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曾经因为出身问题而自卑而苦恼的荣禄，终于再也不必为此懊恼了。从此，他的血统中，也带有了一个“皇”字。

而这一切，正是荣禄“奋斗”来的，也是他在官场上钻营而来的。正是因为他不是皇族后代、出身低微，在官场上的关键词就永远只能是“奋斗”和“往上爬”。

对于荣禄来说，也正是因为没有“皇族”的挡箭牌，他永远没有忘记“往上爬”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自保。他是满人，但也在积极关照和笼络李鸿章、袁世凯等汉臣实力派；他是慈禧的心腹重臣，但总是多栽花少栽刺，以强大的意志力在朝廷中低调隐忍，不主动树敌（包括端王集团）。他没有上八国联军的名单，正是他这些积极“自保”的成果，不要指望在关键时刻慈禧会“保”他，如果在端王和荣禄之中慈禧只能“保”住一个，那么这个人绝不会是荣禄，而只可能是端王。因为端王是大清皇帝的后代，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是大清的脸面和符号，对于慈禧这个专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心腹可以再找，而脸面不能不要。

在多年以前，荣禄就已经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他越接近慈禧、越接近权力的顶峰，就越没有飞扬跋扈，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自保”，要“自保”！自从年轻时在官场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之后，荣禄就再也没有得罪过跟朝局有关的任何人了。他没有得罪过汉党，没有得罪过满党，没有得罪过慈禧，没有得罪过义和团，甚至连八国联军都没有“得罪”过，处处给自己铺好了后路，这哪里是什么“晚清第一官场狐狸”，简直是狐仙！

这就是荣禄，大清实际上的宰相。在风光荣耀、位高权重的背后，是那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常半夜被惊醒而又彷徨难定的高官的心；是那颗时常左右为难而又无处可诉、苦水只能往肚子里流的高官的心。

他唯一得罪的人，就是他自己。

<h4>赔款数额的确定过程</h4>

好吧，只要不问罪自己和危及权力安全，慈禧的根本性危机已经度过了，接下来的重心就是赔款的问题。1901年2月14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昭告天下：朝廷已经做出与各国议和这个“无比英明”的决定，现在我们要根据和掂量大清的物力，来促使议和顺利完成，如何确定赔款数额？这要根据各国的要求以及根据和掂量大清的实际财力物力，综合考虑来完成。既要避免列强狮子大开口，狠敲大清一笔竹杠，更不能触怒各国，使议和破裂（“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样的上谕是告诉自己人，是给“天下臣民”的一个交代，赔多少和怎么赔是要听洋人的。虽然娘子关久攻不下逐渐让八国达成了共识：清国的战争赔偿是用货币支付而不是领土支付，但大家最后要索赔多少银子，各国又能分到多少银子，这八位老兄又是各有各的想法的。

大清肯定是要把各国“实际的军费开支和战争损失”赔完的，这点八国都没有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大清还要多赔多少？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还能从大清那里讹诈多少两银子？这个问题简直是不用想的，无论是老毛子还是日耳曼人，他们都已经做了狮子大开口、大发一笔的打算，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它就是美国。

美国人强烈反对过度赔偿，主张“根据大清的实际偿还能力来定数额，将赔款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自然是被认作“头脑发晕的决定”。但是，美国人从未放弃为减少“庚子赔款”而努力。

在美国人的坚持下，八国先是成立了“财源调查委员会”，先调查清国的实际偿还能力。美国人根据调查，最先提出了一个数额——2.02亿两白银左右。而俄国人和德国人一看总共才2亿多两白银，还不如6年前日本人在《马关条约》中实际到手的多，坚决反对，美国只好又将数额增加到2.66亿两，还是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其他几国也不管什么对大清“财源”调查不调查了，确定了一个最后方案：每一位清国人，包括“东南互保”地区里的人，对八国赔款一两白银，合计为4.5亿两（按照购买力计算，当时的一两白银大致相当于如今100～150元人民币），这是由朝廷支付的赔款；另外，烧过教堂、杀死过传教士的省份还要赔给教会、传教士约3000万两白银的地方赔款。

