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
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
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
“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
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
“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
“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
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
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
“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呢？
“陛下！建宁王李倓的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啊！”
“建宁王的事情朕十分清楚！”
李适的神色越来越缓和，不过他思考片刻后，仍然不死心，于是开口问李泌：
“爱卿能不能告诉朕，贞观和开元年间都曾经废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呢？”显然，李适进一步变换策略，开始以实例质问李泌。
“陛下！这正是我要详细说的。”
“哦？愿闻其详！”
“从前承乾太子谋反，太宗皇帝都没有擅自废掉他，而是召集百官商议如何处置，最终也没有杀掉他，而是同时将他和魏王李泰废掉，以绝后患。至于开元年间的太子李瑛，天下人都知道是冤死的，后来就连玄宗皇帝也追悔莫及，这些都是后代应该引以为戒的，陛下千万不要效仿。”
李泌说完后，他观察了下李适的反应，见李适神色平静后，他接着说道：“陛下从前让太子在大明宫中的蓬莱池与我相见，我观察太子的容貌绝不是残忍奸邪的人，恐怕还过于柔弱仁慈，而且太子从贞元以来一直住在少阳殿，就在陛下寝殿的旁边，从未与外界接触，怎么会有异心呢？如果陛下怀疑太子，请召集众臣一起对东宫的侍臣进行审问，如果太子有异心必定会发现证据，到时陛下可以废掉太子，但同时恳请陛下也废掉舒王，立皇太孙为储君，那么百代之后的皇帝依然是陛下的子孙。”
李泌说完后，跪在地上将头叩在地上不再抬起。李适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此刻殿内的气氛颇为凝重，但无论是李适还是李泌都知道，今天君臣二人的对话将决定太子李诵的前程。
“爱卿先下去吧，朕会慎重考虑的！”
李泌走了，李适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
李泌的一番话语，让李适从郜国大公主事件中似乎恢复了些理智。他也明白天下没有不信任儿子而信任侄子的道理，只是他的猜忌之心让他瞬间蒙蔽了心智，使他差一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如果没有李泌，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李适内心矛盾而召见李泌，李诵的前程可能就此断送。只是最终在面对国家未来兴衰的问题上，李适克服了自身致命的弱点，让他没有做出轻率的举动。
或许这就是处于父爱的一种本能！
一天后，李适单独召见李泌，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李泌。
“如果不是爱卿及时进言，朕几乎犯了大错，太子仁孝绝不会有什么异心，从今以后无论任何事朕都会和你商量。”
……
贞元三年（787年）八月，李适下令将郜国大长公主的情夫李万杖杀，并将萧升与郜国大长公主的五个儿子全部流放岭南，两年后风流的郜国大长公主在幽禁中死去，萧妃也随即被杀，因为李泌的据理力争，李诵保住了太子之位。
不过，李诵虽然保住了太子之位，但其内深处与父皇李适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次的经历，让他明白了韬光养晦的意义所在，于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到李适去世为止，关于李诵的活动，史书记载的很少。
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适去世后，本来应该顺利即位的太子李诵，其身份是否应该顺利继承皇位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其中阻力最大的来自于宦官。
据《新唐书•顺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傍晚，李适在会宁殿弥留之际，诸王全都侍奉在病榻前，唯独太子李诵没有前来，这也是李适临死前最为伤心的一件事。
很多人认为当时李诵身染中风可能行动不便，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李诵还能抱病出九仙门召集众大臣议事，可见在父皇傍晚病危时，李诵完全可以去做生死诀别，但直到李适去世，也没见到李诵的面。
在我看来，李诵身体的病不是大问题，心理上与父皇的隔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李适去世的当天，宦官们紧急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等人到宫内的金銮殿起草遗诏。我们知道遗诏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谁来继承皇位，在朝官们的眼中，太子李诵当然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就在那一天的起草遗诏过程中，宦官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也再次体现了李诵的地位并不稳固的现状。
暗流涌动
“内宫之中正在商议立为皇帝，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
当郑絪和卫次公准备在遗诏上写下李诵继承皇位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忽然想起，郑絪和卫次公顺势望去，说话的人是个宦官。
宦官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朝官全都为之震惊，因为在这些饱受圣贤礼法教育的朝官们看来，已经做了26年储君的太子李诵，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皇位。
可是，现在宦官的地位已经不同于从前，所以当宦官说完后，虽然朝官们内心十分不悦，但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而且很多人在揣测宦官所说话语的用意，是否宦官和舒王已经勾结在一起？还是因为太子李诵病重，先皇去世前改变了初衷？
对于这些未知的问题，让朝官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可是就在朝官们寂然无声时，卫次公突然高声说道：
“太子虽然有病，却是先皇的长子，身居储君之位已经20多年，朝廷内外早已归心，如不继承大统，有违礼法，就算是万不得已时，也应该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宪宗李纯），如若不然，天下必定大乱。”
卫次公看出了苗头不对，立即将话挑明，同时也在告诉宦官即使不是李诵即位，也应该是李诵的儿子即位，绝不能出现其他人。
“对！太子确实应该继承大统！”
“是啊！太子才是不二的人选啊！”朝官们见卫次公带头讲话，便纷纷附和，宦官见朝官们意见统一，于是不再坚持，李诵继位终于成为定局。
在皇位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无论是谁那个时候都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因为这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以及诸多人的前途。我坚信宦官当时说继承人还没有最终确定，绝对不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关于李诵的即位问题，是一桩历史谜案，倒不是纠结李诵究竟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问题，而是宦官当时说继承人未定，一定是有幕后推手，也就是究竟是什么人在商量想剥夺李诵的皇位继承权？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分析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看看哪种势力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第一种势力：宦官。
李适去世时掌握神策军左右中尉的是宦官杨志廉和孙义荣，孙、杨二人属于“固宠骄恃”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掌握禁军，完全依靠两个人对李适的不断献媚，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真正有些政治才能，并且掌控诸多宦官的是俱文珍。
俱文珍忠于李适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野心，显然以俱文珍的脑子完全能够意识到，太子李诵接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并没有拥戴之功。而且李诵即位后，先皇宠信的宦官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前程，所以从宦官的角度来讲属于前途迷茫型，这股政治势力对李诵的即位，应该是抵制的态度。
