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慈禧很早就在暗中“求和”</h4>

6月22日，在颁布战争总动员令的第二天，慈禧接到了裕禄的报告：大沽口炮台失陷，慈禧的心就彻底凉了。

6月29日，慈禧命令总理衙门给清国驻英、俄、法、德、美等国公使秘密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通过这些公使向各国政府直接转达朝廷的意思：与你们开战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对于你们在北京的公使馆，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切实保护起来，义和团刚刚被宣布“合法”，但我们会想办法清剿的（“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与此同时，慈禧命令各督抚以“遣散”的名义保护传教士——“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

此时正是聂士成和裕禄在天津苦战、苦保天津之时，也是天津的义和团奋力助战之时。

而对于慈禧来说，这既是向八国示好，又是再次确认她心中的那个老疑惑——八国最大的胃口到底是什么？他们会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她明确告诉各国中央政府：我们会保护使馆，也能保障传教士的安全，希望退兵。

而八国不仅毫无退兵迹象，反而在增兵，准备总攻天津，慈禧终于明白了：她虽然还不能肯定八国是不是会推翻她的统治，但一切皆有可能，而对于权力安全来说，哪怕只有猜疑也是不行的——如果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自己就只能跑！

这对慈禧是沉重的打击，但也反而让慈禧坚定了“求和”的决心，很简单，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战斗到底”，她虽然敢“开战”，但不敢相信这一次的战争最终要和洋人拼个鱼死网破。

从这一天起，就在天津前线的将士和义和团苦战的同时，慈禧开始命人用所有的办法来和八国政府接触，试探他们的底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绝密中进行的。7月3日，朝廷自己出面，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向俄、英、日正式发出求和国书，而结果也是失望的，此时八国正在源源不断从海上增兵，准备进攻天津。

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这种表面“战”、暗地里“和”的态度，也给了八国一个定心丸：可以做好各项战争准备，放手进攻天津和北京，中途也可以从从容容地休整（在天津就休整了20天）——反正朝廷是不会真拿那些公使怎么样的。

在对外暗中求和的同时，慈禧也没有忘记催促李鸿章尽早来京“议和”，这种事情也只有李大人才搞得定。前面我们知道，在6月21日发布战争总动员令之前，慈禧是催过李鸿章进京的，不过李鸿章没有成行。不是李大人故意抗命，而是他考虑得很清楚，此时北上于和谈无一利，因为八国此时不会开始和谈，朝廷内部也有端王集团的激烈反对；于他自己却有万害，一旦北上，个人安全都无法保障，八国联军和端王集团都不会放过他啊。

慈禧就只有接着催，不厌其烦地催。

7月1日、3日，慈禧两次催袁世凯带兵进京，被袁大人用太极拳化解；7月3日、6日，慈禧又两次亲下谕旨催促李鸿章进京，李鸿章还是没有动身，原因还是前面的考虑。

7月8日，就在八国联军进攻聂士成最后一道防线、即将攻入天津的前一天，慈禧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请李鸿章“自行酌量”，能否24小时赶路紧急北上进京（“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此道上谕一出，李鸿章如果再对北上推三阻四，那显然是说不过去了，慈禧都已经任命你为直隶总督，你还想怎样啊，至少要去谢个恩嘛，不到北京，至少要挪下窝嘛。李鸿章终于决定先到上海，再看情况决定。7月17日，李鸿章正式从广州乘坐轮船出发，此时聂士成已经战死，天津也已经沦陷（7月14日），距离慈禧第一道谕旨催李鸿章进京（6月16日），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矣。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终于又可以出一口气了，自《马关条约》之后，他遭贬、遭唾骂，一度被剥夺了所有的官职，往日的显赫和荣耀不见踪影，好不容易复出也是被“贬”到偏远的两广。而现在，终于又可以“重回北洋”了，这对李鸿章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与前来送行的安徽老乡、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的对谈中，李大人也忍不住大呼：“舍我其谁也！”

