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奉手札，得悉一是。先生高谊，感激涕零。知先生身在窘乡，而竟请出不情者，实迫于势之急于不得已也。张罗之学，素不讲求，又适此急难之时，所有同志能为助者远不能济。而现在此者，同是天涯。至于平日交游之辈，闻弟声名狼藉，各省被拿之人，恐惹身灾，见而掉臂。知先生热肠，故敢冒昧。卒至以琐琐而累及先生，弟之罪也。先生之心，铭之肺腑也。[110]
虽然其中尚有一些情节难以体会贴切，大体可见此事原委。汪康年接济逃亡到沪的自立军余党，并帮助他们出亡，不止一批，因此受累不小。只是“汪亦非举大事之人”，其“朋友中没有决心死战”者[111]，“及今纵令能代唐等收其余烬，然时运不来，终难收效”[112]。夏曾佑甚至对联络会党之计也感到懊悔，他说：“民会魁桀必皆旧党，因稍新者必不能与众相合也。故前所著之论云云（在申所呈者），今日观之，都是废话。总之，我辈所志之事，与小民所乐从者，其中尚隔十余重，如何做得到！”[113]
<h2>第五节 康有为的阴影</h2>
国会内部分歧主要不在宗旨手段，而在人事派系。其中重要因素，便是周善培函中提到的“某君”，即康有为。汪、唐两派的门户之见，与保皇派关系密切，特别是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宿怨。
汪、康结仇，主要源于两件相互关联的事，一是《时务报》之争，一是汪康年与孙中山的交往。
汪康年与梁启超、康有为在《时务报》问题上的争执，历时近两年[114]，背后的确有张之洞的压力和影响。但汪康年等人除奉命办事外，也有自己的看法或主见。对此不能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一言以蔽之曰洋务与维新之争。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此二源即“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115]
清末治今文经者，除皮锡瑞外，语多妖妄，容易引起非议。加上康有为曲解孔学，自命教主，党同伐异，早已引发与章炳麟的冲突。[116]戊戌时叶瀚、陈汉弟等鼓动汪康年组织浙学会，认为：“方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欲与同志独立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117]因汪康年不肯出头，叶瀚便代而倡兴浙学，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这种学派分歧，实属维新势力内部不同派系之争。
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19]，倚仗皇权，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不仅遭到后党和洋务派官僚的疾视，也得罪了不少往日的同道旧友。如横滨的孙中山、陈少白，港澳的王质甫，湖南的邹代钧等。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120]。即使调和派也不满梁启超等始则挟诏旨与汪为难，“继又腾书各报，极力痛诋”，以为“迩年以来，言新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借口，而维新之机失矣”。[121]
维新派的内讧甚至惊动海外，日本人评论道:
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122]
占据政治中枢的康有为党同伐异，导致维新势力四分五裂，是加速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正当两派因《时务报》而龃龉横生之际，出现了汪康年与孙中山交往的一段插曲，令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23]，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日本，遍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其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24]有的日本人士遂将汪、孙并称。[125]
此番东游，会见孙中山似在日程安排之内。[126]此事缘起，当在1897年孙中山返回日本之后，“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127]。是年冬，曾有一陶姓之人到沪访康有为，“穗卿、菊生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穗卿未尝言也”[128]。所以汪、曾东渡，事先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29]但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30]
汪康年了解孙中山，最早还是从梁启超处得到若干信息。1895年3月，梁函告汪康年:
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131]
此后，维新人士一直关注孙中山的动向。1897年，吴樵致函汪康年，几度提及:
孙氏（即孙文）闻已设议院，制船械，沪上有闻否？
久不得湘中书，不审彼中如何？都中、粤中（逸仙先生近状如何？）又不审如何？念之辄为焦急。[132]
汪康年东渡见孙中山，本来是国内维新人士的共同意愿，但恰在此时，汪、康双方关系恶化。1898年3月，梁退出《时务报》，以后又与康有为试图借光绪龙威夺回报馆。而《时务报》馆与孙中山暗中接触之事为驻日公使裕庚告发，汪大燮函告汪康年:
