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h3>

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能够在李唐最为强盛之时夺取皇权，并且像模像样地当了十五年皇帝，到最后不是因为输给其他政治势力而灭亡，而是终结于自然法则。

一个在传统伦理上居于先天性弱势的政权何以能维系如此之久，并且在很多地方不逊于那些男性帝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武则天对士庶两族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一方面是对豪门士族的打压之势；另一方面是对寒门庶族大开方便之门，得到了庶族民众的拥护。

武则天属于非法夺权，玩的是权术，属于独裁政治，不给他人插足的机会。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对宰相职权和声望的打压。她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把一些工作资历浅、品级低的官吏提拔到宰相的位置。据统计，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四品以下官员出任宰相超过半数以上。去年还是底层官吏，说不定第二年就成了宰相。

这种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高的工种，谁也不愿意干，导致中书门下两省的正三品宰相常年缺编。甚至出现过三省都没有领导挂职的局面，全部由“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些编外宰相们来代劳。

宰相班子成员不但没少，反而越来越多，基本维持在十个人以上。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常换常新。宰相府每天都很热闹，早晨出门上班，先要搞个告别仪式，拉着家人的手交代后事；晚上平安回家，再搞一个庆祝仪式。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之下，宰相们整天两股战战如筛糠，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唐朝建制以来，三省六部制互相制约君权，也成了一句空谈。

与此同时，武则天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对地方州县的监管力度，发明了十道巡查制度，也就是由中央派遣十道使者分春秋两季巡视全国。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为廉察，并以《垂拱格》专门设定四十八条巡查格式，依照条例监督州县。

这些监察御史级别虽然不高，只是小小的八品官，但是他们手中的权力却大得惊人。在地方，谁也不敢拿他们不当中央官员。他们除了要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审理疑难案件，还要检查地方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并督促发展州县农业生产，搜罗人才等等。只有官员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巡查不到的地方。

这时候的十道还只是一个虚拟的监察区，但权力却实实在在凌驾于州县之上。武周朝结束以后，到唐玄宗时期，道由最初的虚拟区向实体行政区转化。到了唐代后期，道与方镇合二为一，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御史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一方诸侯，拥兵割据。

或许是武则天疑心太重，就连对被她视为心腹的监察官也始终保持着戒备之心。左右肃政台可以没事互相弹劾，巡察使者也是三天一换两天一调。监察御史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可以越过自己的上司，直接上奏皇帝反过来弹劾自己的上司。

在人才的使用选拔方面，武则天虽然有贡献，但并没有像有的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武则天最为推崇的是科举，特别是自己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

唐代的科考分为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举行的分科考试称为常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则称为制科。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多，甚至还赶不上高宗时代。有人认为，殿试是武则天工作创新的结果，其实不然。殿试，就是由皇帝亲临现场主持制科的考试。

早在显庆四年（659），高宗皇帝就已经开科八门，并亲策举人九百人。这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此后制举就大致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也开创了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既然高宗皇帝掠美在前，也就不存在武则天首创一说。

高宗开启了殿试的先河，但殿试却在武则天的手里发扬光大。或许正因为如此，史学家才会坚持认为，武则天对于科举考试的贡献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制举由皇帝亲下制诏举行，考官也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有时还会亲临考场，考中者就会成为天子门生。皇帝的学生，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武则天自临朝称制开始便频繁地举行制举，平均一年半载总要举办一次，频率高于高宗时代；常科考试却没什么发展，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二十人，反而少于高宗时代。

唐代的常举由礼部官员主持，录取与否也是由主考官根据考试成绩来定夺，考生也大多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唐代刚开始推行科举，录取率极低，也没有誊录、糊名等规定，很多时候考生场外的表现也在考虑之中。场外表现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雇枪手那是最常用的手段，有钱人甚至可以组成一个智囊团，发挥集体的智慧。

