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此函内容与《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所收《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仔细比照，不难看出，后者显然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增而成。在后一书中，康有为自称接到美洲华侨来信，“以回銮半年，皇上不得复辟”，西后、荣禄仍柄大权，且诬保皇会为逆党、匪会，进行镇压，以为“今虽再竭忠义，亦恐徒然耳。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于是撰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79]此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均为压制保皇会系统的革命倾向而立论，但由于对象不同，时势稍异，两书的态度明显有别。
关于与梁启超等人书，康有为后来称：“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所指责的，主要是各省自立，以及为振倡人心达此目的而借扑满革命之名，教告的本意，也在挽救，因而指“诸子之大谬”，“盖由于但读欧、美之新书，而不能考亚洲之故事也。诸子之自以为博新学者，岂知其大谬乃由于不学也”。各国国情各异，“万不能妄引他国为比例者也”。
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以绝异之事势，而但闻革命自立之事，则艳慕之，而不审己国之情实，乃遂妄言轻举，以酿滔天之大祸，以亡国绝种”。过失虽大，毕竟出于误读。康有为还不愿将保皇会尤其是草堂师徒间的政略冲突公之于众，试图内部解决。答美洲华侨书则不然，眼见革命风潮在华侨社会蔓延开来，康有为再也不能以私了的方式处理，他有意将这封信写成一篇公开的政治宣言，在其中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从过去否定民权自由的立场上让一步，将革命与民权自由“分而为二”，依据欧洲各国皆有民权，皆能自由，除法国外，皆有君主，而法国虽经革命，却导致国大涂炭，民权自由反不可得的史实，康有为声称：“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并指责“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
一般性的政治宣言只是对外表态，这封信则旨在整顿保皇会自己的组织，所以关键还在以下的一段话:
仆誓奉皇上，有死无二。诸君夙厉忠义，曰有异义者，得无以各报时有非常之论，而误以为出自仆意故耶？仆自逋播海外，与知友门人离群索居，不得讲习讨论久矣，其或激于回銮之后，复辟不闻，贼臣柄政，中国无望，怨愤之余，或生异说，非仆所知。今自由之风既开，求新之说日甚，亦非吾远隔万里所能遑制。惟仆开会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变，必不少改宗旨。其各报有异论者，皆非仆之意。即使出自仆之门人之说，若为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与仆同者也，吾徒也；若为革命攻满之说，则与保皇之旨相反，与仆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仆门，或已有盛名，亲同患难者，既为异论，即与仆反，诸君切勿以为仆之意也，勿听之也。[80]
这显然是针对弟子坚持言革而表态不惜清理门户。
这段话在《新民丛报》刊出节录本时被删去，后来出版《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时也遭删节，仅存于手稿之中。除非康有为有意另写一篇更具说服力的文件，否则前引6月11日致李福基等人的那封信就是正式寄发各地的告美洲华侨书，两份文件只是详略不一，意思、论据乃至叙述逻辑大体一致，其中也包含《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手稿中被删去的那段话的意思。由此看来，公之于众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的文本，很可能是后来为了对外宣传，需要详细阐明自己的意旨，在原来书信的基础上改写作为宣传品。出版之时，康有为因弟子及各地侨领劝以处理不要太过决绝，所以删去了欲将言革弟子扫地出门的话。
康有为决心清理门户的意向，确定无疑地传达到了各地保皇会组织。康门弟子言革，原因不一，面对压力，反应自然不同。徐勤自称其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81]，所以接到康有为的指令，当即表示：“弟子近日亦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言他矣。鸟约致公堂因保皇二字不能运动之，弟子亦听之而已。”[82]欧榘甲则公然不服，他早有辞去《文兴报》编辑之意，“为各同志苦口挽留。今云樵似不满意，观其报中辩自立与自治之说，便可知也。弟等前曾禀告会长，谓其借题发挥，藉资鼓舞耳。而会长复函均不以为然，诚恐愈激愈深，势将决裂，则大局有不堪设想者矣。至会长前后所来各函，均皆搁而不发”[83]。
1902年9月，康有为致函谭良:
云樵妄鼓革命，背叛宗旨，吾欲绝之、逐之。吾受上知遇，当戊戌之治，躬受衣带，岂忍背之！惟虑《文兴》无人主笔及主持其事，弟能暂代之乎？民权、自由皆可鼓，惟勿悖保皇宗旨，不可言革。汝读书虽少，但采择如故。候吾再派人来可也。[84]
