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亡走海外的康有为师徒为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创和国内外风云变幻的局势，采取种种对策以图力挽狂澜。面对沉重的外部压力以及与其他革新派系错综复杂的关系，保皇会内部在政略和战略决策方面出现了各种意见分歧，其中一条主线便是革命与保皇的取舍。围绕这一宗旨选择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保皇会的历史，并且几度导致保皇会的内讧甚至组织分裂。
既往的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庚子年为革命与改良的重要分界，但受革保双方后来历史记忆偏差或故意扭曲的影响，目光集中于汉口自立军，又以非此即彼的两极观立论，强调保皇会与革命党争夺的一面，而将其内部的政见分歧与公开宣传的差异，视为别有用心的权谋。台湾张朋园教授于1964年出版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在收集、研读当时可见史料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了迄今为止仍不失为最具洞见的论述。只是许多史料尚未问世，不解症结仍然存在，一些关键论据似能作两可理解，加上历史环境作祟，因而后续各书（尤其是海峡此岸的论著）并未采信其主要论点。
随着收藏于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港台和大陆等地的相关史料渐次发表，各个环节的事实真相逐渐显现，已有学人继张朋园教授之后指出梁启超的“实为革命”并非骗人，而是其真实感情、理论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并进而论述了梁的革命活动、宣传及其与康有为、黄遵宪就宗旨差异展开争论的过程和要点[1]；复有学人从概念的发生演变入手，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的观念与行为在中国展开的历史进程。[2]由此反观保皇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可见在“革命”被固定化神圣化之前，并非革命党人的专利；同是革命取向的政派或个人，也有政略的不同与利害的冲突。革命与否的分界，仅仅依据组织系统并不能够划分清楚。
由于各种已刊未刊资料被打散成为片断，相关人事及因果时空的判断存在不少错误，迄今未能恰当地连缀拼合，并据以恢复史实。已有的若干判断因论据尚嫌粗疏，难以征信定案。有的研究在个别问题上相当深入，可是不能兼顾各个方面，很难对相关人物摇摆不定的思想脉络全面梳理，仍然不免见仁见智。[3]从相关人事前后左右的联系入手，以求解开索扣，揭示保皇派言革人物的心路历程及其革命言论的反响作用，对于庚子勤王与保皇会的研究，当可深入一层。
<h2>第一节 变法与自主</h2>
戊戌前康有为一派大抵坚守和平变法路线，但直到1898年，才出现自上而下实行变革的契机，令他们觉得可以施展抱负。因此“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人略显躁进的变政措施，明显地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急切心情。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中国各界人士感到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纷纷行动起来，准备采取各种非常手段。面对旦夕危亡的时局，这种时不我待的心理，加上长期宣传鼓动和结党组织屡屡受挫，使得康有为、梁启超开始考虑调整行动方针，以图应变。关于此事，狄平的《任公先生事略》记载得相当详细: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4]
此文的遣词用字，显然受后来时局变化的影响，观念与事实均有所夸大变形。
不过，此文所记大要虽与保皇党人后来故意掩盖其一度尝试武力反清的主导倾向不合，却有相关材料可以印证。1901年康有为致赵必振信中说: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至[圣]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遵宪）、徐（仁铸）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5]
庚子勤王失败后，保皇会讳言曾经“言革”，因此康有为只讲民权自主。实际上戊戌前入湘的梁启超等人确已主张“革命”，只是其观念更多地偏于中国古义，与转换后的近代语义不大相同。梁启超逃到日本不久，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及国内局势，他说: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6]
这印证了狄平所说虽系事后回忆，却大体近真。
由草莽而革命，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康有为门徒中便不乏暗中结交江湖的志士。出身万木草堂的嫡系中，欧榘甲原籍广东惠州归善，该地素为秘密会社渊薮，“其乡人多入三合会”，“榘甲少居乡，结识会党首领颇多，因亦名厕会籍”。“少与邑中秘密会党游，持论激烈”。[7]罗伯雅为广东番禺人，善结交绿林会党，“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8]
