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则已，一听此言，武则天再也无法安神静气。她微闭的双眼突然变得神目如电，杀机浮现。她说：“魏元忠数度流配，朕不以为责，又数度将其召回朝堂，委以重任，何又负朕如此深？”

武则天最痛恨的就是谋逆这档子事，魏元忠性格刚烈，敢做敢当，又对她宠幸“二张”之事耿耿于怀，听到张昌宗的密报，不由不信，她便对魏元忠产生了警惕之心。作为帝王，武则天对魏元忠这样的下属始终是爱恨交织。朝堂之事的确需要仰仗于他们，因为他们的执政才能要超出一般的官员。但他们又让她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也的确有个性。

魏元忠是文武兼备之臣，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威望也很高，可以说是百官之首。如果真像张氏兄弟所说，他要发动叛乱，祸起萧墙，那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魏元忠和“二张”较劲，这是朝堂内人人都能看出来的。“二张”陷害魏元忠，也算是正常的权斗。至于司礼丞高戬被拉进来，也不是无缘无故。高戬是因为经常有事没事训责自己的属下张同休（“二张”的哥哥），因而得罪了“二张”。打狗还得看主人面，由此可见这兄弟几人在高戬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高戬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的情人。

张昌宗的话让武则天再也没有心思休息，这件事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一切皆有可能。她下令先将魏元忠和高戬控制住，这一次她要亲自审问。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尤其是对待魏元忠这样的重臣更要慎之又慎。武则天要求“二张”与他们明天当庭对质，这让“二张”多少有些意外。他们以为，武则天会将魏元忠和高戬直接定案下狱，因为以前类似的冤狱太多。

次日辰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御审就准时开始了。朝堂之上，武则天一脸的威严肃穆，端坐于龙椅之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诸位宰相分坐两旁。

御审先由张昌宗站出来指证：某年某月某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魏元忠到礼部视察，司礼丞高戬负责接待，俩人立于司礼府的二楼上，指点着皇城说出了那句大逆不道之言：“主上老矣。吾属当挟皇太子。可谓耐久。”

对武则天来说，没有比“年老”或“退位”此类言语，更让她心有所忌的了。更何况，如果这番话是实，那么他们此种商议，正是要鼓动太子李显篡夺天子大位。再联想到平日，魏元忠经常说出的那些带刺的话语，和对张氏兄弟过分露骨的攻击，更何况魏元忠本来就是一个执着如铁的硬汉，这种事也并非不可能。

张昌宗的这番诬告之言，让武则天陷入到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当中。

永昌元年（689），魏玄同与裴炎结交，时人就将他们的关系形容为“耐久朋”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裴、魏二人因此组成了政治上的小集团，阴谋颠覆武则天的临朝称制，企图将李旦推上皇帝宝座。

后来，酷吏周兴诬陷魏玄同，说他在私下与裴炎说过：“太后老矣，须复皇嗣。”武则天听后大怒，于是将其赐死于家中。

魏元忠显然也想到了当年这件血案，他死死地盯着张昌宗，恨不得冲上前去扼住对方的喉咙。此时的魏元忠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白发皓首，性情耿直。自从太学生时代起，他就是一个不畏强权的汉子，不管是面对何等权贵势力，他都会坚持自己内心的信念。更何况，他有平定徐敬业之乱以及对突厥、吐蕃之战立下的赫赫战功。

在酷吏横行之时，他屡受诬告，就算是被判了死刑绑缚刑场，面对刽子手的血腥刀锋，他也能泰然自若。由于敕命，得以保全性命流放边地，他也能忍受苦难。如今登上宰相宝座，出将入相，却要以老迈之躯对抗女皇身边年轻而妖媚的张氏兄弟。

“二张”在这里同样用了“耐久朋”，将魏元忠的名字，巧妙地与裴炎联系在了一起。将魏元忠与裴炎画上等号，很符合武则天对魏元忠的印象。武则天曾称裴炎为“受遗诏伉扈难制”的老臣，而魏元忠也是一位口口声声自称“臣承先帝顾眄，受陛下厚恩”的倔强老臣。

被“二张”指控的另一人物是高戬，他是太平公主的情夫。“二张”的指控名义上指向魏元忠与高戬，但牵涉到的还有太子李显与太平公主二人。牵涉到的人物，比起被指控的人重要得多。在这里，让人隐约可见武三思的黑手。