没有背景也没有名声的寒门士子将自己的作品结成文集，托关系走后门，交到朝廷官员或者主考官员的手里，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称之为“行卷”。

为了避免文章被人拿去后丢进茅厕，扔进垃圾桶，士子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别出心裁地写点有趣的东西作引子以此来加强文章的可读性，这样就诞生了一种新的文体——“唐传奇”。

这些考生在考前会挖空心思和那些考官们取得联系，走一走后门。白天怕被人发现，晚上会偷偷上门。

举子视主考官为座主，主考官视举子为门生，这就是结党。结党讲究的是缘分。而这一幕也是武则天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你们都结党了，那我这个皇帝岂不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她下令严肃科考纪律，一要糊名，遮住考生姓名；二要誊录，派专人把考生试卷重抄一遍，免得主考官认出笔迹容易作弊。

考场纪律算是过关了，但天下考生挤独木桥的缺陷却又暴露了出来。再出色的人才也有临场发挥失常的时候，如果接连几位名满天下的学子落榜，朝野上下便会一片哗然。

时间长了，武则天不胜其烦，与其得便宜卖乖的事都被朝臣们占了，不如自己来当这个座主开制科，考官临时指派，科目自行拟定，及第者既不是张三的人，也不是李四的人，统统是朕的人——天子门生。

<h3>2</h3>

垂拱四年（688）至天授二年（691）正值武周革命前后，武则天连年举行制科考试，借以收买天下士子之心。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亲自在都城南门内的洛成殿面试贡人。各地精英闻讯后车马纷驰，云集洛阳，竟有一万多人，一时间洛阳的客栈住满了前来应考的读书人。规模空前，持续数日之久，其影响远远超过高宗时期的那一次。

这次大考连续进行了几天，竞争非常激烈，武则天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临场策问。所谓对策，就是把策题写在简册之上，使应举者作文答问。其中有一位考生，倒显得从容自在，因他本是洛阳人，不用出洛阳城就可以参加考试了，此人便是张说。

在这次对策中，刚满二十岁的张说脱颖而出，挥笔如刀，洋洋洒洒，直指武则天重用酷吏之弊。武则天看完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钦点他的对策为天下第一，将其拜为太子校书，张说从此步入仕途。

武则天开了金口，张说对策，天下无双，并将其策文张贴于尚书省，让朝廷那些起草政令的文吏们都以其为范例。张说在上万名考生中被武则天钦点文章独步当世，且专门发通告昭示天下。张说从此一举成名。

张说，史料中给出的评语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文章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也曾经去边疆匹马平定过突厥叛乱。前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号称一代文宗。张说后来成为推动“开元盛世”的肱股之臣。

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受内禅登基为帝，但一直被太平公主牵制，张说特地献佩刀于玄宗，要求玄宗以国事为重割断亲情。玄宗由此下定决心，同年杀太平公主，结束了武则天开创的女人天下，揭开了开元盛世的序幕。

这种面对面的制科考试，为帝国发掘了一大批人才。除了张说，还有张柬之、苏颋、刘幽求、祝钦明等有才之士，也是通过制举，青云直上。他们是武则天留给后来者的政治遗产，这些光芒万丈的名字，最终点亮了大唐的天空。

除了制科之外，武则天还对常科也进行了改革。常举考试，全国的统一教材是高宗时代编印的儒家经典《五经正义》。要知道儒家文化推崇的“三纲五常”，是当时束缚女人的枷锁。

女子无才便是德，当初武则天为了从那些经义之中找到女人当国的依据，翻遍圣贤书。女皇发现那些所谓的圣贤也不过如此，让她收获甚微。

最后，她才在《尚书》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句子，牵强附会于“垂拱”的年号，刚想把这当作自己受天命的依据，又有人站出来说话了。“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同样出自《尚书》，这又怎么解释？这让武则天极为尴尬。

唐初的常科考试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政府对儒学还是非常推崇，大兴学校，尤其是明经，更是被视为诸科之首，及第者可授予从九品上的官职。