康、梁一派的应变，并非仅仅停留于口头，一方面，如梁启超所说，先后入湘任教于时务学堂的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等，以激进民权思想灌输给青年学生，启迪其变革之心和种族观念。不过，这时梁启超等人虽然“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还是不能公然“盛倡革命”，只不过于“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9]，“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10]，“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据说还“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11]而当时顽固党罗列的罪状是梁启超“惟恃康有为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为乱臣贼子布置党徒，以遂其私图。即在学堂所著学生日记等类，悖谬之言，不一而足”，所举“大可惶骇者，如言君统太长，又言今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其令人万不敢述而不忍不言者，如论《孟子》则指本朝轻赋为大貉小貉，论《扬州十日记》则指本朝用兵为民贼，令人发指眦裂等语”。[12]这与梁启超的事后回忆多少有些差距。
坊间传闻有人揭参梁启超，将其原批另抄粘呈。“折既上，上曰：‘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以罗织之耶？’”[13]则至少从实际效果看，其言论的启蒙色彩多于革命。如时务学堂二班生林圭，“受粤人欧榘甲之教育。欧固康弟子，倡公羊张三统之学。林君化之，不复为前日之佻达少年，而究心于经世”。政变后林圭随毕永年往来江湖间，“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先是，林囿于欧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闻见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14]。林圭入时务学堂较晚，所说至少反映康、梁一派得到光绪重用后，政略发生变化，教育方针也许随之改变。
培养青年，应是长期计划，另一方面，维新派还有组织应变的准备，并尝试直接掌握武装。与康有为商定大计的谭嗣同回到湖南，提倡设立团体，“讲致用之学，为爱国之基”[15]，此即后来自立会的发端。其时原在湖北练兵的黄忠浩受湘抚陈宝箴之邀，返湘整饬军事，谭嗣同等欲乘机以兴办团练为名，聚集会党首领到黄忠浩营中培训。1898年4月19日谭嗣同致函欧阳中鹄，告以:
前商团练事，绂丞所拟之办法正与尊意同，而师中吉所拟之办法又与绂丞同。师说在绂丞前，唐说在夫子前，而彼此暗合如此，亦一奇也。绂丞及嗣同于前七八日已函商岳生，请由县送百人至省，即令师中吉统之往泽生营中学习。面商泽生两次，大以为然，并极赏识。师中吉闰月即可率百人住其营中，渠必加意训练云云。……嗣同等及师中吉所知之勇力果敢之士不下数十人，即可由师中吉一手招募百余人，而请各绅选试，可选得百人。师中吉带至省城，再由泽生选试，必易精矣。[16]
5月25日，欧榘甲、韩文举、叶湘南曾与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一同到黄忠浩营中聚议立营学等事。[17]戊戌政变之际，康有为等希望毕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里应外合，执西后而废之，并致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即为这批“勇力果敢”之士。正因为维新派事先有所鼓动，政变发生，有人企图“割据湖南以勤王，不奉诏”[18]。广西方面，康有为也有类似布置。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期间，劝唐景崧以圣学会名义归乡办团。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用意之一，当是为武力应变做准备。
与兴中会谋求建立合作关系，也可以视为应变的准备之一。其路径分为两条，宗旨也不尽相同。其中之一，是由谢缵泰、康广仁接洽的和平变革路线。而另一途径，由孙中山、陈少白及广东兴中会骨干主动联系，宗旨并未局限于变法。
<h2>第二节 复辟与革命</h2>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人亡走日本，原有的地位骤得骤失，当务之急是设法让光绪帝重掌权力。他们虽然不赞成冒险而谋之于下，主张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争取日、英、美三国出面相助，其实并未放弃谋之于下的路线。其方略有二，一是暗杀行刺，一是武装勤王。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到香港，寻求宫崎寅藏的帮助，后者趁机建言以武力兴师，实行共和。康有为没有接受宫崎的建议，却也明白一味循和平路线难以挽回大局，他依然相信只要光绪复位，重掌权力，一切革新事宜仍可照旧进行。而光绪复位的主要障碍便是西太后，所以当务之急是将西太后及其死党除去。在借助日本壮士行刺的企图被宫崎拒绝后，便在门徒中选派充当刺客之人，以后又改为以金钱买死士。保皇会的暗杀活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
至于宫崎寅藏的起义军于中原一策，康有为也没有完全拒绝，只是将政治目标由共和改为复辟。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号令。其政治目标虽然与兴中会不同，行动方式却趋于一致，因而增加了双方的共鸣。还有几种因素促使维新派与革命党相互呼应：其一，兴中会继续主动寻求合作。戊戌政变后，孙中山在日本几次登门拜访康有为等人，表示合作的善意。维新派对此态度分歧，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的主张各自不同。唐希望两派牺牲小异，同力合作，摒弃保皇或排满名词，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康有为则坚持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保持距离，并几度拒绝与孙中山会晤。[19]不过，与此同时，康有为对杨衢云、谢缵泰的联合请求给予积极回应，赞成他们关于两党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的意见。[20]