昨日菊生来言，译署接裕朗西函，言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大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即日由总办带内回邸堂云云。当即往见樵，言狱不可兴。樵颇深明此意，惟谓长、卓二人在此设堂开讲，颇为东海所不悦，有举劾之意。而译署有东海，弟设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皆旧党，虽瓶公不能遏，无论樵矣。此时两公能为掩饰计，但又虑朗西归来，直燃之恭，亦甚足虑。此间已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并致电尊处，未知作何动静，鄙意且弗张皇为妙。君客腊神山一夕之谈及交姚某带去之函，均登东报，此间颇有人知之，行事如此，真可谓不慎矣。如有主意，望密示，惟断不可瞎撞瞎跑。卓有令君出游之说，未见高妙，似且以镇定为主，弗再自蹈虚步。
稍后汪大燮又来函，告以:
裕事近已无复言者，惟恭邸病则又愈矣。前此所以询君且急急者，其时菊生言译署人颇有讶之者，且欲兴风作浪，而清河告康。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此事宜静不宜乱，诚恐其奔出大乱子也。梁自抵京后，与兄未一晤。渠来两次未值，而兄去四次亦不值。因此事又往访之，亦不见。其弟康、麦见兄垂首速去，似不欲见兄者，是以愈疑之。
康门师徒的怪异行径，反映其心中确实有鬼。很快京师就有种种关于汪康年的传言，如“湘帅过申而君匿避，有谓君席卷而逃者，有谓湘帅欲杀君而君避至东洋者，有谓君尽以报馆存款畀孙文作乱者”。汪大燮函告汪康年:
裕函到京，闻康、梁去皆支吾，欲归咎于弟。兄往访三次不见，有一次正投刺，见康之弟及麦孺博出门，门者以兄刺示之，二人俯首速行，并不请见。兄知若辈终日营营，不知所为何事，大惧大惧。其欲借题陷弟，告子封、菊生，子封又为嘱菊生及他人察其举动。[133]
康有为一方面担心汪、孙交往之事传扬开来，牵累于己，另一方面则企图借机打击汪康年和《时务报》，密谋举报。徐勤函告韩文举：汪“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要黄遵宪、梁启超“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指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又指汪“荒谬”，目为“小人”。邹代钧担心康门师徒施展“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的惯用手段，牵诬构陷，飞函告急。[134]此事进一步加深了汪、康的裂痕。此外，因汪大燮的关系，汪康年间接与刘学询引渡绑架康有为的密谋有了牵连，无疑也会加重后者的恶感。
对于上述种种过节，汪康年等人一直耿耿于怀，并影响到国会的人事安排。早在国会成立前，汪派讨论办事方略时，夏曾佑便感到“有一极难对付事，即是安插对山”。国会成立之始，再度提出：“国会中有几个极难安顿之人。”以后进一步明确道：“至于某某之名一节，弟前曾言，此中有极难位置之人，即指此而言也。然此次尚不过列名，若其人真归，则费事之极耳。”[135]唐才常深知双方宿怨极深，不便将与康有为的关系和盘托出。所以周善培劝道：“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其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
其实，汪、唐两派对待康有为的态度本质上也是异曲同工。据了解内幕的井上雅二称，按照自立会的布置，因大多数人不赞同康有为的言行，“只是要利用他的筹饷”，而不打算让他出头任事。[136]这一说法可找到相应证据。其一，据章炳麟所述，唐才常主张由翁同龢、陈宝箴坐镇，只有狄平想密召康有为归国主持。不料1900年7月21日陈宝箴被西太后赐死，使自立军的周密布置为之一挫，失去援助。[137]
其二，保皇会中赞成支持唐才常联合大举计划并与之宗旨相通的梁启超，曾提议让康有为“闭门著书”，息影林泉，又认为可以推光绪为总统[138]，与唐才常的主张无不吻合。后来梁不惜犯险亲赴长江，准备参与起义，说明唐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俩的共识。由此看来，汪、唐两派的冲突摩擦，虽然有康有为的关系从中作梗，但唐本人缺少联络沟通的主动，又没有作机器皮带之人居间调解，致使双方貌合神离，无法真正做到求同存异，联合中枢终究难以稳固。
<h2>第六节 各方关系</h2>
中国议会存在前后不过月余。自立军败，清政府从查抄的文件中发现大量牵及国会的证据，指名通缉，容闳、汪康年、吴保初、丘震等被迫出亡或隐匿，国会即告解体。但由于它集合了国内主要的新党势力，又得到海外革命、保皇两大政派的支持，计划以民间力量组织新政府，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相当重大。这从国会与各方的关系可见一二。
保皇会方面，虽然康有为列名国会，但始终将重心放在两广，对自立军未予全力援助。他和容闳关系较好，对唐才常借勤王以兴民政的联合大举方针予以默认，对汪康年等人则心存芥蒂。自立军失败后，康有为听信传闻，认为：“汉事之败，由汪康年一人之泄。而诛死数千人，惨不可言！”[139]1900年11月26日“此事全由汪康年之泄，或以为出邱震来，硬坐东文译社，考察踪迹，故致泄露。”“汪尾唐后而入鄂，一搜而得据，故尽败。”其实汪再度入鄂的目的，应是设法收拾自立军余烬。保皇会的徐勤等人更因此而试图毒杀汪康年，因康有为不赞成而作罢。[140]
汪康年的确因自立军一些头目的投诚行为与清政府有些瓜葛。张尧卿致汪康年函谓:
前呈辜君之函，未及晤谈，甚为歉仄。如执事饬人去宁，必须秘密，恐为作恶辈所知，又多一番疑忌也。余道宪所禀弟等之事，已奉刘岘帅批准，免于追究，咨请鄂督湘抚销案。至发给公文护照至各处解散胁从，尚在酌议。颜梓琴统领今日去宁见制军时，必面陈一切，俟乃君返沪，再定行止。[141]
在此前后，张尧卿帮助清方诱捕师襄，汪康年也是知情者。
不过，汪康年暗助张尧卿，别有隐情。罗振玉记:
有湘人李某者，任上海某局文案，亦与闻长江事，惧连染，乃诣江督告密，谓事变由会匪煽动，簿其名以上，且自请捕之。江督许焉。时汪君穰卿主《中外日报》馆，已练达世事，议论日趋稳健。顾平日负侠气，闻而不平，谓会匪诚可诛，然既与同谋，败而下石倾险，孰甚焉？乃阴资诸会匪纵之去。某愤甚，于是又以汪某实为首领告。穰卿时方在白下，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矩林观察（森甲）知之，不义其乡人所为，密卫穰卿出险，并以实语江督，某乃接浙去沪。[142]
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帮助到沪的会党成员逃往香港，因此遭到清方的追究。
闰八月，先生因事至南京，江督刘岘庄制军忽误信蜚语，疑先生有异图，遣一武员率兵至先生寓所之客栈，闭门大索。幸先生先已得讯，急微服出通济门，附内河航船，由句容、丹阳经常州达苏州，改附小汽船至上海。事后始知刘制军既索先生不得，复派数十人至下关，遇有登汽船之旅客，均加以穷诘，期于必获云。先生后致书刘制军，辨明其诬。刘制军亦知为人所误，其事乃已。[143]
夏曾佑认为汪康年“得罪两面，实可虑。当设法散释一面，择其急者”。“我等总以二面均绝不与闻为长策耳”。同时感到“彼党仇公，毫不足虑，并防备亦不必。彼不能刺双火、君瑞而能刺公哉？刺贵人，勿刺平民”。[144]戊戌后，保皇会中只有梁启超经人调解，与汪康年尽释前嫌，极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联合大举。汉口自立军败，他刚好抵达上海，和国会的狄平、赵从蕃、丁惠康及井上雅二等人积极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国会与孙中山革命党的关系值得深究。该会中容闳、汪康年、汪有龄、周善培、文廷式、郑观应、唐才常等前此与革命党人有过交往，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政治选择。唐才常最早向革、保两派提出求同存异、联合并举的纲领计划，并得到孙中山、梁启超的支持拥护。1900年5月，孙中山接受梁启超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顺应时势，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旗号。8月，他与归国参加长江起义的梁启超协调步骤，决定暂停广东军事行动，亲赴上海，参与中原大举。同行者还有化名张浍、高绣延的唐才常派成员。则孙中山赴沪，不仅出于先期约定，很可能还是自立会或国会的邀请。
汪康年一派也考虑过与孙中山的联合。东游归来，汪虽然认为孙中山无能为，但并未断绝与革命党的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还会见了孙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145]这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形成鲜明对照。[146]与汪关系密切的周善培，1899年在日本经梁启超介绍结识孙中山，他得知汪、唐有隙，不能通力合作，劝解之外，建议汪康年“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147]。
国会筹备期间，汪派认真讨论过与各种力量的关系组合。夏曾佑关注“中山酒店重开否？对山文集重刻印否？”他认为不能指望张之洞、梁鼎芬，也反对依靠“欲翘然为首”“帝制自为”之人，而“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对于革命党，他虽说“与中山合，此较妥”，但担心“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侍人（中山处大约人材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因而提议:
为今之计，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只须宪法上立一条曰：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如此则革命党又何求乎？）[148]
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坚持“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149]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150]则汪派与革命党虽然政见不尽相同，行动上却屡有合作的需求与愿望。
国会会长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始于和杨衢云、谢缵泰一派商议联合计划。1900年3月底到4月初，他在香港与谢、杨二人多次会晤，设法促成趋新各派的合作。4月4日，容闳离港赴美，谢缵泰致函孙中山，建议其在容途经日本时与之会晤。“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妒忌”，谢还推举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51]4月底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6月孙中山赴新加坡与康有为洽谈，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当在议程之内。
尽管谢缵泰的提议既针对康有为等人阻挠合作，又含有报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会长失势之意，但孙中山本人对此表示赞同。8月孙中山赴沪前，不仅对各派联合的前景充满信心，而且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示支持，称之为“众望所归的领袖”[152]。以后容闳还担任了兴中会的外交代表。至于文廷式，他于1900年春访日时，曾与孙中山讨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53]国会成立后，他还到长沙，在张尧卿的协助下，为兴中会散票。[154]
