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6页。

[1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0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6页。1900年4月9日梁启超致梁启田函中提到：“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南关即广西镇南关，当时驻镇南关清军多为广勇，保皇会也在龙州一带联络游勇。但井上雅二日记称广东南关。另据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陈部驻广湾（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所以康言及陈的正军行动时，屡用“捣西”“往西”字样。而且陈部运械用轮船，经梧州上下往返。

[16]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53页。

[17]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6—221页。

[18]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0页。

[19]　同上。

[20]　1900年3月13日《与叔子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页。

[21]　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2页；1900年5月25日《致罗孝高老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

[22]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汤志钧先生认为井上即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实为梁炳光。理由是：1.梁启超称：“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4页）所发各函又多次提到主持广东军事者为刚、智，则广东领兵之人系梁炳光。2.康有为等人信函中，常将“井上”与“刚”混用。如1900年6月20日思庄函责徐勤“令井上枯坐月余而不应之”，“长者特为井上事，怒气如山”。同函又称：“此次之事全在不能应刚，至失机月余，故长者盛怒大责。”康有为告诉徐勤：“吾累得刚追款之书，而大怪于汝等。”思庄函则称：“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由井上函来言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193页）可见井上与刚为同一人。3.从井上雅二日记看，他对广东情况不知其详，显然未与机要。1901年5月25日，井上雅二赴欧洲途中在庇能拜访康有为，见面时称：“别来已两年，世态几度变更。”而康有为则说：“自北京初次见面，既已四年。”计算方法虽有虚实之别，但都明言是1898年由平山周引荐相识于北京后的再次会面。从会谈内容看，井上对保皇会勤王运动的内情也不甚了然（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4年6月27—28日）。保皇会通信中的“井上”，当为梁炳光的日文名字或代号。他只是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所以思庄说：“以长者令井上办一事，而井上生死任之，至为难得。

[23]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版即版筑，广东会党首领；函中的“仙”，即仙根，丘逢甲字。

[24]　英国外交部第17种文件1718卷，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士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引自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期。

[25]　1900年3月28日《致康南海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9—210页。

[26]　《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27]　1900年6月20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3页。

[28]　1900年6月27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6页。

[29]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

[30]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1页。

[31]　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2页。

[32]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页。岛公，即邱菽园。

[33]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

[34]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37页。此事当时桂人即疑心其别有所图。

[3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7日。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2页。另参见近藤邦康教授整理的日文本，《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1、2号合刊。

[36]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小山，应为唐景崧，其旧部有在滇、黔者。另外唐与岑春煊交善，对西南颇有影响。廉为陈廉君，曾在梧州办盐务。康四为思恩会党首领。

[37]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页。据李鸿章、刘学询及清驻柏林公使查报，当时有大批枪械由香港经澳门运往内地。保皇会还有意从德国购械（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第897—923页）。

[38]　《致徐勤书（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39]　陈紫瀛列名富有山堂正龙头，李立亭为广西会党首领，林玉为广东会党首领。

[40]　《致办事人书（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

[41]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42]　《致徐勤等书（五）》，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

[43]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0页。

[44]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二九”，即李鸿章。

[45]　1900年6月20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4页。原函仅署“廿四日”，今据内容确定日期。康有为后来称：“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唐烈士才常墓志铭》，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266页。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此处标点有误）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暗通消息，据康有仪说：“李文忠公督粤时，查办逆党。适该逆在港以谋内乱。小儿同和，以被其破家，致母、妻染伤以死，阴欲报之。曾托刘公慎初，禀商李督，并得其花红。李文忠不答，其事遂寝。盖亦疑和为贼主使未定。”（《致节公先生函》，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222—223页）

[46]　1900年7月5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281页。

[47]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4页。是函的直接收信人疑为叶湘南。

[48]　《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37页。“岛”，即星洲岛主，邱菽园号。

[49]　《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7页。

[50]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

[51]　《致徐勤等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6—107页。编者判定是函写于6月20日前，据内容应在此后。

