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的重要性

李纯即位伊始，百事待理，亟待解决的政事有很多，如贬黜二王集团后的人事调整、解决沅水灾患问题、先皇李适的安葬事宜等。可是正当李纯被头绪繁多的政事缠身之际，有使者从西川带来消息，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去世了。

韦皋作为李纯的坚决拥护者，在李纯即位的过程中出力不少。韦皋之所以会支持李纯，是因为王叔文当政时，曾经拒绝了韦皋所提出的担任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和山南西道三川节度使的要求，所以韦皋转而支持李纯。如果当初王叔文答应了韦皋的请求，那么李纯后来在即位的过程中，韦皋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很难说，对于这一点，李纯心知肚明。

李纯同时也明白，韦皋具有拥立之功，如果他再提出担任三川节度使的要求，那么李纯自己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同意韦皋的请求，不符合李纯决心削藩、强化皇权的愿望，但拒绝韦皋必然会刺痛具有拥立之功的功臣之心。现在随着韦皋的去世，李纯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目前对于西川节度使的继任人选，李纯因为政务繁忙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可是此时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却鼓动部下将领上书，请求以刘辟继任为西川节度使。

对于刘辟，李纯是十分了解的。这个贞元年间进士及第，曾经登上宏辞科的人，因为颇有才干，被韦皋任命为从事，一路升迁为御史中丞、节度副使，经常往来于京师与西川之间。当初韦皋担任三川节度使的请求，也是刘辟转达给王叔文的，当时如果不是韦执谊相救，刘辟或许早被王叔文斩首了。

对于刘辟的请求，李纯丝毫没有犹豫便给予了回绝，他有心从自己即位后第一个节度使的任命开始，改变数十年来由藩镇自己决定节度使人选的弊端。所以李纯拒绝刘辟后，立即任命御史中丞袁滋为剑南东道、西川、山南道安抚大使，前往三川宣慰。随后李纯又决定以袁滋为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同时征刘辟入朝担任给事中。

李纯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从刘辟开始，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将藩镇节度使的任免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而刘辟早有在韦皋之后割据西川的野心，所以对李纯征其入朝的诏令拒绝执行，并开始修缮甲兵，准备以武力抗拒诏命。袁滋走到半路听到刘辟即将反叛的消息，担心自己前往西川会凶多吉少，因此一直逗留不进。李纯知道消息后十分生气，下令将袁滋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

李纯虽然急于解决藩镇的问题，但他不是莽撞之人，在自己初登大位，很多政务需要处理的情况下，对刘辟暂时选择了妥协，决定暂时批准刘辟为剑南西川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对于李纯而言，这已经是莫大的让步。但刘辟显然并不满足，而且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太上皇李诵病逝的时候，上疏李纯请求批准自己兼任三川节度使。

这么不合时宜的上疏，让李纯极为恼怒，这等于在公开羞辱李纯，于是他坚决驳回了刘辟的无理请求。可是，让李纯想不到的是，刘辟居然不顾他的诏令，向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发起进攻，准备以武力夺取东川，进而实现自己割据三川的野心。

面对刘辟的公然叛乱，李纯当时站在了武力解决还是继续妥协的十字路口。事实上，无论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对于李纯来讲都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因为西川对李唐王朝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甚至可以说唐廷是否能有效控制三川地区，可以影响其国运。

自从唐朝建立以来，虽然三川地区属于“外府”，但每次京城长安发生紧急情况，三川便成为唐廷君臣的避难处所，这一点玄宗李隆基、德宗李适深有体会。后世的顾炎武甚至将唐朝之所以国祚延续290年之久的原因，归结为唐朝拥有西川这个避难所，可见三川对于唐廷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如此，唐廷历来重视三川地区的官员任选。世人皆称三川乃是“宰相回翔之地”，如果任免得当，三川确实是唐廷避难的坚实大后方。可是正因为三川地区如此重要，而且物产极为丰富，如果为野心家或割据者所掌握，三川不仅起不到朝廷屏障的作用，反而会威胁朝廷的安全，直接影响帝国的命运。韦皋可以在西川干预京城长安皇位的继承事宜，便是最好的证明。