后来有人专门做过计算，各国按照这个数字所获得的赔款，平均约7倍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比日本在《马关条约》中约5倍于实际损失又进了一步，难怪俄国人说“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美国人坚决反对如此巨额勒索，他们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申请裁决。然而，此时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也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八国集团，美国人孤掌难鸣，赔款数额仍然维持原议，美国减少“庚子赔款”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4.5亿两白银中，俄国人分到了1.3亿两（约占总数的29%），其次是德国（20%）、法国（15%）、英国（11%）、日本（7.7%）、美国（7.3%），八国中排在最末两位的是只出了几十个兵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另外还有五个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出兵，但八国认为他们也应该获得赔款，他们是：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当时为一国），他们分得了从11.25万两至850.5万两不等的白银。

跟“马关赔款”一样，数额问题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大清如何支付的问题，这又是事关各国利益的。

德国提议将大清的海关关税提高到10%，关税提高，外国货物进入清国就要多交税，大清也就会有更多的钱来还款，俄、法随即表示同意，不过，这三国的算盘打得是很精的：他们不是大清的主要贸易国，提高关税对他们影响不大，而对大清出口很多的英、美、日就损失不小了，于是此方案在英、美、日的强烈反对下，最终没有通过。

俄国人又生一计：让大清先向各国的银行借钱还款。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朝廷向八国的银行借钱，自然要有担保公司，担保公司是谁呢？八国政府，而他们也不是白担保的，既然要担保，就要有抵押，朝廷能拿什么做抵押？自然就是最稳定和最大的一笔收入——税。

于是，俄国人这一招的实质就是：大清以未来几十年的关税作为抵押，向外资银行贷款，通过这笔贷款再还掉庚子赔款，绕来绕去，等于大清又多了一道借钱的程序。

俄国人是很狡猾的，他们之所以增加一道借钱的程序，倒不是看重那些利息（再借钱肯定就会产生利息），他们看重的是对大清关税的控制权。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海关关税一直控制在英国人手里，就连海关总税务司都还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担任的。海关关税是清国主要的税收之一，截留了这个财源，就可能控制清国的财政，控制了清国的财政，就有可能左右大清的政局。所以多少年来，俄国一直费尽心思想在关税上插上一脚，在过去很多次条约中，俄国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方案，现在他们仍贼心不改。

而英国人也不傻，他们一直在严防死守的就是大清海关关税不能变成多国控制，这是他们的利益底线，也是他们比获得赔款更重要的长远利益，面对老毛子的损招，英国人必须顶住。

俄国的这个方案自然也是获得了与它利益相近的国家——德国和法国的支持，英国人开始使出古老的那一招——反间计。他们离间德国：只要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支持俄国，我们就不反对你们可以适当地增加赔款，并且我们还能够保证你们到手的钱财会比正常赔款还要多。

交易达成了，有了英国老大的支持，在后来4.5亿两白银的分配中，德国分到的比例仅次于俄国。

然后，英国要求清国以债券的方式支付赔款的方案。

所谓债券支付，简单来说就是大清把对各国的赔款数额换成等额债券，并备有0.5%的首先偿付基金，剩下的以大清的盐税、常关税、海关关税等作为偿还债券的稳定财源，规定分39年还清（不许提前还清）。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每年、每月的还款额，为了方便起见，朝廷也不需要向各国分别付款，由八国成立一个委员会，朝廷统一把款项付给这个委员会，再由委员会向各国分配。

不愧为老牌金融帝国想出来的办法，贷款买过房子的人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没错，0.5%的“首付”，剩下的是“年供”，那么一定是还有利息的——规定年息为4厘。大清在这39年要支付的利息总计为5.3亿两白银，比赔款额4.5亿两还多，本息合计摇身一变为9.8亿两，相当于大清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可以组建160个北洋舰队，你就在这39年里慢慢地还吧。

德国人果然获得了“比正常赔款还要多”的数额，他们乐开了花。而俄国人是见钱眼开的，见英国为了保住对大清海关的控制，不惜变相地提高了赔款数额，他们占的分配比例最大，到手的钱又多了，于是俄国人也不再坚持他们的方案，乐呵呵地同意了。在八国关于赔款数额、还款方式的内部谈判中，俄国人处处“占便宜”才肯罢休，不过他们也已经完全暴露了贪婪的面目，就连曾经的“盟友”法国和德国也极为不满，老毛子将尝到孤立无援的代价。