明经，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一直到后来的宋神宗时期才被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初唐重臣裴炎、裴行俭都是明经出身。

明书和明算是用来选拔文字训诂和数学计算方面专门人才的科目，就算有人靠这两个科目考上了也没前途。没有前途的事，就激发不了考生读书的兴趣。

明法是用来选拔法律方面的人才，但法律也不过是个被执政者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自然被武则天白眼向青云地选择性忽视。她的眼光最后落在了进士科上面。

进士科由隋炀帝首创，唐初并没有受到当国者的特别重视，叙阶一般为从九品下阶，低于明经，考试标准也有不同。《文苑英华》中载有贞观元年进士及第者上官仪的策文，声律严格，文辞华美，通篇用典，颇有六朝的奢靡之风。

上官仪以文采取胜，是唐初进士及第者以文名而受到擢升的第一人，从中可以反映进士科以文取士的实质。等到武则天秉政，有意识地淡化经学，大崇文章，进士科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

而后，朝廷又颁布了《条流明经进士诏》，进士科加试“杂文”，并明确地将“识文律”作为进士及第的首要条件。

该诏令可以说是唐代科举史上标志性的重要文件，文辞之重在进士科中得到了制度保证。由是文学大兴，进士科重于天下，以致宰相薛元超把自己始终不得进士及第作为平生三大恨之一。上自朝廷大吏，下至五尺孩童，都有会作诗的。史称武则天“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天授二年（691），武则天派十道存抚使，以抚慰天下。存抚使临行，武则天令百官赋诗送行。这些诗后来被编为《存抚集》而行于世，达十卷之多。

作为执政者，武则天无法改变千百年来深植于人们心底的天理人伦，但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

武则天对于科举制的改革不光体现在文采上，她还开创了武举，以示文武并重。

她的武举选拔标准太过荒诞，因为考试只考射箭、举重等武艺和膂力，而不论运筹帷幄的韬略和智谋。特别还要求身高六尺以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8米），人要长得帅，话要说得漂亮。这看起来不像在选拔军事人才，倒像是在选拔武术明星。

淡化儒学，抑制道教，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诗赋的风花雪月和释教的幽微义理上去，武则天热心地为民众安排好精神生活，而她自己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应该是万众瞩目的中心部分。

从卑微的才人、侍女，到如今掌控天下唯我独尊的女皇帝，既然当上了主角，她就绝不肯淡出历史的视线。她自称弥勒转世，称帝后即加尊号“圣神皇帝”，此后又连续加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乃至“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慈氏指弥勒，金轮称自己为转轮王，这是同时以弥勒佛和转轮王自居。

她的想象力震古烁今，就连浩如烟海的佛家传说里也找不到这一出。

<h3>3</h3>

残忍、疑忌是武则天立世的主要心态特征之一。随着帝位的稳固，自觉杀戮过重的她，不免也有所反省。于是，她在面对武承嗣发动的群众演员王庆之要求罢黜李旦时说：“皇嗣我子，奈何废之？”

于是，她才表示今后要“以恩止杀”；于是，她才对自残护主的忠仆安金藏说：“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

这种反省，使女性内心柔软的一面渐渐复苏。但是长期以来，后宫生存所养成的自我防范意识，对朝臣们的疑忌之心依然无法消除。很多时候，这种矛盾的心境会左右着她的行动，时而残忍，继续推行恐怖政治；时而又担心刻薄有余，延揽人心不足，于是就想要多施仁政，表现出明君圣主的仁慈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仁慈之心最终还是战胜了冷血铁面，也成为她晚年心境的主导方向。

武则天的心境转变是客观现实矛盾的反映，它既包含了帝国内部的矛盾，也包括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内部矛盾，主要是武李两大派别间的矛盾。但由于武则天建立的武周王朝是一个超自然力色彩浓重的帝国，处处借助神旨佛意来强化皇权的正统，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宗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宗教矛盾也很突出。