第二种势力：后宫
李适的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李诵的生母早在贞元二年（786年）即去世，当时主掌后宫的是韦贤妃，据《新唐书•德宗贤妃韦氏传》记载：“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可见韦贤妃在后宫中属于说一不二的人物，从她的封号来看，韦氏应该是比较贤明的，但这只是皇后王氏去世后，她成为后宫唯一主宰后的表现。事实上在王皇后活着的时候，韦贤妃不断和王皇后争宠，如果不是因为她无子，皇后的位置还不知道会落到谁的头上。
现在太子李诵即将即位，这对于韦妃而言无疑会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从其结局来看，在李诵即位后，韦贤妃请求到李适的陵园侍奉其神灵，这在唐朝的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白居易在他的诗作《新乐府•陵园妾》中写道：出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只要进入陵园，实际上等于被幽禁。
显然韦贤妃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李诵即位，自己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她这一派由于自身实力有限，相比于宦官而言，属于坚决抵制型。
第三种实力：诸王
太子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诸多王子，当时诸王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当属舒王李谊，这位在泾原兵变中为李适在前开道的王子，是颇具才能的。而且李适曾经还动过想立李谊继承大统的念头，这对于李诵而言无疑是摆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从李泌力保李诵的态度来看，李谊虽然才能俱佳，但因为身份的原因，在朝臣中并没有根基。
不过在朝臣中没有根基，并不等于没有竞争力。因为当时左右政局的并不仅仅是朝臣，如果舒王李谊即位，对于韦贤妃而言最为有利。而李谊想要即位，又必须借助掌握禁军的宦官一派，在我看来，和后宫、宦官两种政治势力相比，李谊不仅是抵制型，更是主动竞争型。
可以说当时除了朝臣一派是李诵的坚决支持者，宦官、后宫、舒王李谊对李诵即位都有抵触心理。如果说这三个派别当时可能想采取联合，也并非危言耸听。这三种势力一旦成功结盟，无疑将会为李诵即位制造出大麻烦。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宦官、韦贤妃和李谊已经看到了李诵即位会影响本派的政治利益，那他们应该立即联合才对，为什么在起草遗诏时，卫次公的高声辩解，居然会让李诵成功即位，难道真的只因为李诵是合法的储君吗？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争夺皇位事件，例如玄武门之变。
仔细阅读史书，我们可以从史料上找到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上述三个派别在对待李诵即位的问题上，确实有过联合之意，但从结果上来看，并没有付诸阻止李诵即位的行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结局来看，前边我们说过韦贤妃在李诵即位后进入陵园被幽禁。而事实上舒王李谊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宪宗李纯即位后，也就是李诵做皇帝仅仅十个月后李谊忽然死去。史料没有记载其具体的死因，但李纯对于这个有政治野心的叔叔该如何对待，颇为耐人寻味。
所以，透过他们的结局来看，李诵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三个派别当时有联合之意，所以即位后展开报复行动。虽然他很快病逝，儿子李纯继续完成老爹未完成的遗志，不过宦官派别是个例外，因为在李纯的即位过程中，俱文珍宦官具有拥立之功，这一点我们会在后边详细说到。
在我看来，李诵的即位虽然合乎礼法，但当时特殊的朝廷局势，使得李诵的即位之路事实上并不平坦，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未知的变数，表面看一片坦途，实则是暗流涌动，甚至是充满杀机。
最后一个问题，之所以三个派别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李诵即位，或许是因为李适去世的过于突然，以至于三个派别没有来得及制订出可行的计划，而当时朝廷又必须有新君即位；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乃至于不敢轻举妄动，不管怎样宦官在起草遗诏时的那声高喊，至少透露出了他们底气并不足。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四日，由卫次公等人起草的遗诏正式在大明宫宣政殿向百官宣布。正月二十六日，在长安的太极殿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典礼，李诵在百官的礼赞和盛大的仪仗中，正式登上皇位。
对于李诵而言，虽然此时他已经因为中风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实在是百感交集，26年的储君生涯弹指一挥间，此刻终于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李诵当时在宝座上用力向所有朝臣点点头，眼睛早已经湿润。
李诵成功即位，让所有朝臣为之欢呼雀跃。在李诵短暂的十个月皇帝日子里，这位已经病重的皇帝并不是瞩目的焦点，真正在李诵即位后，走向前台的是李诵即位前的东宫太子集团的诸多人。
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集团，是因为这个集团在走向前台后，俨然成朝廷的主流派，并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史称“永贞革新”。在短短三个月内，这个集团在李诵的支持下，对贞元时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虽然永贞革新短暂且很快夭亡，但它却在那个特殊的形势下，左右了大唐帝国的政局。
纵观当时东宫集团的所有人，李诵虽然是最高的领导人，但真正让这个集团做大做强，并成为永贞革新真正具体实施者的，当属“颇读书，班班言治道”的王叔文。
永贞革新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于下围棋，但这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只想成为一个围棋大师，而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理想。最初李适任命王叔文以棋待诏的身份到东宫陪太子李诵下棋，当时李诵对王叔文这个侍臣并不重视。但王叔文想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于是他利用陪李诵的机会，经常对李诵谈论民间的疾苦，使身居在深宫的李诵逐渐了解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情况。久而久之李诵对这个棋友有些刮目相看，于是逐渐让王叔文参与谋划东宫的具体事务，并让他的书法老师王伾协助王叔文。
对于李诵提供的这个良好平台，王叔文可谓是尽心尽力。那个时候在王叔文看来，太子李诵是未来的皇帝，如果自己能够把握机会，未来在李诵登上皇位后，自己有可能会成为辅弼之臣，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必须要组建一个团队，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团队。
有了这样一个目标，王叔文开始了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组建团队之梦居然瞬间实现，在这其中一个叫韦执谊的人起了关键作用。
韦执谊，京兆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自小聪明活泼，才华出众，十七岁进士及第，而后参加制科测试名列前茅，授为左拾遗官职。左拾遗虽然官职不高，但因为经常与皇帝见面，所以是官员最好的晋身之阶。韦执谊在二十岁那年便因为在左拾遗的官职上干得出色，被李适授为翰林学士。
在一次宴会上，太子李诵向父皇李适进献了一幅佛像。李适当即让韦执谊为之画像写赞诗，然后又让太子李诵赐给韦执谊绢帛以作酬劳。宴会结束后韦执谊前往东宫向太子李诵致谢，就在这次致谢的过程中，李诵将王叔文引荐给了韦执谊。
韦执谊的东宫之行，成为王叔文与他结交的开始。王叔文对这个十分具有才气的翰林学士十分敬重，两个人一来二去结成挚友。在此后的日子里，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了诸多名士，让王叔文的团队迅速壮大。