其二，日本人士的压力和影响。1898年由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其部分成员主张支持中国实行反清革命。早在康有为到日本之前，宫崎寅藏在香港与康门师生会晤时就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不能妄想以一纸上谕清除中国的积弊，要使改革的上谕发生作用，必须具备罢免大官的实力，即以武力作后盾。而兵马大权掌握在大官手中，秘密结社又都以倒清扶汉为旗号，因此，中国改良之难，实较革命为甚。如果光绪真是英主，可让其主动退位，以选举实行共和，平满汉、官民之界。万不得已，则只有由康有为“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待势力稍盛时，使皇上投向这边。要想不流血而扫除积弊，等于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决不可能的”[21]。宫崎寅藏还向平冈浩太郎、犬养毅等人建议:
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
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如就（中国）国民的观点来说，除非非常的英雄仗义奋创，以革命的事业一扫多年的腐败政权，显然不可能维持今日的老大帝国”。[22]
1898年12月出版的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2号，刊登了该会评议员池边吉太郎的论说《改革か革命か》（第4号连载），正式公开提出中国政治变革的宗旨选择取舍问题。文章从伊藤博文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演讲谈起，认为依据中国各方面的实情，改革比革命更加困难。[23]这与宫崎寅藏的观点完全一致。该会及该刊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关系密切，梁启超在《东亚时论》上发表多篇文字，《清议报》也多次译载该刊的文章。
诚然，东亚同文会的基本方针并非倾向革命，《东亚时论》第1号所载江藤新作的《支那改善策》，即认为改革政治非局部而是整体，实行之途有二:
曰主权者也，曰革命之军也。依兵力扑灭满清政府，更树立新政府，则改革政治风俗，最容易也。虽然，革命军得其势力，不得不待其机运熟。且革命军而至成其志，其间支那国土，惨害必非常。以情论之，邻邦兄弟也，不忍成此举也。依主权力改革之，不如革命军之惨害，可以平和行其事，余最所希望也。[24]
《清议报》第18、19号以《支那改革论》为题译载此文，对于池边吉太郎的文章则没有正面回应，至少表明公开态度有所差异。但日本人士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维新派的深思反省。
其三，清政府血腥镇压变法激发了维新派的反清意识，不仅湖南的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复仇心切，梁启超等万木草堂弟子也群情激愤。梁启超在《去国行》中就表达了此种激情：“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他向往明治新政能够“驾欧凌美”，更知道盛世来之不易，“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并且誓言：“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25]出非常之策大干一场，成为他们向往的首选方略。
在此背景下，康有为一派出现分化。戊戌以来，康、梁表面连在一起，实则分别甚大。后来梁启超谈到与乃师的区别，认为最相反的一点，是“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并具体提及三十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与“改制”。[26]其实师徒两人的分歧不止于此，或者说，因此一点，双方的差异始终而全面。竹内弘行《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一文指出，康、梁从初会起就不一致。[27]戊戌期间，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刊行后，不少维新人士觉得其“浅陋狂谬，学术不正”，而对梁启超以通才之资，不能摆脱乃师，颇感惋惜。[28]汪康年将此意转达梁启超。
面对质疑和劝说，梁启超坚决维护师门的统一性，声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29]可是，康、梁的分别，不仅世人从其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可以客观判断，与之有所交往者，更能察觉其主观意向的不同，吴樵函告汪康年：“康徒惟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30]
保皇会的分化逐渐加深，开始体现于宗旨与组织的异动。组织方面，梁启超对于和其他政派合作一事的态度相对积极。1899年2月，他代表康有为出席在犬养毅寓所举行的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的会谈，情形相当融洽。据说其对孙中山的言论异常倾倒，有相见恨晚之慨，并表示要请康有为闭门著书，自己放手做去。
3月，康有为离日前往加拿大，梁启超等人更加频繁地与兴中会员接触，赞成联合与合作。1899年5月，他和唐才常等人继承谭嗣同的遗志，组织自立会，鼓吹：“大丈夫之贵自立也。横览古今中外多事之际，则英雄豪杰乘时而起焉，岂尝有某人限做某事，某事必待某人哉。大抵凡有志任事者，则天下之事，皆将成于其手，洵乎英雄豪杰之本无种也。”[31]这显然有超越勤王保皇的志向，与康有为的主张有异。