而美国人是八国里面最高兴不起来的，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这种赔款不仅无益于美国利益，反而会是极大的损失，他们早已经暗地里嘲笑俄国这些“土老帽”了，因为他们的发财方式早已经不同了。

<h4>“门户开放”政策和“庚子退款”之谜</h4>

1861年，在大清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开始内战，从1861年打到1865年，最后完成南北方的统一，史称南北战争。

战争刚一结束，美国就开始进行一项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政策——西部大开发。经济飞跃发展，国力突飞猛进，到1900年短短35年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31%，竟然是老牌工业强国英国（占全世界18%）的差不多2倍。

也就是说，从经济实力来说，美国其实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老大。但世界老大只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美国需要加强的，是在西方强国中的政治影响，而美国的政治，也是由经济决定的（市场经济程度很高的国家）。

和所有的西方强国一样，美国一开始也在积极掠夺海外殖民地，1898年，太平洋上的岛国——夏威夷王国并入美国，从此成为美国向东方扩张的海军基地，然后是关岛，再接下来，通过与西班牙打一仗，美国成功地从老牌海上强国西班牙手中抢到了菲律宾。

而这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85％的陆地变成了几个西方强国的殖民地，非洲和南美差不多全部沦陷。在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基本都已或多或少地受到列强控制，世界上最后一块宝地就是曾经的世界老大——中华帝国。为了争夺这块宝地，地球上所有的强国都不远万里而来，准备大抢一场。

很显然，作为新兴的世界老大，美国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模式去重建世界秩序，其实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与争夺殖民地完全不同的发财方法。

这就是——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与国相互不断地做生意，源源不断地进行物品交换。这个发财模式其实自古就有，只不过美国人变得比过去的贸易者更加聪明了。他们除了关心自己在贸易中发了多少财，更会注意对贸易伙伴进行市场开发，竭尽全力地引领和挖掘伙伴国人们的消费需求。你本来只想买匹马的，人家已经造出了马车；你本来已经买了马车的，人家又已经造出了四轮马车；再接下来就是四轮豪华马车。总之，版本是不断“升级”的，每升级一次，你就要买一次，变得“物欲横流”。这样美国人就能把贸易永远地做了下去，原本一块钱的贸易就能够做成十块钱、一百块钱，让他们不断发财。

这种“市场开发”与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重修身而不重物”的传统是大相径庭的。不过，在五光十色又确实能为生活创造方便的“物”的面前，清国人们也很快缴械投降了，仅仅从1895年至1899年五年时间，美国对大清的出口额增长了将近两倍！大清已经成为了美国重要的贸易顺差伙伴，美国的工业产品在国内消费不完，就运到清国来卖掉。

这种大尝甜头的发财方式让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过去那种占领清国土地的想法实在是太愚蠢了，清国幅员太广，人口太多，不如维护大清朝廷的政权稳定，让朝廷管着那些人和地，然后我们同他们做生意，说起来我们美国自己的领土还有待开发，占着远在大洋彼岸的黄土地实在是太不划算啊。

于是，在这样新的“发财思路”指导下，美国国会以微弱的票数通过吞并菲律宾的法案后，就拒绝通过任何参与欧洲强国“瓜分清国”，占据清国土地的提议了（美军最初想占据的地方是厦门港），他们只有一个希望：与大清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能够平平安安地做下去。

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美国不去占据大清的领土是不行的，其他国家也不能侵占大清的领土，如此才能保证清国市场的真正巨大、完整和开放。于是，美国人开始想办法说服其他国家从占领土地走向贸易自由，放弃之前的“占地发小财”模式，接受“贸易发大财”模式。

这个办法就是当时美国人眼中比得到菲律宾更伟大的成就——门户开放政策。

<h4>1899年9月6日，美国正式向各强国提出外交照会</h4>

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美国对大清的外交政策，而是美国希望其他强国能够接受的如何对待大清的政策。美国首先承认了这之前各国已经在大清占据的土地范围（聪明），要求大家也互相承认，然后在承认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一个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各国都开放已经占领的大清的地盘，允许所有的国家（包括清国）在这里自由公平地做生意，收取同样的关税、港口税和铁路运费，总之就是“大家联合起来为大家”，所有人都有发财的同等环境和机会，“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要保障将来大家的生意都能真正越做越大，各国就必须停止再去占领大清的领土，停止“瓜分清国”，同时关税的自主权也要交还给清国。