在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的诸多名士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柳宗元和刘禹锡。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任太常博士和侍御史。柳宗元年少时史书评价他是：“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贝珠。”二十多岁时，柳宗元登进士第，并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后来与韦执谊交好，被引荐成为东宫集团成员，随后柳宗元为王叔文引荐了自己的挚友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德，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父亲都做过州县官员，也是一个世代的官宦家庭。贞元九年（793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也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聘为掌书记。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调任中央进入宰相班子，刘禹锡也随之来到长安，被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由于他和柳宗元同是贞元九年的同科进士，又因为年龄相仿，所以在刘禹锡来到长安后，很快和柳宗元结成了挚友。柳宗元成为东宫集团后成员后，将刘禹锡也引荐给王叔文，一经对话王叔文就称赞这个年轻的后生具有宰相之器。
此外，除了柳宗元和刘禹锡之外，当时王叔文和韦执谊还积极网罗天下名士，例如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人在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积极拉拢下，都成为东宫太子集团的成员。
李诵成功即位后，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东宫太子集团开始走向前台。而永贞元年（805年）二月六日李诵下达贬黜李实的诏书，则揭开了东宫集团成员永贞革新的序幕。
李实时任京兆尹，本是李唐皇族子孙，贞元十九年（803年）担任京兆尹后，为了得到皇帝李适的恩宠，李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并横征暴敛，使关中地区百姓怨声载道。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发生大旱，而李实却向李适报告说庄稼生长一切良好。依据他的汇报，李适下令照常收取关中百姓租税，搞得百姓们只得拆卖房屋凑足税金上交。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当时李适已经下令免去关中百姓拖欠官府的三十万贯租税。但李实为了追求政绩，下令照常收租，如果不能及时上交则要实行笞仗刑罚，就连京兆府下属的官吏未能交租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
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
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
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
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
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
二、去除奢华
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三、打击宦官势力
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
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
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
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
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
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
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步履维艰
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
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
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
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
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
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
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
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
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
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
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
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
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
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
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
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
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
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
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
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
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
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
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
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
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
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
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
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
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
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
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
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
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
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
尾声
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
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
《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
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
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
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
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
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
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
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
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
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
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