[52]　《致办事诸子书（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9—152页。

[53]　1900年7月4日《致妙华夫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4页。

[54]　《致唐才常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2—143页。

[55]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8页。

[56]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22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1页。

[57]　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58]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2页。

[59]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60]　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页。

[61]　1900年4月13日《致总局诸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4页。

[62]　同上书，第240页。

[63]　1900年4月4日《与忠雅两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3页。

[64]　1900年4月20日《致忠雅两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4页。

[65]　3月初唐才常等人向梁启超报告联络徐怀礼之事，后者复函称：“老虎来归，尤为可喜。”“老虎果真来归，宜略告以弟所谋一切，当稍安。待弟所谋成否然后定策，不可轻于一掷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8、213页）

[66]　《江苏民变档案》光绪二十六年失名奏片，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402—404页。参见闵斗基：《徐宝山与辛亥革命——从徐宝山之活动看辛亥革命之一些性格》，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第1458—1459页。据1900年5月24日鹿传霖致荣禄函：“昨交卸南洋时，该匪忽有逆函伪示，当密探情形，一并钞折，寄由云门转呈鉴察。”（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第172页）

[67]　1900年5月24日《鹿传霖札》，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第172页。

[68]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6—437页。其记为：五月“二十二日，见新宁……陈招抚徐老虎策。二十三日，新宁招抚徐老虎。二十四日，上新宁书，论招抚宜开诚布公，昭示威信，不可使疑，不可使玩。”“抚徐之说，荷赐施行，内患苟弭，可专意外应矣。此辈如乱柴，徐则约柴之绳也。引绳太紧，绳将不堪；太松则枝梧，宜得有大度而小心之统将处之。俾不猜而生嫌，不轻而生玩。若予编伍饷额，宜檄统将发原封令徐自给，但给衔不可逾守备以上，不可便单扎，且令一善言语、有计略之道员前往宣示诚信，以开谕之，令专镇缉沿江诸匪。若请来谒，宜即听许。不请勿遽强。此人闻颇以胆决重于其党，控驭得宜，安知不有异日之效。”唯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补录》记：“庚子，北方拳祸起，沿江戒严。传言宝山集有徒众数万人，有举足轻重之势。时陈观察顨卿读礼家居，闻之，以为可抚为我用，足以屏蔽东南，上书当道十数次，报可。以其部下编为缉私营，畀以都司职衔，统带缉私。”（第192—193页）则主张招抚徐怀礼者不止一人。徐怀礼就抚后不久，有巢湖帮枭匪犯案，或疑徐所为。1900年7月15日刘坤一致函安徽巡抚聂缉槼：“徐宝山颇有智略，且知大义，前未就抚，除贩私外，尚无别项恶迹，敝处是以决计招之，甫经就抚数日，何至如此妄为？详察情形，似系嫁祸。”并同意黄少春的安排，令徐赴扬拜各官绅，以定人心。复指示黄：“以后应请推诚相待，无论别处盐枭之案，不与相干，即其部下有在外生事者，亦只是约束不严公罪，决不疑其有他。”稍后黄少春派徐怀礼到安徽巡抚王之春处效力，以助其搜捕富有票会党。其密友张某助清军诱拿萧子云和沈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全集》第5册，第2267—2279页）。镇江知府向万荣函告荣禄：“盐枭徐怀礼，众号老虎者，黄宫保招服，饬带炮船，每于因公来见时，以忠义勖之，尚知奋勉。”（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173页）

[69]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9页。

[70]　1900年9月3日《与同薇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3页。

[71]　1900年9月20日《与同薇同璧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4页。

[72]　同上书，第185页。

[73]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九日（1900年10月31日）《张之洞奏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张文襄公全集》卷51，奏议51。