“二张”一口咬定魏元忠、高戬说了那句忤逆之话。魏、高二人就矢口否认。一时之间，双方唇枪舌剑。本来就是没影子的事，想要坐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二张”现在是借武三思的头脑进行思考，对于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族人来说，如果魏元忠“驱张”成功，自己夺取储位的图谋将更加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定下反客为主的计策，污蔑魏元忠等企图抬出李显，强迫武则天退位。

武则天对李显、李旦兄弟，早就有一种疑惧心理。这种心理，时强时弱。弱时，母爱就会流露出来，李派的意见就能听得进去，恐怖政治就不容易再演；强时，仇恨之心随之复苏，武派的意见就会占据上风，恐怖政治便得以趁机出笼，李显的储位就难以稳定。

所以，“驱张”和“反驱张”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李显的储位问题。

虽然张昌宗和张易之无中生有，但他们打的却是有准备之仗。他们推出了一个证人，这个人就是张说，一个在仕途上有着无限光明前景的年轻人。在此之前，二人就找到了凤阁舍人张说，许予高官，让他出来做伪证。

张说是个年轻官员，又是奉宸府的成员，平时同张氏兄弟关系很好，加上有高官引诱，就同意站出来作伪证。当二张提出让张说出来做证时，武则天点头同意，当即传令让张说上殿对证。

张说，字道济，祖籍范阳，后举家迁徙至河南洛阳，他是垂拱四年武则天殿试录取的第一名。王孝杰讨伐契丹，张说在王孝杰军中充任管记。王孝杰兵败，张说来到洛阳，向武则天奏明失利经过。契丹南犯，张说又随武懿宗出征。武懿宗声名狼藉，张说还专门著《论神兵军大总管功状》，为其开脱。

武则天对张说还是很欣赏的。现在“二张”兄弟提出他这么一个证人就是想让谎言成为事实。其实张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那就是《三教珠英》编委会的成员。由此可见，张说是张氏兄弟的人，又很得武则天的信任。

张说是个聪明、有才华的年轻人，擅长写诗赋文。三十五六岁的他就当上了凤阁舍人。

当时场面相当严肃，武则天亲自主持这次对质，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诸宰相在一边旁听。此时的宰相有苏味道、李迥秀、韦安石、李峤、朱敬则等人。

苏味道是著名的骑墙派，当时号为“模棱手”。李迥秀则是“二张”母亲臧氏的情夫，李峤则是个滑头的文人。宰相中间，比较正直的只有韦安石和朱敬则二人。

一大群朝臣，站在殿外玉阶下边，在等候对质的结果。

张说此时也站在殿外玉阶下，内心惶恐不已。当他正要上殿的时候，一些正派的朝臣拦住了他，陈说利害，解析忠奸，让他不要做出卖灵魂的事。

张说的同事，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首先开口。宋璟举进士时，只有十六七岁，从高宗朝末至武周中期，他在政治上均无所表现，他一生的重大表现，便是从这次对质事件开始。

宋璟对张说说道：“道济啊，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苛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璟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

这是在告诉张说，一个人的名节最重要，你可以欺骗人，但是你不能欺骗鬼神，你做什么事，鬼神都在那儿看着呢。所以啊，你千万不能党附奸佞，来陷害正人。如果你因为这件事得罪了皇帝，即使被流放边疆，那也是很荣耀的事啊。

左史刘知几也劝说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刘知几是当时的史学家，这句话等于在威胁张说，笔杆子在我这儿掌握着。如果你要敢做对不起魏元忠的事，我就用白纸黑字将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你遗臭万年。

劝说张说的还有殿中侍御使张廷珪，他用《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来劝勉张说。

这些官员你一言我一语，使张说大受刺激，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张说内心纠结着就进殿了，武则天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说半天没有说话，他不说话，魏元忠沉不住气了，就冲着他嚷起来：“张说，你小子也想和张昌宗一起陷害我吗？”

张说皱了皱眉头说：“魏公，你还好歹还是个宰相，怎么像个街头巷尾的市井小人？”

他这么一说，张昌宗急了，指着张说道：“你说啊，那天你听见什么来着？你快说啊！”

张说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看着武则天说：“陛下啊，您看今天这场面，张昌宗在您面前尚且如此逼迫于我，可见在背后他得多嚣张啊！今天当着您的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我得说一句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见魏元忠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那都是张昌宗在逼我做伪证！”