加拿大维多利亚保皇会的徐为经、李福基等函告同党：“会长以云樵兄前报立论过激，至叠次来函责攻，如临大敌。初则着规谏之，继则着驱逐之。又云派澳中某孝廉主其席。又谓着谭张孝代其劳。总之逼令云樵兄不去不止，殊令云樵难堪。”[85]同时徐勤也接到“云樵寄来被逐之函，为之惊甚”[86]。
驱逐欧榘甲一事，使得保皇会内部尤其是康门师徒的政见分歧公开化，由此引发严重的组织危机。康有为见数致责函杳无音信，于是“发函谭楚彬，而谭氏遂吹波助澜，乘势借攻君勉、君力两兄，几动大局”，维多利亚保皇会不得不“飞函各埠以驳之”。徐勤报告:
自谭贼之函一布，人心已大为瓦解，即种橙一事，已纷纷退股。而港报之股，想亦难收，终日如坐愁成[城]。方欲设法挽回大局，今无端又有云樵被逐一事，各埠知之，以为内讧，则会事立败矣。
美洲保皇会骨干叶恩、李福基等来函，“皆极怪夫子所为，余可知矣”。徐为经、李福基等人认为:
此次报中立论虽属过激，实足以鼓励人心，美属会事之复兴实藉其才有以致之也。即便立论不善，当以暗中劝为改良。今会长不察于此，而欲以鸣鼓攻之，此不独为对党所窃笑，即一会之中，亦将变局矣。可不惧哉！
为此，徐勤、徐为经、李福基等人向康有为进言，请其从稳定大局、影响华侨等处着眼，“此后务当暗中调停，不宜露面，庶得以顾全大局，是为至要”[87]。并替欧榘甲辩解道:
云樵久不复函，诚有罪矣。然在此主持报事，使《文兴》日有进步，使会事日有进步，实不为无功。今稍以言语出入之故即见逐，则使人人自危，貌合神离，又何为者？……云樵之去不足惜，恐日后同人人不自安，外人知之，受[授]人以口实耳。郑贯一、唐才质相攻之事，于会事大有碍，倘云樵踵而行之，不几令人心尽散耶。仲尼不为已甚者，请即函慰留之，勿致决裂。……《文兴》来年若云一去，则不复请主笔矣。彼日日抄《中国报》论，或另聘别人，其奈之何？《文兴》无人主持，则全局大败矣。
其时徐勤在纽约谋发展保皇会，并欲遍游美东各埠，然后返港办报事，不能为一报局即返大埠，梁启田又不能文，侨界及《文兴报》不欲聘之。考虑到“云樵一行，即会散矣，实最可惜可痛之事也。千辛万苦乃成各会，一旦以小事而败之，岂徒可惜矣已乎！”徐勤出面向康有为“力保云樵此后不言革命事，请留之，勿失人心”。[88]
徐勤的解释与担保，并不代表康门言革弟子的真心。面对康有为的高压，欧榘甲直到是年11月仍电告徐勤，游各埠时“力言起义兵事”[89]。梁启超、欧榘甲等人继续赶印《新广东》并分寄各地侨埠，梁启超原拟为之作序，“因忙极不暇”[90]，还筹办《新广东报》，以广宣传。
眼见弟子们依然我行我素，1902年11月康有为再度长函痛骂梁启超，至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梁启超“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91]并复函表示“痛自克责，悔过至诚”。康有为对此感到“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但他对“流质易变”的梁启超依然放心不下，一面指示其“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一面力数其所造成的恶果：“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吾为兹惧，不知汝如何？抑尚以为公私当分，言革可救中国乎？同党因兹分裂，尚何救国之可言也。”[92]
康有为的担心并非多余，梁启超后来告诉徐勤，他虽然表示悔改，“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9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2年12月24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2期刊登了署名“中国之新民”即梁启超撰写的《释革》一文，此文被后人当作梁启超本人政治观念的直接表述，但从中读出来的梁启超的政治倾向却言人人殊。最近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是陈建华认为此文较充分地体现了梁启超骑虎难下的复杂心理:
他所醉心宣传的“革命”本身指一种长程效应，而当时中国难以提供实践渐进革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当政治革命成为压倒性的议题时，他的软性“革命”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反满革命思潮，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民众原先对“造反”的恐惧心理。更为吊诡的是，此时梁氏既痛恨那个激进的“革命”口号，同时仍然迷信自己的渐进“革命”……他似乎坚持在“变革”的意义上继续传播“革命”，且寄希望于长程的启蒙运动，用心良苦。当他意识到他已经陷入自己制造的“革命”的语言铁笼里，开始怀疑使用“革命”一词的合理性，他甚至认为日本人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根本就不确当，试图提出改用“变革”一词。实际上他深刻认识到“革命”这一词语所蕴藏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习惯。因此他在该文中大力攻击的是与“革命”相连的传统意识。[94]
实则梁启超的难言之隐，恰是迫于康有为的压力，不能正面宣传他所主张的扑满“革命”。而他的本意，恐怕正是用汉语替代的“变革”一词，为激进“革命”的合法化开辟通道。所说“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虽然为君主官吏留有“附于国民以自存”的余地，其实就是革命，而且是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
