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1页。

[114]韩汉英：《革命军人的人生观》，韩汉英：《韩主任讲演集》第一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1940，第138页。

[115]卓文义：《艰苦建国时期的国防军事建设——对日抗战前的军事整备》第8章，台北：台湾育英社，1984；沈怀玉：《近七十年来中国之兵役制度》，《国史馆馆刊》复刊第8期，1990年6月，第75—76页。

[116]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36—38页。

[117]杨森：《九十忆往》，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第102页。

[118]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35页。

[119]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35—136.

[120]徐乃力：《好男应当兵：对日抗战时期中国的军人力动员》，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4册，第6—9页；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第161—172页。

[121]何应钦：《军政十五年》，第90—91页；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第165—169页。

[122]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16。

[123]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第50页。

[124]一位学者指出，世界各国军队的奖励措施，不论在质或量上，均有重军官而轻士兵的现象。参阅Richard Holmes, Acts of War: The Behavior of Men in the Battle, N.Y.: The Free Press, 1986, p.358.

[125]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7，第66页。

[126]王多年编《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上篇第三卷，台北：黎明文化，1982，第133页；卫道然：《卫立煌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第32—33页。

[127]徐源泉：《回忆录初稿》，《徐克成先生纪念集》，未注出版地点，1967，第30页；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43—44页。关于徐氏事迹，另可参阅沈仪永：《反共宿将徐源泉》，《畅流》第38卷第1期，1968年8月，第1—3页。

[128]宋涛：《我所知道的汤恩伯》，《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0月，第119页。

[129]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8，第208页。

[130]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16。

[131]《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军政部：《民国二十八年修订军政法规（第一辑）》，未注出版时地，军法类，第1页。

[132]《中华民国战时军律补充条文》，全文共二条：“第一条：部队长未奉命令擅自离开部属，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发生事变或贻误军机者死刑。第二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冒领、浮领或浮报军实者，死刑或无期徒刑。”军政部：《民国二十八年修订军政法规（第一辑）》，军法类。

[133]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141—142页。

[13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第632页。

[13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2年8月12日致军令部电，极机密，档号769/2493，军令部档案。

[136]路家榜、吴敬模编《薛岳抗战手稿》，未标明出版地点，1948，第88、100页。

[137]厉尔康：《何成濬的二三事》，《湖北文史资料》第25辑，1988，第26页。

[138]宁墨公：《军事第一——正权》，《建军导报》第1卷第4期，1944年10月，第16页。

[139]Kalyagin, Along Alien Roads, N.Y.,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83, pp.30-31.

[140]关于李服膺的被处死，可参阅庞小侠：《太和岭口见闻和李服膺之死》，《山西文史资料》第22辑，1982年5月，第110—112页；Donald G.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62.另有一些资料指出，太原会战不力的将领实不止李服膺一人，李不过是代罪羔羊而已。参阅贾廷诗等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233页；陈存恭访问，陈美惠纪录：《赵正楷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146页。

[141]关于韩复榘的被处死，可参阅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60年12月，第59—67页；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2年6月，第99—109页。

[142]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第10页；何成濬：《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34页。

[143]蒋介石对于贪污舞弊至为痛恨，一听到有贪污事件，便立即亲下手谕，将涉嫌之人交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扣押，严加审讯。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以委员长特别重视贪污案件，对于此类案件，例不敢擅自主张，仅拟具意见签请核示。根据一位委员长侍从参谋的回忆，“我们在参谋室，每次看见何总监来谒，大家都会直觉地意味是为了怎么一回事。当何总监退出时，如果他的面部表情紧张，我们便知道是委员长对贪官污吏又作了一次最严厉的制裁了。果然，第二天或第三天重庆的报纸，就会赫然刊登着枪决贪污人犯的新闻。”参阅士心：《委员长侍从室服务记往（中）》，《春秋》（香港）第125期，1962年9月，第3页。