张说的话一出口，朝堂之上瞬间就炸开了锅。“二张”不由得气急败坏，指着张说对武则天喊道：“武皇，张说与魏元忠同反！”

刚才还说张说可以为自己做证，现在又说他跟魏元忠一起谋反，这也太儿戏了。

武则天对“二张”的表现也不满意，就追问张易之兄弟：“你们凭什么说张说和魏元忠一起谋反啊？”

这一句话本来是张氏兄弟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还没来得及细细琢磨。

但张说的临阵倒戈，并没有让张易之、张昌宗乱了阵脚。要不怎么说张氏兄弟能成为武则天身边的宠儿，其他控鹤府的文人只能写一些歌功颂德的应景文章呢。

张易之说：“我曾经亲耳听到张说跟魏元忠说，您就是当今的伊尹和周公。那伊尹是什么人啊？伊尹流放了自己的主君太甲。周公是什么人呢？周公长期摄政把主君都给抛到一边去了。张说这么说不就是和魏元忠一块儿谋反吗？”

张说听着张易之的解释，脸上并无愤然之色。等到张易之说完，张说不紧不慢地奏道：“陛下，当年您任命魏元忠当宰相的时候，我前往祝贺，确实勉励他要向伊尹和周公学习。我为什么让他们学习伊尹和周公呢？因为伊尹辅佐商汤成就商朝的霸业；而周公呢，他是辅佐周朝的几代君王成就周朝的霸业，这都是千古忠臣啊。陛下任命宰相，要是不让他们学伊尹和周公，您还让他们学谁啊？我这样说有什么错吗？”

张说的一番话，让张氏兄弟哑口无言，于是他越发起劲，继续道：“我又怎会不知道‘二张’今日气焰熏天？如果我依附他们，就可以当上宰相，而如果我同情魏元忠的话，可能马上就要人头落地。可是神明在上，我张说不敢附和小人。”

如果不是在朝堂之上，估计此时早就掌声四起，欢呼声一片了。

张说的表现的确超出了宋璟等人对他的期望。估计连张说自己都忘了是应张氏兄弟之邀来给他们做伪证的，临阵倒戈，让对方防不胜防。

武则天这时候已经看出了端倪，自己的两个小情人被朝臣们耍了。张说这种做法让武则天的心里很不痛快。她看着张氏兄弟在群臣的围攻之下左支右绌，觉得自己的权威也受到了某种挑衅。一个皇帝如果连自己所宠爱的人都保护不了，那么还不如退位。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谁都知道是张昌宗在诬陷魏元忠等人了。

武则天实在看不下去了，她也看出张氏兄弟是在诬陷魏元忠，可她还是要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张说反复无常，称魏元忠为伊、周，在张易之面前又说他谋反；先说魏元忠反，又说张易之诬陷，应该把张说和魏元忠押起来一起审讯。

隔了几日，武则天又将张说从牢里拉出来审问，张说仍然梗着脖子不改旧词。武则天不禁恼羞成怒，即命诸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共同审理此案。

武懿宗见女皇已八十多岁的高龄，浑身是病，朝不保夕，在皇位上也待不了多久了。在诸宰相的有意暗示下，武懿宗不免为自己的将来着想，也不敢动粗的，升堂问了几回，见问不出什么新东西，仍旧把案子往上一推了事。

张说横下一条心，打死都不改口供，怎么问还是坚持说魏元忠不反，是“二张”兄弟诬陷。

在这次事件中，如果说张说自身的正直、勇敢等美德是产生反应的化学品的话，那么宋璟等人激励的话就是催化剂，这次化学反应的结果彻底打乱了“二张”的计划，不光救了魏元忠，也成就了张说的美名。

在这次事件中，宋璟等朝中重臣抱团与“二张”对抗，可见人心所向。

<h3>5</h3>

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沉重，急需有人打破这种沉闷的气氛，吹进一些清新的风。就在此时，有人提出“皇上应尽早让位于太子”的想法。虽然每个人的心头都有着共同的期许，渴望李唐的复国梦想早日实现，可是百官之中，还没有人敢把这件事说出来。

正谏大夫朱敬则首先递上奏章为魏元忠、张说申诉。与平民相差无几的从九品官员苏安恒也递上了奏章。奏章的内容让朝臣们大吃一惊，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这么想的，可最后还是被从未列入考虑的人占了先机。

