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譬如火耗这种东西应该由所有纳税人来承担，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官也是势利眼，他们不敢得罪当地的富绅，往往把火耗转嫁到小民身上，从而使小民的负担更重。这种不平等造就了政府、绅衿、小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雍正认为，这个矛盾错在绅衿，决定剥夺他们的特权，让他们跟平民百姓一样，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

元年，在河南实行“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引起了河南的一些生监的不满，河南的一些生监在县学教官杨倬生的带领下，控告知县张可标。雍正查实情况后，将那些闹事的生监绳之以法，表彰知县身体力行推行新政策。

<h2>摊丁入亩</h2>

封建社会一向是按人丁交税的，有多少人头交多少税，看似非常公平合理。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不是这样，里面有很多不确定不可控的因素。

许多人为了逃税，故意隐藏人头数目，这种事情在地主家里最为严重，地主良田多，丁役多，交的税多，隐藏丁役就能逃不少徭役。

很早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徭役制度不合理，在明末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方官吏进行了改革。比如，崇祯八年，汉中府城固县实行了“丁随粮行”的新法。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康熙年间激起了下层的反抗，无奈之下，康熙颁布一项政策：以后增加人丁，永远不加赋税。

康熙的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但仍然不公平，以前丁役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随着人丁的增加，平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赋税相对减少，如何重新计划丁银便陷入了混乱之中。解决这个问题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按亩收税，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你家有多少亩的地，就交多少的粮。这个办法确实好，是由御史董之燧提出来的，但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最后，雍正决定先在几个省份试行，结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即使这样，朝廷中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山东巡抚黄炳支持雍正的改革，他认为这是缓解民困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个体察民情的封疆大吏，他感到按丁纳粮很容易造成贫民逃亡，如果摊丁入亩，有地的交税，没地的就不用交，可以减少贫富差距，这才是善政。

可惜由于朝臣反对过多，雍正并没有立即接受黄炳的建议，甚至责备黄炳轻率，让他管好自己省内的事情就行了。一个月后，直隶总督李维钧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李维钧还解释，这项改革肯定会招致那些大地主的反对，他们田地多，交的税肯定多，所以不乐意。

雍正又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再次交给户部讨论，意见纷纭。有人说按亩分摊同样不公，因为很多地方土地测量并不准，而且地有好坏之分，好的地产量高，不好的地产量低。这些也是实情，不过李维钧也有办法，他说把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地的质量来交税。雍正听了，大为赞赏，他让李维钧去办这事。

后来，李维钧对雍正说，他受到一些权势的孤立，怕事情办不好。雍正对他说：“你放心地去办吧，有朕支持你就够了。”

历时半年的摊丁入亩讨论终于结成正果，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康熙年间就提出来，但一直悬而未决。由此可见，在办事和改革这块，雍正确实超越了父亲。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浙江官员在推行这项改革的时候，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反对，他们聚众到衙门口喊冤，巡抚法海居然惊慌失措，被这些人吓住了，表示暂不实行改革，可见改革难，推行改革更难。

雍正四年七月乡试时，浙江钱塘县上千富绅来到县衙，抗议摊丁入亩，他们还劝说商人罢市。对此，新上任的巡抚李卫没有妥协，采取了铁腕手段，制服了阻挠改革的闹事者，最终让这项改革在浙江省顺利推行。

在这方面，河南巡抚田文镜办得也相当不错，李卫、田文镜这些人在雍正朝都受到了重用。之后，各省陆续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效果一天比一天显著。当然，这项改革的全面完成还是在乾隆朝。

摊丁入亩是一项恵国利民的政策，富人交的税多，穷人交的税少，跟现在的税收政策类似，我们再次看到了雍正的前瞻意识。

当然，这项政策的最终受益者还是清政府，有田的交税，就避免了无田者交不起税这个问题，税收有保证，国库也充实。有些人认为这是取消了人口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将丁银并入到田地之中，换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收税方式而已。

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史上一项重大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h2>清理民间欠粮</h2>

如果说雍正之前的改革让官僚们的日子难过，那么眼下这个改革就让老百姓叫苦了。

清理积欠是指向民间的一个政策，而且重点是放在江南地区。江南最富庶的省份是江苏，江苏每年缴纳的税银超过三百五十万两，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一。在江苏省中，缴税最多的是苏州、松江、常州三府。赋税越重，欠的也就越多。

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十二年中，江苏积欠税银八百八十一万两。雍正上台之后，可没有康熙那么仁慈，这笔钱他是一定要拿回来的。江苏巡抚张楷请求给江苏十年的时间还清这些钱，雍正答应了他。后来，雍正发现张楷的话是空话，对江苏的印象更差，要求严厉整治江苏官场。

六年，雍正派遣户部侍郎王玑和刑部侍郎彭维新带领四十多名候补官员来到江苏，到各州县清查积欠。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年之内追回全部积欠，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仅苏州府就关押了一千多人，结果，整个江苏省人心惶惶，有混乱的苗头。雍正一看，认为不能把事情闹大了，便要求停止追查，先查官场上的人，民间拖欠的，以后再处理。

到雍正九年时，清查工作才结束，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江苏总计欠银一千零十万两，其中被官吏和豪族侵蚀的有四百七十二万两，接近一半。雍正决定，官吏和豪族欠的在十年之内还清，民间欠的在二十年内还清。

