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争废立虽由经元善领衔，汪康年等江浙派维新人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同籍浙江的宋恕欣然道:
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诒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106]
除与经元善联名发电外，叶瀚等人还以“上海合埠士商”的名义发布泣血公启，呼吁:
仿照南洋华民及暹、美各国电请亲政一举，亦为稍尽臣子之心。不然，事机决裂，瞬息万变，若再优游不决，移时即与京师逆党，同为无父无君之贼，而各国亦将出为干预，瓜分之局遂成，各省之会匪，亦将乘风而起，内外之乱交作，吾恐中国之地，无尺寸安乐土焉。当此之时，凡吾士商之财产，皆不能保全，骨肉不能完聚，呼天无路，入地无门，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并提出几项简明办法，1.接到公启后，工商人等，合帮集议，分头拟电阻止立嗣，要求复政。2.以会馆公所为集议之所，分省分帮进行。3.仿寓沪士绅及教民办法，集资发电。4.如朝廷置之不理，则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并敦请外人函请领事致电北京公使，向总署诘问。
上海绅商的义举，在国内各地官绅商民各界迅速引起相当普遍的反响。同日寓沪各省耶稣教民叶志芳、寓沪各省商民鲍士腾等785人联名致电总署，恳请皇上速即亲政，兼行新法，以免因废立导致乱象潜滋，教堂受累，瓜分在即。津沪流寓各省义民则公发传单，谨告十八行省文武大宪，誓与权奸不共戴天，请一面电奏阻止成命，一面会同速奏，将权奸全行诛斥。
1月27日，各省旅沪人士聚议光绪废立之事，决议布告天下，认光绪为真主，请绅商士庶，合力匡扶。若势不容已，则执戈前敌亦可；并印制檄文万张，分播扬子江上下，计划到2月6日为止，共印派200万张。
广西桂林绅民陈自任、何庆寿等386人，从香港电局致电总署，要求太后归政，以挽救危局。湖北、广东等地，绅民均有要求电争或躁动之举。[107]四川绅商除要求电阻废立外，还决议约集陕西绅民人等，合力抗争。[108]湖南绅士陈范等亦上电奏，“其语意较之经，尤为激烈”[109]。“杭州省城于廿九日始闻变，于正月初二日即发传单，拟连数百人伏阙上书，力求上之复政。浙江士气素号柔靡，今忽振兴，为各省之最焉。”[110]保皇会夸张的说法是：“上而官吏，下而士民，外而洋商，纷纷联名电奏力争，数日之间，总署接电至千余起，几于激成大变。”[111]还有人提出乘光绪三旬万寿之际，各省各埠同志会议集资，公推名望素隆之士绅，每府数人，进京祝贺，并吁陈民情，以弭祸乱，事先刊发传单，约定五月底到京取齐。[112]
内地各省毕竟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要与当局公开对抗，难度颇大。总署鉴于各地不断来电抗争，饬电报局“凡民间四等报有关涉国家大事者，概不准发，否则官报委员，必与严处。”海内外各种报刊关于此事的报道，尤其是保皇会所办各报，不免夸张。香港《士蔑报》报道:
废立消息传至湖北，各官绅之有血性者，闻此耗如空中下一霹雳，是夕即纠合同志，拟抗伪旨力争，其首倡忠愤者则现任按察司岑春明[蓂]、道员郑孝胥，疏中所言，皆抗争篡贼为穆宗立嗣事。疏就即率同志往见巡抚于荫霖，请其署名。于公签名毕，又往见总督张之洞。不意之洞竟甘为贼党，力梗其议。岑君愤甚，怒掷所带冠于之洞案上，大骂曰：予不能臣事伪朝，汝不愿署名，宁甘心从逆，余等亦不屑强汝。此种人少一个未为少，吾等惟有伏阙力争而已。之洞笑慰之曰：愿公等将此事三思，少安勿躁。岑等遂拂衣而去，即日就道，由汉口出上海，直趋北京，其同行官绅，凡五十三人，拟拼命力争云。[113]
而据郑孝胥日记，其1月27日阅报及电报知立嗣之事，虽有“亡矣”之叹，并与岑春蓂等人有所会晤，2月7日，又从汪康年来函所附寄的报纸得知经元善等电请亲政事，似并无激烈言行，岑亦没有离鄂意向。[114]
另据《清议报》报道:
[湖北]官场中最能激发大义者自巡抚于中丞荫霖外，更有三员，一为署理鄂藩岑方伯春蓂，乃甘肃布政岑方伯春煊之弟，一为芦汉铁路总办张观察，一为两湖书院监督已革翰林梁太史鼎芬。闻该员等既得北京消息，即拟就折稿，恳鄂督张制军电请总署代奏，并求张制军及鄂抚于中丞一并会衔。迨二十六日梁监督亲谒张制军告以前事，制军面聆之下，不以为然，且谓其徒取罪戾。梁监督犹力争不已，谓我等如不获命，则必刻日入京上奏，决不迟疑。张制军谓监督果如此妄行，必无生还之望，请先赠以万金，俾作安家之计。监督却不受，即与各员航海入都云。[115]《与《士蔑报》的报道差距不小。即使如此，恐怕也不属实。张之洞告诉钱恂:
《清议报》为唐才常事极口诬诋鄙人：一、朝廷电询废立于鄂，我允之。一、鄂电请诛戊戌六人。一、于中丞、梁星海及鄂官五十人谏阻立嗣，我力阻之。可骇，可怪。阁下在京在鄂久，果有此事耶？[116]
相比之下，海外各埠华人商民的反应要强烈得多。自1月27日总署接到经元善等人的电稿后，“谏阻废立之电，踵接于道，至有四十六次之多。某日政府接电，一日竟有十二道”[117]。暹罗、新加坡、巴城、檀香山、金山、吉隆、海防、河内、南定、新金山、雪梨、菲律宾、仰光等地华侨再次发电总署，阻止立储。
