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是不是由中国生化学会开创了所谓的“奥林匹克模式”（也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代表中国，而原“中华民国”的相关组织变为位于台北的地方组织）？
胡：这个模式首先出现在国际奥委会之中；然后中国生化学会依照这个模式加入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接着我们中国化学会继续用这个模式；在我们之后可能还有一两个协会也用了这个模式，然后，外交部叫停，说这么干“太右”；1982年后，又继续采用这种做法。
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到1979年10月25日才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奥林匹克委员会”，也即由大陆代表中国，台湾仅作为地区参加奥运会。从时间上看，不但中国生化学会，就是你们中国化学会，使用这个模式也比奥林匹克运动会采用这个模式要早。
胡：我们去开会时，还没有“奥林匹克模式”这样的提法，大概此前关于两岸以何种方式共同参加奥运会，只是有一个由国际奥委会提出、为大陆的有关方面所赞同的提议，并没有成为两岸政府所共同认可、批准的正式文件。中国生化学会率先把提议中的方式用到两岸共同参加国际科学组织上，然后我们中国化学会也跟着用。再后来，两岸奥委会正式采用该提议。这才形成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奥林匹克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国际交往中的“台湾问题”，为两岸共同参加各种国际组织所沿用。
熊：您和卢先生离开瑞士之后又去了美国，对吧？
胡：我们去参加美国化学会的活动，然后参加世界化学会会长会议。1981年，我又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李苏一道，去南斯拉夫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化学会会长会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认识了许多国家、地区化学会的会长，拓宽了交流的渠道。那时候我们跟日本、美国、英国化学会的交往特别多，后来跟德国化学会也有很多交往。对外交流非常重要，光有文献的交流是不够的，必须有人员接触，而且公、私都要有，有时候私人交流更为重要。
熊：您跟哪些境外的专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胡：我跟李远哲<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10536.png" />就很熟悉。他是保钓（鱼岛）运动的骨干，反对国民党很厉害，因此接近共产党，而且他的学术造诣很高，所以大陆很欢迎他，请他到大陆来过好几次。他是我们化学所的荣誉教授，到我们所办过讲习班，当时全国有很多人来听他的课。赵紫阳、万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接见过他。有一次江泽民在钓鱼台接见他，我和王佛松陪同。李说：“我反对国民党贪污腐败，所以对共产党非常支持，可你们怎么反对民进党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民进党也是反对国民党的吗？”他就是这样的逻辑，所以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执政。
熊：在后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他于关键的时候挺陈水扁，促使后者当上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胡：但他并不赞成“台独”。1979年时他就跟我谈过。那年我跟卢（嘉锡）先生去美国，卢先生去访友了，李远哲来伯克利的旅馆找我，我们俩在阳台上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然后他开车带我去红树林等地玩。
1992年，他邀请我台湾访问，我一个人去的。负责接待的是台湾的石油化学部门，它们挂靠在石油公司中，而没有依托“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学术机构。在台湾并不用“挂靠”这个词。
熊：您还跟哪些人建立了私人友谊？
胡：后来我不是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工作过一段时间嘛（1982—1985年），主要负责与国际科学联合会的联络——每年联合国都会拨给国科联一些经费，相关的审查工作等由我管。所以，我跟国科联的秘书长贝克（Baker）很熟悉。我当时在巴黎租了房子，我爱人也去了，曾邀请他到我家来做客，他也请我去他家做客。他们在做菜方面非常简单，我们随便做个西红柿炒鸡蛋，他也觉得好极了。
<h2>恢复中国科协在国际科学联合会中的地位</h2>
熊：从僵硬地驱逐“蒋帮”的代表<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10536.png" />到与台湾地区代表共同参加国际组织，这确实是一种进步，可操作性也较强<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10536.png" />。可为什么外交部又一度不允许这么干了呢？
胡：大概有一段时间主管外事工作的人比较“左”。1982年时情况又变了，运用这个模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加入了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一揽子解决了两岸科学家共同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问题。
熊：听说您也出席了1982年9月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科学联合会第十九次全体大会，请详细介绍相关情况。
胡：咱们派出的是中国科协代表团，由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带队，刘东生、唐有祺、曹天钦和我参加。台湾地区派出的是“中研院”代表团，由院长吴大猷带队，王继五、刘兆玄等人参加。咱们的目标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科联的地位。当时的情况与1979年我们化学会加入国际组织时的情况不太一样。化学会比较单纯，参加的都是化学家，而国科联包括数理化天地生各种学会，人员很杂，阵势很大，各种思想都有，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
那几天我们很忙，除参加有关会议，还在会下找了很多人，特别是英国、美国等国在国科联的执行委员谈话——并没直截了当地要他们投我们的票，主要是旁敲侧击。英国的执行委员的态度最好，那人我认识，但他并不做实质性的保证。而美国的执行委员则显得比较天真。
在最后一次会上，形势大为扭转，关键是周培源的讲话。他一上台就说，很高兴重新参加国科联的会议，自1946年参加国科联的成立大会以来，我与这个组织已经有了36年的往来。此话一讲，全场惊讶——大概别的代表都没有他那么老的资格。周培源先生的英文棒极了，人长得又漂亮，真是风度翩翩。论起外交手腕，吴大猷先生比他可是差多了。讲完后投票，那些事先没表态支持我们的也大多给我们投了赞成票，中国科协从此恢复了中国在国科联的席位，而“中研院”所占的只是中华台北的席位。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崛起的大势和大陆的研究实力。学会也是看实力的，台湾再强也只是一个小岛，能有多少科学家呢？而大陆的人多，就算水平不够高，但科学家的量大啊。事实上，台湾地区科学家的水平也不见得比我们的高。我认为，当时两岸化学家的研究水平大致相当，在生化领域，大陆科学家的水平还明显高于台湾。
熊：吴大猷、王继五等人当时是什么态度？
胡：王继五比我大一两岁，跟周培源先生比，当然是后辈啦。对于投票结果，他似乎并不在意，与我们谈笑自如。而吴大猷先生则显得郁闷得很。他也是老一辈的科学家，对于结果是在意的，可又不好意思跟我们作对。
熊：吴、刘肩上的责任恐怕也不一样。我想，吴先生参加那次会议，与你们一样，也是有目标的，没有实现目标，他作为团长，要负的责任想必会大得多。
胡：可能是这样。如果吴先生的目标是让“中研院”在国科联继续代表“中国”，跟我们相比，他所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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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奕珊（1923—2005），浙江镇海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5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1983年10月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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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1913—1992），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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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嘉锡（1915—2001），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1934年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化学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学位。1945年回国，先后担任厦门大学教授、副校长，福州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等职，1981—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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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玄，1943年生，生于湖南浏阳，后随双亲移居台湾，留学加拿大，为知名化学教授，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东吴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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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其毅（1911一2002），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原辅仁大学化学系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人工胰岛素合成工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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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廷云，1934年生，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1956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1962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获得副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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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哲，1936年生，台湾新竹人，化学家，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1965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得博士学位，1994—200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2011年9月起任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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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1976年中国地质学会加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援引的就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方式——以驱逐台湾代表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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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社团通常以组织科学交流、促进科学发展、提升学术水平为己任，并不属于政治团体，并不愿意卷入政治纠纷。让它们驱逐某地区的科学社团出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1976年，国科联第十六次大会通过了一个框架性决议：国科联第十六次大会热忱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社团作为国家成员加入国科联及其所属科学机构，同时建议，国科联所属科学机构应坚持科学普遍性（Universitality of Science）原理，不排斥任何能代表某一特定区域科学活动的科学社团作为集体会员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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