梁启超等人言革，并且在康有为的高压之下依然坚持，除认识见闻的增长引起思想的变化外，时势使然是一大要因。庚子以后，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令保皇党感觉不到革新的希望，革命成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普遍趋向。尤其是在北美各埠活动的徐勤、梁启田、欧榘甲、陈继俨等人，“知洪门大可利用，乃先后投身致公堂党籍，以联络彼中之有力者”[95]。而洪门多少仍然具有反清意识，保皇会员与之交往，当然要顺应其势。1902年，表态放弃革命的徐勤还是忍不住函告康有为:
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今各埠之人，弟子所到者动问曰：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待时听天，则失人心矣，汉口亦不可起矣，□□起兵及自立之说，实与保皇相因而至也。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天下之事岂有束手而待耶。弟子闻此言，实无言以对之。檀山、雪梨之失，未始不由于此。[96]
康有为反复声称身受衣带之诏不能叛上，梁启超则认为这是私意而非出以公心，既然没有依靠光绪重开新局的可能，就不能不考虑如何另辟蹊径以实现政治变革的目标，而破坏性的革命一途无疑首当其冲。
<h2>第五节 余波回澜</h2>
当然，梁启超等人对于革命并非义无反顾，令他们迟疑的要因，一是革命可能造成惨烈牺牲，二是发动者缺乏自觉，革命容易走向割据专制。这也是其间依然“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97]的黄遵宪与之反复讨论的问题。因此，在康有为的压力与形势的逼迫之下，梁启超等人多少有些犹豫不决。同时，局势的急速变化又使他们感到时不我待，否则可能被踢出局。
在师徒均无法说服对方，尤其是梁启超自己也举棋不定的情形下，梁自然会想起1902年5月间他曾对康有为提出过的民意取决方式。对此王学庄先生有一极具真知灼见的推测，他认为，1903年元旦留日学生团拜大会上，马君武和樊锥两人在演说中分别鼓吹排满和同种主张，很可能是梁启超事先布置导演的一出双簧，目的在于测试民心向背，以便向康有为进言，促其适时变换宗旨。根据之一，樊锥前此已经倾向反满；根据之二，马君武的四首《壬寅春送梁任父之美洲》诗，当写于癸卯而倒填日期，因为梁启超赴美在1903年初，1902年春他并无美洲之行。其中二首为：“千古两箴言，四海几同道？神州风云恶，祝君归来早。”“抚剑借青锋，饮冰疗内热。志士多苦心，临歧不能说。”[98]明显有希望早定宗旨之意。
此说不易找到直接证据，却不无可信。癸卯元旦演说当日，与会留学生首推马君武上台，
马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座中除三十余名满人外，约有五六百人皆鼓掌。逾刻满人互相语曰：“宁送朋友，不与家奴，诚吾人待汉奴不易之策也。”马退而湘人樊锥继之，言：“中国患在外而不在内，满虽外族，仍为黄种，不宜同种相仇，与人以鹬蚌之利。”满堂寂然无和之者。
这似乎更加坚定了梁启超革命的信念，赴美途中他对东京留学界元旦大会的影响颇为关注。当时以良弼为首的满族亲贵学生，对于马君武公开演说排满反应极为强烈，“倡立一会，其宗旨有三，第一，禀求政府禁汉人学兵。第二，削夺汉官之权。第三，杀灭汉族。会中人若得势之日，不杀汉人，群斥为猪狗，决不认为满人。”[99]4月，梁启超从温哥华致函徐勤，忿言道:
东京学生有大闹事。因满洲鬼良弼（满人派来学兵者）干涉监督，不许送学生学军故也。须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云。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100]
稍后又表示:
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兄想亦谓然，但不可以告长者，再触其怒，致伤生耳。[101]
所以，2月16日高山（当为罗普）函告康有为所谓“任近来大改宗旨，极知革之不可行，且劝人勿言，其往日所纵论，洵出于一时高兴耳”[102]，只不过是为了让康有为释疑放心的托词而已。
1903年梁启超的美洲之行，一方面怀抱宗旨抉择的信念，“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03]，一方面感受“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决心“誓将去空言界，以入于实事界矣”。他开始相当乐观，认为“此行目的颇达五、六，大约实业界之基础可成八、九，秘密界之基础亦得三、四也”。[104]但年底东还时却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友共和者，其将唾余”，欲“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105]
关于这一大逆转的原因，时人议论各不相同，梁启超本人当时及事后的解释也不一致，概言之，有中国人资格不足及自己信奉的理论翻新两大类。
关于前者，梁启超民元在报界欢迎会演说时列举了种种:
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106]
关于后者，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加以阐述:
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不过，仔细考察，上述解释所涉各点，有些此前已经存在，如对留学界及内地学堂学生频闹风潮的看法，梁赴美前已“欲大奖励德育，亦大有所鉴于近日少年风气之大坏也”[107]。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时间更早在《清议报》前期[108]；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惨烈的担心也一直存在，态度却因时而异。有些原因则只是后来起附加作用。
梁启超游美，确有实地考察美国共和政治，尤其是当地华人实行自治情形以定宗旨的初衷，结果却令其大失所望，看到民主共和的诸多问题。在对最具典型性的旧金山华人社区考察后，他于《新大陆游记》中叹道: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需要陶冶锻炼中国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09]但这是在10月以后，其时梁启超已经告别革命。所以这些虽系相关因素，并非关键所在。而使其转变的关键，仍与革命本身密切相关。
目前所见梁启超放弃革命的最早直接证据，是1903年8月19日他写给蒋智由的信，函谓:
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事，弟初睹甚骇怵，然不怡于中者累日，然犹冀其中之或有他种曲折，欲为吴解免也。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呜呼！不敢复相天下士矣。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东中情形若何？闻留学生会馆散尽，仅余七十人，然否？公行止近复若何？颇思得拯救之法否？沪上被逮六君，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10]
此函涉及东京、上海两大激进势力聚集之地在短短数月中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时势变化。吴某事，当指传闻吴稚晖告密引发《苏报》案。此事后经学人论证并非属实，无论确否，似与梁启超关系不大。实则梁启超之所以感到心理重创，恰恰缘于他与上海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保持着密切关系。
1902年，吴稚晖等人因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一事与清驻日公使蔡钧大起冲突，引发了留日学界的退学风潮。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一方。本来中国教育会准备乘机开办学校，收容退学生，事出仓促，未能如愿。11月，受梁启超的文字宣传鼓动起而抗争的南洋公学学生掀起全体退学风潮，请求中国教育会协助其开办“共和学校”，随即成立了爱国学社，吴稚晖作为学社代表人在开学仪式上演说。该学社是激进师生借以培养爆裂之材料，试行共和政治的组织，得到了正在鼓吹革命的梁启超的赞同和赞助。1903年3月23日他函告蒋智由:
爱国学社事无日不往来胸中。近彼中状况复何如，望相告。弟此行必薄有所效，惟多少则不能预言。有书往沪，望勗同志以坚持而已。[111]
1901年留日期间，吴稚晖就与梁启超结识，本来在其同志之列。上海主张革命的新党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关系尚属融洽，拒俄运动初期双方互相配合。上海中国国民总会成立时，发布公启，通告“各省志士欲入会者，仍照原议，随时到四马路《新民丛报》支店及福源里爱国学校报名为望”[112]。
此外，梁启超所主张的“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在留日学界确有其事，即屠宽、钮永建等人提倡的中央协会，钮氏曾为此与吴稚晖沟通联络。[113]梁启超游美期间，开始一直关注沪上及东中新党情形。
然而，《苏报》案前夕，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发生冲突，无形停顿，冲突各方正是梁启超熟悉的吴稚晖、章炳麟等人。7月，东京留学生会馆的军国民教育会又因激进会员要求变宗旨为“实行民族主义”而引起分裂，多数成员当即退会，导致解体。[114]
上海与东京是梁启超所谓“秘密界之基础”的重要基地，接踵而来的不利消息对于举棋不定的梁启超的影响无疑相当负面，天下士和新党均不可信，加上在美洲考察所得印象不佳，使得本来就怀疑发动革命者能否坚持自由民权的梁启超最终决定放弃革命。所以梁启超后来谈到此事时说: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而变矣。[115]
梁启超态度的逆转，也与保皇会内部的变化有关。梁启超赴美后，在徐勤等人的一再劝说以及梁本人的再三“认过”之下，康有为终于“心平气和”地表示“已释疑怒”，尽管他致函徐勤时仍然对梁启超、黄为之“攻之不[遗]余力”[116]。在此情形下，梁启超当然不可能就宗旨抉择一事向康有为进言。而在此之前，保皇会的美洲、日本与港澳机构成员发生矛盾，彼此互相攻击，引起保皇会组织运作的动摇。此事除涉及财务利益外，与言革不无关系，横滨与旧金山均为言革的基地。梁启超认为，康有为因横滨方面“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所以偏信港中之言”。[117]在康有为的干预下，梁启超不得不致函在港同门表示“先自认过”[118]，以求化解矛盾。
不久，黄为之等人账目欺瞒之事败露，在保皇会内部引起新一波震动。在日本、美洲与港澳保皇会的冲突中，徐勤本来极力袒护梁启超和黄为之。1903年秋，徐勤亲到横滨和上海两地督查，“见各人多怀异志，即同门亦然”[119]，“多以攻击长者为事”，原因在于“一二小人离间其间，欲握我财政而制我死命也”。所谓一二小人，即黄为之和梁荫南，而这一切，均起因于梁启超等人“忽然倡革命，于党中生大变”[120]。