关于此事，康有为的表述显然并不以经元善为发端首义，他开始一味强调保皇会的作用:
至十二月，决行废弑皇上，而立端王之子溥儁，以绝天下之望。乃尚未举行，消息甫传，薄海内外保皇会众，先为力争，先后发电者四十六处，一电皆数万千人，多言若果废上，另立新主，必皆不认，且必合众讨贼。太后及端王、荣、庆、刚诸贼皆畏慑，不敢遽行废弑，改为立嗣。故虽改元为普庆，而未能颁也。
后来虽提及经元善等人，但列在海外保皇会电请之后，且故意突出与之关系密切的唐才常，所谓立嗣以后，
幸康有为早在海外，联结各埠咸开保皇之会，凡数百万人，驰电京师，请救皇上而废伪嗣，凡四十六埠，共四十六电。一埠之中，多者至八万人，唐才常在上海与知府经元善纠合千人联名电争，那拉乃畏人心，不敢遽发，否则今年已为普庆元年矣，皇上不知何在矣。
以后更索性改为上海方面的行动也由其发布指示:
及去年十二月贼臣载漪、荣禄、刚毅等同谋废弑，更立溥儁。臣逖听闻，忧惧无措，乃电告各埠，驰电力争，莫不眷念圣主，同心愤怒。一埠之中，多者数万人，少者数百人，奔走联名，若失慈母。举人邱炜萲忠义愤发，实总其事。臣时在港，又电属上海各省同志，并驰电争救，薄海震怒，咸欲致死，诸贼遂生畏惮，未敢遽惊乘舆，改名皇嗣，饰以恩科。[118]
1901年，康有为致函赵曰生，对此事的描述已经变成未卜先知，他说:
己亥立嗣之事，吾适先返港，廿日阅报，知崇绮起用，吾即知废立，即预各埠，得以力争，皆于廿三四到京，故得不废。不然今为保庆二年，上亦废弑久矣。[119]不经意间，康有为与保皇会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致1924年为唐才常撰写墓志铭时，康有为进一步放大自己:
己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吾居港，阅报，见崇绮预备召见，知德宗将废弑，以崇绮为穆宗毅后父，向为那拉后所恶，光绪二十五年来，未尝一召见也；今特召，必为穆宗立嗣，则德宗危。先是，吾开保皇会于美洲、亚洲、澳洲，至是凡四十地。乃遍电各会，告以将废弑，令各电各国驻京公使，求阻废立。二十三日，各使得电，而无此事，咸嗤其妄。翌日二十四日，溥隽立，各使大惊华侨之先知，各持电质外部。时李文忠公主外部，持各地保皇会数十电及《霍光传》示荣禄，荣禄惧色变，乃弭不弑，遂与载漪、刚毅等仇外，决用拳匪，逐戮外人。[120]
很难说清楚康有为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故意为之，保皇会在电争复政反对立嗣一事上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只是过程并非尽如康有为所述。康有为组织保皇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海外华侨商民，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该会甫一成立，就掀起新一轮的电请复政热潮。1899年10月，新加坡华侨邱菽园等人电请复政，引起保皇会的注意，徐勤等人遂前往南洋活动。11月后，康有为等人见沈鹏请杀“三凶”及金梁请诛荣禄各书，感到“诛奸救皇，肇其端矣，吾党勉之”[121]，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各地保皇会电请复政。为此，保皇会草拟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还编制了格式化的《商民请慈禧归政折》，其制于具体地名、人名、时间留空，以便填写。[122]
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君勉君在暹罗孟谷城……君勉密报，暹中同志，颇慕星洲电安之举，欲踵行请后归政故事。萲即寄红白禀与之矣。暹多潮人，君勉言语不通，亦一憾事。”[123]康有为致函邱菽园时则提到：“公真有回天之力矣，望即联各商人（另函望抄示各埠，并告雪厂），各商埠轮流致电。”[124]
这时康有为对于局势变化的把握还不确定，一方面对西太后有意新政的传闻抱有希望，“迩闻那拉后有一言曰：荣禄误我。又与皇上求雨，指天自誓曰：吾他日必以政权还汝。是显有悔心，而不即归政者，阻于贼臣故也”。认为只要先行除去荣禄等篡废之贼，“则上位立复，新政立行，中国立救”，“若我同胞四万万人同心发愤，以救圣主易易耳”。同时又对光绪病重的传闻再度增多和清廷不时披露一些负面信息十分担心，于是决定:
本公司先上书太后，请归政皇上，各埠分上，次则电奏，再次则合各埠签名千百万，公请归政，陈说利害，人心拥戴。西后已悔，当肯相从。否则亦畏人心，不敢害皇上。同志再行设法签名，以多为贵。[125]
正当保皇会组织海外各地华侨接连不断地电请归政之际，清廷宣布立储，经元善等人发电谏阻，声震海内外。保皇会对此反应极为迅速和强烈，《清议报》印制《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随报派送，其中夹传单一纸，即1月27日上海合埠士商泣血公启。[126]先此海外华侨要求复政，有的已经含有反对废立之意，如美洲各属保皇会的电文称:
顷阅西报，谓皇上将有逊位之变，于今岁元旦，别立孺婴，以继大统。民等远闻之下，惊疑沸腾。伏思我皇上君临天下二十五年，功德在民，绝无过举。皇太后仁慈天纵，为国忧劳。当兹外患交迫之时，何至为此不祥之举。西报虽传是说，识者信其必无。但小民浅虑，惟抱愚忠，一纸传闻，万家号哭，仓皇奔告，吁地呼天，咸谓历朝权奸篡逆，皆先立幼主，遂移山河。民等受今上皇帝之恩二十余年，唯知有今上，不知有他，宁为鲁连蹈海之奇冤，诚不忍见汉献禅让之惨变。绅商等随处晓谕，力争其诬。无奈万口沸腾，惊疑难释，为此联名叩禀代达圣慈，恳请即降懿诏，归政圣皇，屏斥权奸，复行新政，庶几解海外之忧疑，免强邻之借口，商民等不胜大望。[127]
将要求复政与反对立储联系起来。
新加坡、暹罗、新金山、雪梨、温哥华、二埠、巴城、檀香山、海防、河内、南定等地华侨，先此本已电请归政，闻讯再度致电，反对立储，新加坡华侨还致电英、日、美三国驻华公使以及英国外交部，恳请保全皇帝，出力救上。仰光华侨则致电日本天皇和英国驻华公使。[128]暹罗华侨分别致函李鸿章、张之洞，鼓动响应。但也有部分地方的华侨在立储之后才开始电请复政。《知新报》报道:
接外埠访事来函云：加拿大属二埠、温哥哗埠，于去腊十九日已发电请圣安，并请太后归政。又闻美国各埠亦决意发电，以继其后，统计其时之电致北京者，二十三日有苗屑地，二十四日有气嗹拿，二十五日有抓厘抓罅，啤灵埠则准于二十六日发电，市卜坚与砵伦与及舍路，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亦陆续而电达总署，其大埠与二埠、温哥华等，尚拟元旦之日，电贺皇上新禧，并请归政。
其中二埠、温哥华等，“当立嗣之诏未下，则频请圣安，请归政，既闻立嗣，则电危言于政府，使收成命，其立词之严厉，以此两埠为最”[129]。由于复政与反对立储之间牵连甚多，难免相互混淆。
<h2>第五节 勤王</h2>
立储使得保皇会复行新政的期望几乎完全破灭，清政府与维新派的矛盾急剧激化。上海绅民除电阻外，已经提出罢市集议，要求诛斥权奸，表示与贼臣不共戴天，并以各国干预瓜分，会匪乘风而起为警示。而中国内地尤其是长江一带确有异动迹象。据说1月25日金陵得电，湘军统领多人密见刘坤一，
告奋勇，请举义旗勤王。时岘帅已交印，不敢举非常之事，婉谢之，但痛哭而已。湖湘义士顿足长吁，曰：“公守区区而甘解兵柄，公即不自计，独不为上之安危所系，四万万人性命所关计乎？公，前明之史阁部也。惜哉胡文忠、左文襄已死矣！使其尚在，则李莲英等逆贼早已除灭，而圣主早已复政矣！惜哉痛哉！”[130]
有人以“寓沪各省会党头目”的名义致函某西人，
略谓我等虽草莽英雄，颇知大义，因中国贪官污吏，不恤民隐，故逼迫至此耳。会中党羽在长江一带，约有十数万人，久仰先生爱护中国，我等从不与贵国教士为难。去岁八月以后，我等即思起义，因皇上安然无恙，冀中国尚有富强之日，故未敢多事。今读二十四日上谕，知皇上废立之事，已不能免，我等不能再行忍耐，要叩求先生设万全之策，阻止废立一事，仍请圣上复辟，大政亲操，以救中国。如蒙赐复，请登报章，五日后无回信，则亦不能久待，恐中国从此无安靖之日也。[131]
其时恰值正气会成立不久，此函极可能和与会的会党首领有关。武汉有人遍贴匿名揭帖，“论废立之事，语多骇听，并谓太后如不撤帘，我等忠义党人数万，定当举兵勤王，并不与各西商及教堂为难，各西人毋庸疑惧云”[132]。四川绅民则表示：“若朝廷果有变故，即当恃其险固，自据全省，奉光绪之年号，举诛奸之义旗。”[133]江西南昌绅民亦谓：废立果行，“则该处必起勤王之师”[134]。
海外保皇会员的情绪更加激烈，暹罗华侨陈斗南等人上书李鸿章和张之洞，告诫其切勿继续叛国叛君，应立即举兵勤王，清君侧，复大仇，立大业。他们继发电力阻废立后，听说光绪被毒咳血，再度电告清廷：“若遇弑害，勤王之师立至，决斩庆、刚两贼种，以泄天下之愤。”[135]新加坡华侨致总署电文则直接提出：“大众骇怒，同心欲起师勤王，而诛逆贼。”[136]
保皇会的机关报《知新报》和《清议报》先后发表论说《论立嗣即已废立》《论建储即为废立》，断言立皇嗣的目的在于立新君，废立既定，联电抗争或责望于督抚均难以奏效。
为今之计，惟有民办民事而已。……凡我大清士民，联合大群，驰檄内外，公认光绪皇帝为真主，虽至不讳，必奉光绪正朔，无论所立何人，誓不承认，然后布告各国外部，执公法以申之。……若其不行，则惟有合众力以正朝廷，举大义以清君侧，宾王之檄，柬之之师，必有怀忠抱义，响应从之者。如此则皇上虽危，犹可望生；皇上虽往，犹可复仇。[137]
康有为也认为：自电争废立以来，海外各埠皆问勤王之师，以往空电相争，后此则必须具有应变实力，才能于事有济。[138]《清议报》甚至提出：光绪废与不废，均在我臣民，“民所归往，匹夫可蹑帝位，民所离畔，帝王亦为独夫。”[139]这很可能反映了保皇会内部激进一派的观念，照此看来，光绪复辟与否，已非最关紧要。等到北方义和团蜂起，保皇会更以勤王讨贼为“再造中国之第一要策”，而且认为“今日而望各疆臣勤王，是真望梅止渴也”，呼吁国民以独立自主之精神兴师勤王。[140]
清廷立储，有两种可能，一是鉴于内外反对，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是以立嗣为踏板，试探各方反应，适时再行废立。在保皇会看来，无疑是后者，因此异口同声，认定立嗣即已废立，建储即为废立，并将筹划已久的勤王谋略推上实际运行轨道。而在清政府方面，无论是退而求其次，还是以退为进，立嗣引起举国上下、海内海外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公开反对，的确出乎意料，令其政治权威大为动摇，戊戌政变以来的不安心理严重膨胀，为了挽回面子，反而进一步倒行逆施。其反弹表现有三：