另外，从军事角度来看，三川再往西即是吐蕃，自安史之乱以来，陇右为吐蕃所占，长安经常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三川的存在，成为唐廷应对吐蕃和南诏入侵的屏障。三川的西南与吐蕃和南诏接壤，如果设官有误，必然会对唐廷构成极大的威胁。

不过虽然三川地位如此重要，但从唐朝中期以来，朝廷对于三川的控制却是若即若离，时断时续。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顺宗李诵即位前，将近30年内，三川地区的节度使，无论是严武还是崔宁，当政时期都是盘剥百姓，肆行猛政，尤其是崔宁当政的14年间，依仗蜀地险要富庶，穷奢极欲，将三川俨然建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旧唐书》记载：“蜀川天下奥壤，自（崔宁）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

这种局面一直到了贞元元年（785年）韦皋担任节度使依旧如此，他盘剥百姓、厚给士卒，士卒们婚丧嫁娶，他都供给费用，因而三川将士只知道蜀中有韦皋，不知道远在京城还有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这些官军逐渐变成了韦皋的私人军队。为了更加牢固地控制西川，韦皋禁止部下入朝做官，不许手下人和朝廷中人来往，西川的割据独立状况比之崔宁当政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长时间以来，李纯对任何割据一方的藩镇都极为不满。不过，由于韦皋具有拥立之功，而且李纯又是刚刚即位，所以对他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虽然韦皋的去世为李纯提供了解决西川问题的机会，但李纯依然想将解决西川的问题推迟。可是现在刘辟居然公然以武力试图兼并三川，完全无视中央权力的存在，无视新皇帝李纯的权威。

“如果继续妥协，朝廷还有什么法度可言，天下藩镇岂不是都要效仿西川！”

这是李纯得知刘辟进攻梓州后，心中冒出的唯一想法。

基于上述考虑，李纯决定以武力解决西川的问题。当然，在此之前，李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万一讨伐失败，不仅三川会彻底丢失，而且他作为皇帝的声誉也会从刚一即位就一败涂地。为此，他还是十分慎重地将讨伐西川的事宜交付大臣们讨论。

讨平西川

事实上，当时朝臣十分明白李纯召集他们这些人商议的目的，不是不讨伐而是怎样讨伐的问题，所以以宰相杜黄裳为首的朝臣们坚决拥护李纯出兵。

“刘辟不过一介书生，臣建议让有勇有谋的神策军使高崇文出任统帅，取消监军，朝廷一定会打败刘辟。”杜黄裳跪地说道。

对于杜黄裳的见解，李纯深表赞同，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以法度裁制藩镇”就作为李纯解决藩镇问题的一个指导性思想而贯穿于元和年间的始终。

由于得到了杜黄裳等一批大臣的坚决支持，李纯对西川用兵的决心已定。于是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二十三日，李纯正式发布《讨刘辟制》，开始征讨西川。

在征讨西川的军队安排上，李纯除了命令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互为掎角、相互接应外，还听从了杜黄裳建议，派高崇文率领五千人马向西川进军，同时派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领兵两千协同出战。

李纯决定出兵讨伐西川，朝廷中功臣宿将有很多，按资历是轮不到高崇文挂帅的。李纯听从宰相杜黄裳的意见，不拘一格起用他，在朝廷内着实掀起了一阵波澜。

高崇文是幽州人，身在平卢从军，李适在位时跟随神策军偏将韩全义驻守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治军颇有声望。贞元五年（789年），在佛堂原与吐蕃的交战中，率领三千人马击败数倍于己的吐蕃大军，贞元十四年（798年）晋升长武军使。

可以说高崇文是一位边将，在他的心中随时做好了为帝国出征的准备，这一次他带着李纯的诏令，目标指向西川。在高崇文看来，这是皇帝陛下给予自己抬升资历的绝好机会。

高崇文受命以后，立即从长武领兵南下，从郿县（今陕西郿县）经斜谷穿过秦岭进入兴元（今陕西汉中），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和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会合。