福建省的积欠要少很多，只有四十四万两，其中民欠的有三十三万两。雍正也派遣钦差大臣专门处理此事，在福建，积欠和亏空同时处理。后来，福建省出现了灾荒，民间欠收，雍正格外开恩，不再追究积欠。

山东省的积欠相对较多，有三百万两，这笔钱直到雍正死还是三百多万两，乾隆即位之后，免除积欠，山东人民欢呼。

各省都有积欠，数量却有很大的差别。积欠者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还有自耕农。在清查积欠的过程中，雍正也区别对待，官吏的属于侵欺、地主的属于包揽、平民的属于民欠。雍正打着惩治贪官污吏的幌子执行这项政策，其实是掩人耳目，在积欠这事上，民欠的数额最大，所以这项政策的主要对象还是平民。

当时很多人逃税，逃税的方式是隐瞒田产。对此，雍正是无法容忍的，他接受田文镜的建议，在河南率先推出自首隐田政策。所谓自首隐田政策就是鼓励民间自首，报出自己隐藏的田产，只要你自首的，以前隐藏的税粮不用交，对于失于考察的官员也不查办，从今以后，你按规定缴税就行了。如果不自首，结果却被发现了，那就要进行严厉惩治。

这个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跟田文镜的大力执行有关系。雍正所作的这一切，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清廷的财政收入。

<h2>货币政策</h2>

古代很多皇帝不懂经济，雍正可能是一个例外，雍正当然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济学，只不过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平时喜欢思考，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独到的经验。

清朝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非常明显地排斥商人，这跟商人对清朝的江山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清政府始终把商业看成是财政的一块大蛋糕。

清朝商业相对比较发达，所需要的货币就更多，当时很少有纸币，主要是铜钱、银子、黄金。最主要的流通工具是铜钱和白银，不过当时铜矿严重不足，导致钱币很少，流通出现了困难。根据供求关系，这势必导致铜贵银贱的现象。本来，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两银子值一千文铜钱，但实际上换不了这么多。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导致货币的混乱，雍正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雍正九年，京城钱价昂贵，户部尚书建议国家出钱，用九百五十文换一两银子，等以后经济发展了，就用一千文兑换。这其实是调整比例，努力做到一两银子值九百五十文。可惜，这个数字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时一两银子大概只值八百多文。

任何时代都会有假币，尤其是在钱不够用的时候。古代铜钱并非全是由铜制成，通常会混合一定比例的铅。加入铅之后，钱就更坚固，拿在手里也更沉一点，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这点。康熙制造的铜钱铜与铅的比例是六比四，质量相对较高，雍正制作的钱比例是五比五，质量相对较差，而且上面的字明显更模糊一些，看上去有些像假钱。这无疑给制造假钱的人机会。

当时的假钱也是用铜做的，不过很轻，质量也很次，铸字更加模糊。当时有一种沙板钱，里面铅多铜少，比官方的制钱要小，更薄，上面有许多小砂眼，所以叫做沙板钱。这些劣质的假钱，在一千文中掺入三四十枚，居然可以合法地通行。

当时由于铜钱短缺，造假钱有暴利，如果不遏制这股不正之风，货币市场就会陷入混乱。雍正二年，沧州步军统领衙门查获了刘七等人的铸钱案。

私铸钱扰乱货币市场在当时显得尤为严重，因为清政府垄断了造钱业，所有铜矿都不允许私人开发。这些造假钱的人得不到原材料，唯一的办法就是熔化制钱来打造成本更加低廉的假钱，这么一搞，制钱会越来越少，私铸钱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大。

为了整顿货币市场，雍正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首先，他禁止使用铜器，收集铸钱原材料。四年，雍正下令，除了乐部必需的铜器之外，一概不允许用铜器，有铜器的必需交给官府，然后官府给你一定的补偿。如果有违令的，将治罪。九月，雍正又下令，只有准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铜器，其他人一概不准使用，拥有铜器的人，三年之内必需上缴（有偿）。十二月，雍正亲自带头交出铜器，表示以后宫中不使用铜器。

雍正带头，京城里的臣民们自然不敢不给他面子，但是地方上对此没有多大的反应。五年，雍正又派出官员到各地收购铜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后来，雍正想，一些边缘地方的百姓离交铜器的衙门太远，而且他们手中铜器也不会很多，让他们交铜器确实不太方便。雍正提出可以用交纳铜器代替税粮。

田文镜给雍正提了个建议，允许私藏铜器的绅衿之家的奴仆告发主人，只要证据确凿，告发者立刻可以恢复人身自由，主人还要被治罪，用这种方法迫使大户人家交出铜器，不可谓不狠，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但雍正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表面的原因是铜器大多是成品，老百姓爱惜，不舍得当成废铜交出。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收购铜器的价钱出得太低，起码你要根据铜钱的价值来收购别人的铜器啊！想用收破烂的价钱让别人交出有利可图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即使有严刑峻法支持也很难成功。

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始终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开发铜矿，让制钱能够满足市场的流通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一个改革者苛求太多，作为一个改革家，雍正背负的骂名已经相当多了，其中就有“爱银癖”，他成了世人眼中的葛朗台，这显然是对他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