其一，加紧镇压保皇会和国内维新人士。宣布立嗣的同一天，清政府再度颁布悬赏购线拿办康、梁的上谕，迫使康有为离开香港，前往南洋。看过经元善等人的奏电，慈禧勃然大怒，较诸康有为事败时犹觉利害，连在场的各太监及进呈电报的礼亲王亦惊慌异常，恐遭怒及。据太监旁观，其所怒不在电稿，仍归怒于康有为及其维新之党羽。事后慈禧告诉奕劻：康有为、经元善等须设法除去，然后政府可以安然无虞。[141]清廷随即下旨捉拿经元善，经氏避走澳门，清方仍穷追不舍，以亏空电局经费为名，试图引渡，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42]又下令密拿发电谏阻列出姓名的50位士绅，尤其是叶瀚、王季烈、汪诒年三人，
以叶、王二君草创《至各省大吏禀稿》，请谏阻废立；汪则为《中外日报》主笔，发传单、集义士之故也。五十人之外又开新党，闻有二百余人，何人在内，何人不在内，尚未能得其信消息。前数日，上海道拜各国领事，请签名协拿，诸领事斥绝不应许，始得保全此数百人性命。然发之五十人均不能回家乡矣，忠名震于地球，而身家之际可悲甚矣！……闻此外各省指拿名士又共有三百余人（此信已确，惟名单未传于外），但未知地方大吏实在举行否耳？情形已与明代末年无异。[143]
其二，诛杀戊戌被贬的帝党大臣，以防止其为新党拥戴，根除后患。清廷既行立嗣，“又谕各省督抚，将前岁政变已获咎诸臣再行拿究，牵连之人，闻颇不少”[144]。
内有有名望数人，即翁师傅、沈鹏、前湖南巡抚陈宝箴、御史宋某、翰林张某等。沈鹏前已被拘，翁师父住宅，现亦派人严行看守，以防逃脱。观其情形，未必敢将翁师傅正法，以犯众怒。惟其必逼使之自尽，而后乃能绝皇上之羽翼也。至两江总督鹿传霖者，效忠于西后者也，接谕后，即密电上海道，促其将彼党设法拿获，又密派委员八九人至沪，探查维新党中人之寄居租界者，共有几何人。闻所欲拿者多皆系前经莲珊电争废立有名诸人云。[145]
沈鹏奏请诛三凶，因其为常熟人，“刚毅见此稿大怒，曰：‘此必翁同龢主使，吾必先杀翁同龢，再杀此人。’自有此折，翁师傅之性命盖危于累卵矣。自去年八月以后，翁公日居破山寺，非僧人不敢接见，然犹密旨再三着督抚严密查看，幸两江督抚尚肯保全正类耳”。
己亥建储之时，刚毅再次提出：“‘……翁同龢不死则祸根不除，必先急除！’于是主者即饬拿翁。旨未下而廖大臣寿恒力争，求免其拿，遂蒙斥出军机之谴。王大臣文韶继以苦求，李合肥亦求免其死，于是暂得免拿。”此后清廷追拿经元善不得，“于是下密电两江，着将翁师相、沈太史立刻就地斩决以绝帝党之领袖。（沈鹏）现已监禁苏狱，陆中丞欲免其死，电奏假报疯求宽，未知得免否？翁师相住宅已发兵围守（数日内事），闻有日本义士救之出难，或云已逼令自尽，二说未知孰实？荣、刚又下密电于江西，着将陈宝箴中丞就地正法，其余稍涉帝党，无不着令严拿。上海派密差七八人专拿帝党”，要将文廷式、宋伯鲁、张元济指拿立决，“看来陈中丞如不出亡海外，必不能免死”。[146]此后清廷果然加紧迫害，终于借义和团大乱和八国联军入侵之机，为了防止后患，下毒手将张荫桓、陈宝箴饬死。翁同龢虽然屡次避过大难，西太后一直不肯放过，逃到长安后，“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待翁常熟，荣（禄）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辛丑）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动，荣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却此獠”[147]。
其三，废立之谋不能得逞，当朝执政迁怒于保皇党人鼓动外国横加干预，而西太后又特别担心列强干涉，于是设计排外。关于此事，保皇会指为“贼臣载漪、荣禄、刚毅等，内不得逞，外欲示威，以为外能排逐强邻，而后内可压抑民庶，于以肆行废弑，莫敢谁何，乃抚用拳匪，杀逐外人”。具体情形为:
端逆以其子既立，而内畏保皇会数百万众，外畏各国，不得逞，又虑废弑皇上，各国或行干预，故于十二月欲行废立，先于十一月下一伪谕，言各国以强力压中国，各督抚皆存一私字于胸中，后此若各国有事，各督抚当即开仗逐敌，无得畏葸。此时中外无故，忽下此谕，中外惊矣。……逆端王欲觊觎神器，庆王、荣禄、刚毅既为首谋废弑皇上，赞助立端子之人，事难中止，故皆辅媚端逆，欲成此废弑之举，而虑保皇会新党人数之多，非另结民间一大党无以敌之。董福祥部下素多拳匪，于是二月之时，荣禄献策，逆端决计，通拳匪以敌保皇会，以恶仆变用西法之故，而恶及各国人，更虑废弑而各国干预之，于是端、荣、刚诸逆决计攻杀西人，以绝其干预，而千端百计，皆为废弑皇上而起。[148]
更为生动的描述则是:
立嗣之诏既下，载漪谓其仆曰：“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至夜寂然。初二日载漪又命仆备茶点，至夜又寂然。初三日载漪复命仆备茶点，至夜复寂然。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凡有满汉官员之谒见载漪者，载漪辄谓之曰：“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叩之曰：“汝欲剑仙侠客何用？”答曰：“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尽杀之耶？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于是义和团之祸，胎于此矣。[149]