国会与南方几大督抚的关系耐人寻味。井上雅二曾作如下评论:
初，刘坤一与李鸿章等于中国议会之事，不甚注意，亦甚不阻止。及后支那官吏之入会者渐多，而唐等又一败而不可收拾，于是刘、李二人皆有阻止之议。李尝正言曰：“破坏内阁，创立新政府，今之所谓维新党者，吾决不登庸之。”张之洞则自始至终与议会大相嫉恶，尝以解散及破坏为宗旨。及党祸频兴，唐才常等被获，议会因之解散，而张之心始快。盖张素与西太后有不可离之因缘，而议会之宗旨，即以排斥太后，扶掖皇上亲政，为唯一之要件。此为其所以深恶痛绝之一原因。彼之观念，以谓皇上亲政，则康党必见登庸，康党登庸，则岂能容彼等之老朽据封圻、序朝班哉？故不得不竭其心，尽其力，摧之戮之，而不留余地也。[155]在此期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实行东南互保，抵制清廷与列强开战的旨意，表面似与国会的宗旨吻合。国会成立时，不仅李鸿章不见怪，刘坤一不妨碍，就连张之洞也未加干预，张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156]。
张之洞后来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说:
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157]这不过是表面态度，至于内心考虑，则复杂得多。清政府为守旧党所把持，自乱天下，引起内外矛盾大爆发，造成空前危局。如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较量中保存和发展力量，对于各人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构成严峻考验。作为地方大员，既要保证辖区的利益不受侵害，又要防止个人权力流失，这些角逐政坛多年的官僚采取静观与敷衍的策略，力求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一方面对时局大事不轻易明确表态，另一方面与各种政治势力交往应酬。自立会在长江一带的活动早已无密可保，不少文武官员卷入其中，张、刘二人不会毫无所知。所以置若罔闻，一是政局尚不明朗，二是尚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
国会中不少人是张、刘、李等大吏的戚友僚属，政治上有不同程度的共识，因而往往互相借重利用。汪康年曾先后专程赴汉口、南京，向张之洞、刘坤一进言，以后又与郑观应等15人联名上书李鸿章，请求他们“剿匪劾政府”，或“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议和之根本”。国会成立后，他再赴江宁，与同志商量，请刘坤一“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议和”。[158]张、刘虽然拒绝，但未追究。而李鸿章曾自认是康党，接到汪康年等人的上书，只以“乳臭小儿焉知国家大事”一笑置之。[159]
国会与督抚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待西太后和端王、刚毅等当朝执政的态度，国会要求督抚实行北上勤王或“自建帅府”之策[160]，“不奉贼臣之矫诏”，诛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161]，公开反对顽固重臣把持下的中央政府。而张、刘对西太后“仍感佩服”，李鸿章也与之“有缘难分”。在大乱局势下，他们不能不考虑万一中枢既倒的善后，但其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的任命和西太后的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因而毫无自立或北上的意气”。[162]尽管张之洞见恶于康、梁，而刘坤一在戊戌政变后曾抵制慈禧尽废新法的谕旨，反对重立新储，对待清廷的态度刘却更为消极。陈三立等人为此致函梁鼎芬，强调“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和可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希望其鼓动“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163]不过，“借资鄂帅”在国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夏曾佑对汪康年直言相告:
武昌之行本无谓，赤股本是烧料，刘表必不能听先主之言，而其左右之人无一可商者，不独大胡子也。此等事岂可与名士老爷商者。……公武昌之行无为之极，弟在申必阻之。今日可将此一章书除去，不必再说矣。[164]
国会与督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井上雅二认为:
中国议会与张、刘难以并存，如果不废除长江保约，难以推动国民运动，而且无法与各国进行协商。
国会是政局大乱的特定情况下民意浮升、民权提高的表现，它以勤王为旗号，要通过北上清君侧或南方割据，进而达到变政目的。除反对排外一点，与东南互保的承认西太后、保全清朝一统天下及地方安定之旨格格不入。当形势不明朗之际，双方尽量避免直接冲突，以集中精力对付北方乱局。但国会在争取和利用督抚的同时，又设法联合革命党，运动江湖客。张之洞破获自立军，拿到确证，除“令其军以自立为名”外，
其汉洋文规条，有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一朝为国家”等语。其逆党逆信，有“皇上仓皇西窜，此时此机，万不可失”等语。其康、梁会衔伪通饬文，又有“欲图自立，必自借遵[尊]皇权始”等语。夫尊皇权，明言是借，且明言图自立，明言不认国家，甚至以逃窜等字加诸至尊。如此情词，尚有丝毫爱戴我皇上之意乎？[165]