一个被憋屈、被压抑得太久的人，似乎又见到当年的豪气干云，然而李鸿章此时并不知道，大清离不开他的，已经只是再签署一个战败条约。

李鸿章坐轮船先去了香港，当然，李大人不是来游玩的，而是要先见一下港英总督，这就等于把和谈之事先跟英国打了声招呼，提前铺铺路，然后轮船再向着上海行使。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按照事先“先到上海，再酌进止”的计划，李鸿章“酌”后的结果是：仍然不能北上，自己去了也没有用。他拿出了荣禄大人的那一招——写请假条。而且又是腿病，报告慈禧“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请求“赏假20日”。对于慈禧来说，她又悲剧了，他寸步都难行了，你不准也得准啊，反正他们那些大臣不是下不了床，就是走不了路的。

此时正是李鸿章的对头——李秉衡带着刘坤一“借”给他的兵北上之时。朝廷里的大臣正在为如何确保北京不失而苦恼，他们在纷纷赞美李秉衡的“英雄之举”时，也在大骂李鸿章故意在上海徘徊不前，什么“何其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也”，什么“大奸不除，不能大功”（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奏折），什么“是立黜一汉奸之李鸿章，而小人不敢效尤；重用一公忠体国之李秉衡，而士气因之以振！”（给事中蒋式芬奏折）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个78岁的老人了，他的身体不好也是实情，但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也并非坏到寸步难行，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不前只不过又犯了当初荣禄同志同样的病——心病。李鸿章并没有意识到保住国都的唯一一丝微弱的希望正掌握在他手里，恰恰是由于此时的他不能挺身而出，慈禧才不得不抱住李秉衡这根不是稻草的稻草，诛杀“庚子五大臣”，在清军实际上已经彻底溃败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继续作战，也为北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我看来，李鸿章的“卖国”“汉奸”之实并不是他曾经多少次向洋人“求和”，签订了多少“卖国条约”，而恰恰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刻为个人考虑得太多，顾盼摇曳。因为他所有的“求和”也是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才去的，也是为自己留好了后路的。这些因为主导洋务运动而多少“开明”的汉党高官，并没有多少关于“国家”的意识，更没有关于“国家”的共识，他们嘴里仍然是朝廷，而“朝廷”具体到心里和实际行动中就是“公私两便”，两不便的时候自然就是“私”字为先，李鸿章也不例外。

甲午战争之后，备受冷落、闲居北京贤良寺的李鸿章曾有过一个自嘲：大清就像一间破屋子，而他就是东补西贴的辛苦的“糊裱匠”。人们往往只看到了李鸿章的难处，却很少看到李鸿章自己也许只想当一个糊裱匠——能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庙堂上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鸿章既非“爱国”，也非“卖国”，因为“国家”在大清是缺席的，“国家”意识都不存在，何来爱或者卖？李鸿章并非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困难和可贵的不是忍辱负重，而是开拓进取；而这样的“伟业”注定只能由他曾经、现在以及未来的对手——伊藤博文等人去完成了。因为“一定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它与洋务运动在“顶层设计”上的最大区别，伊藤博文等人才有环境、有动力、有程序去承担国家的责任、国家的风险，甚至还有国家的错误。每到关键时刻他们总能挺身而出，总是能为日本找到一条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道路。

李鸿章啊李鸿章，当大清作为一个国家的格局只能是如此的时候，那么她的大臣注定也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你的“舍我其谁也”，并不是英雄宝刀未老，而正是一个“糊裱匠”的格局。

<h4>八国联军提出“惩凶”</h4>

好吧，李鸿章是注定要在上海停留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由于天津沦陷，北京城里早已经人心惶惶，端王集团越来越被孤立，大家都把他们抛到一边，各自去想“和”的办法。7月17日，光绪给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写了一封亲笔求援信，先用快马送到山东，再由山东用电报发往上海电报局，再用越洋电报发往美国。光绪皇帝在信中强调，大清和美国“长期以来保持友好关系，对对方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我们了解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所以恳请美国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停战和停止攻进北京）做出努力。”

麦金莱是19日收到这封信的，考虑了3天，他给光绪写了回信，希望大清保证使馆人员的安全，表示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大清“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以外，别无他求”，会“积极斡旋”。不过美国人就算是有心“斡旋”，也挡不住其他几国要攻进北京的决心。3个月后（10月17日），光绪只好再给麦金莱写信，“感谢美方的帮助，并希望美国能积极促成和谈”，此时，北京早已经沦陷。

