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
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
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
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
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
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
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
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
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
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
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
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
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
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
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
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
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
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
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
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
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
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
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
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
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
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
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
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
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
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
结症
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
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
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
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
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
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
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
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
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
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
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
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
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
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
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
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
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
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
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
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
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
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
三、延长纳税的期限。
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
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
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
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
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
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
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
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
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
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
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
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
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
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
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
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
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
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
“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
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
“臣担任宰相，官位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
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
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
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
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
专权！
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
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
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
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
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
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
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
《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
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
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
宦官掌兵
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
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
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
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
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
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
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
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
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
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
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
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
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
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
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
据理力争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
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
“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
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
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
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
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
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
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
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
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
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
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
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
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
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
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
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
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
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
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
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
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
“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
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
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
“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
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
“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