为平卢的李师道、成德的王承宗,与淮西吴元济属于同一类人,现在他们听到朝廷讨伐吴元济,其内心必然有援救之意。只是因为两镇实力有限,不会公开支持吴元济,但朝廷应该采取措施提防他们暗中勾结。韩愈建议李纯应该立即下诏,说明朝廷本有意让吴元济担任节度使,只是担心他年少轻狂,所以暂时没有任命,可是吴元济不理解朝廷的良苦用心,抗拒朝命,擅自攻城略地,朝廷是迫不得已才进行征讨,朝廷征讨的用意在于使吴元济归顺,不会占有淮西的一寸土地。
韩愈提出上述建议,显然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集中力量讨伐淮西的情况下,要想让王承宗、李师道不因自己也是世袭节度使而产生不安,就尽量使他们相信朝廷不会在平定淮西以后对成德、平卢有所图谋,防止他们倒向吴元济一边。
总体来看,韩愈的《论淮西事宜状》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征讨淮西战争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很多见解都属于精辟之见。这在朝廷罢兵呼声极高的情况下,确实给了皇帝李纯巨大的支持。
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李纯对待韩愈的这些建议的态度,但从后来李纯坚定不移地将征讨淮西进行到底的行动来看,韩愈的建议大多被李纯采纳了。同时也因为韩愈坚决支持李纯征讨淮西的立场,两年后韩愈被李纯任命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裴度的行军司马,和裴度一起奔赴征讨淮西前线进行督军。
韩愈凭借《论淮西事宜状》,使他在政治领域取得了成就,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韩愈文学成就的认同,远远大于他在政治领域的成就。原因在于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丰功伟绩。
谋杀
韩愈的《论淮西事宜状》让李纯信心大增,从而使得征讨淮西之役没有半途而废。一直到元和十年(815年)五月,征讨淮西之战已经进行了半年有余,虽然战场的形势并不十分乐观,但李纯讨平淮西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在这样一种现状下,五月二十六日,前线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李光颜在时曲击败淮西军队。
李光颜自受命出征以来,一直在陈州方向独当一面,进驻溵水河畔后,开始向时曲逼近。由于时曲距离郾城不远,淮西军队倾力进攻李光颜,企图逼迫其后撤。当时由于李光颜军营前的栅门被敌军封死,李光颜下令从左右两面自毁栅墙,领军奔出迎战。李光颜冲锋在前,一连四次反复冲击敌阵,敌军知道他是主将,便集中弓箭向他射击,李光颜身中数箭,依然奋战不止,官军士气于是为之大振,便跟着主将奋力冲杀,进而打败淮西军队,杀敌数千人。
捷报传到长安,李纯十分高兴,朝官们纷纷入朝拜贺,这更加坚定李纯继续征讨淮西的决心,于是他决定让宰相武元衡全权负责针对淮西的用兵事宜。
武元衡因先前不依附王叔文集团而受到当时还是太子的李纯的赏识。元和初年,武元衡力劝李纯征召镇海节度使李锜入朝,使得李锜谋反的企图暴露。高崇文平定西川后就留在那里镇守,所以李纯以武元衡取代高崇文,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元和八年(813年),李纯将武元衡召回京城,任命为宰相。当时由于李吉甫和李绛两位宰相矛盾颇深,都极力拉拢武元衡加入自己阵营,但武元衡不偏不倚,所以被李纯称赞为长者。
淮西吴元济反叛以来,武元衡力主讨伐,在李吉甫去世后,他算是成为了首席宰相,为皇帝李纯分担征讨事宜。李光颜在时曲取得大捷后,李纯将讨伐淮西的事宜正式交给武元衡处理。而武元衡也的确没有辜负李纯的期望,自他全面接手后,兢兢业业为讨平淮西之事昼夜忙碌,同时也使战场的形势逐渐好转起来。