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和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学璟、梁炳光、陈国镛、麦仲华、谭柏生、黄为之同结义于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32]这12人均为政治情绪较为激烈之人，此事显然和与革命党合作之事宜密切相关。[33]因此，保皇会成立后，梁启超等人对其宗旨方略似乎并不热心。
革、保双方的交往促使保皇会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反清革命，与孙中山的政治立场有所接近。1899年秋季，基于联合大举的共识，两派开始进一步接洽结合。尽管宗旨上梁启超等人与兴中会趋同“言革”，双方“订交”的内容还是合作而非合并，而且保皇会中激进派“言革”与革命党毕竟同中有异，组织方面继续竞逐争夺也在情理之中。
保皇派的异动，不仅体现于暗中“言革”以及靠近革命党，甚至公开的文字宣传也可以见到与时序相当吻合的日趋明显的变化轨迹。梁启超在1898年12月创刊的《清议报》第1期上发表论说《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开始谈及欧美近代史上的革命可能在中国重演。他说：“今试言满人他日之后患，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米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他并不排斥革命的结果，只是认为在中国发动革命的社会力量尚不具备，贸然实行，将会导致内乱外患。
今我国之志士，有愤嫉满人之深闭固拒，思倡为满汉分治之论，倡为革命之论者。虽然，其必有益于支那乎？则非吾之所敢言也。凡所谓志士者，以保全本国为主义也。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民之众，家揭竿而户窃号，互攻互争互杀，将为百十国而有未定也，而何能变法之言。即不尔，而群雄乘势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国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
这与他和志贺重昂谈话的观念相当一致。将希望寄托于光绪复辟，可以说是康有为一派政变后的首选政略。至于通过外援、勤王还是暗杀来实现这一目标，只是手段问题。
梁启超等人拒绝“革命”，除以西史为鉴，担心革命的惨烈，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革命”一词正处于中外新旧概念转换的过程之中。他们已经意识到，“天下之理，非剥则不复，非激则不行”，即使“列国改革之始，未尝不先之以桎梏刑戮干戈之惨酷”。美国独立后，“凡所谓十九世纪之雄国，若英若法若奥若德若意若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汤蹈火者，项背相望。……世之浅见者，徒艳羡其后此文物之增进，民人之自由，国势之浡兴，而不知其前此抛几多血泪，掷几多头颅以易之也”。[34]同时，受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的影响，知道“十九世纪，为政治上竞争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为经济上竞争革命之时代，此有识者之公言也”[35]。这实际上等于承认暴力流血为人类进化的媒介。
而中国“革命”的本义，指用暴力手段实现改朝换代，不过一家一姓的鼎革而已。1897年3月，章炳麟在《时务报》第19册发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便明确宣称:
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士，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梁启超在《横滨清议报叙例》中也指出:
我支那数千年来，义侠之风久绝，国家只有易姓之事，而无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闻有因国政而以身为牺牲者。
保皇会系统中最早公开正面宣传“革命”者，当推欧榘甲。戊戌政变前，欧榘甲和韩文举、叶湘南等从湖南到上海[36]，政变时曾为康有为联络日本《亚东时报》馆人设法救援。[37]欧任教于时务学堂时，与同事唐才常“至相得也”，临行唐赠以五古《侠客篇》，“读之怒发上冲……汉上勤王之志，肇于斯时矣”[38]。受唐才常的影响，欧榘甲对与革命党人合作一事，态度明显较康有为积极，而与梁启超一致。1899年3月初，在梁启超与孙中山于犬养毅宅会谈后不久，欧榘甲也与孙中山会面，讨论良久，孙中山畅所欲言，而欧榘甲依然受制于康有为，不能做主。[39]
在康有为的挟制下，欧榘甲的文字宣传一度也坚持“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40]。但是面对清廷的高压，除极力鼓吹自由民权观念外，其不平之气仍时有宣泄。如针对清政府“诬义士为乱党”的攻击，他撰文痛加驳斥：“乱之所生也，皆起于不均不平不通不安，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不安，又皆起于在上者愚民之虐政”，“而此不均不平不安不通之政，曾不肯改革之，以俾平民享一日生人之乐，不均则争，不平则鸣，不通则悖，不安则倾，如怒潮之激动，如火山之迸发，佛兰西乃起而革命，美利坚乃起而自立”，呼吁“支那义士相率而起”。[41]
菲律宾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欧榘甲一方面感到“非律宾尚可自立，安有中国不可自立之理哉？”一方面乘机表达了对近代世界历次革命的正义性的肯定:
美人抗英立国，而后自由之光，照耀于大地，独立之气，蒸涌于五洲，自非冥顽不灵之族，大惑不解之伦，野蛮无知之俗，莫不被其流风，鼓其热望，以自由为天赋之权，独立为生人之本，人人皆当保护安全之，不可受人压抑，非如草木禽兽横生倒生寄生，不能自由独立，受命于人。此理印于人人脑中，故于在上有损其自由、制其独立者，必起而抗之，于是列国革命之事起。此非民之敢于抗上也，为其扼人自由，制人独立，害天理，损人为，不得不深恶耳。[42]