自立军失败后，容闳等人仍准备组织团练，实行民间用兵的明暗二法，“明的是以北上西指为名，暗的是组织团练以保护长江一带”[166]。后来汪康年遭到刘坤一缉捕，上书自辨：“或电称康年勾结革命党人，又或指康年勾通江湖中人，非特诬蔑之无因，抑亦侪偶之不类，非意存倾陷，即缘于误会”，指蜚语为保皇会捏造，自称前此所为“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167]其实，保皇会固有挟嫌报复之意，所说则不无实据。
由于新党与督抚本旨冲突，公开翻脸在所难免。而具体契机，一是7月22日清廷谕令各督抚保护外国人，谋求和局，重新赢得官场的支持；二是自立会起义在即，各地督抚如果继续依附清廷，势必处于敌对立场。唐才常赴汉口之际，在轮船上对井上雅二说:
此行专欲纠合武汉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底。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敕，以出于排外之举动，则余惟先一蹶彼，而自任保护外人之权利耳。[168]
张、刘出手镇压大通、汉口自立军，也是势所必然。而在处理方式上，则试图区别对待。被清政府缴获的文件及被捕诸人的供词“颇牵涉国会诸人”，张之洞鉴于“国会人数颇多，并非尽系康党。其皆通谋知情与否，不敢臆断”，所涉“大率诵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颇为不少”，表示“其谋乱已成者，不得不捕诛；而其附和同声者，犹望其改悔”。他以“尚未得有实据”为词，隐去各人姓名，并亲自撰写《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大量印制，寄往各地，随宜散布，“庶几多一人省悟，即少一人陷溺，亦即少一人株连”。[169]这虽有袒护旧属之意，但也表明其不为己甚，不愿树敌过多的用意。他告诉刘坤一:
此次国会中前列查出各省文武官绅甚多，鄙人不肯株累，一线可原，务从保全。若逆乱之尤确有实迹者，不敢不极力访拿，以杜再举而保大局。[170]
他致函伊藤博文，也说:
弟于此辈少年文士，极愿培养其才，开通其智，勗以忠爱，进诸文明，储备国家他日缓急之用。不意康、梁从而煽惑之，得罪名教，干犯王章，鄙人当执法之时，未尝不深悯其愚，而惜其为奸人所误。爰特刊发告示，晓谕两湖士民，并于百忙中，别草《劝戒国会文》一通，广为传布，冀有以平其矜心，发其深省。……能少一人附和，极少一人株连，告诫谆谆，亦保全之微意也。[171]
容闳亡走日本后，沪宁等地的国会人士大都没有遭到穷追严查。
庚子后，张之洞成为众矢之的，虽咎由自取，也别有原因。正如当时人所论:
今中国之大臣，其可恶甚于南皮者何限！只以彼等皆与文士绝交往，故遂无私愤。而南皮则喜与文士往来，又往往其交不终，于是私仇公义合为一谈，而南皮之身遂为天下所不容矣。[172]
国会既然自认为民意代表机关，又计划建立新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必然成为交际重心。容闳、唐才常等人与驻沪英、美、日等国领事联系密切，国会成立后，由严复、容闳分别起草中英文电报，通告各国，国会宗旨又将联邦交、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置于重要位置。而以东亚同文会为主的日本人士，则有组织地介入了从正气会到国会的核心机密。国会的一些秘密电文，还通过各国领事传送出去，国会的一切用款及电报各费约七千余元，据说“均是英、美、日各国帮助的”[173]。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良好。英、日驻沪领事内心轻视国会，而容闳等人则“不大喜欢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官场的人。因为各国领事等只是利用他们来维持秩序”[174]。而且，照夏曾佑看来，“新党见疾于西人，此是定理。和局若果成，必有大不便于此党人者”[175]。
国会与督抚冲突加剧的潜因之一，是因为张、刘等人断然拒绝列强军队侵入长江，并表示不惜背水一战。而全面和局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压抑了新党的变政要求，局部的东南互保成为督抚出手镇压自立军的重要依据。列强则借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对其寄望甚殷的新党惨遭屠戮。
中国议会起到动员和组织趋新势力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政局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901年3月，拒俄运动初兴，原国会成员汪康年、孙宝瑄、温宗尧、吴保初、蒋智由、陈锦涛等发起推动，在上海绅商两次张园集会上发表演说，并组织拒俄会。丘震因咳疾不能登台演讲，引为憾事，后来致函《申报》，批驳该报载文“隐以张园两次之集议为干预国政，而坐以主张民权之罪”[176]。钱恂以为：“张园大会为补救国会之要点，敬佩敬佩。无此举，则真四万万人无一有脑气者矣。”[177]张之洞得知“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人满口‘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各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函告刘坤一、盛宣怀等人：“此等议论举动，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能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178]