不愧于“从土地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天才之举，“门户开放”绕开了各强国在清国直接的土地之争的冲突，避免了将来有可能出现的火并，各国付出的义务基本上是相等的，得到的权利也基本上是相等的，又在每个国家之间都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相互钳制、自我约束的机制，而又恰恰对每个国家（包括清国）又都有好处。搞了几十年“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也没有成功的李鸿章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人一上来就为大清带来了另外一个版本的“以夷制夷”，这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意识，也是真正的“美式思维”。此时的美国人眼里并没有强者、弱者，也没有分出“我们”和“你们”，他们的眼里只有“发财”，而真正能够长久地“发财”，就是互利共赢，是必须置于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环境下的发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

但是，各国要接受这个“新事物”是要一定时间的，毕竟大家看到的都是土地这样实实在在的利益。1900年7月3日，就是八国联军总攻天津之前，美国再度向其他七国提出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次外交照会，试图阻止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把八国集团拉回到与大清做生意的“正确道路”上来。

但其他国家脑筋不转弯，美国人也没办法，如果他们退出八国联军，不仅清国的土地还是要被占，而且美国什么也得不到，于是，讲究实际利益的美国人也只好强调“we are a team”，跟着其他国家的军队一起打进北京，接下来就是跟着其他七国一起在与李鸿章“和谈”中确认赔款的数额和支付方式。

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失败了，“培育清国市场”的计划也受阻，不过，美国人对于更大的发财机会是不会甘心的，即使在后来的《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美国人都没有放弃这种机会。

1901年，大清开始按照条约还款，由于条约中并没有规定赔款是用“银”支付还是用“金”支付。朝廷就想当然地以为赔款就是“4.5亿两白银”，一直也是用白银支付的。而此时，银价不断下跌，金价不断上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已经改为金本位制，八国就瞄准了这一时机，在1905年提出要求用白银换算成英镑来支付（英镑是金本位的），这样朝廷的实际支出又增加了，并且还要赔付1905年之前各国造成的“镑亏”——800万两白银。

朝廷没有办法，只好命令各驻外使节向列强政府交涉，要求不要改为“金”支付，其中一个人，就是大清驻美国以及墨西哥公使——广东人梁诚。

梁诚拜访美国高官，游说他们不要将大清的财政逼入绝境。美国的意思是他们改不改都无所谓，但美国必须与其他各国保持一致，其他各国坚持要改，美国也没有办法。

梁诚的游说失败了，而美国在拒绝梁诚的同时，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经过美国政府后来的“精确计算”，当年索要的赔款是实在太多了，超出了美军的实际军费开支和各项战争损失。

具体这笔账是这样的：美国分得了4.5亿两白银的7.320%，也就是3294万两白银约合2400多万美元（1两白银约相当于0.7美元），而美方计算出他们“实际应该得到的赔款”约为1165万美元——也就是当初“多要”了约1278万美元，即使扣除已发行债券的利息以及其他各项费用，还多出1000万美元左右。这1000万美元美国也不是不可以“退”回去。

美国人恰好在此时放出这个信号，自然也是有现实原因的，1905年，美国国内正在通过排挤华人劳工的法案，引发清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于是美国人最初想以此跟大清拉拉关系，以便更好地做生意。但对于美国来说，只有这笔钱退还给清国产生的长远效果要比暂时得到它更对美国有利，才有退回去的意义。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他的建议是这笔“退款”必须规定清国只能用于兴办教育，让清国从国内选派留学生到美国，让他们接受美国式的教育，树立美国式的信仰和价值观，将来他们回到清国之后，就有可能按照美国人希望的那样去改造清国社会，成为亲近美国的意见领袖，培育大洋彼岸的“美国梦”——“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来自清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清国的发展：以知识和信仰支配清国公众领袖的方式”。