苏安恒来自于习艺馆（当初称为内文学馆），馆内的内教博士是从九品下，是流内官的最低一级，一般朝臣对他们总有几分轻视。

如此有分量的奏疏，却被他们占得先机，这让大部分朝臣感到羞愧难当。

同样是奏章，同样是为魏元忠等人申诉，苏安恒的奏章要比朱敬则的奏章来得更加猛烈。朱敬则的奏章主要是说魏元忠忠诚正直，张说也没犯什么罪，如果处罚他们，会让天下人失望。

苏安恒的奏章就激烈得多，对魏元忠的问题一带而过，矛头直指武曌本人以及张易之，说武则天刚登基的时候还像个纳谏的样子，晚年只喜欢那些说好话的人。忠臣们畏惧于张易之等人在朝堂不敢说话，私下里都很愤怒，而且赋税徭役太多使得老百姓精疲力竭，听信谗言、独裁专断使得赏罚失当，弄不好就要引起政变。

苏安恒来自于后宫习艺馆，他却突然上奏劝告武则天主动让位于太子李显。这道奏疏犹如一道晴天霹雳，重重地震响于每个人的心头。张易之这帮人看到苏安恒的奏章之后也是勃然大怒，都劝武则天杀掉苏安恒。此前，苏安恒要求武则天返政于太子的奏章写得也是锋利如刀，武则天终究还是没有杀他。

一个从九品的内官，为什么会有此突发性的谏言？事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受人唆使，也就是说此举是他的一种自发性行为。武则天在阅完奏文之后，并没有如朝臣们所想象的那般愤怒，更多的是发自心底的震惊。

狄仁杰死后，所有的朝臣都摆出了明哲保身的姿态。在这种情形下，竟然有一个区区从九品的内官，敢于站出来挑战圣威，勇敢地上陈“逆耳”的忠言。

武则天私下召见了苏安恒，当面赞扬了他的勇气和直言。这让本来已抱着必遭诛杀或流放信念的苏安恒感到意外。他已私下与亲友们做了临终道别，做了赴死的准备。

在此之前，武则天之所以会给予狄仁杰最大程度的信任，是因为她知道，狄仁杰全无逼自己退位的意思和计划。

这一次意外地收到最低级别官员劝告退位的上奏，武则天隐隐地感觉到，一旦处理不当，很可能会造成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权衡之下，武则天认为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以不在意的态度，任它不了了之。

在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魏知古的担保下，武则天最终还是放过了苏安恒，展示了一位君主的度量。

谁都知道，只要武则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她就不会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大周帝国。所以，不论是为了呼应“天命”，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这都是她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让步。

经苏安恒这么一闹腾，武则天再也没心思审讯魏元忠和张说等人了。在苏安恒的奏文里，关于“二张”半句话也没提到，这算是有自知之明，或许这也是救他一命的关键所在。不过正是从这份奏折，武则天才真的警觉起来。

原来魏元忠等人并不是只想除掉张氏兄弟这么简单，背后或许有着更大的阴谋。魏元忠下狱，那么多人跟着蜂拥而上，要与他一起赴生共死，尤其是那个低级属官苏安恒说出的那么一番揭露她的话。

最后的审判结果下来了，张说和魏元忠等人一并治罪。魏元忠被贬往高要(今天的广东地界）当县尉，从宰相直接被贬为副县长。张说和太平公主的情夫高戬也被流放到岭南。

垂暮之年的魏元忠，第四次踏上流放之路。

临行前，他得到了一个向武则天辞别的机会。当双鬓已染白霜的魏元忠，身着便装，迈进大殿的那一刻，武则天心中有了隐隐的悔意。应该说，狄仁杰之后，她有意将魏元忠视为自己的股肱之臣，可是……

武则天忙令近侍给魏元忠赐座看茶。魏元忠虽是被贬之人，但她要给予一个老臣应有的尊严。魏元忠也觉得有些受宠若惊，喝了几口御茶后，凄然言道：“臣老矣，今向岭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

“元忠啊，你把最后一句话说明白一些，朕有些不明白。”武则天不解地问道。

魏元忠用手指着缩在武则天身后的“二张”，愤然道：“这两个小人，终究是祸乱之根！”

“二张”兄弟像两只受伤的四脚小兽，惊得屁滚尿流，赶紧下殿叩头如捣蒜，捶胸顿首，直叫冤枉，以此博取同情分。如果魏元忠这番话放在过去，武则天会认为这是对她的大不敬，对她权力的挑战。此时的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暴怒，可是对“二张”的爱怜之情还是会让她失去应有的理性。