给美国总统写信只是胡乱抓的救命稻草，慈禧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8月7日，八国联军已经准备进攻通州城了，慈禧又给李鸿章升职和增加权限，任命他为“议和全权大臣”，希望以此来鼓舞李鸿章“奋不顾身地北上”和打动列强。然而，八国联军是不会停止进攻的，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逃向西安。

8月20日，在惊弓之鸟般的逃亡途中，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公开承认当初做出开战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也是给了李鸿章和参与“东南互保”的汉党大臣一颗定心丸：将来朝廷对你们是不会秋后算账的。

8月24日，慈禧告诉李鸿章，只要你能议成和，什么条件那就都由你做主了（“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27日，加授奕劻为“议和全权大臣”，31日，加授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参与“东南互保”的总督们还升了职，汉党彻底翻身。

慈禧如此心急火燎，一是怕八国联军会追过来，二是逃亡的日子实在是太难过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住的是破庙，吃的是野菜粥，你以为会有碗？那是路边捡到的破碗，你以为会有筷子？那是树枝做的筷子！

李鸿章开始积极试探各国对于“议和”的态度，老毛子当然表示要“全力支持”，并且在积极帮助李鸿章，支持“议和”就是支持他们自己。俄国一支持，它的利益对手英国就要反对，于是李鸿章上奏慈禧，加授了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他和俄国人走得很近，就要不可避免地引起英国人的不满，而刘、张两人与英国的关系比较好（英国的利益中心在长江流域，正是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地盘，此时他们正在“互保”），“议和”的重点就是搞定八国内部各派。

而反对最强烈的是德国，瓦德西率领德国远征军还没有到北京，德国的最大利益还没有实现，德国就是在8月23日正式照会各国：李鸿章可以北上，但德国绝不与他进行谈判，李鸿章只要落入我们手中，我们就将扣留他为人质！

德国一强烈反对，俄国就急了，他们强烈抗议德国的强烈反对，表示谁要逮捕李鸿章他们就要向谁开战。

好吧，大哥你横，在东方的土地上，我们还不是俄国的对手，于是为了避免了和俄国正面冲突，德国勉强同意了可以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但提出了一个令朝廷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

按照八国的共识，“惩凶”是“议和”的前提条件之一。9月5日，德国就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接受“议和”的新条件：“朝廷必须严惩战犯凶手，特别是属于最高层的罪魁祸首，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德国的意思是：“凶手”不止是端王集团，还要包括慈禧太后。

慈禧被这个条件吓坏了，说起来，她对这场和谈最大的希望和唯一的条件就是确保她的权力安全，大清的损失要次于她个人的损失去考虑，而现在，不仅权力安全要失去，生命财产安全都没了，那还议什么和啊。

结束吧，一切都结束吧，为了权力安全，原先还是一边抵抗，一边求和，而现在同样为了权力安全，只能是放弃抵抗，完全求和，自己这边赶紧找替罪羊，同时反复指示李鸿章，谈判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只要洋人不找她算账，不让她交出大权，其余一切都好说。

第一个动作就是——彻底剿灭义和团。

<h4>义和团成了和谈的最大牺牲品</h4>

慈禧的行动十分迅速。9月7日，她正式发布“剿拳”谕旨，说明战争是义和团引起（“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命令各地“痛剿”义和团，务必斩草除根，不可放过一个，首先是在跟洋人和谈的京津地区——“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代理直隶总督）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

京津间的团民早在城破时就消失了，各地开始严厉排查，“雨后归农”的很多团民又被翻出来了，有的被杀头，有的被逮捕坐牢，有的被讹诈一笔钱财。于是“查团”又成为了一些地方官吏的发财手段，很多团民干脆纷纷入教，以“教民”身份自保。在梨园屯，教民和官吏一起威胁和讹诈“老团民”，他们找到了高元祥（十八魁之一）的母亲，要求她交出高元祥，高母交不出，教民就“用绳子穿着她的鼻子游街”，然后逼迫高母凑钱给他们（《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地方官吏要发财，“查团”的风声越来越紧，一直潜伏的赵三多也无法再潜伏下去了，隐姓埋名到1902年，他终于和梅花拳的另一位传人景延宾（直隶广宗县人）在直东边境再次举起反抗的大旗，不过这次是连大清朝廷一起反了，他们的口号是——“扫清灭洋”！从当初的“顺清”“扶清”，到如今的“扫清”，只过去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而袁世凯派出部将段祺瑞率新军围捕，景延宾被杀害，赵三多被捕，他拒绝招供，在牢房里绝食自杀。“义和团”因赵三多而起，也因赵三多而灭，它被“彻底铲除”了。

