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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数月之后,长安四年(704)十二月,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了一批神秘的飞书,说张易之兄弟要谋反。所谓“飞书”,就是当时的匿名小字报,相当于传单之类。
飞书里并没有“二张”谋反的确切证据(有确切证据就不用发匿名帖了),只说他们结交党羽,意图谋逆。榜文贴得满城皆是,却完全无法追查来源。
谋反!谋反!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谋反之说,不胫而走,一时整个神都洛阳闹得沸沸扬扬。私下勾结术士被认为是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更不用说卜得天子之卦了。“二张”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别人虽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有鬼的:他们曾经找人为自己看过相。
此事发生在“二张”入宫为男宠之后。踏入波诡云谲的深宫之中,对自己的前途心怀忐忑,找人相面也是很常见的吧。关键在于“二张”找的这个相士李弘泰学艺不精,胆子又大,张口就说卜筮得乾卦,是天子之卦,“二张”当有帝王之贵。这下就不是看相的问题,而是谋逆了!
“二张”如果有一点点政治头脑,要么把李弘泰捉去见官脱罪,要么干脆杀人灭口。偏偏这两个绣花枕头完全没有危机意识,虽然本能地知道此事要保密,却并未动李弘泰分毫。
眼下飞书一逼,两人顿时没了主意,商量之后由武则天最宠爱的六郎张昌宗出面,把这段陈年往事向武则天交代清楚,争取坦白从宽。武则天也知道这两个小男人的能耐,一笑了之。
张易之、张昌宗向武则天坦白交代的事情,由内廷传至拥李派大臣们的耳中。他们很快收到了消息,顺藤摸瓜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不过张氏兄弟包庇李弘泰只能算是有反心,便把这事和八月张易之要求在定州造佛寺一事联系起来,说张易之、张昌宗此举不只是为了贪财,而是受李弘泰所惑,欲行妖术夺取天下。
这么一来“二张”图谋造反不仅心动,而且行动,很可以做成一桩大案了。
到了十二月十九日,许州人杨元嗣出面,状告“二张”谋反,称“昌宗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术士李弘泰被捕落网,人证物证俱在,张氏兄弟欲哭无泪。
这个案子是不需要审理的,直接把人押至午门斩首就可以交差了事。
综合各种证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张昌宗曾经找人给自己算过命,而且有可能算出了天子命,这说明他有不臣之心。另外他在算命之后,又撺掇武则天在定州造佛寺,这就叫作妄图利用宗教发动群众。既有谋反的动机又有造反的行为。
但是“二张”不是普通人,而是武则天养的两只宠物猫,所以这是一桩大案要案。那既然是大案要案了,按当时的程序,就得立案侦查。
如果要谋反,起码要掌握兵权,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二张”并没有掌握这种权力。这时候,张易之的官职是麟台监,张昌宗是司仆卿。他们的那些家族兄弟也没有一个是掌握兵权的,再看那些与他们接近的人,朝中与“二张”走得较近的官员李峤、宋之问、杜审言、崔融等人都是文士,也没有一个是掌握兵权的。
可是没有掌握兵权的张易之、张昌宗却掌握着一种特殊的权力。这种权力,我们称之为“近身权”。身者,自然是武则天之身。这种权力在君主专制时代,是一种令人感到极其畏惧的权力,它来源于君王的恩宠。
只要武则天一天没有离开皇帝的宝座,张氏兄弟就还可能享有一天这样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易之、张昌宗虽然不能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谋反,却能在另一个层面上实施他们的夺权计划。
他们是如此接近权力顶峰的那个人,而那个处于权力顶峰的人,又处于病危之中。没有切实掌握政权与兵权的张易之和张昌宗二人,却掌握了一种令朝臣们感到畏惧的权力。如果他们利用这种权力,突然罢免张柬之等人的职务,乃至废黜太子李显的储位,那形势比举兵逼宫更让人感到可怕。
既然是谋反,武则天就不可能置若罔闻,这是她最忌惮的字眼。这时,“二张”兄弟仍然拥有一批捧场者。以宰相班子而论,此时宰相是张柬之、崔玄暐、房融、韦承庆、杨再思。其中房融与韦承庆是“二张”的捧场者,杨再思虽有不少阿谀“二张”的言行,但态度圆滑,随风而倒,算是半个捧场者。
武则天派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去调查此事。韦承庆、崔神庆不愿得罪张氏兄弟,他们在调查之后向武则天上书说:“张昌宗在看相不久后就把李弘泰的话奏报陛下了,按照法律,张昌宗这是自首,可以免除刑罚;李弘泰妖言惑众,应该依法处置。”
宋璟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和大理丞封全祯上书说:“张昌宗已经非常受宠,也非常荣耀了,他还找人看相,想干什么!?李弘泰说他为张昌宗占卜到了有皇帝气象的纯“乾”卦,张昌宗为什么不把他交到司法部门治罪!?他虽然声称已经奏报了,终究还是包藏着祸心,依照法律应该斩首抄家。请把他收押起来,严加审问!”