1901年，严复、孙宝瑄、胡惟志、吴保初等组织名学会。1902年春，中国教育会成立，叶瀚、龙泽厚、蒋智由等人加入，叶还成为其中温和派的领袖。由于国会承上启下，戊戌辛亥间趋新势力社团组织的发展保持了一脉相传的继替关系。清末宪政运动兴起，民初实行政党政治，中国议会成员中不少人成为各种团体党派的活跃分子。[179]
<h2>第七节 国民发动</h2>
庚子中国议会及其政治行为，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民间和民主色彩；二、行动方式不拘一格；三、组织上兼收并蓄。
国会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反映出新学士绅对欧美近代民主宪政的接纳，显示出由他们代表的民权力量的增长。如果说，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官员来表达兴民政的意愿，那么国会的民间性则成主导特征，即使策略上对官依靠利用，也有其他选择作为支撑或后备。这种民间性既有传统民本观主导下绅权制约皇权、独立于官权的延续，又有近代欧美民主精神所激励的国民意识的增长。
在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内，皇权必须承担各种责任，而不能一味为所欲为，否则士绅将不得不在君民社稷间作出两难选择。维新运动兴起，新学士绅日益认识到救亡振兴只能依靠民间力量，并开始用西法进行实际的政治动员和组织。中国士绅有民重君轻、天下己任的观念以及异端结交江湖的传统，又受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如果朝廷政府一意孤行，不顾社稷苍生，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寄望于国民。汪有龄说:
大局日非，伏莽将起，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即有事起，各竭其力。[180]
夏曾佑认为:
观官场之习，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此只可归之为政府之末流。举国之民分数大支，今不过可决政府一支之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尽弃之也。[181]
与国会关系密切的经元善表达得最为明确:
堂堂中国政府，惑邪肇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致，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182]
他们虽以勤王为号召，但倡建国会，在清政府之外自行组成权力机关，并实际发挥对内对外职责，确如梁启超所说，是乘势借勤王以兴民政。而且作为未来政府的首脑，光绪只是最佳人选之一，真正的权力机构在国会。直到1901年拒俄运动兴起，汪康年等结拒俄会，周善培还认为：“夫推会之宗旨，固以拒俄，然亦假借以为国民发动力之起点，夫其圈线固不限于俄之拒而已也。”[183]可见以民权兴民政已经成为有意识的行动。
政见宗旨相近，方式手段趋同，一旦当道的所作所为严重危及国家社稷的安危，革新势力的不同政派便会与一切反政府势力联合，以武力求变政，在宗旨和手段上，很难发现原则区别或有什么不能跨越的界限。戊戌政变后，顽固亲贵把持下清朝中央政府的倒行逆施，在士绅们看来，已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为泄一己私愤，不惜将国家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促使他们采取非常手段，以拯救危亡。陈三立说:
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184]
汪有龄认为:
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屈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185]
孙宝瑄也说:
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186]
无论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和方针如何，都尽可能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尝试各种方式，以解救燃眉之急。夏曾佑建议借列强兵力使光绪复辟时说:
鄙人向不持此策，然今日除此别的都来不及，且行此策则尚有后文可做。若不行此，则别事既不及行，各国权力界一定将忍而终古矣。[187]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派的政见分歧对其行动方式并未构成约束，既不能以政见规范手段，也不应以一时一事的手段来断定政见。
当然，各派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大有差别，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各自不同，这对各派的政治动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庚子后，保皇会不敢言兵，国会成员不少人赞成清廷变政，反对革命排满，声称：“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188]但又认为清廷的体制内改革难以成功，民众暴动不可避免，陷入绝望，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们不是因为宗旨有异根本反对动武，而是尝试过使用武力，证明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只得改行和平变革方式。况且，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不到绝望境地，就不愿意社会流血。
