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请您先介绍一下神仙会的情况。
巴：这段请老桂讲吧，他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桂：1960年以后，科学家的意见很大。因为要大跃进，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原来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改了，结果做不出什么东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怨气比较大。王仲良经常在科学家那里转来转去，他了解不少情况。1960年底党内又搞整风，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经过与分院其他领导交换意见，决定用“神仙会”的方式，先让科技人员向党提意见，揭露矛盾之后，再转入党内整风。<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22c.png" />
巴：这个做法也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认同。在分院党内基本统一认识之后，王仲良向当时上海主管科学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周同志<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22c.png" />汇报。刘述周同志赞成这个做法。他还下来对科学家做过动员。
熊：“神仙会”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先小组开会……
桂：主要是小组开会。高级研究人员的小组和中级以下研究人员的小组分开，重点主要集中在高级研究人员的意见上。
熊：先在小组里提，然后汇集到大会里？
桂：不，直接汇集到我们这儿来。记录也没有的。就靠党员干部用脑子记，然后汇报上来。
熊：为什么不做记录？
桂：有顾虑啊，一记录他们就不说话了。没记录，说话才自由。
熊：后来不是编成了六大本汇报材料么，不记录，那些材料是怎么出来的？
桂：那是根据汇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
巴：所里的党委书记、总支书记、党员副所长或者普通党员听了大家发言，用脑子记下来，每天汇报，汇报时是有记录的。
桂：汇报时有详细的记录，哪个人说了什么话，他拍没拍桌子，是否站起来了，这些都有很具体的记录。那些汇报的人多半是党员，脑子很好，记忆力很好。
熊：科学家知不知道有人在做这样的汇报？
桂：先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知道了。
熊：“文化大革命”中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把以前的“反动言论”以及相关文字材料都给捅出来了？
桂、巴：对，对！
熊：提意见前，是不是科学家提了这样要求：我发言是可以的，但不能做记录？
桂：没有。我们动员的时候就说：不做记录，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熊：但你们后来还是做了很详细的记录嘛！
桂：那是汇报记录，开会时并没有现场记录。中科院的汪志华、中宣部科学处的李佩珊看了那六大本汇报记录之后，将其反映到院部，后来院部和国家科委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熊：大家提的主要是什么意见？
桂：主要是针对“大跃进”的意见，“大跃进”以前的，比如说思想改造时的老账就不算了。意见是慢慢提出来的。提意见也得有个场合，有个气氛。炉子是慢慢生起来的，提意见的气氛也是慢慢形成的，他谈了，你谈了，我也谈。
熊：有特别尖锐的意见吗？
桂：当然有。比如冯德培就说：“在实验室我就是皇帝，你十个党委也没用。”这是他的名言。
熊：这句话如果是在1957年说出来……
巴：（笑）那肯定是典型的右派，居然敢向党争权！
熊：这样的意见还是很少的吧？
巴：主要是批评“大跃进”中的瞎指挥、浮夸风、违背科学规律，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党员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等等。这方面的意见很集中，很尖锐。所以才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
熊：经过反右派运动之后，大家居然还敢向党提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在你们这儿做成，恐怕跟王仲良在科学家中的声望以及你们的工作作风密切相关。科学家信任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件事情大概就很难做成功了。
桂：“神仙会”并不是我们创造的，它先从民主党派开始。
熊：岂止从民主党派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不也是说开“神仙会”，可以随便发言吗？可后来呢？不但搞了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出来，还在全国发起了“反右倾”运动。你们能于1960年使科学家开口大提意见，说明你们有诚信度，还拥有科学家的信任。
<h2>贯彻八字方针，出现新生机</h2>
巴：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段时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科学十四条》，科学院出现了新的生机、新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贯彻“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有些研究所做了调整，上海的电子学所撤销了，力学所撤销了，一些工厂也退回去了，学校也交出去了，还动员了一些员工回到农村——主要是在“大跃进”中转业到科学院来的原籍农村的复员军人，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要精简城市人口，科学院也要精简队伍。连同精简的和动员回家的，分院6000多人中一共走了2000多人，减员约1/3。
熊：让城里人重新做乡下人，这种工作恐怕不容易做通吧？
巴：是啊。我当时是精简办公室主任，和王仲良同志一起去北京开会。张劲夫同志在会上说：我现在要动员下面的人回乡。你们看我是怎么说的，回去之后，也按照我这个口径讲。然后他说，现在国家困难，请大家为国家承担困难，回乡。国家经济好转了，科学院必然要发展，科学院发展了，必将首批把你们吸收回来。我们回去后照着他的话讲，可我们食言了。后来科学院大发展了，但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人吸收回来。
熊：是不是这些人确实也不太适合在中科院工作？
桂：不，是因为中央的政策规定要这么做。
巴：他们转成了农村户口后，就不能随便进城市了。
桂：他们到农村后非常困难，那时候实行公社化，也没有什么自留地，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以后每年都得去慰问。后来遗留了很多问题。
巴：这个阶段还召开了广州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熊：你们参加了吗？
巴：我们俩没有参加，王仲良同志也没有参加，我们只是听了传达。但分院有不少科学家参加了。周总理、陈毅、聂荣臻都参加了会议，陈毅代表中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令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但没过多久，这些话又不算数了。“脱帽加冕”……实际上，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就已经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周总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摘掉了，但没过多久，那些话又得不到承认了。
但不管怎么样，1961年到1966年这一段还是比较安定的，比1953年到1957年那一段还好，因为科研物质条件改善了，更重要的是有了《科学十四条》。当时邓小平说《科学十四条》是科学宪法，这句话正式传达下来了。
<h2>王仲良调离，分院被撤销</h2>
熊：可1963年、1964年时，又开始“四清”运动了。
巴：分院主要是植物生理研究所、光机所、药物所搞“四清”，冶金所曾经作为试点，但很快撤销了，其他所都没搞。
熊：别的研究所也参加了吧？
巴：我的意思是说，有工作队进驻这三个研究所搞“四清”运动。而其他各个研究所只是抽调了一批研究人员和党政干部参加工作队，到农村搞“四清”<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22c.png" />。
熊：这三个研究所的“四清”运动持续了多久。
巴：1964、1965、1966年，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1964年时王仲良被调走了。
熊：为什么？
巴：正式原因没有下达，主要是上面说他右倾，对他不满意吧。王仲良走后，上面派了另一位同志担任华东分院党组书记。他根据市委的部署带着市委“四清”工作队到植物生理所。植物生理所的“四清”工作搞完之后接着搞光机所、药物所。“四清”指的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但说来说去是围绕政治思想而清。这几个所都没有清出严重的贪污、盗窃之类的经济问题出来，主要是清政治思想。植物生理所清思想的面搞得尤其宽广，这个思想反动啊，那个有小集团啊，伤害了不少同志，尤其是冲击了一些老科学家<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22c.png" />，最后……
巴：“四清”未完就“文化大革命”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分院和各所都是重灾区，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受到了迫害。后来分院也撤销了，研究所的建制也改变了，除了刚才说的冶金所、有机所、硅酸盐所、技术物理所、原子核所、光机所和生化所是由科学院和地方双层领导之外，其他所统统下放。而冶金所、有机所、硅酸盐所、技术物理所、光机所很快又归国防科工委管，又拥有军队的番号，变成军队的了；原子核所则归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管。最后，除了生化所因为合成了个胰岛素被科学院抓住紧紧不放之外，其他所都给地方或军队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收回来。