[74]　《与同薇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2页。是函应写于1900年9月。

[75]　1902年6月3日《致罗璪云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0页。

[76]　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汤文判定是函写于自立军起义之前，但函中有“汉事可鉴”一句，应指自立军失败事。惠州起义后康于另一致邱菽园函中亦称：“今当绝意于东耳。且东事有外人窥伺，虽得而不易守乎？（汉事可鉴）。”秦西即容闳，其于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随即赴英国办理外交。是函言及此事，则应写于此后。误判的关键，在于将“井上甚称林玉才”认作林圭。据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林玉同办，井甚称之”（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林玉原为广西统军九将之一，后与版筑、三品等随梁炳光办粤事。井上，仍为梁炳光。据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他已有赴欧洲计划，10月24日曾到北京，随即归国。11月14日参加东亚同文会会议，次年4月赴欧，不可能在此期间南下广东，主持数月用兵大事。

[77]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页。

[78]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是函仅署“廿九日”，据内容定为九月，即公历11月20日。

[79]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是函提及惠州起义，应写于员10月。

[80]　同上。

[81]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1页。

[82]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3]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页。

[84]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8—280页。高山，即罗普。

[85]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1页。

[86]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33年12月。

[87]　1901年6月18日《致铁君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586页。是函收信人并非梁铁君。

[88]　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74页。

[89]　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4年6月27—28日；《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4年5月5日、22日。

[90]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91]　1901年6月3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1—263页。1900年梁启超到南洋时，邱、康关系尚融洽。后因财政问题，邱疑心于康，1901年更公开撰文自辨非康党，解脱“叛逆”罪名之外，更指责康结党欺人（《北京群报》1901年8月13日）。

[92]　1900年5月19日《致湘曼孺孝诸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

[93]　《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页。

[94]　《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2页。

[95]　1900年6月23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8页。

[96]　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所引英国外交部档案藏原函。

[97]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0页。

[98]　1900年3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页。

[99]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59页。

[100]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

[101]　1900年3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207页。

[102]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页。

[103]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9页。

[104]　1900年4月2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页。

[105]　1900年5月25日《致罗孝高老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

[106]　1900年6月2日前《致徐勤书（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4页。

[107]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等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1页。

[108]　1900年6月27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6页。

[109]　《致办事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3页。

[110]　《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4页。

[111]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111]　《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3页。

[113]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114]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页。

[115]　1900年3月28日《致康南海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0页。

[116]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3页。

[117]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0页。

[118]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1页。

[119]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9页。

[120]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

[121]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6页。

[122]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0页。

[123]　《致徐勤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8页。

[124]　1900年6月27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6页。

[125]　《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8页。

[126]　《致徐勤等书（三）》，《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9页。

[127]　1900年3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208页。

[128]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0页。

[129]　1900年3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208页。康门派系之见，由来已久，不少与之有过交往的人士均有体验。朱淇函告汪康年：“康君在沪则弃君，在粤则弃弟，此乃康门第一件失策之事。如此度量，断不能办事。长素未必至此，此乃其门弟子所构成者也。彼以为揽尽中国之权，尽出康门，凡有不在弟子之列，则十数年之笃交如弟者，亦应在非种必锄之列也，而不知其败处即在于此。”（上海市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37页）

[13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8页，何擎一夹注。

[131]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2—233页。

[132]　1900年3月28日《致康南海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0页。

[133]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

[134]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3页。

[135]　《致办事诸子书（三）》，《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4页；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

[136]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137]　1900年3月20日《致康南海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4页。

[138]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66页。

[139]　《致办事人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8—119页。直到6月下旬，港澳已能购械，康有为才让日本总会将余款拨往上海或代为购械（1900年6月23日《致麦来年等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5页）。

[140]　《致办事诸子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9页。

[141]　《致办事人书（三）》，《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0页。

[142]　1900年6月23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8页。

[143]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页。

[144]　1901年6月3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2页。

[145]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14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4页。

[147]　《致徐勤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页。

[148]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2页。

[149]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3页。

[15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原初稿批注。

[151]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2页。

[152]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53]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

[154]　清驻新加坡领事曾侦知保皇会扬言康四“在思恩府诱众三万，候中堂启节即起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七日《寄广西凭祥苏提督》，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第981页）。经苏元春详查，“并无逆党诱众思逞之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九日《苏提督南宁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第987—988页）。

[155]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2页。

[156]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