[144]例如1943年，军训部次长兼代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士毅和校阅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蓝腾蛟，以组织校阅委员会干部家属，从事纺织、调剂生活的名义，利用公款向物资管理局套购了一批棉纱，案发后二人互推责任。当时军训部长白崇禧袒护刘士毅，将蓝腾蛟移送军法总监部审理，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为蓝的同乡，遂准予蓝保释，并派法官携案至军训部面讯刘士毅。最后刘被判处徒刑二年。白崇禧闻讯，立即持案向委员长说情，获蒋批示“缓刑”。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不但刘士毅的二年徒刑已随军训部的结束而不了了之，并且获任白崇禧的国防部次长。参阅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广西文史资料》第30辑，1990年7月，第421—412页。

[145]何庆华：《忆双亲》，《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34页。

[146]《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327页。

[147]1941年2月，蒋委员长曾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说：“予党政军之辅佐人员中，百分之七十皆为予旧日之敌人，并有数人曾叛变三次之多……盖予之政策，但求彼等有一技之长者，能忠于国家、忠于主义，仍可不计恩怨，引用其人。左倾人物，亦不例外，已有多人在政府服务矣。”参阅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69页。

[148]江上清：《“陈胡汤”中的汤恩伯》，第146—147页。

[149]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35页。

[150]宋涛：《我所认识的汤恩伯》，《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0月，第120页。

[151]李汉魂：《梦回集》，《艺文志》第118期，1975年7月，第36页。郑殿起：《归德失守及黄杰被撤职查办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2年6月，第157页；宋希濂：《兰封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2年6月，第167页；陈谦平：《豫东会战述论》，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37页。

[152]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114—115页；程思远：《政海秘辛》，香港：南粤出版社，1988，第152页。

[153]例如1944年，汤恩伯因中原会战战败，丁治磐因桂南会战战败，均受到撤职留任的惩戒。参阅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83回；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82页。

[154]何应钦：《军政十五年》，附表17。

[155]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259页。

[156]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史料》，台北：国民参政会在台历届参政员联谊会，1962，第463页。

[157]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2页。各部队中、下级干部，由于不明法令，对于所属官兵犯罪或盗匪，往往不问罪行，擅行枪杀，军法人员多不以为然。参阅军法执行总监部：《军事委员会第二次军法会议提案决议汇报表》，第82页，档号769/2251，军令部档案。

[15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20页。根据《陆海空军惩罚法》，惩罚的宣告和实施，均采用公开方式。1930年10月19日公布的《陆海空军惩罚法》第1章第8条：“宣告惩罚，应公示于所属部队中。”第9条：“宣告惩罚时，应使受罚者之直属上官及其同等级以上者陪列。”第10条：“在惩罚执行终了时，应集合受罚者之直属上官及其同等级以上者，使受罚者对之陈述悛改之誓词。”参阅《陆海空军惩罚法》，《国民政府公报》第594号，1930年10月9日，第2—3页；姚骧：《陆海空军惩罚令释义》，世界书局，1931，第12—15页。

[159]Holmes, Acts of War, pp.336-337.

[160]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36.

[161]Holmes, Acts of War, pp.336-337.

[162]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95页。

[163]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6页。

[164]“该部关于各军事机关部队参谋考成比较表及来往文件”，档号769/109，军令部档案。亚韩：《从无职军官佐安置谈到国军人事改进问题》，第5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军官的考绩制度也颇为人所诟病。绝大多数军官的考绩均被评为“卓越”（superior）或“极佳”（excellent），以至于若被评为“非常令人满意”（very satisfactory）即有碍于升迁。参阅Stouffcr,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I.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271.

[165]胡德华：《孙立人练兵统驭模式及对中国抗日剿匪贡献经纬》，李敖编《孙立人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第32页。

[166]朱文伯：《七十回忆》，台北：民主潮社，1973，第77页。

[167]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与没落》，第47页。

[168]例如傅作义的部队，直至抗战后期，仍是采取委任经理制。参阅王克俊：《回忆傅作义先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12月，第62页。

[169]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68页。

[170]胡德华：《孙立人练兵统驭模式及对中国抗日剿匪贡献经纬》，李敖编《孙立人研究》，第33页。

[171]沈云龙访问，林能士、蓝旭男纪录：《凌鸿勋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第104页。

[17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48页。

[173]沈从文：《顾问官》，《沈从文文集》第六卷，香港：三联书店，1983，第209页。

[174]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259—260页。

[175]A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358.