保皇会认定立储为废立之先机，而一般传闻，也指立储是不得已求其次，因而主张废立的守旧大臣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据说1月24日宣布立嗣后退朝，“刚毅、赵舒翘颇有后言，大意谓立嗣而不废立，非计之得云”[150]。“徐、刚、漪、崇辈稔知太后久已褫魄于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气。于是急煽拳匪，不数月而燎原势成。”[151]成因虽异，结局却大致相同，在排外复旧的鼓噪声中，中国一步步陷入内外交迫的亡国危机。戊戌政变以后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社会矛盾，终于无法化解缓和，不得不以外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
当朝执政的倒行逆施令一班宦术娴熟、守成持重的老臣感到左右为难。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或本人多少了解国内实情和世界大势，或受身边幕僚的影响，主张中国实行变法维新，但反对康有为等人的操之过急，不能容许变法的结果导致其权力的削弱丧失。虽然张之洞、李鸿章曾一度表示对变法派的善意，通过政变将康有为等一班日益受到重用的新进赶下台，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而亦与赞同。但是政变后当朝执政日趋明显的排外复旧，却势必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同时经验告诉他们，任何正常的执政者，都不能与人心大势背道而驰，因此他们有的甚至不惜与朝廷正面抗争。戊戌变法期间，刘坤一态度消极，抵制躁进，用他自己的话说:
弟于新法初行，即拟奏请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忽涉急遽。旋奉严旨申饬其泄沓因循，则前折不敢上陈矣。新法如改练洋操、设添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至欲改变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而康有为等遂进离间之言，敢为挟制之计，若非立时破败，大局尚堪问乎！[152]
政变后他却敢于抵制停罢各项新政事业的朝旨，主张“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农商类的学会、学报不应在禁止之例。[153]
为了应变，他们或对当朝执政若即若离，阳奉阴违，或在执行镇压保皇党的朝旨同时，又与保皇会及维新人士暗通消息。尤其是李鸿章，各方敷衍，到处示好，几乎千人千面。[154]立储宣布，李鸿章认为：“为毅皇立阿哥，并无太子之名，似不应贺。”同时又指责“康党造言生事，鼓惑各埠愚民，嚣然不靖，借以敛资，实为乱根”。[155]张之洞则犹豫不决，先后咨询闽浙总督许应揆、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陕西巡抚端方、署理两江总督鹿传霖的意见，并观察其他督抚的反应，又要等待部文，对于贺折的内容形制，也颇费踌躇。他还特别担心保皇党借机对其进行攻诋，专电驻日公使馆的钱恂，告以“立嗣乃本光绪五年懿旨上谕，京师并无他说，各使馆亦具[俱]安静。康党造谣煽乱，诬诋慈圣，各报妄传，深恨仆之攻驳康学，故于仆极口诬诋，谓京城有大举，鄙人已允，骇愕已极。中国体制，岂有一外臣与秘谋之理？”希望日本政府出面干预在华各日系报刊，阻止发表于之不利的报道。[156]反倒是被暂时解除兵权的刘坤一，较早具折叩贺天喜。[157]
保皇会和其他维新人士对于南方几位重要疆吏的态度颇为矛盾，双方旧日互相交往，政变后仍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暗中有所交易。趋新各派显然知道这几位督抚与守旧党的主张不同，在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试图分化利用，不断通过各种机会和形式劝说各督抚改变立场，举兵勤王，同时又不相信这些位居显要已然老迈的封疆大吏有此胸怀抱负，内心仍将其视为守旧后党的同道。在他们确定的勤王政治道路上，这些清廷大员如果不能给与支持或表示赞同，就只能被当作绊脚石，列入扫除的名单。
位居中枢、掌控大权的荣禄，被保皇党认为是戊戌政变的罪魁祸首，但其人“险而巧”，与“悍而愎”[158]的刚毅又有宿怨，用骑墙政策[159]，表面虚饰，这是造成戊戌后中国政局异相的重要一环。康有为对荣禄深恶痛绝，而刘坤一、李鸿章等人与荣禄沟通协调，张之洞则与之不相往来，很难用某一方的态度立场作为观察甚至评判的标准。可以说，经历了戊戌到庚子的一系列政治风波，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庚子年南北朝野之间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局面的出现，正是那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演化的产物。