三路人马兵会兴元，前方即将进入蜀地。摆在高崇文面前的有三条入川之路，最正面一条路为剑阁道，那里有刘辟的重兵把守，剑门关历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采取正面强攻显然不是上策；西面一条路为阴平道，经龙州（今四川平武）、昌明（今四川江油），绕出剑阁关，可以直奔成都。不过，这条道路山高路远险隘不断，当年邓艾偷渡阴平，差点在那里全军覆没，所以这条路高崇文也不加考虑。

那么，剩下的第三条路就是从剑阁关的东南方阆中（今四川阆中）进入蜀中。由这条路入川，既可避开上述两条路的艰难险阻，又可以直达剑南东川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可以尽快解除刘辟对东川节度使李康的围困，所以这条路是最佳选择。

高崇文决定从阆中入川，首先解救被困的梓州。可是当他刚刚上路时，就得到了梓州陷落，李康被俘的消息。为此高崇文昼夜马不停蹄从阆中入川，进入剑州境内。同时严砺为了牵制敌军领兵攻打剑州，斩杀了刘辟的剑州刺史文德昭。

高崇文随即以极快的速度南下，在三月即领兵攻打被刘辟占领的梓州。刘辟没有想到官军会这么快进入蜀地，所以虽然占领了梓州，但守备力量十分薄弱，高崇文不费吹灰之力就重新收复了梓州。

高崇文入川首战告捷，这让书生出身的刘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刘辟有意改变策略，主动释放西川节度使李康，并要求洗刷自己的罪过，但谁都明白，造反这项事业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

梓州的收复明显增强了皇帝李纯的信心，因此三月十三日李纯发布《招谕剑南诸道诏》。在诏文中，李纯再次申明这次进兵蜀中，完全是刘辟造成的，朝廷实在是迫不得已。同时斥责了刘辟的反叛行为，并削夺了刘辟的一切官职，号召西川将士要幡然悔悟。为了孤立刘辟，李纯在昭文中宣称凡是参加反叛但立即重新归顺朝廷的，一概既往不咎。

从李纯发布诏书的立意与措辞来看，这个年轻的帝王始终坚信刘辟叛乱很快就能够平定。当然，在以高崇文为核心的征讨西川的将军们看来，皇帝陛下的诏书是总动员令，那就是这一战必须打到底。

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诏令，高崇文立即考虑向刘辟的老巢成都进军，目前唯一的通道是成都东北方一百五十里处的鹿头关（今四川绵竹东）。刘辟在鹿头关屯下重兵扼守两川之要，又在鹿头关的东面万胜堆修筑了八个战栅，分布于关口两侧，形成多方位的掎角之势，高崇文想要攻破这里并不容易。

五月十日，高崇文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后领兵来到鹿头关。十天后官军与西川军在鹿头关开始了第一回合的较量，由于高崇文指挥得当，此役斩杀西川军两万余人。可是就在高崇文准备向鹿头关发起总攻时，老天爷偏偏下起了大雨，由此西川军开始闭关不战，试图消耗官军。

高崇文见正面进攻的愿望落空，鉴于官军远征不能耽误时间太久，所以立即调整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向鹿头关东面西川军控制的战栅“万胜堆”发起进攻。

“万胜堆”在山头之上，西川军居高临下本就占据有利地形，加上西川守军拼死抵抗，官军数次进攻都被击退。高崇文见战事不利，命令部将高霞寓亲自擂动战鼓，自己则带着突击队冒着山上如雨而下的箭石，向“万胜堆”发起了冲击。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官军看见主将亲自突前，士气为之大振，全都跟着高崇文向“万胜堆”冲去。经过几次冲击，虽然官军伤亡很大，但最终还是攻破了“万胜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万胜堆”的高度高过鹿头关，官军占领“万胜堆”后能够居高临下，鹿头关城中的一举一动全都历历在目，因而取得了地理上的优势。