薛怀义能够得到武则天的专宠，就是得益于他是“弥勒转生说”的主要倡导者。

武则天让薛怀义做白马寺的主持。白马寺是佛教东来的第一处名刹。武则天在薛怀义身上还是很用心的，名字中含有“胸怀大义”之意；而薛又是贵族大姓，算是攀了名门。

为了给薛怀义打造建功立业的平台，武则天派他带兵去讨伐突厥。薛怀义所到之处无人匹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连突厥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当然话也可以这么说，或许是突厥人听说宝爷驾到，早就闻风而逃了。

薛怀义也不客气，就找了块碑石，将自己的功劳都刻在上面。薛怀义曾经三次率兵征讨突厥，尤其是延载元年（694）三月那次，更是显赫至极。大和尚薛怀义被任命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苏味道为行军司马。

两个宰相都是薛怀义的下属，其炙手可热的程度可见一斑。武则天也给爱郎面子，将其拜为辅国大将军。由此可见，在诸多男宠之中，武则天对薛怀义是宠爱有加的，想将其打造成为帝国的复合型人才。不光能够为自己排遣身心的寂寞，在其他领域也让薛怀义有所建树，这样就可以堵住朝堂内外的悠悠众口。

她想让朝臣们相信一点，自己并不只是因为爱上男色，更多是因为爱惜人才。

在武则天的心目中，薛怀义不光是她的精神伴侣，更是事业上的帮手。当初武则天为找不到称帝的理论依据所苦，薛怀义和法明等僧人为《大云经》作疏，称唐室衰微，武则天为弥勒降生，当为天下主。

从这点上来看，薛怀义也算得上武周帝国的开国功臣了。薛怀义无知而又无畏的想象力让武则天很是受用，知寡人心者，大和尚也。

延载元年（694）三月，右卫大将军薛怀义第三次领兵攻打突厥默啜。

经过将近半年的长途跋涉，他于这年初冬回到了神都洛阳。和前两次出征的情景并没有两样，薛怀义率领军队在定襄至海热尔一线的沙漠地带游走数月之久，未见敌方任何踪迹，便班师凯旋。

不虚此行的是，薛怀义给他的女皇陛下带回了一些鸟类的羽毛和几只羚羊的角。除此之外，一无所获。朝臣们在私下里议论纷纷，薛怀义此番出征不是为了远驱狄夷，安服边陲，而仅仅是一次野外狩猎而已。

薛怀义和他的部将们来到城外，朝中的文武大臣早已在那里迎候多时。不过，让薛怀义大感意外的是，武则天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亲自出门迎接他。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命令薛怀义三次领兵攻打突厥，一直使朝内文武感到迷惑。武则天频频驱使不谙兵法的薛怀义出征边塞，让朝臣们不得其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薛怀义已经很少在武则天的内宫留宿，大部分时光都居住于白马寺里。有时，武则天不得不降尊派使女前往白马寺召他入宫随侍，而薛怀义往往借故推脱。即使薛怀义偶尔奉旨前来，神色之间也显得颇为勉强。

武则天已经隐隐有所感觉，自己毕竟是七十二岁的老妪，而薛怀义身健体强，正值一个男人的盛年之期，精力无比充沛。

有一段时间，薛怀义与太平公主之间的闲言碎语传到武则天的耳中，武则天的心再一次被揪紧了。薛怀义如今是右卫大将军兼鄂国公，位极人臣，煊赫一时。就连武承嗣见了薛怀义都得随马执缰，心怀畏惧。随着薛怀义对武则天的厌倦渐趋明显，他在宫中的行为也变得日益荒唐，几乎到了一种忽癫忽狂的地步。

薛怀义对于恶作剧似乎非常迷恋，常常以扇打官员的耳光取乐。他在白马寺中私蓄童娈，终日与之狎戏无歇。他动辄在宫中举行佛教的无遮大会，悬灯结彩，当众抛撒钱袋，以至于有人在哄抢中竟被践踏而死。