魏元忠的临别赠言，激起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内心的仇恨，他们决心全力反扑。

武则天望着魏元忠离去的背影，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踉跄了几步，若有所失地说：“元忠真的走了吗？”这句话让不由让我们想起，狄仁杰死后，武则天的那一句“朝堂空矣”的喟然长叹。

为了保障“二张”兄弟不再受到来自朝臣们的无端攻击，武则天尝试性地将一些权力递交到他们手中。放在以前，即使是在酷吏政治的巅峰时期，她也没有将权力单独授予来俊臣等人。酷吏只有在奏闻和受到委托之后才可以行使权力。

至于狄仁杰，也只是取得了在原则之下便于行事的权力。这么做，等于武则天授人一柄剑，而剑柄依然掌控于自己的手中，可是这一回与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

武则天给予张氏兄弟的权力，是完全授权，是将整个权力的剑柄交于张氏兄弟之手。武则天此举，并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缘于感情。张昌宗曾经抱住武则天的腿流泪不止，倾诉自己处境的险恶。一向以铁齿钢牙示人的武则天开始为自己的两个小情人着想，容许他们将亲近之人安置于权力系统内部，在朝中结党，容许他们大肆排除异己。

最先感受到武则天性情变化的并不是那些朝中大臣，而是随侍身边多年的上官婉儿。对于武则天的这一项措施，上官婉儿也感到万分诧异，她不无悲观地想道：那个让自己熟悉的武皇已经回不来了。

殿中侍御史王晙还想上殿替魏元忠申诉，宋璟拦住他说：“元忠幸得全身而退，你再多说，引起武皇震怒，不知会有怎样狼狈的收场！”

王晙说：“魏公以忠获罪，我以义再奏，即使也被发配流放也在所不辞！”

宋璟也长叹道：“我不能为魏公申理，深负朝廷啊！”

魏元忠离京时，太子仆（掌管太子车與、乘骑、仪仗的官员）崔贞慎等八人为他在效外饯行（因魏元忠兼太子左庶子）。

张易之兄弟听说了这件事，便化名“柴明”投信铜匦，密告魏元忠与崔贞慎等人谋反。武则天又令监察御史马怀素进行调查。

武则天甚至认为，身为朝中首辅大臣的魏元忠，又在太子东宫担任重要职务，生死攸关之际，急中生变，极有可能做出不轨之事，她想借此查个水落石出。马怀素查案时，她同时派人监督、催促，以防包庇作弊。

马怀素很快上奏说：“崔贞慎等人仅为饯行，并无反状。”并提出让柴明出来与崔贞慎等人对质。武则天闻奏说：“我并不知柴明是何许人，你也不必让他们对质，只要根据密状报的案情审理就可以了。”

马怀素说：“实情就是送行，没有其他的事发生。”

武则天大怒，说：“你是想纵容他们造反吗？”

马怀素说：“臣不敢！魏元忠以宰相被谪，崔贞慎作为故旧相送，要诬陷他谋反，臣不敢这么做。西汉时栾布上奏赦免彭越，汉高祖不认为栾布有罪。何况魏元忠的罪名实情和贬官的处理都不如彭越重，难道陛下还要杀死送他的人吗？陛下自操生杀大权，欲加之罪，陛下亲自断案好了。而如今既委臣审理，臣不敢不据实上奏。”

武则天听后口气缓和了些，说：“他们一点罪也没有吗？”

马怀素说：“臣愚昧无知，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罪状。”

武则天见马怀素说得句句有理，对答如流，神态自若，觉得所奏应该是实情，便心中释然，不再审问崔贞慎等人。

其实武则天又怎能不知，宠幸张氏兄弟有损天子威仪。但她认为，自己也是垂暮之年，让两个花样少年在身边给自己解解闷，打发余生的困顿时光有何不可，并不影响朝中大局。大臣们一般的劝谏，她能理解，也并不愤怒。

但是身为首辅大臣的魏元忠，自己又多年信任于他，非要以死相拼，她就无法容忍。加上张氏兄弟和密状告他造反，又有这么多人拿性命同他一同争斗，参与人又多是东宫太子的属官，这让武则天突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所以她才会揪住此事不放，一定要审个水落石出。

魏元忠乃一国宰相，竟因张氏兄弟这两个跳梁小丑而遭贬，实在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