一个月后，欧榘甲为纪念戊戌政变周年发表论说《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再度论及近代欧洲革命，态度更加鲜明：“当欧洲百余年前，革命之惨，至于血河头山，然而其文明之度，即以此而大增。”并将戊戌政变视为“文明之运将至亚洲大陆而先为严冬苦雨”的表征。[43]
1899年10月25日，《清议报》刊登了欧榘甲撰写的《中国历代革命说略》，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开为“革命”正名的第一篇文字。照欧榘甲看来，中国历代的“革命之运，或进或退”，不仅“与黄种盛衰伸绌有大关系”，而且“与今日改革时机尤有相为影响者”，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与近代革命相联系。他盛赞三代之治，认为尧舜“虽非与今世完全之民主国相同，亦当时之大圣，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批评时人所谓“中国无民主种子，革命后不能为共和之治”的论调“皆大谬误，不知孔子之大义者也”。又区分历史上的“家族政治”与“庶民革命”，斥责夺占国人所有的“假革命家”坏了革命的名声，“家族为国之时代已成熟，其先德入人之心，庶民革命之时代尚幼稚，而所为又拂民之欲，则民宁安于家族政治之下，而不愿遭庶民革命之惨。读佛兰西革命史，杀人之多，大乱之频，几令人不敢复言革命事，而王族之党欲窃发而起者，犹时有焉。盖革命势尚未成，一革再革，至于三革，而不能成功，则人厌乱，思其旧矣”。自真革命家汤武顺天应人，“革之时义大矣哉。今革义行于五洲矣，革效被于四海矣，其风潮起于环地中海……自今文明世界，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饮一啄，一波一沤，皆欲自由之光荣，新华之昭耀，而原其始也，莫不有革命为之别开天地，重光日月，以有今日也”。
近代亚洲大陆虽然“革运稍为阻耳，然其期亦不远矣”。革命既然“莫不藉铁血之威，掷千百头颅，流千百膏血以易之”，孔孟至仁大圣，何以目为应天顺人？即因天赋人人以自由之权，独立之性:
人人尽其自由之权独立之性而不相侵，斯谓能守其职；人人捐其自由之权独立之性而不相吝，斯谓之能成公益。如是则均平，则安乐，无偏无颇，众民欣和。若夫纵一己之自由，而压众人之自由，伸一己之独立，而缩众人之独立，是视己如天，视人如畜。众民者已供其身家财产，而身又陷于犬马奴隶之籍，终其身无一日生人之乐焉。夫以犬马奴隶待人，实悖天道，实害人理，以犬马奴隶自待，亦悖天道，亦害人理，如是则不均不平不安不乐，雷霆撼天，水中生火，如是不革命，则为黑暗之世，地狱之世，生不如死，有不如无，乾坤毁而天地灭矣。故必有大英雄大豪杰崛起，而涤荡犬马奴隶之世界，而为人类最贵之世界，开豁黑暗地狱之世界，而为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则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
他又引述西人所说“文明者购之以血也”，“将独夫民贼之血洒地球而皆红，则民安矣”，以及史学家所谓“欲革千人之命者，必流百人之血，革万人之命者，必流千人之血，欲革亿人之命者，必流万人之血，古今万国之通例，不可规避之事”等至理名言，论证“革命者，去野蛮而进文明必经之路也”。古代至圣虽主不杀，亦因革命为理之必至，势所必然，而予以首肯。
按照《清议报》的说明，此文尚有续篇，但此后却不见刊载。其原因从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寻踪迹。有学人从文章的观念多与孙中山相近，判断其受后者的影响，不无道理。[44]只是所受影响不仅来自3月欧榘甲与孙中山的会晤，更与后来双方的频繁接触乃至订交有关。不幸，这种合作势头因康有为的到来而被打断。10月24日，康有为赴香港途经日本，因日本政府拒绝其登陆，在横滨港口的轮船上与专程从东京前来的梁启超秘密会谈。[45]所谈内容不知其详，次日康有为离开横滨前，托水上警察署署长向山手町百三十九番《清议报》馆的欧榘甲转送一封信，大意为惋惜暂时无法面谈，到香港后会再次来日。至于将来事业，包括以前所说各事，应在日本奋励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的末尾，康有为特意告诫其时刻不忘勤王趣旨[46]，则很可能梁启超在会谈时提及与革命党人合作及宗旨转换问题，而康有为又看过刚刚出版的新一期《清议报》，对欧榘甲鼓吹革命的文章极为不满。
10月27日，由欧榘甲主笔的《清议报》馆火灾被毁。11月2日，林霭云抵达横滨，与欧榘甲密谈。11月8日，欧榘甲离开横滨前往香港和康有为商议善后。[47]11月14日，冯镜如也前往香港与康有为商议今后报馆的处置。冯氏坚持保皇立场，当不能容忍欧榘甲继续鼓吹革命，所以欧榘甲不能回任，文章也不能续完。1900年初，欧榘甲赴加拿大前在香港曾与唐才常再度聚首[48]，后又由加拿大转往英国，据说还一度回国任事。[49]1900年2月22日，代替欧榘甲为《清议报》主笔的麦孟华抵达横滨接任。[50]
勤王失败后，欧榘甲和徐勤、梁启田等人被派往旧金山主持《文兴报》事。冯自由各书关于梁启超等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人离合的种种说法，如上书康有为劝退为徐勤告密以及欧榘甲撰文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被发配美洲等，虽然事出有因，但揣测之词甚多，中间环节缺失不少。
冯自由所记，也有蛛丝马迹。壬寅十月、十一月，梁启超曾数次上书康有为，所言当包括与革命党合作事。此事令康震怒。1902年康有为因梁启超“决言革命”，复函徐勤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51]则1899年梁启超曾因言革而遭到徐勤的坚决反对。冯自由诸说，当由这些事实因缘而来。
<h2>第三节 勤王与民政</h2>