李纯将征讨淮西事宜全权交给武元衡,这充分说明武元衡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但无论是李纯还是武元衡自己都一定不会想到,一场杀身之祸正向武元衡逼近。
朝廷征讨淮西的每一个胜利,都会让吴元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也让平卢的李师道和成德的王承宗感到恐慌。李师道先前派人烧毁朝廷的河阴仓院,在洛阳制造骚乱,这些都没能使朝廷罢兵休战,反而加强了对淮西的用兵力度,这让他们感觉有必要前往朝廷走一趟,为吴元济进行开脱。
于是王承宗派牙将尹少卿前往长安求见武元衡。在和武元衡的交谈过程中,尹少卿口吐狂言,对武元衡十分不敬,结果被武元衡严厉斥责。尹少卿回到成德向王承宗禀报后,王承宗大怒,立即上疏皇帝李纯,竭力诋毁武元衡。
但李纯并不为其所动,在给王承宗的回复中,李纯告诉他:武元衡作为自己的代表,能够接见藩镇派来的代表,已经算是很给他面子了。尹少卿居然还口吐狂言,如果换作自己,一定不会让他走出宫中半步,现在武元衡是征讨淮西的全权负责人,他的位置无人能够代替。
正是李纯这最后的一句话,给武元衡带来了杀身之祸。
王承宗在皇帝陛下那里吃了闭门羹,这让他十分郁闷。他将皇帝的回复带给了李师道,李师道知道后也感觉如鲠在喉,他们一致认为以武元衡为首的主战派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道强有力的障碍。如果没有这些主战派,李纯征讨淮西的信心会大为受挫。
于是,一个刺杀计划就这样应运而生。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清晨,京城长安天色未明,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早早起身,准备去宫中早朝。自五月李光颜时曲大捷以来,皇帝李纯一再指示中书省、尚书省等有关部门要加紧协调配合,做好征讨淮西的各项相关事宜,保证前线将士及粮草物资的相关供应,因此这段时间里武元衡相当忙碌。
武元衡的居住地在长安城东南的靖安坊,是朱雀门街东第二大街第五坊,属于万年县管辖区域。这一坊是不少达官贵人居住的地区。
武元衡与护卫从靖安坊东出门后,秉灯烛沿街北行,准备由丹凤门入大明宫。当时护卫在前开路,武元衡骑马居后而行,就在他们刚刚出门不久,忽然从旁传来一声高喊:
“灭烛!”
“是谁在乱喊?”武元衡的护卫警觉地呵斥道,然后向两旁不断察看,已经将刀抽出。
护卫们的反应十分正常,因为此时天色未明,而且宰相出行居然有人在路边高喊,这已经是犯了冲撞之罪,所以护卫们立即紧张起来。
此时武元衡也觉得事有蹊跷,正准备下马询问究竟,但就在他还没完全下来的时候,一支冷箭射中了他左肩。
“哎哟!”武元衡疼得一头栽落马下。
“保护宰相大人!”领头的护卫一声高喊,紧接着护卫们开始向四周扩散试图找出放冷箭的人。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路边忽然闪出几个人影,以极快的刀法瞬间劈倒两名护卫,径直奔到试图挣扎站起的武元衡身边。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然后又以极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呼啸而去。
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完成的事情,等到护卫们反应过来迅速围拢过来的时候,只见失去头颅的武元衡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案发的时候夜色依然很浓重,坊间路上还没有行人,巡逻的兵卒得知武元衡被害后,立即高声呼喊:
“贼人杀害宰相了!”