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之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121]
于是徐勤一面“即函卓如，速速返东整顿一切”[122]，一面建议康有为“多传各同门见之，相隔数年，学殖荒落，无以鼓舞之，则一齐放倒矣”[123]。1904年春保皇会首领及重要成员聚集香港举行大会，清理门户，整顿组织当在议程之列。
徐勤自称他与梁启超言革，旨在扩充会事，相助长者，“然小人因之遂从中离间。初则攻港澳之人，继则并长者而攻之，且于既死之幼博先生、游学之康同璧而亦攻之。人之无良至此极矣，夫复何言！盖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长者之命，浸假财权到手，即卓如之命亦并革之矣”[124]。
徐勤言革，的确是为了鼓动筹款，一旦受到康有为的训斥，便表示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再言他。至于梁启超言革，却是出于本心，由衷而言，在康有为的一再打压之下，坚不肯弃。黄为之是江岛结盟十二人之一，可以说是梁启超言革的老同志。此事对梁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
不过，放弃革命并未让梁启超恢复心理平衡，“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125]，反而陷入更深的心理冲突之中，以致产生强烈的厌世轻生倾向。1903年11月18日他致函康有为，将内心痛苦和盘托出: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
他虽然同意“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但并不赞同“舍钱买侠士”的暗杀策略。“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所筹款项虽不少，既穷精神，又担虚名，
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126]
话虽如此，梁启超毕竟从此不再言革，转而提倡学校报馆等事。1903年底回到日本后，他于次年初函告蒋智由：“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127]，并在《新民丛报》载文公开宣告与革命分道扬镳。《新民丛报》第46—48期合刊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与美洲之行前的《释革》相比，看似都在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探讨革命的可能性，实则后者的主导倾向在于说明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前者却旨在力证中国不能实行以铁血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狭义革命。
保皇会的言革风波，历时六年，至此大抵平息，但影响至为深远，几年后还激起一阵回澜。1908—1909年，已改名帝国宪政会的保皇党内部因振华公司案再度发生内讧，开始不过财务纠纷，后因刘士骥被刺杀，演变为公开敌对，互相揭发。而加给欧榘甲、叶恩、梁应骝一方的罪名之一，则是“借商谋乱”，图两广独立，密谋革命。据说欧榘甲亲笔函称“欲谋乱，东西粤、云南三省遍布心腹，运购军伙，非藉招商股筹数十万不能措办”[128]。康有为、徐勤等人指使侨商出面，揭发欧榘甲:
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即与叶恩潜结，日以煽动华侨作乱为事，故于美国大埠创《大同日报》，至今日煽革义，全美皆知，此彰彰有据者也。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师法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之术而增益之。乃捐道员与其心腹叶恩，梁少闲并损[捐]道员。梁少闲尤阴狡，有学能谋，令欧为外而居中运动者也。既以入官，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此其深谋远图，诚合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为一手，而更隐微深固焉。[129]
上述指证，出于双方冲突公开化之后，而且是向清政府申述，不无故意罗织之嫌。但空穴来风，与此事相牵连者，多为曾经言革之人。欧榘甲在1902年几乎被康有为扫地出门之后，依然“屡欲觊觎非常之举”，梁启田曾“力止劝之”。[130]欧榘甲到纽约为振华公司招股时，“曾对某君言曰：‘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彼到檀香山又密函吾党机关报某君，谓自今以后，切勿攻革命党”[131]。
叶恩也有自立反清意识。早在庚子勤王运动时，康有为就向他表态应允求广东自立。壬寅梁启超等人言革之际，叶恩又“剪去满洲种之辫发”，令梁欣喜“我等又添一同道中人矣”。[132]1903年梁启超赴美，与之交谈，继续言革。所以尽管梁启超自辩与振华事无关，康有为仍然不依不饶，1910年还致函斥责道：“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133]
<h2>第六节 种豆得豆</h2>
保皇会内部由言革而引起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因为言革诸人本身尚在动摇犹疑之中，又有康有为的外在压力，公开的言行难免模棱两可，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即将信将疑，后来学人的看法更是毁多于誉，因而主观意向与客观效应有时并不一致。由此可以引申讨论如下问题。