梁启超等人的“言革”倾向受到康有为的压制，不得不有所收敛，上书引过。但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函徐勤，仍然揪住梁启超不放，责其“违命”“专谬”[52]。所说从梁启超的几封信可以得到印证。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在致《知新报》同人信中反躬自省：“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表示要“痛自改悔”，每日以克己、诚意、主敬、习劳、有恒等五事自课，以去病根。同月23日致函康有为，又讲读《曾文正公家书》而“猛然自省”的心得:
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而道心则日浅，似此断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间上先生各书，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
所说之事，不仅是汇款疏慢，以误大事，显然还包括宗旨的分歧甚至组织的异动。所以梁启超在4月29日复康有为函中说：“弟子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知），愿自改之。”
不过，梁启超的忏悔，似乎仅限于对待康有为的态度应当保持尊师的恭敬，并非完全放弃宗旨和组织方略的权宜变化。所以接下来又明确表示：“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废食”，主张“办天下之事，须合天下之才，然同门之圈限已定而有尽，不同门之圈限未定而方长”[53]，并坚持自由之说。他从檀香山函告孙中山以“从权办理”，这也就是他前此所说：宗旨务求独立，方略随时变通。[54]其“随时变通”不仅对孙中山而言，对乃师同样如此。
立储事件后，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备，但勤王的成败系于光绪的安危，而保皇会恰恰无法保障光绪的安危。其时关于光绪病重的传闻不绝于耳，对此康有为可以不顾一切，梁启超却对勤王的成功与否以及如何应对局势变化表示担忧。1900年4月13日，他致函康有为，讨论勤王方略之后，谨慎而明确地提出两点疑问，希望康有为明确答复：其一，
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尚极远。如何然后可以使皇上脱离苦海，将直捣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敌荣下五军否？即能敌之，俄人岂能不出而干涉，以我乌合抵俄虎狼，必无幸矣。俄噬北京，实践其势力范围，英、法岂肯坐视，是使我功败垂成也。若先画江以待力足，则我皇忧病之躯，能待我乎？先生所以处此者，望告。
其二，
现时皇上既已呕血，外使觐见，言天颜憔悴异常，想病重久矣。……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55]
康有为如何答复，从4月29日梁启超对其来书的复函中可以窥知大体。梁的答书全面反映了师徒之间的宗旨分歧，针对康有为“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的表态，梁启超直截了当地予以反驳，声称自己始终不放弃自由之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而且梁启超所说的“自由”，
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他反对康有为借“自由”一词的翻译不妥而“诋其意”，“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
康有为“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并指梁启超“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梁辩解道:
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
他坦然自认鼓吹法国革命并非受日本的影响，相反，“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56]“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无自由，历代鼎革之惨祸，也不在法国之下。“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康有为坚持欧洲近代文明与法国革命无关，梁启超对此表示“甚所不解”，并引据《泰西新史揽要》等书所载相关史实，力证“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所以“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更形象地称法国革命为“十九世纪之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针对康有为明确表示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梁启超“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国民的智富愚弱，关键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而实现自由，须由自治。“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
梁启超自称上述为“心中所蕴，不敢自欺”，“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57]其实这是坚持其戊戌政变后的一贯主张，将中国革新事业成败的关键放在兴民权立民政之上。梁启超在《自立会序》中引述“西人之常言曰：国之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立之权，人民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其有自立之志与自立之行”。进而论道:
嗟乎！中国之失自立权也久矣，忧时之士，扼腕竖发，太息痛恨于执政者之非其人。夫执政者之罪，固无可贷焉。然岂不闻乎国者民之积也，未有人人不思自立，而国能自立者，亦未有人人思自立，而国犹不能自立者。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故我辈亦当责诸己而已。己苟能立，天下之事待我者多矣。[58]
就在复康有为来函的前一天，梁启超致函孙中山，商议双方合作共举之事，劝说后者顺应废立事件后勤王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势，改“倒满洲以兴民政”为“借勤王以兴民政”，“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59]
梁启超后来的行为，显然实践了他的诺言。他积极支持包括湖南、江浙维新派和革命党在内的各派联合长江大举行动，而各派联合阵营的实行民政、仅予康有为以虚名等决策，与梁启超的设想相当吻合。所以，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中，作为第二号人物的梁启超，由于得不到师尊与同门的认可和信任，实际上处于旁支的地位。梁启超曾经主动请缨，要求到澳门主持保皇会总局，未得批准，只能远游海外筹款。
不过，对于梁启超提出的“万一”忧虑，康有为也并非毫无考虑。他曾亲口告诉加拿大保皇会骨干叶恩：“上不能救，则必自立，且言求广东自立。”[60]在其使用的电报密码中，既严格区分“孙党”“我党”，对兴中会保持戒心，又有“一于定勤宗旨方易办事”，“一于定革宗旨方易集事”[61]的权宜选择，可见至少作为政治旗号，康有为和保皇会对于勤王尊皇的号召力及长远性缺乏足够的自信。
<h2>第四节 讨满与保皇</h2>
勤王运动流产和自立军起义失败的血腥，再一次令革新势力感到，在清政府的统治下由和平方式寻求变革，实在是南辕北辙，加上保皇会使用海外筹款虚耗多而实效少，引起不少传闻揣测，参与勤王密谋的各派势力迅速发生分化。首先是湖南党人对康有为不满，继而留日学生日益倾向革命，海外各埠华侨也日趋激进。环境压迫之下，保皇会内部再度出现“言革”之声，所引发的风潮，几乎导致保皇会组织的瓦解。
仔细分析相关史料，庚子后各方面的激进倾向，或多或少与保皇会中一度“言革”的梁启超等人有所关联，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彼此共识共鸣的体现。1901年，担任《清议报》总理的冯紫珊致函美洲保皇会，“述及留学生宗旨与吾党不同之事”，梁启超得知后解释道:
此亦不过其中之二、三人耳。冯君忠爱之心最盛，义形于色，故直责之亦宜也。盖此辈学生中，每愤激时政，深恨满洲人，因而立言，观其所出《国民》，想大略可见。但弟居东亦常与彼等谈论，自能潜移默化之，终必为吾党之用，不必过虑也。[62]
其实提倡讨满革命的留学生如秦力山、唐才质、郑贯一等，均为梁启超的学生，并且参与《清议报》的编辑。
秦力山愤于庚子自立军失败，对康有为极为不满，与梁启超却仍然保持关系，继续参与《清议报》的编辑事务。他到新加坡调查保皇会海外筹款账目后，曾告知梁启超，邱菽园有意再出十万元，由梁启超返回日本，主持内事全局。[63]对于秦力山，梁启超既是“讲堂说法更吾脑，廿岁浮生不二师”的蒙师，又是“自由平等经开凿，独立新民任主持”的精神领袖。而梁启超也曾向他表示：“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卢梭）孟（孟德斯鸠）高文我本师。铁血买权惭米佛，昆仑传种泣黄羲。”
1901年6月，秦力山在所办《国民报》发表《中国灭亡论》，对康有为、孙中山均予以严词抨击，唯独不涉及梁启超。[64]此后，他“与任公寻仇，至不相往来”，原因很可能是其“宗旨唯在革命”[65]，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彻底革命”，“推翻现今的暴虐政府”[66]，而梁启超却不能痛下决心，依违两可。
郑贯一在担任《清议报》编辑的同时与冯自由等创办《开智录》，公开鼓吹中国时局“正适一大革命之好时机也”，“有志于铸革命之剑”。[67]1901年，梁启超派唐才质前往澳洲雪梨，唐趁机抨击保皇，宣传革命，保皇会因“郑贯一、唐才质相攻之事，于会事大有碍”[68]，但碍于梁启超的面子，不便反击，以致失去这一重要阵地。事后康有为抱怨梁启超：“自唐才质往雪梨后，吾累与该埠书，皆不复，今一年音间绝矣。吾始欲攻唐，又碍于汝所遣往，今则已为唐化，无可复言。故汝虽不攻我，而攻我多矣。”[69]
庚子以后，保皇会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放弃武装勤王，但除了部分成员对广西会党游勇起事仍然关注外，实际上在康有为的主持之下已经草草收场。而为了便于筹款，各地保皇会会员不得不顺应华侨社会普遍激昂的民气，继续以起兵为号召。同时一部分本来倾向革命的保皇会会员开始冲破康有为的禁令，或倡革命，或唱类族，或主分治。[70]
鼓吹自立，本来是得到康有为认可的方略，用于万一光绪不及救之时。叶恩即于1901年上书两广总督陶模，引孟子民重君轻观、世界公理和近代历史，要求破除媚上与媚外积习，速求自立，以存中国。[71]可是保皇会言革一派的宣传愈趋激烈，不断将自立引向反清革命。其中欧榘甲一马当先，在所主持的旧金山《文兴报》以“太平洋客”为笔名，发表《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长文，连载27篇，“‘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72]。其他康门弟子纷纷响应，在《文兴报》《新中国报》《新民丛报》发表激烈言论。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虽然声明“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73]，但激烈的情绪时时显露于报端，又因反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与之信函来往，相互驳论，流露出提倡国家主义、赞成破坏主义的倾向。