而对于慈禧来说，只推出义和团作为替罪羊还是不够的，毕竟开战的决定由她亲自下达。李鸿章已经摸清，八国中除了德国，其他国家从利益考量都不主张把慈禧作为“祸首”，这对慈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而李鸿章联名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不失时机地给慈禧上密折：太后您可以把罪过推到“主战派”身上嘛——“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所谓的“王大臣”，指的就是端王集团的最核心成员——载漪、载澜、载勋、刚毅、崇绮、徐桐、启秀，等等。

禁旅八旗已经灰飞烟灭，朝廷上下没有一个人会同情端王集团，大臣们都在怨恨端王集团给大清带来了“滔天巨祸”，巴不得早日求和。端王等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跌入了万丈深渊，他们再也翻不了身了，此密折正合慈禧心意，她准备动手了。

9月15日，有了端王集团已经成了死老虎这个保障之后，李鸿章在俄国军舰的护卫下从上海启程北上“议和”，而在逃亡途中的慈禧把辛苦跟在身边的载漪、刚毅等人叫到面前，当众破口大骂（“面斥端王”），大势已去的端王集团众将吓得哑口无言（“见圣怒不可测，俱屏息无言”）。64岁的刚毅本来就在逃亡途中风餐露宿，身体吃不消，见到墙倒众人推，竟然一病不起，他没有跟着逃亡队伍再往前逃，而是留在了当地，三天后一命呜呼，估计是被吓的。

李鸿章趁势再给满党集团震慑，他电奏慈禧：要求将刚毅戮尸。

根据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合议，八国联军提出了“战犯”名单，慈禧先后颁布谕旨：庄亲王载勋赐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徐桐之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左都御史（原步军营左翼总兵）英年赐自尽；刚毅、李秉衡、徐桐判斩立决，因已身亡，死后戴罪，追夺原官。

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两兄弟均定斩监候罪名，朝廷“加恩”免其一死，永远流放新疆，终生不得回北京。

山西巡抚毓贤，他是在慈禧开战后，唯一执行了朝廷“杀尽洋鬼子”号召的地方督抚，这个人继承了他的“屠户”本色，用点天灯、挖心、火烧等各种残忍的方式，几乎杀光了山西境内的洋人（大约为150～200人），另外还屠杀了近2000名“亲洋”的教民。而就是当毓贤在山西大肆屠杀洋人和教民时，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了保障“互保”，屠杀了近4000名的“反洋”的团民！这真是神奇的一幕，这边的官府在堂堂正正地屠杀教民，那边的官府却在屠杀团民，这是两党党争最为激烈的后果，而承担这个后果的，只是百姓。

现在轮到毓贤当替罪羊了，他被判斩立决，死前他留下一篇遗书：“皇上所命，臣下理当遵行，予前杀人，今予被杀，夫复何言？”

除了这些核心人物，还有另外两批“战犯”是来自地方的官吏，总计142人，分别被判处斩立决、斩监候、终身流放、革职永不叙用等处罚。这些人也都是要在正式签订和约之前一一“处理”完的，他们也都是名义上的“主战派”。然而，大清从来没有主动对外发起过战争，从端王一直到他的小兵小虾，其实根本不配叫“主战派”，甚至连真正的“抵抗派”也算不上，他们和之前被杀的“庚子五大臣”等“主和派”一样，既是党争的主角，又是党争的牺牲品。

八国联军的“战犯”名单上还有一个人——军机汉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原来并不是端王集团的成员，只是由于他进军机处是仰仗了刚毅大人，所以一度跟端王集团走得比较近。当初拳民大军逼近北京时，赵舒翘就是慈禧派出去的“来到拳民中间”的大臣之一（另一位就是刚毅）。后来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根据他的查访，“拳民可用”，而赵舒翘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按照李鸿章等人在密折中的意思，既然要把责任推到当初“唆使太后”的刚毅等人的身上，那么作为另外一位当事者的赵舒翘自然也难逃干系。所以，不论在八国联军那边还是朝廷这边，赵舒翘都必须上名单。