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皇宫之内。
当时宫中很多官员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宰相遇害,等到不久后武元衡的护卫将其坐骑牵到宫中后,人们才知道遇害的是李纯最为信任的武元衡。
当时众多朝官人心惶惶,事实上,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几乎就在武元衡遇害的同一时间,距离靖安坊不远的通话坊也发生了袭击事件。
这次刺客们的目标是另一个支持李纯征讨淮西的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裴度。
裴度最初担任河阴县尉,后为监察御史,因上疏批评权贵而获罪,被贬河南府功曹。元和六年(811年)以司功员外郎身份知制诰,参与起草皇帝诏命。元和七年(812年)出使魏博进行宣慰,元和九年(814年)作为李纯的特使巡视淮西行营,归朝后告诉李纯,朝廷只要坚持讨伐淮西,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因为裴度也力主讨伐淮西,所以他和武元衡一同被藩镇列进了暗杀的黑名单中。
裴度当时居住的通化坊,位于长安城东南角最后一坊。六月三日清晨,裴度也是骑马与护卫出通化门上朝。事先埋伏在路旁的刺客上前挥剑猛砍,由于裴度躲闪及时,第一剑砍断了束带,可是裴度没有躲过第二剑,被砍在后背上,第三剑砍在了头部,裴度剧痛之下翻身落马,跌入路旁的沟中,在这紧急关头,随从王义猛扑上前,抱住刺客,并大声疾呼捉贼,刺客一时间脱身不得,于是挥剑砍断王义的手臂,仓皇向南逃去。
裴度此次被袭,所幸当时头戴扬州毡帽较厚,所以不至于送命,又有王义拼死相救,最终免于一死,可是当时伤势极为严重。
天色大亮之后,李纯准备在宣政殿上朝,忽然听到有司上报宰相武元衡遇袭身亡和裴度遇袭受伤的消息,大为震惊。当他恢复理智后转入延英殿后,终于抑制不住悲痛之情,放声大哭起来。
武元衡的身亡和裴度的受伤,使李纯受到极大的打击。一年多来坚决支持自己讨伐藩镇的宰相李吉甫病逝而去,而现在这两位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一个身亡,一个重伤,这不禁犹如抽去了李纯的主心骨,让李纯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当然,此时年近不惑的李纯,不再是十多年前刚刚即位的毛头小子,如果说那时李纯对西川刘辟的挑战尚有所犹豫,那此时的李纯可以说是愈挫愈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传朕旨意,三日内缉拿袭击两位宰相的凶手,从今天开始增兵淮西,不讨平淮西绝不停止。”
李纯已经下定决心,可以说武元衡的死和裴度的重伤让李纯的心瞬间强硬起来,即使未来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会动摇他讨平淮西、重振大唐帝国雄风的决心。
李纯当日下令宣布缀朝五日以示哀悼武元衡,追封武元衡为司徒,赠谥号“忠愍”,并规定今后凡是宰相出入,都由金吾卫士兵张弦露刃,严加保护。
李纯要求三日内缉拿凶手,这当然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但在袭击事件之后,在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等地的路边墙上,留下了“勿急捕我,我先杀汝”的字条。因此一些官员纷纷担心祸至自身而不敢紧急搜捕刺客。当时兵部侍郎许孟容见到负责缉拿刺客的官员全都消极怠工,为此上疏李纯,认为自古以来还从来没发生过宰相横尸路边,却没有找到凶手的事例,这真是朝廷的耻辱。
李纯接到许孟容的奏疏后,针对官员们消极怠工的现状,在六月八日发布《捕杀武元衡贼诏》,诏文言辞激烈,并悬赏两万贯钱缉拿凶手。李纯让人将悬赏的榜文贴在京城中心地带,据韩愈的记载,当时百姓围观者每天有数万人。为了尽快找到凶手,李纯要求在京城长安进行全城大搜捕,公卿百姓凡是家中有夹壁、重楼的都要搜索一遍,尤其要对来往行人特别是燕赵之地的人进行严加排查。