梁启超等人言革，对于革命党而言并非福音，檀香山兴中会的地盘即在此情形下尽为保皇会夺占，导致双方关系开始恶化。1902年，章炳麟鉴于孙、康两派自相残杀，是“大龟”“两害可殊”的毒计，而“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为尤甚。……恐适中大龟之谗搆耳”，因此他虽然觉得双方仇怨已深，难以调和，仍然勉为其难:
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搆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他对于“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134]的分析判断，可谓知情者的洞察。
诚然，梁启超等人言革的进退两难，既有迫于时势的权宜考虑，也有受到康有为压制以及同门牵制的曲隐，在言革的同时，与孙中山一派又有所争夺，欧榘甲在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还故意阻挠其行动。但言革不等于必须归附孙中山，同一革命阵营内部存在派系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亦属正常。况且当时革命还未具备后来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性。可惜梁启超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转而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
在孙中山一面，曾有与梁启超合作，而檀香山兴中会组织尽被其夺占的前车之鉴，又有两派成员在各地摩擦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联系，自己的美洲之行，更遭到保皇会的极大阻力，于是认为梁启超“于暗中授意此地之《新中国报》及金山《文兴日报》，以肆排击”，对于梁启超在檀香山“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的情形感到“欺人实甚”，尤其愤怒于如此一来，美洲华侨“多盲从之”，保皇会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认为:
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恔[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
并由此得出结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他亲自发动的“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与前一时期相比，攻击的主要矛头便由康有为转向梁启超，而目的在于揭露“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有为发表《最近政见书》，坚决反对革命，梁启超不与之分离，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所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35]
不过，孙中山与梁启超毕竟有过一段私交，对其了解颇深，他虽然在私函中攻其借名保皇是用心狡诈，公开撰文还是留有余地，指其:
阅历颇深，世情寝[寖]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136]
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硬说本质上康、梁毫无分别，未免抹杀了梁启超的积极一面。
在言革一派的宣传之下，1903年春节悉尼保皇会发布《致各埠同志书》，就鼓吹“汉强满亡”，抨击清政府“卑污腐败，亡我则有余，存我则不足，非组织新政府，振起民族自治之精神，何能与深目高鼻之俦同立于顶天立地之中乎？”只有痛饮黄龙之日，“大会全国国民于中央之地，参谋国事，除千弊，兴百利，共呼‘新国万岁！’‘汉族万岁！’夫而后文明之福泽流被子孙，古国之名誉震惊全球，而所以尝[偿]吾辈素愿者若是矣”[137]。孙中山若能善用形势，未必不能像国内知识界那样，让保皇会的言革之声为反清革命鸣锣开道。
戊戌变法以来，康、梁一体，似成通识，清政府以此攻击维新派和保皇党，革新激进势力也为此自辨自清。早在1900年底，沈翔云就批驳张之洞将自由民权等世界公理“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余唾，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38]拒俄运动中陈天华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也反驳清政府“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为“失实已甚”，正告天下:
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139]
孙中山抨击梁启超首鼠两端，对于划清政治界限，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此一来，也就将康、梁牢牢地绑在一起，无法从外部促使保皇会分化，将其中的激进势力引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而且孙中山以保皇会中谈革命者不与自己声应气求，反而攻击之不留余地为例，证明其为假革命，不无以我划线之嫌，不利于争取各种力量。