但问题是慈禧是不愿意过重惩罚赵舒翘的，赵舒翘平时为官还算正直，官声比较好，更让慈禧铭心刻骨的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在慈禧最后一次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总共只来了三个人，而其中一个人就是最让慈禧喜出望外的赵舒翘。赵舒翘是西安府人，这是慈禧最想逃亡的目的地。现在，赵舒翘一路护送慈禧来到了西安，慈禧又怎能杀他？赵舒翘也相信，凭着他的这份忠心，自己是一定不会死的。

慈禧给赵舒翘的第一个惩罚是比较轻的：革职留任。希望能够在八国联军那里蒙混过关。

然而，这是过不了关的，八国联军似乎对大清的官场还比较了解，用八国联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一个朝廷的官员来说，革职之后不久又复出，甚至又高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于是他们施压，继续向朝廷施压。

慈禧将判决改为：交部议处。八国联军不同意，再改为斩监候，八国联军仍然没有同意。好吧，慈禧对赵舒翘的最后一道谕旨是——斩立决。

消息传出后，慈禧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西安城内的老百姓联合为赵舒翘请命，他们愿以全城人保赵舒翘免死。在鼓楼，上万西安府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声称：慈禧太后如若杀赵舒翘，那么请回北京去，此地不欢迎你！而一些激进分子已经做好了劫法场的准备。

慈禧是逃亡逃到这里的，却要在西安的地盘上杀一个籍贯是西安的高官，也难怪群情激愤，但是不杀又是不行的，不杀，八国联军很可能就会杀她！

慈禧同志就只好丢车保帅了，她谕令陕西巡抚岑春煊到赵舒翘家中赐死，并要岑春煊亲眼看到赵舒翘死亡才能回来复命。

岑春煊带着谕旨来到赵舒翘的家中，跪在地上的赵舒翘默默听完岑春煊宣读的谕旨，他问：“太后难道没有别的旨意了吗？”

“没有了。”岑春煊回答。

赵舒翘的夫人默默地拿出了毒药，先自己吞下，然后递给了赵舒翘吞下，夫人很快气绝，而一个时辰过去了，赵舒翘并没有气绝。

赵舒翘不死，岑春煊大人自然就没法交差，于是他又让赵舒翘吞下鸦片。神奇的是又过了一个多时辰，赵舒翘仍然顽强地活着，对于死，他似乎是很不甘心！

岑春煊只好又让赵舒翘喝下砒霜，砒霜入肚，赵舒翘疼得满地打滚，不住哀号，最后只剩下了微弱呻吟。但他仍然不肯死，他的心志十分坚定，他相信慈禧一定会在最后关头“赦免”他，他双目炯炯地盯着大门，等待“太后别的旨意”。

一直折腾了五个时辰了，岑春煊满头大汗，再不回去复命，他自己也很难交代了，他只能自己动手，给赵舒翘“助死”。于是，岑春煊叫人拿来用酒浸湿过的厚纸，分别盖住赵舒翘的嘴、鼻、耳。在换了几次纸之后，赵舒翘终于气绝，死时他仍然圆睁双目，盯着那空空的大门。

最后，真正难以处理的是荣禄。荣禄是武卫军总统，是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清军主力的直接领导，更何况荣禄还亲率武卫军中军“围攻”过使馆区，造成了洋人的死伤，总之，与洋人开战是慈禧下的命令，但最大的执行者就是荣禄。在慈禧要找替罪羊的情况下，很不幸，在八国联军的名单上，荣禄大人就是最有可能取代慈禧的“祸首”！

问题是，即使是对大清官场比较了解的八国联军，他们也不清楚荣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虽然他是武卫军总统，手下的聂士成等将领英勇抗敌，但荣禄大人别说上前线督战、鼓舞士气，就连在朝堂上也没有说过要抗洋的话。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政治观点，而他亲自率领一万多武卫军中军“围攻”使馆区近2个月，发射了那么多的大炮枪弹，却没有造成一个公使伤亡，这点也是令八国联军大惑不解的，以至于入城后他们还要相互打听：“荣禄是谁？”