<b>注释:</b>
[1] 参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第8章第3、4节。西太后杀人，公开宣示的理由不一定完全反映真实想法。据说“皇上谋围颐和园谋杀太后，人人言之，若追究所据，则言人人殊；变衣冠亦有言者，追究之亦如此；是以知皆莫须有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51页）从近年所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可见，当年坊间传闻，事出有因，当局知而不言，另有隐情。
[2]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51页。
[3] 宋玉卿编：《戊壬录》，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1卷，第259页。
[4] 《赵柏岩集》，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68页。有关记载，该书多已排列。
[5] 《寄总署》，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31页。
[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58—859页。
[7]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3《刘张优劣》，第58页。据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令太医捏造脉案，编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6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三章《政变之后》第二节《法医入诊》和第三节《己亥建储》，叙述相关各事最为详尽。其判断后一事在1898年冬，当据王照之说。
[8]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179—180页。
[9] 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乘桴新获》，第39—61页。
[10] 王崇武译：《戊戌政变旁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527页。
[11] 齐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99页。
[12]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6页。
[13] 《戊戌变法》一，第413—416页。
[14]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82、1209页。
[15]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37页。
[16]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10、1082页。
[17]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5—416页。
[18] 《知新报》第74册录上海《中外日报》，1898年12月13日。
[19]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4页。
[20]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09页。
[21]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527—528页。
[22] 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第164—166页。
[23] 《知新报》第74册，1898年12月13日。
[24]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82页。
[25]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93—1196页。
[26]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39页。
[27]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16页。
[28]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96页。