六月十日,神策军将领王士则等人上报,说在京城的成德进奏院(类似于现在的地方驻京办事处)捕获恒州士卒张晏、李惠嵩等八人,系刺杀武元衡和裴度的凶手。李纯接奏后,命令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加以审讯核查。
经过半个多月的认真审讯核查,张晏等人对刺杀武元衡和裴度的罪状供认不讳。于是,李纯在六月二十八日发布《诛杀武元衡贼张晏等敕》,下令处死张晏等八人。
当时凶手是在成德进奏院里被抓到的,从表面上看好像成德镇的王承宗是幕后主谋,而且王承宗也的确上疏诋毁过武元衡。因为征讨淮西,李纯不想树敌过多,所以李纯在敕文中只字未提王承宗,但人们似乎更相信王承宗是这次袭击事件的始作俑者。
不过对于张晏等八个人是否就是杀害武元衡的凶手,刑部尚书张弘靖表示怀疑,他上疏请求李纯一定要谨慎处理这件事,但李纯并没有接受,依然下令将张晏等人处死。
当时李纯只想着及时破案,为武元衡和裴度报仇,同时也是为了挽回朝廷的脸面,他并不知道事实上袭击两位宰相的真凶另有其人。
这件事情一直到侦破一件谋反案方才真相大白。
圆净谋反案
宰相武元衡被害身亡,裴度身受重伤,反而激发了李纯继续加大对淮西用兵的力度。在裴度修养疗伤的二十多天里,李纯诏令宫中卫士驻扎通化坊日夜守卫,时刻保护裴度的安全。
袭击事件发生后,朝廷主张停止征讨淮西的大臣请求李纯免去裴度的官职进而安慰成德、平卢藩镇的情绪。李纯听到这样的意见后,顿时怒不可遏。
“如果罢免裴度,那就正好中了他们的奸计,朝廷从今以后再也没有纲纪可言,只要裴度还在,足破藩镇。”
这是李纯当时甩给那些大臣的话。
六月二十四日,在裴度尚未完全伤愈的情况下,李纯召裴度入宫密商平藩之事,并指示裴度今后如果有事不必等待在宣政殿上朝时再说,可以直接入延英殿奏见。六月二十五日,李纯颁布诏令,以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全面负责征讨淮西事宜。
作为武元衡的接替者,裴度也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向李纯建议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平定淮西。为了让裴度更加及时地了解前线的战况,李纯破除了宰相不得在家中见客的规定,特许裴度可以在家中会见各方人员。
裴度全面执掌征讨淮西事宜后,朝廷内自武元衡被杀后的惶恐气氛逐渐消失,朝臣们一致认为裴度有能力担当重任。同样,裴度的出山,也让藩镇们开始产生焦虑。
七月五日,李纯针对王承宗派刺客袭击宰相之事,颁布《绝王承宗朝贡赦》,追究王承宗的责任。在敕文中李纯虽然指明王承宗袭击宰相的罪状,但鉴于征讨淮西不便树敌过多,李纯只是断绝了王承宗的朝贡,没有继续深究。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王承宗是幕后主使时,平卢的李师道向所有人证明了他才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之所以李师道会站出来,原因在于他低估了李纯的信心,以及对裴度出山的顾虑。
李师道派人袭击宰相以后,原本认为李纯会因此被迫停止征讨淮西。但事实恰恰正相反,李纯不仅没有罢兵,反而继续增兵,并且重用裴度,实在有些不荡平淮西誓不为人的架势。在李师道看来,裴度是个和武元衡一样厉害的角色,裴度执掌征讨淮西事宜,丝毫不逊于武元衡。
眼下指望再派刺客进行二次暗杀已不现实,毕竟朝廷已经加强了戒备,因此李师道只得谋划采取另一种方式,准备在东都洛阳发动叛乱,再次迫使李纯罢兵。
七月七日,李师道与嵩山僧人圆净密谋,意图在东都洛阳发动兵变。之所以他会找到圆净,是因为圆净早年是史思明的部将,年轻时勇猛强悍,安史之乱平定后,削发为僧隐匿于嵩山之中,但仍与河北藩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此时圆净已经是个80岁的老人,但他依旧贼心不死,妄图有一天东山再起为史思明报仇。
圆净曾经向李师道献计,在伊阙(今河南伊川)、陆浑(今河南嵩县)两地十余处地方多多购置田地,然后聚集山棚(以打猎为生的山民)居住,供给他们衣食,以便将来在东都起事。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李师道觉得要想在东都制造混乱,圆净是个很好的人选。