武则天当然不会真的杀掉张昌宗,所以她采取了“拖”字诀,留着宋璟和封全祯的奏章不批示。
宋璟又向武则天面奏说:“如果不收押张昌宗,恐怕会让民心不安。”
武则天没办法,只好说:“你暂时先停止调查,等收集到进一步的证据再说。”
宋璟没办法,只得退下。
宋璟退出去之后,左拾遗李邕又向武则天说:“从宋璟最近上奏的情况来看,他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并非为自身着想,请陛下批准他的请示。”
武则天仍不答应。
为了不让宋璟牢牢盯住张氏兄弟的案子,不久之后,武则天便下令派遣宋璟去扬州办案,接着又派宋璟去查办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贪赃案,后来又让宋璟作为李峤的副手去甘肃、四川一带巡视。
宋璟统统不予执行。他上奏说:“按照惯例,州县的长官有罪,品级高的由侍御史审理,品级低的由监察御史审理,不是军国大事御史中丞是不应该出去办案的。现在甘肃、四川一带并没有什么动乱,不知道陛下为什么派遣我?臣不敢接受命令。”
宋璟违抗敕命的事件,让武则天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现在除了忍耐,努力维持现状,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宋璟不离开朝廷,他就可以继续盯着张氏兄弟。同样盯着张氏兄弟的还有桓彦范和崔玄暐。
时任司刑少卿的桓彦范和天官侍郎崔玄暐都是狄仁杰生前非常赏识、极力推荐的人。他们也跟狄仁杰一样,是李显的拥护者。
桓彦范上书强烈要求治张昌宗的罪,崔玄暐多次要求惩处张昌宗。二人上书都是在向武则天施加压力,桓彦范更是言辞如利剑。他说:“张昌宗无功而蒙圣宠,心藏叛乱意图,此次之罪,可以说是苍天下达怒意所致。如果上奏自白即可不问罪,那么世上则无人处刑,如此放任,必导致天下大乱。”
武则天只好让司法部门研究怎么定张昌宗的罪。司刑少卿崔昪是崔玄暐的弟弟,他对张昌宗的判决是斩首。
宋璟乘机再次要求收押张昌宗。武则天无奈之下对宋璟说:“张昌宗已经向我奏报了,你先退下,容我再好好想想。”
宋璟将手中的审讯笔录呈上,却立在那里没有退下。武则天将手中材料翻得哗哗作响,翻了好几遍,依然没有表态。
宋璟只好继续奏道:“那是他被匿名信检举,实在没有办法才来自首的,谋反是大逆之罪,即便自首也不能减刑。如果不处死张昌宗,朝廷还要法度做什么!”
武则天也被宋璟所表现出的凛然姿态所震慑,她也不发火,只是和颜悦色地劝解宋璟。宋璟却旁若无人,摆出一副以死相搏的姿态,说:“张昌宗承蒙额外的恩宠,臣知道自己的话会带来灾祸,但义愤在心,就算死了也不会感到遗憾!”