[29] 《戊戌变法》一，第416页。
[30]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09页。
[31] 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三章《政变之后》。
[32]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98、1213页。
[33]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538页。
[34] 《列强在北京》，1898年10月14日《字林西报》周刊，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498页。
[35] 《胁从罔治》，《申报》1898年11月12日。
[36]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44页。
[37] 1900年2月《致孙仲恺书》，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6页。
[38]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34页。
[39] 《申报》1898年12月29日。
[40] 几天后姬乐尔致函莫理循：“我很相信你的判断，但是我必须说，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足以动摇我的这种信念：维新派的倒台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就连为外交使团夫人们举行的招待会，也不足以动摇我的信念！”（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130—131页）另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太后觐见各国使臣夫人，特备二人充作瑾、珍二妃，防人问也，足见未尝不心虚也。”（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52页）
[41]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74页。
[42]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79页。
[43]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187—191页。
[44]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44页。张之洞报告总署时，未提及聘请日本军事教官和派遣留学生之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18—619页）。
[45]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47页。
[46]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190—191页。
[47] 《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48] 《知新报》第90册，1899年6月18日。
[49]《清议报》第20册，1899年7月8日。
[50]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98册，1899年9月5日。
[51] 《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5日。
[52]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98册，1899年9月5日。
[53] 《记南洋电请圣安事》《新加坡阖埠华商电达总署奏请圣安折稿》，《知新报》第103册，1899年10月25日。丘逢甲复邱菽园函谓：“恭请圣安之举，内地闻之，人心为之一震。内地不能有此，以电局皆由官主，决不肯代发商民电奏，非督抚代奏，总署亦不敢收译也；督抚亦无肯代奏者。阅邸抄，见九月初八日上谕，有特褒海外商民忠义之语，当系电奏到后所发。”（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第794页）
[54]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3册，1899年9月25日。
[55] 《京外近事》，《知新报》第107册，1899年12月3日。
[56] 《咸思圣主》，《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