慈禧逃出北京之前，她本来是留下荣禄替她“坐镇京城”的，不过荣禄很害怕八国联军会找他算账，于是就自己一个人逃了，先逃到了保定。在慈禧的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西安府时，朝廷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慈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清实际宰相“荣相”，正在保定生死未卜、惶恐难安，他还特意通过张之洞去探询洋人的意思，会不会拿他开刀，让他也上名单。

“解救”荣禄的人出现了，他是李鸿章。同一阵营里的人自然要相互照应，更何况在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已经在慈禧那里犯了杀头大罪的袁世凯和李鸿章的世侄徐致靖，都是荣禄利用当时慈禧对他的特别倚重而力保下来的。李鸿章东山再起出任两广总督，也是荣禄在幕后一手操办的。现在，李鸿章又成了慈禧不得不特别倚重的人，正是对荣禄大人报恩之际。

当时慈禧还在担心八国联军会不会找她算账，李鸿章上奏慈禧：这件事情我可能一个人搞不定，还请您召回在保定的荣禄到您身边主持大局，我和荣禄大人内外联手，这事儿在八国联军那里就会好办得多。

此时的慈禧对于李鸿章简直是言听计从，于是她诏令荣禄“前来行在，入直办事”（1900年10月6日上谕），李鸿章就是要通过此举让八国联军意识到：在朝廷内部，荣禄大人仍然是能够影响慈禧的最重要的人物，你们议和提出的条件，只有我李鸿章“榰柱于外”，没有荣禄大人“斡旋于内”是不行的，八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这样的人物一定不会过于责难。

而在北京，突然冒出了许多“高官日记”“高官书信”“纪事”等之类的文件，它们大多是八国联军的士兵从高官的宅子里搜出，私密性很强的日记无比“巧合”地落到八国联军手里，反正渠道来源是“可信”的。而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朝廷“内部人士”之口，不厌其烦、无比详尽地讲述荣禄与端王集团之间的斗争、暗地里反对开战、阻截废立以及尽力周旋保护使馆的过程。比如著名的《景善日记》，前礼部右侍郎景善在八国联军入城时自杀，后来八国联军在进入他家检查中偶然发现了这部日记。大家对这样的日记自然就深信不疑，而它的内容就是通过景善的记录，将荣禄在“反战、反端王集团”的表现描述得有如现场直播。不过很可惜，虽然《景善日记》记载了很多真实的史料（因为荣禄与端王集团的斗争也是史实），但它已经被后世证实是一部伪造的“高官日记”，而且很可能就是荣禄或者李鸿章“在京的党羽”为荣禄开脱而在景宅中布局（“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瓜尔佳・金梁：《四朝佚闻》）。

好吧，这一招果然最奏效，要知道洋人最相信的往往是“渠道可靠”的什么“内部材料”“解密档案”，他们认为这些才最真实也是最公正的，再加上公使们讲述了“使馆之围”的真相，八国联军恍然大悟了：原来在那万恶的端王集团周围，还潜伏着一个如此忍辱负重、对我们洋人“友好”的宰相级别的高官！我们能追究他的责任吗？噢，不，不能，我们要保护这样的人，各国对荣禄大人充满敬意！

就这样，一个公认的最应该上八国联军“战犯”名单的人，却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之后，令人大跌眼镜地安然无恙。不仅八国联军没有把他列在名单之中，慈禧也因为要依靠荣禄与李鸿章“联手”为她开脱而不得不更加“恩宠”荣禄。事实上自从荣禄赶赴慈禧身边后，他也确定了一个原则：自己的一切，仍然是跟慈禧捆绑在一起的，李鸿章等人也是，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必须先保太后！每当与李鸿章商谈“议和”的问题，荣禄在坚持这一条原则上，从来没有动摇过。

如此为自己卖力，慈禧自然更加重用，反正她的帮手也不多了，军职出身的荣禄很快将会成为文华殿大学士（朝廷大臣最高级别的政治荣誉），慈禧身边最红的红人，“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清史稿》），而他的女儿甚至被慈禧赐婚给皇族，被慈禧纳入“接班人”的考虑计划之中。荣禄就这样从此成为荣耀无人可匹的皇亲国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