或许是这句话激怒了武则天,她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杨再思担心宋璟再这样下去还会惹武则天生气,就以武则天的名义让宋璟退下。
结果反遭宋璟一番讥讽,宋璟鄙视地看了杨再思一眼,说:“天颜咫尺,亲奉德言,不烦宰相擅宣敕令。”杨再思只得讪讪地退了下去。
宋璟紧盯不放,武则天也不好强行回避。她有些气急败坏地质问道:“你们说该怎么处理昌宗?”宰相崔玄暐的弟弟、司刑少卿崔昪说:“按我大周律法,应对张昌宗处以大辟!”大辟就是把人大卸八块。
宋璟知道,想要上来就将张氏兄弟大卸八块,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于是再次奏道:“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请速将张昌宗下狱,交御史台按问。”
在宋璟义正词严的要求下,武则天答应让张昌宗到左台(即御史台)接受调查。
宋璟大获全胜,押着张昌宗直奔御史台。宋璟急于要将张氏兄弟除掉,不等升堂,就直接站在院子里开始审问起来。张昌宗显然也被宋璟的举动所震慑,失去了往日的张狂,低声下气,有问必答,眼看就要有所突破。
就在这时,情况突变,武则天身边的一个近侍赶到。他当场宣读了武皇赦免张昌宗的敕书,张昌宗就这样得到了豁免。眼看张昌宗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傲慢地转身离去,宋璟不禁叹息道:“未能先将逆贼脑袋击碎,悔之莫及!”
其实武则天也算给足了宋璟面子,不仅没有追究他三次抗旨之罪,还叫张易之、张昌宗专程到他府上去拜谢。宋璟拒绝见他们,并让人传言道:“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则法无私也。”
<h3>2</h3>
武则天建立的大周王朝仍沿用唐朝法律,依照《唐律》,张昌宗所犯的是涉嫌十恶罪的第二款“谋大逆”罪,所以崔玄暐、桓彦范和宋璟等宰相、法官都想办他,而且有把握将其定性为死刑。
危急关头,对张昌宗有情有义的武则天急不可待地以皇帝发出的敕令生生地打断了司法程序,特赦张昌宗,无异将事件揽到了自己身上,这就使得将矛头指向了自己。
“二张”兄弟无论犯了什么样的罪,都有武则天刻意庇护。武则天丝毫没有将“二张”治罪的想法,仍让张易之以麟台监、张昌宗以春宫(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朝中事务,依照制度,他们是无权参与大政的。
在武则天病重期间,身边只有“二张”的情况下,政事到底由谁来决定?万一发生不测到底由谁来继承皇位?以武则天的执政风格,这种极度不明朗的情势又怎能不让那些心忧李唐社稷的朝臣们以及她的三个子女焦虑和紧张?武则天越庇护“二张”,越让“二张”参与朝中事务,则越会使子女、朝野心怀不安和恐惧。
对于他们来说,要除掉有危险性的张易之、张昌宗,只能采用非常之手段。若采用非常的手段,就必须先对付武则天。
这时候的武则天也在慢慢地妥协,她也知道传位是早晚的事,她已经明诏让李显接任太子之位。但是她绝对不可以在有生之年逊位,那就等于自我宣布武周灭亡,等于宣布由她为之奋斗了几十年建立的女人当政的王朝灭亡。自掘坟墓的事,她绝对做不到,也不符合她一贯的行事风格和性格。
当武则天躺在病床上,从宦官嘴里第一次听到“二张”谋反的消息时,也只是惨淡地一笑。
武则天知道,“二张”绝不可能做出叛逆之行。真正让她感到可怕的是谣言背后所酝酿出来的各方力量。她很同情“二张”,自己的死期,可能就是他们的祭日。作为宠臣,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必须要为君王殉死的命运,别无选择。
在长安四年(704)那个多雪的冬天,宋璟非但没有感到一丝暖意,反而觉得比任何一个冬天都更加的寒冷。耗费了无数精力,那么长时间的坚持与等待,竟等来这般如同儿戏的结局。这对于一直希望在制度内解决问题的宋璟,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