[57] 《北京近事要闻》，《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关于各地华侨要求归政之事，郭景荣《海外华侨对康梁及保皇会态度的演变》论及祝圣寿和为慈禧祝寿两次（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4页）。
[58] 《格抑电奏》，《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
[59]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33—534页。
[60] 《知新报》第100册，1899年9月25日。
[61] 侯宜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15页。
[62]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4册，1899年11月3日。
[63] 《论各国宜干预中国新政》，《知新报》第104册，1899年11月3日。
[64]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71—172页。
[65] 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第138页。
[66]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94册，1899年7月28日。
[67]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3册，1899年9月25日。
[68] 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第794页。
[69]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70] 《论汉阳宓大令奏请太后撤帘皇上亲政事》，《知新报》第104册，1899年11月3日。1901年5月11日郑孝胥称：“过关道，见所议十条及密[宓]昌墀《戊戌奏稿》，空疏而守旧之言也。”（《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94页）
[71]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150页。
[72] 《北京近事汇闻》，《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
[73] 天游先生（唐才常）：《答客问支那近事》，《亚东时报》第13号，1899年8月15日。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392—1393页。
[74] 《保救大清皇帝会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0页。
[75] 《致濮兰德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4页。
[76] 《知新报》第89册，1899年6月8日。
[77]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35页。
[78] 《谕旨照录》按语，《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1898年底清廷就曾更换医治光绪有效的医生，令刘坤一感到疑惑（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复彦咏之太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40页）。
[79]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0册，1899年9月25日。
[80] 《支那朋党论》，日本《东邦协会报》1899年9月10日，引自《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81] 孙诒让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480页。
[82] 《清议报》第29册，1899年10月5日。
[8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0—694页。
[84] 《知新报》第108册，1899年12月13日。
[85]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3页。另据12月22日日本《东京日日报》报道：“工部尚书廖寿恒革去军机之职。闻廖为翁同龢门生，前日翰林院沈鹏参劾三凶之折，为刚毅等见，以沈为常熟人，疑为翁党，遂追寻原因，谓廖主使，迁怒于廖，故设法逐之也。”（《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10册，1900年1月1日）
[86] 1900年2月《致孙仲恺书》，《宋恕集》下册，第696—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