其时康有为远在印度，对保皇会会员尤其是万木草堂嫡系弟子纷纷言革的情形不甚了然，但曾经有过言革之举的梁启超的言行引起他的警惕。1902年春，康有为致函梁启超，“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梁启超虽然觉得“此事有甚难言者”，还是复函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于大同，因为其改信国家主义，在论国家思想时将大同说拿来作衬，忘记此说在中国为乃师发端。他指出大同学说“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并非故意攻击康有为，而且保证此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然而，至于“真有难言者”的“民主、扑满、保教等义”，关乎政见宗旨的大是大非，梁启超决不轻言服从，他坦率地表示：“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这篇“披心沥胆”的答书，可谓梁启超有心与乃师立异的政治宣言，他声言: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不但如此，梁启超还宣称其主张并非一己私见，而是代表同门的公意。对于康有为畏惧的“破坏”，梁启超自己“亦未始不惧”，
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接着，梁启超更在谁能反映全党公意的问题上挑战康有为的权威: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74]
读过梁启超的来函，康有为觉得大事不妙，立即采取措施，他致函各地弟子，告诫其严守保皇立场，并观察反应。不久，康有为陆续收到各处弟子的来信以及寄来的《文兴报》等报刊，对于弟子们“极发自立之事……以为鼓动”大为担忧，惊呼：“何为出此亡国奴种之言也？”痛斥弟子“不学而误读书”，法、美革命自立的情势与中国绝不相类，革命自立必然导致中国分裂而亡国，并以印度分立致亡为据，主张“保全国而合大群，求民权而立宪法”。其中“或以中国政府纷乱，必不能保全中国，思有以振倡人心，则不得不借扑满革命为名以耸之，犹日本之变法，先借排幕为名，实不得已也”，当隐指梁启超，而“妄言广东自立”，“详论之至二十七篇”，则明指欧榘甲。[75]
保皇会会员肆无忌惮地“猖狂言革”，令康有为感到事态极为严重。1902年6月3日，他复函徐勤:
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疟发□，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而已。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死吾而已。……吾始于同门中，以汝为忠毅可倚，今汝若此，吾何望矣！今不能转人，乃致为人所转，吾志自立，义自定，岂关他人之何如耶？……所言啖饭尤谬陋，任大事岂为啖饭处耶！且今译局成，次望商会，岂不言革，则无啖饭处耶！议民权政权，制立宪，无不可言，何必言革。《新民报》原甚好，但不必言革耳。
痛心疾首之余，显出几分恼羞成怒。为此，康有为对弟子们下了最后通牒:
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无多言。将此示云及远，并示力。[76]
同日，康有为又致函罗璪云，告以“今天之言革命者，其极亦[不]过欲得成立宪政治，民有议政权耳。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屠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是我等不独不能自保，而反自鬻之也”。“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至于“扑满之说”，其认为“尤为无□[稽？]”。并且表示:
仆亲承衣带之诏，愧不能救主。若革命说，则他人之妄想，仆不敢从也。即门人各报，时有他论鼓动人心，然实年少，阅历未深，忿激过甚者耳。且恐上有变，则为此耳。若今日施之实事，实未能行。苟然皇上已遭变，而又数年之后，全国民智大行，内地人有雄心，饷械大积，万不能言此，妄为举动，徒去人才及费大饷耳。仆一切皆经阅历之言，固未敢妄动，尤不肯言革，惟君明照其故，将此布告同志。今惟有成就商会公司，厚积饷源一事。若饷源大集，则进退裕如，无所不可。[77]
由此可见，勤王保皇在康有为已成筹款的托词。不过，尽管他对于弟子们纷纷改弦易辙肆意言革之事十分震怒，开始仍然想内部解决，以免引起保皇会组织的分裂。
恰在此时，康有为收到加拿大保皇会的来函，得知华侨为广西、直隶等地的民变所激励，情绪日益激进，遂于6月11日函告李福基等人:
皇上舍身救民，至今无恙，天命攸在。吾会全以保皇为宗旨，累电救主，既著成效，岂有半途而废者乎！望告同会中人，勿为异说所惑，自生变乱。……凡乱党中，即日假借汉人民权言以鼓人从之作乱耳，实则其魁皆有君主之心，徒借吾四万万人头颅，以供彼君主之欲。不观于法国之拿破仑乎，天下安得有华盛顿其人。
他指革命必生内乱外患，欧洲除法国外，均为立宪君主制，而有民权自由，所以“自乱则民权必不得，徒为外国所定。少待则上复辟，民权必可得也”。
在论述了“中国今日万无可言革命之事”，“尤无可言扑满之理”之后，康有为断然宣称:
仆受圣主衣带之诏，愧不能救，誓死救上，岂可为他论。故革命扑满之言，仆不愿闻也，亦望同志俯鉴仆心，俯采仆言，并将此书登之各报。其报中若有发革命扑满之论者，虽其人或出仆门，然实悖仆宗旨，望勿为惑。盖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妄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
至此，康有为见形势严峻，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保皇会将瓦解于无形，才被迫公开布告天下，不惜与万木草堂弟子决裂，以维护保皇的宗旨立场。康有为还特意叮嘱道：“此信望即南北美、雪、檀各埠，并常粘各会所壁上，并告各报中为望。”[78]此函虽比致罗璪云书的态度更加决绝，并且不惜公之于世，但一些对草堂弟子明言而容易引起华侨社会误解、妨碍保皇会筹饷的意见，如即使光绪变生不测也不改变宗旨之类，却有所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