出征突厥期间，薛怀义曾因一言不合向宰相李昭德挥拳便打。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一向性情耿直的李昭德居然害怕求饶。要知道，那时候的李昭德是武则天最为宠信之人，可见薛怀义狂妄到了何种地步。

督造明堂，兴建天堂，一个曾经流落街头的江湖郎中居然能够将武则天的形象工程一一摆平，还没出半点纰漏，难怪武则天会对他另眼相看。薛怀义刚被领进宫时，武则天还是孀居的太后。虽然天下人皆知薛怀义的“御用国师”身份，但是对外还是羞答答地隔了一层面纱。

薛怀义出入宫禁都是打着出家人的幌子，有时还要法明等僧人陪同前往作为掩饰。随着武则天的正式称帝，薛怀义更是上蹿下跳，不可一世。两次出征突厥勒石记功更是让他觉得自己是帝国无人可及的人才。

薛怀义这次出征归来，武则天却没有到城外迎接，使他在震惊之余大为羞怒。

在此之前，薛怀义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名刹白马寺的主持。长寿元年（692）四月，武则天下令改元如意。有人说，这是武则天为了薛怀义这位如意郎君才改的年号。

如果只是单纯去烧烧香，拜拜佛，那还不能尽显武则天内心对佛祖的诚意。她为此专门发布制令——禁天下屠杀及捕食鱼虾。坚决反对任何虐待、残害动物的行为和思想。

当然这条禁令仅限于低等动物，在生物学上，人属于高等动物，因此不包括在内。武则天作为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先驱，想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想法能否付诸实施，就要另当别论。

这条禁令并没有培养出一批素食主义者，却让挑食的大臣们塞了一肚子的怨气。天天萝卜青菜，有酒没肉，宰相的餐桌和平民的餐桌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时间不长，人们的餐桌上又重新丰富了起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应有尽有。

宰相娄师德到地方巡查，发现官府驿站人员端上来一盘羊肉。而娄师德正好是检查各地有无违法乱纪事项的监察御史，对这种堂而皇之地违反禁屠令的事情自然要过问：“皇上下令禁屠，你们从哪里弄来的羊肉？”

厨师答：“大人有所不知，这羊根本不是我们杀的，是被豺狼咬死的。”

娄师德点头微笑，手指盘中羊：“这只羊很倒霉，那只豺狼也很知趣啊！”

厨师听了这话，感觉像是在夸自己，回到后堂一通忙活又端上一盘鱼。

娄师德又问：“这鱼又是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这个厨师烧菜把脑子烧糊了，回答道：“大人，这条鱼也是被豺狼咬死的。”

娄师德哭笑不得，摇头叹道：“你这个厨子，忽悠人也应该动动脑子，你应该说，这条鱼是被水獭咬死的。”

连娄师德这样厚道的老实人，都拿这条禁令不当回事，可见这条禁令的可行性有多少。武则天对臣下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并没有放在心上，本来这么做，就是为了忽悠天下人的。她也意识到这条禁令不合理，但还是听之任之地实行了八年之久。

直至久视元年（700）武则天服长生药病愈，下决心抑武兴唐还政长安。在这八年时间里，这道奇怪的禁令一直摆在那里，既妨碍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妨碍了法律的尊严。全国人民心照不宣地吃着肉，说着自欺欺人的谎话。

武则天的大周帝国已经建立了七年，她无疑已经走到了权力的巅峰。那些曾经的反对者们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整个帝国趋于稳定，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武则天丝毫没有衰老的迹象，精力充沛。六十九岁换了新牙，七十六岁时又长出了两条眉毛。

大臣们也无法解释发生在武则天身上的奇怪事件，他们只有闭着眼山呼万岁，将其奉为真佛在世。

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开始广置面首，但薛怀义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在武则天的心目中无人可以取代，情比金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