本文初发于《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4月（上半月期），第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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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改称上海办事处、上海分院、华东分院等，反反复复改过很多次。为方便起见，本篇主要使用“上海分院”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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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1951年回国的当事人邹承鲁院士介绍，当时不仅仅要停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参加各种会议，以学习相关精神，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被抽调到其他单位清查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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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长恭（1894—1962），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50—1962年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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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洗（1900—1962），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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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培（1907—1995），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6年），1950—1984年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生理研究所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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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镇彤，1928年生，生理学家，1955年从苏联科学院巴甫洛夫生理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回国，1984—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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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夫达，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4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当年10月来到中国，1955年6月离开中国，后因健康原因未再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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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对邹先生的访谈，邹先生当时“讲了这么三条：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招研究生应该允许学生、老师互选；对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要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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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畅在1955—1958年间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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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17位知名科学家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除生化所所长王应睐外，还有生理所所长冯德培、冶金陶瓷所所长周仁、植物生理所所长罗宗洛、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殷宏章、有机化学所副所长汪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黄鸣龙等。上述7人都是1955年被选聘的中科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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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科学家的这种表态只是表面现象，并不一定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据笔者对当事人邹承鲁院士的访谈，参观的时候，不管是土高炉所代表的工业大跃进成就，还是粮食亩产万斤所代表的农业大跃进成就，他们都不大相信，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摆出来给人看看的”。但是，刚刚经过反右派运动的教训，他们也不敢再往枪口上撞。于是，虽然“看了不相信，但是也不说”。当然，“很要好的朋友，私下说说也还是有的。什么亩产6万斤啊，下面还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会议上，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不说的，拣要好的朋友下来以后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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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曾（1912—2002），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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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承嘏（1885—1966），植物化学家，药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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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宗甄的《罗宗洛》一书介绍，罗宗洛受批判的首要原因是“他怀疑报纸和电台所报道的产量缺乏可靠性”。因为怀疑，所以他一方面表示“应该下农村考察实际农作过程”，另一方面又找了种种理由拒绝将植物生理所的研究方向、任务改为“下乡总结农民增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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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宗甄的《罗宗洛》一书介绍，当时，“一些激进的群众给罗宗洛贴了100多张大字报，大小批判会持续不断。狂风骤雨，风雨如磐。罗宗洛没有被压服，领导者只好动员罗宗洛的挚友、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教授特向罗宗洛提出警告。朱洗说，这是党的政策和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劝告罗宗洛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无法坚持下去，只好决定不再声辩，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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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海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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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上海冶金矽酸盐学校、上海化学药物学校、上海电子学校、上海无线电学校、上海技术物理学校、上海计算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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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东风生化试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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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良（1917—2008），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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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开“神仙会”？别的当事人还提过不同的理由。比如杜雨苍研究员曾对笔者谈及：“后来，看到大家因为吃不饱饭而身体浮肿、生病，工作根本没法做，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决定照顾大家，开了两个月的‘神仙会’：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让大家大鸣大放、发发牢骚、出出闷气、安定安定情绪、过过神仙生活。”见熊卫民《回顾胰岛素的合成——杜雨苍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第32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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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4年间，刘述周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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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邹承鲁先生介绍，“四清”运动开始后，光生化所就被抽调出了几十个人长年累月去农村查账。那些人中有相当多数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回到研究所。邹先生说：“那时候研究基本上停工了，一搞‘四清’就停工了。你说做什么研究？动不动就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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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沈善炯先生，在“四清”运动中，他先是被诬“反党叛国”，然后又被加上“搞个人名利”、“腐蚀青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等128条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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