方式手段趋同，与各派公认以兴民政为救亡图存大计密切相关。亡国危机令各派政见的相同处凸显，分歧则退而居其次。近代中国的趋新人士本来为数不多，开始的政见分歧与派系界限又不甚分明，一些因利害而起的冲突摩擦，往往令旁观者为之痛心。戊戌汪康年与康、梁不合，许多人出面劝说，力图化解矛盾。汪有龄认为梁启超以意见不恰而独树一帜，为开风气起见，固无不可，但不应争闲气，“中国所谓卓卓者尚且褊私如此，夫复何言”。他虽然主张全力相争，“然所谓争者，不在诉曲直，不在记恩怨，惟在报而已矣。问心无愧，可以大度处之，将来渠当自悔其卞急也。龄所切望着，倘现在可以转圜，使各立后不伤和气，则请阁下为大局计，屈己下之。或托人调停，或自行陈谢。气虽折矣，理则益壮，阁下之苦心更为人所钦仰，而大局亦不至稍有摇动，似为正策。否则使将来共事者咸引汪、梁以为殷鉴”。并希望汪康年“现在如有诉卓如短处者，乞阁下一笑听之，有为持平之论者，请阁下改容纳之。龄非欲阁下自屈，乃望阁下以屈为伸也”。[189]
高凤谦得知梁启超挟诏旨与汪康年为难，以为“迩年以来，言斯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藉口，而维新之机失矣”。曾致函汪康年加以劝解。戊戌政变，高凤谦“痛心疾首于发难之人，而康、梁之短长，固不暇计较也。夫康、梁平日举动，固不无可议，即康之书、梁之诗，辞气间少忠爱诚恳之意，弟亦不以为然。惟此番祸变，君国之事，非康、梁之事，即必归咎于康、梁，则恨之可也，嘲之不可也；恶之可也，幸之不可也”。对于“《中外日报》时时丑诋康、梁，颂扬逆党。若甚愿其有此事者，弟所不能无疑于足下也（彼时未知足下及尊嫂之病与昆仲不与《日报》事，故甚怪足下）。今《日报》虽属曾君，足下有可以规益者，似当尽言，力持清议，勿为守旧者所笑”。[190]
后来汪康年与梁启超化解前嫌，陈锦涛闻讯来函志贺:
吾人同处支那，实如同舟共济，今舟已遇风浪矣，舟中之人当泯其私嫌，得以同力合作，以度苦海。不然则是者亦死，非者亦死，长长太空，料不于此千百万微生物之大没日，而特设一审判日也。来信云今之嫌隙已泯，是公有至人之量，可谓公幸，亦可为吾人之幸也。[191]
夏曾佑认为满汉平权即可化合革命与革政两党，颇有代表性。其中一些活跃人物认为各派根本目标一致，“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192]。加上每一派的实力都严重不足，不能应付全国性危局。而且派系之分未久，宗旨差别若隐若现，人们对此认识尚属朦胧。各派内部的小集团，又往往与别派有所共识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调节沟通，有人积极呼吁，有人从旁协助，有人众望所归，“必当合而不当分”[193]，“必大合而后能办妥”[194]，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195]。这一大合局面，以长江为中心，以国会为最高组织形式。其作用如田野橘次所说:
予初闻中国议会之名目，但知其不过为庞然无序之团体耳，至于实力，则未必有也。然时势之所变，几咸驱在野之志士而成合一团体。……而一时感动奋发之气象，理想知识之发达，实足令人敬仰。且彼等之心，皆出自一片爱国之热诚，非所顾于成败利钝也。故万一事成，不特称霸于中国，雄飞于亚东，固将摧狮威，折鹫翼，握全球之霸权，执万国之牛耳，而为世界主人翁也。[196]当然，各派的分歧依然存在，加上复杂的人事纠葛，合作时冲突不断。大合阵营中不同派系互争雄长，同一派系里小集团彼此掣肘，由此开近代中国政坛无谓党争的恶例。
自武汉事败之后，康、汪两派竟至各为秦越，而终不能调和，自余各派，亦互相排击。此不特新党志士之忧，而于全国前途之影响，有大不利焉。
大敌当前而内部纠纷不已，令参与其事的日本人士大为叹息:
且今日当道之官司，满清之奴隶，无论若何党派，凡为维新之士，一概严捕而诛戮之。在新党能合力一心，以谋抗拒之策，以图自立之机，犹且不暇，况或自相冲突相解散，其不为异族所戮辱，则为顽固者之话柄而已。
他们“亟望新党之化意气而谋合群，图大业而忘小嫌”。[197]
朱淇鉴于“今日维新志士已不可多得，若伤残一人，则是中国志士少一人，残害国家元气，莫甚于此。他日中国终不能不维新，若此时已将志士残害，则将来维新之时，恐人材不足用矣”，特撰《圣朝无党祸论》，欲为党人作大解脱，以免当道以“康党”二字罗织中国志士而聚歼之。[198]可惜良好愿望未成现实，此后进步势力的朋党之风不绝，内讧不断，不仅妨碍直接目标的达成，更使中国民主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形象大受损害，步履维艰。如何发扬政治精英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抑制其宗派意识，遵循民主制的规则，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成败的一大关键。
剖析庚子中国议会的史料与史实，启示颇多。对此事件看法的诸多分歧，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后来政局的变化和研究中两极对立的观念，妨碍了全面、历史、细致地观察问题，革命与保皇的概念，显然不能涵盖当时趋新势力的派系关系；而由此产生的简单正邪观，更无法判断各派政治行为的是非正误。那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团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认识复杂的历史。
参加国会的人士固然不乏主张激烈者，如唐才常，另如丘震，梁启超称之为“当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固夙以为国流血自祝，吾亦冀其为铁血派中一伟人也”[199]。而多数人属于革政势力的渐进派，“平日绝不主张激烈之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以吾国之人材、财政、内忧外患而论，尤不当虚作一建设之理想，轻言破坏”，希望“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于危亡之域，以致危及天下”[200]，政治表现鲜有大放异彩之时。有的后来更趋于保守颓唐，绝足政坛，袖手神州。但在国家民族陷于危难之际，他们一片天下己任的抱负热忱，不仅毫不逊色于革命先驱、维新志士，而且曾经实实在在地协手合作，共赴国难。