当时李师道的平卢镇在洛阳设有进奏院,因为平卢将士强悍,他们往来其间朝廷官员全都不敢过问。在此之前淮西军队已经多次逼近东都洛阳,因此守卫洛阳的军队基本上都屯驻于伊阙,而洛阳城中的守备力量则相对空虚。
八月二日,李师道暗中挑选勇士数百人交给了圆净,潜伏在洛阳进奏院中,准备在第二天发兵焚烧东都皇宫。李师道准备得相当充分,他现在唯一等待的就是明天太阳的升起。
然而,就在这一夜意外发生了。
当天晚上,圆净在进奏院中烹宰牛羊犒劳这些第二天跟着他一同起事的兄弟。可是因为食物分配不公,其中两个士兵杨进和李再兴因为口出怨言而被圆净责罚,两个人心中越想越气,因此决定前往东都留守吕元膺那里告发李师道。
吕元膺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立即派人从伊阙调回大量兵马,迅速包围平卢进奏院。当叛军得知官军前来围剿时,立即关闭大门试图与官军对抗,一时间官军将平卢进奏院围得水泄不通。
由于叛军防守严密,官军虽然努力想冲进进奏院,但效果并不理想。就在官军稍微松懈之时,圆净带领叛军开始向外突围,当时防御判官王元茂杀死一名叛军士兵准备冲进进奏院,结果叛军被迫强行突围,官军的包围圈被冲开了一个缺口,叛军迅速突围渡过伊水,逃往西南的深山之中。
东都洛阳的西南方向,与邓州(今河南南阳)、虢州(今河南栾川)接壤,边境上山高林深,如果仅仅依靠官军的力量去搜捕叛军,那无异于是大海捞针。所以为了将叛军一网打尽,吕元膺决定发动那些山棚来为自己做事,为此他设立重奖,只要能协助官军活捉叛军者及提供叛军行踪消息的,奖赏一百两白银。
在那些普通的山棚们看来,这绝对比李师道给的供给要诱人得多。
所以,几个月后,有一个山棚外出卖鹿肉时,被叛军洗劫一空,于是这个山棚将消息告诉了吕元膺。吕元膺当即领兵迅速包围叛军隐藏的地方,将圆净和全部叛军活捉。
吕元膺将参与叛乱的士兵全部处死,其中包括和李师道勾结并接受李师道授职的东都留守将领一人、防御将一人以及驿卒八人。当然最关键的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圆净交代了暗杀武元衡的刺客是李师道所派,并非王承宗所为。吕元膺立即将这个消息密奏皇帝李纯,同时建议李纯加强东都洛阳的防卫,防止再次出现变故。
东都事件的发生,使李纯再一次感到震惊。在他看来,如果叛乱没有及时得到制止,叛军数千人完全占领洛阳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洛阳如果失控,吴元济很容易就会北上进兵中原地区,那时候形势的变化将对朝廷十分不利。
为此李纯重赏了吕元膺,同时他也知道李师道虽然罪大恶极,但目前局势下他只能牙掉了往肚子里咽,绝对不能表现出知道刺杀武元衡的幕后指使者是李师道的事实。因为目前讨伐淮西依然未果,前段时间又断绝了王承宗的朝贡,现在再贸然和李师道决裂,朝廷断无必胜的把握。
“李师道!朕暂且忍下了,平定淮西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你!”
二讨成德
元和十年(815年)九月,征讨淮西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可是战场形势依旧未发生根本变化。李纯所倚重的严绶自二月在磁丘打了败仗后,在拥有襄、邓、唐、随、均、房、郢、复八州兵马的情况下,居然壁垒自守不敢出战。李纯一怒之下将严绶撤职,改由宣武节度使韩弘任统帅。
韩弘,颍川滑州(今河南滑县)人,少年父母双亡,依靠舅舅汴宋节度使刘玄佐长大。舅舅去世后,汴州出现兵变,韩弘被推举为节度使留后,带领人马将叛军300人全部杀死,此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汴州再也没有胆敢犯上作乱。当时宣武镇所辖汴、宋、亳三州,处于河北藩镇与淮西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十几年来韩弘不曾入朝,甚至有时还暗中允许李师道经其防区以食盐接济淮西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