在进攻鹿头关的同时，高崇文还派兵进攻德阳（今四川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玄武（今四川中江）。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也派其子严秦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击败刘辟的军队。七月二十七日，李纯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诏令所有讨伐西川的官军都接受高崇文的统一调度。

李纯本以为高崇文很快就可以拿下成都，而且除了鹿头关之外，其他战事相当顺利。可是谁也想不到，一直到了九月份，高崇文依旧困于鹿头关下，始终无法继续向前，这不得不让李纯开始心情急躁起来，当时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上疏请求李纯继续征调关中、河东的部队进行增援，与高崇文配合经阆中、果州（今四川南充），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州）、渝州（今重庆市）。

严砺的意图是想让官军避开鹿头关，从刘辟布防兵力较弱的东南方向向成都进军。就在李纯准备采纳严砺的建议时，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吉甫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李吉甫认为，高崇文之所以始终无法突破鹿头关，是因为高崇文本身资历不够，虽然作战勇敢，但协调诸路人马的能力还是欠缺。如果继续征调援军，朝廷的负担会加重许多，不仅粮草供应不上，还可能会引发类似于当年泾原兵变式的动乱。况且吐蕃一直虎视眈眈，征调援兵会让边境守备空虚，吐蕃可能会趁势侵扰。

针对上述理由，李吉甫建议不要征调援军，同时他也对接下来如何对西川用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代讨伐公孙述，晋代讨伐李势，南朝讨伐谯纵、刘季连、萧统的五次伐蜀之役，其中有四次是沿长江北上的。宣（今安徽宣城）、洪（今江西南昌）、蕲（今湖北蕲春）、鄂（今湖北武汉）四州的水军号称天下精兵，现在应该组织四州的水军沿长江北上直捣西川。这样一来，高崇文就会因担心四州水师抢了功劳，必然会全力攻取鹿头关，成都就会立等可取。

从李吉甫的建议来看，这个始终待在京城的翰林学士是很有些战略头脑的。李纯虽然采纳了李吉甫的建议，但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四州水师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高崇文已经打到了成都，这一切源于高崇文一次未实施的惩罚。

当初皇帝李纯征调河东诸镇军队和神策军支持高崇文作战，河东军裨将李光颜也在征调范围之内。高崇文规定了李光颜到达鹿头关的准确日期，可是因为天降大雨，李光颜迟到一天。他知道高崇文治军以严厉著称，为了避免遭到军法处置，他决定戴罪立功，领兵从鹿头关以西深入敌营，迅速占领西大河口，截断了鹿头关守军的粮草供应通道。西川军闻讯，顿时乱了阵脚，当天绵江栅守将李文悦即率三千人马向高崇文投降。九月十二日，鹿头关守将仇良辅见大势已去，也率领守军两万人投降高崇文。

鹿头关一破，成都等于洞门大开，高崇文一路势如破竹，西川军投降者沿途数十里。同时德阳（今四川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等西川军也纷纷投降，高崇文仅仅用了两天时间便到达了成都。

九月二十一日，高崇文领兵攻进成都，刘辟闻讯大惊失色，急忙率领数十名亲兵向西北方向逃去，准备投奔吐蕃。高崇文得知消息后，派部将高霞寓、郦定进带领数百骑兵连夜追击，最终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县）追上了刘辟。刘辟见无路可逃，遂投入岷江之中，被郦定进在水中擒获。

至此，历时九个月的西川叛乱终于被平定。

坦白地讲，平定西川李纯并没费太多的力气，动用的兵力也不算很多。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在于平定西川的善后事宜，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李纯今后如何对待其他藩镇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其他藩镇今后如何看待中央政府的问题。

善后事宜

对平定刘辟叛乱的善后事宜，李纯已经大致有了方针，那就是除了刘辟之外，尽量以宽恕为原则，维护大局稳定。

十月五日，李纯颁布《平刘辟诏》，在诏令中李纯再次指斥刘辟的叛乱行为是“人之乱常，法所不容”，并高度赞扬了官军不畏艰险、平定西川之乱的壮举，当然诏书中最重要的内容当属提出平定西川之后有关的具体善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