二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史料的掌握理解和运用存在片断与片面的弊病，很难把握事件的全部内外联系。有关结论逻辑上似能自圆其说，但往往是由于看不到材料，或以舍弃、蒙蔽部分史实为代价。以为正气、自立、国会的纲领以及纲领与行动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便是从后来的观念逻辑出发，依据片断史料而形成，与当时人的理解及真实全貌相去甚远。如果说以前主要是资料所限，那么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如何解读史料，了解史实更显重要。只有在全面掌握史料史实，把握和揭示其本来内在的各方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历史。从史料中读出历史真相，了解流变因果，进而重建信史，绝非仅对上古史才有意义。近代史虽时隔不久，但史料太多，难以掌握周全，而且政局变幻多端，当事各方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制造、隐瞒、曲解、放大或缩小史料史实，研究工作整体上又未经疑、考过程，如果研究者不能严格从学术史出发，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尽可能将所有新旧史料排比考校，进一步解读，结果必然观点先行，史料填充，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之弊在所难免。与历史所蕴藏的丰富可能性相比，任何理论与逻辑都显得苍白无力。
<b>注释:</b>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518页。
[2] 胡珠生：《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3] 如夏曾佑嘱咐汪康年：“以后通书有碍字面，诚恐未便，若作隐语，又易误会。今拟于信中极要字面，即用电报新编之号码，每码移上三字。”（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3页）
[4]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43—345页。
[5]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33年10月。田野橘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收入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5节“维新党的失败与其将来”据此译成，略有增删。
[6] 据《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第348—380页）、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9章、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均见《自立会史料集》）等资料整理。张元济两次会议均与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干部人选，容闳指定其与孙宝瑄掌会计，力辞不就。井上日记称宋伯鲁、张元济、王照等没有加入，似指未加入国会的中心机构。
[7]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8] 《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9] 高凤谦函告汪康年：“寿伯茀先生创知耻会，所撰序文辞意俱好，忠君爱国之心，跃于纸上。宗室有此人才而废弃不用，可叹可叹。”（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35页。参见吴保初：《宗室寿富告八旗子弟书书后》，吴保初撰，孙文光点校：《北山楼集》，第88—89页；宋恕：《书宗室伯福君知耻学会叙后》，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278—279页）
[10]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16页。
[11] 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第15页。
[12]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93—94页。另据金梁《光宣小记·送考》条：“廷式听点，乡友多至殿门送考。朝考日，余方与众立谈，见汪伯唐先生（大燮）送汪穰卿同年（康年）入。伯唐与余向未识面，问余名。穰卿曰：‘予昔识金君于广坐，尔亦试觅之稠人中。’伯唐四顾及余，趋前曰：‘昂昂千里，卓立不群，其此君耶？’众皆引以为异。穰卿曰：‘此君自有异人处，不难识也。昔访君西湖，君方品茗三雅园，座客已满，予觉君小异，执手问讯如故交。及君至海上，予集友宴之，数十人皆一时知名士，文芸阁（廷式）后至，予亦嘱觅诸座上。芸阁一顾即得。吴彦复、欧阳石芝继至，亦然。金君不凡，故易识也。’时闻者皆传为美谈。忆昔唐佛尘（才常）、沈愚溪（荩），至杭见访，余侍父立柳堤，唐君一见即呼曰：‘金君是耶？’亦可异。客去，父曰：‘唐军顾盼非常，必立功名，恐遭非命，沈亦似不能免。’后庚子起义，唐君果于汉口被害。时余下榻上唐寓，得报大恸。未几，沈君亦仗死北京，果皆验。”（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