这些观念还深深影响了后来学人的眼界，仔细阅读史料，康、梁始终分歧明显。而孙中山并非唯我独革。革、保之间的政治分界，此时还没有固定化为以领袖为象征。如“志在革命”的戢元成，就“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而徐勤的“最与中山水火”，和秦力山的“宗旨惟在革命”[140]，都有政见分歧以外的原因。
孙中山一定要与梁启超“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141]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党与保皇会均视海外华侨社会为生命线，权利基础此长彼消，争夺自然格外激烈。其他方面对于梁启超革命宣传的反映，与孙中山的感觉并不一致。尤其是1903年以前，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文字，虽然宗旨摇摆不定，对于排满之类的观念还一度有所保留，引起过章炳麟的公开批评，后者特撰《正仇满论》加以批驳，指其“迫于忠爱而忘理势之所趣”，但也认为:
革命与梁子所谓保皇会者，抑可以无间也。昔之保国者，曰保中国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废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权位。虽梁子躬自革命，而于其忠爱之念，犹若可以无憾。[142]
《新民丛报》刊登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反对革命排满的文字，与梁启超等人鼓吹破坏的文章，观念看似相通，其实倾向正相反对。梁启超认为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虀粉之”，为达此目的，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他希望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但又声称如果不能立即实行，则“第二义遂终不可免”。[143]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以为中国民性“大概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得适宜”，希望报馆“不宜有所瞻徇顾忌”[144]，欲实行变法，则须倡言民权，欲实行民权，则须倡言革命。
或以为此说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或者不过借革命以行保皇的翻版，其实梁启超固然恐惧革命，并不希望以流血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现实告诉他无血的方式希望渺茫，既然法国革命为欧洲近代文明之母，既然中国无法通过和平温和的道路实现变革，既然革命为不得不为之事，则不如尽快以较小的代价进行。所以他对黄遵宪说“由君权而民权，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145]。仔细阅读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作和译作，无论是政论、史传还是政治小说的创作，欲于不知不觉中张扬革命的苦心孤诣，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146]
对于梁启超的弦外之音，当时人颇能心领神会，一般青年接受其文字宣传，即在鼓吹民权自由独立和破坏主义的一面。南洋公学学生退学前，曾几次集会演说，会场大书“少年中国之革命军”，率先演说者针对“今之人动曰饮冰室主人”的时尚，呼吁同学勿以之为口头禅:
彼饮冰室主人岂真异于常人，不过善用其知识，善用其精神，心中念念不忘祖国，思有以挽回而澄清之。一蹶再起，一仆再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吾辈犹得曰：中国尚有一饮冰也。然吾更不欲以饮冰自域。饮冰将来之英雄也，前途之主人也，今固困龙潜渊，不克稍振。我事事步武，已让一筹，而况知其外界，不能得其内界之真相，学十失九，求百得一，几何其不为饮冰之罪人。今者吾辈虽才薄，不可不有轻视饮冰之心，不可不有与饮冰争着先鞭之心。饮冰能化千人，吾必思何以化万人，饮冰广开民智，吾必思何以开顽固人之志。争焉竞焉，久则自合于饮冰。苟先欲效饮冰，则心中已有一饮冰为之主张，为之左右，此身非我所有，终必不得为饮冰。……吾望诸君各振其精神而更振他人之精神，必无使饮冰子独昂颈踯躅，屹峙占据夫二十世纪东亚竞争之舞台，必无使饮冰子独为中国匡时济世倡立民政之英雄！[147]
可见在这些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心目中，梁启超已经成为他们角色内化的精神偶像，所引述的革命言论的相当部分，即来自梁启超的作品。1904年初，上海革命党人忠告保皇会不要以敛财为目的，应起而革命，以免为志士所耻笑，还是承认：“梁启超，著《新民丛报》以鼓吹革命主义之人也。”[148]
蒋智由后来对梁启超的宣传效果曾有如下评论:
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溯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梁所主任之《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最后之《国风报》，何一非与清政府为难者乎？指为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复容存立。于是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149]