这个主意很快成为美国各界的共识。

不过，朝廷那边的想法有些不同，他们听说还有这么一笔“退款”，简直十分意外和兴奋。朝廷的意思是：现在发展经济资金缺口很大，可以将退款先用于这方面，比如兴办路矿等，等经济发展了有了钱再去发展教育，这自然是“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

消息反馈到美国，美国人表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笔钱就不能退了。美国人只是有“退款”的想法，并没有进行实际的工作，如此一来，反对的声音也就更大了。

公使梁诚出马，他干脆撇下朝廷，先按照美国人的要求以及方式积极游说高官将“退款”进入实质性的程序。梁诚知道，只要美国人这边搞定了，朝廷最后是不得不同意美方要求的。3年以后（1908年），退款的章程终于达成了。

按照美国人制定的这个章程，大清继续按照原有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向美国支付赔款（不改变《辛丑条约》），然后美国将“多得”的这1000万美元左右退还给一个基金会，由这个基金会来保管退款的本金以及产生的利息，而管理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中有清国人也必须有美国人。美国全程监督款项的用途：除了要监督款项最终是不是用于教育，还要防止这笔钱被朝廷的某些大臣贪污挪用。如此一来，所谓的“退款”其实就变成了一笔从大清国库里出来的钱，被美国强制性地规定了用途——用于教育。

从1909年1月1日起，美国正式开始退款，而规定朝廷从1909年开始的4年内，每年用这笔钱至少派出留美学生100人，在赴美留学的总人数达到了400人后，从第二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全部用完为止。而这些派出去的人中，必须有80％的人学习农业、矿业、机械工程、医学等理工科，20％的人学习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

美国人还规定：到达美国之前必须具备中文写作能力以及对本国有较为丰富的历史知识，英文水平能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听讲。

大清的孩子是没有学过英文的，这就需要朝廷先建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教授英文等知识。

在北京的西北郊外，这里是皇家园林的聚集地，有圆明园、颐和园，还有一个有山有水、风景优美的熙春园。由于乾隆曾在熙春园御笔题词：“水木清华”，咸丰年间改名为清华园，朝廷就将清华园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用退款修建新的校舍。这里曾经走出了胡适等著名的留美生，并在两年后（1911年）正式命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这只是“退款”，对美国该付的赔款还是要照常赔的，退款是退款，赔款是赔款，该要的一分也不能少。1911年以后，大清没有支付完的赔款就只有留给后面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了，对美国的赔款一直延续到了1943年才最后还清，就这样大清自己只还了十年，后面两位倒霉的大哥替它整整还了30年。

而由于美国带头“退款”，其他国家的脑筋也纷纷转过弯来了，纷纷开始了类似的“退款”（退给之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其中包括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成立的苏联，他们对当时的北洋政府承诺放弃一切未还完的赔款，唯一的条件就是北洋政府承认苏联，这笔买卖也达成了。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没有退，他们把款“退”到了在华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机构，实际上是一分没退。

最后，统计一下各国的“退款”和中止的赔偿，实际付给各国的赔款总额在5.76亿两白银左右，约占39年本息总数的58%，另外，虽然各国都成立了“退款”基金会严密监控，但退款总额中真正用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还是只占12%左右，有56%左右被用各种方法挪用为政府开支，其余下落不明。

好吧，这些都是后话，让我们再回到“和约”的谈判中。1901年9月，在李鸿章与各国谈定了“惩凶”、赔款等两大主要内容之后，《辛丑条约》（也称《北京协定》）正式签订，其他的条款还有：

西方国家对大清武器禁运两年；

从大沽口至北京沿线的炮台全部削平，环天津20里以内，不得驻扎清国本国军队，山海关至北京沿线的战略要地一律由外国人驻军；

东交民巷正式划为使馆区，由各国派兵驻守，清国子民概不准居住和过境；

在各地，凡是发生过针对洋人骚乱的地方，朝廷一律停止考选文武官员5年；

朝廷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作为与各国外交联络的专门机构，外务部在朝廷的地位列于各部之首，必须由满族亲贵担任外交大臣。大清皇帝以后接见各国公使时必须在正殿，而各国公使也必须由正门出入，不得像以前那样只能走侧门。

现在，是时候来揭开八国联军在这场战争中的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