严复更从反面剖析原因:
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150]
海外留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各种西方或由明治日本转述的近代思想，对于梁启超等人的崇敬心相对较淡，他们知道后者所鼓吹的大都是教科书式的常识，有人还揭露其抄袭日本人的著述。如《大陆报》就曾指出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字。[151]不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还是成为他们借资的对象。邹容著《革命军》，借用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的内容[152]，杨毓麟著《新湖南》，更是仿效欧榘甲的《新广东》。所以叶尔恺1903年谈到留日学生“濡染习气，徒肆嚣张”，就指“仇满之义，发于《新广东》，最为无理”。[153]梁启超的革命宣传主要在1903年拒俄运动之前，所起效果实际已将革命情绪充满青年胸中，拒俄运动只是使之宣泄，将内在的革命情绪公开化了。
今人常将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对于革命风潮初盛的作用比喻为种瓜得豆，实则梁启超当年本来就是真心种豆，只是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局面果然到来之际，他逆流而动，自悔初衷，从弄潮儿变成异见者。以今人的眼界看，革命与否对于社会发展的利弊尚可讨论，但回到历史现场，尽管一段时期内革命与不革命还能够平等对话，可是后来的历史进程却是革命狂飙的高歌猛进，以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上革命的色彩越来越浓重，异见变成异端，革命与否成了区分正邪是非的标尺，梁启超光彩照人的历史形象在后人眼中因而不免褪色。
仅仅依据梁启超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公开文字，希望把握其思想的脉络系统和政见倾向，并不一定能够深入其心境，同一理论之下可能存在多种政治选择，而同一政治主张可以来自多种理论的作用。尤其是像梁启超这样流质易变之人，处于易变过程之际，不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暗两面之我也各自不同甚至彼此交战。过于固定的解释，反而容易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泥淖，难以发现历史真相之所在。
<b>注释:</b>
[1] 董方奎：《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第79—148页。
[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3]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注意用梁启超改译明治日本的史传及其与保皇会同人的通信进行比照，把握梁对待革命的思想变化轨迹，相当近真。而该研讨班的其他参与者从各自的主题出发，对此问题的看法与结论虽然大体相近，具体时空人事的判断仍然歧异不小。参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88页。
[5] 黄彰建：《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2页。
[6] 此节文字，1959年7月9日《光明日报》刊布为梁启超1898年10月26、27日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修订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从此说。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将时间置于1898年10月中旬，注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0年8月至37年6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MT—16143，文字与《光明日报》偶有不同。
[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30页；《革命逸史》第2集，第30、111页。
[8] 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第148页；《革命逸史》第2集，第34页。。任教于万木草堂的田野橘次称之为“不易得之奇青年”，“眼光炯炯，精彩斐然，不平之气，常动眉间”。一夕，罗将田野从睡梦中摇醒，曰：“起！起！君果有革命之志，今非其时乎？……仆尝潜于广西山中（即山贼……也），昨得其一信，云有同党四百人，将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君倘真愿革命，则请与仆偕往广西，以一试其屠龙之技乎？”罗还曾对田野说：“使山贼获金，以为资，而修圣人之学，是或一道也。”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