[176]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8, chap.3；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 1937-1945, chap.11. 战时大学教授所受通货膨胀影响，另可参阅胡国台：《抗战时期教育经费与高等教育品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第462—464页。

[177]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

[178]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延安时期》，台北：编者印行，1965，第420页。

[179]徐多楠：《军职人员之给予问题》，《陆军经理杂志》第2卷第5期，1941年5月，第56页。自国民政府成立后，军官职的俸给，一般即较文官为低，较海关、邮政、盐务等机关，或国营事业从业人员的俸给，相差尤远。参阅陈之迈：《中国政府》，第219页。

[180]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181]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422页。

[18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95页。

[183]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2月，第30页。

[184]连战：《圆圈里的顽童》，《中央日报》1989年1月12日第16版。

[185]徐芳：《追思与怀念》，《陆军上将徐培根先生纪念集》，未注出版者，1992，第124页。

[186]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79页。

[187]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如1944年远征军及知识分子从军征集期间，其伙食费每月为2 100元，当时普通士兵每月副食费则仅有190元。前者每餐可以四菜一汤，后者则每日几乎连青菜都吃不上，两者相比，悬殊过甚。参阅冯玉祥：《蒋冯书简》，第136页。

[188]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8，第192页。

[189]Coox, “Thc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38.

[190]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232页。

[191]谭继禹：《戎马琐忆》，第94页。

[19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

[193]胡宗南上将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宗南上将年谱》，第144页。

[194]江良能：《军中卫生》，商务印书馆，1945，第52页。

[195]Eastman, et al.,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p.141. 1944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一次会议中指出，“照现行主食与副食定量计算，国军每日每人所得热量（卡路里）为3 057，比之英国军队3 800、美国军队3 615，自然不及；但比之日本军队2 980，则又稍好。故官兵所得主食、副食，如能确实如数得到，最低限度之营养，尚能维持。”参阅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第604页。但是各方面的调查，则证实国军的膳食有以下缺点：总热量不足，不能维持士兵的体力和健康；脂肪不足，蛋白质既少且劣，不能维持生理上的需要；烹饪法不良，各种营养素及矿物质遭遗弃或损坏，以致发生营养不良的疾病。参阅万昕：《战时军队营养补救办法》，军医学校陆军营养研究所，1943，第1页。

[196]Tsai Chiao, “Problems of Nutrition in Present-Day China,”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cd., 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17.

[197]“Pay and Allowances of the Chinese Army,” Enclosure to despatch no.1927 dated December 18，1943.from the Embassy at Chungking.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40-1944, Reel 30, p.422.

[198]根据一项针对清华学校1924—1926级（高三到大一）学生154人，所作问卷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于各种职业的兴趣依序为：公司经理、社会改革者、工程师、农家、教员、教育行政者、学术研究者、著作家、银行家、军官、美术家、官吏、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律师、秘书、青年会服务者。参阅庄泽宣、侯厚培：《清华学生对于各学科及各职业兴趣的统计》，《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第297页。

[199]杨大成：《建军刍议》，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陆军荣誉第二师政治部，1946，第57页。

[200]胡宗南上将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宗南上将年谱》，第144页。

[201]徐多楠：《军职人员之给予问题》，《陆军经理杂志》第2卷第5期，1941年5月，第58页。

[202]徐多楠：《军职人员之给予问题》，第56页。

[203]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13—314页。

[204]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金陵书画社，1983，第7页。根据一位中级军官的描述，吃空可分为两种：“吃空缺有大吃、小吃之分，军、师长的大吃，可以将编制上整营、整连的兵官‘通杀’，每月粮饷照领，实际上有名册而无官兵，领来的薪饷、主副食费，都上了主管官的荷包。这种无法无天的大吃空缺，直到军需独立之后，才逐渐改善。小吃是一个连少十个、八个士兵，这十个、八个，连长占几个，营长占几个；团长又可在团部的官兵上面吃。”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51页。

[205]徐枕：《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台北：王曲十七期同学会，1990，第96—97页。

[206]李润沂：《我所认识的胡宗南先生》，《革命人物志》第11辑，第18页。

[207]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84回。

[208]汪雨辰：《革命军人——胡宗南上将》，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90页。

[209]李元平：《俞大维传》，台中：台湾日报社，1992，第58页。

[210]汤恩伯：《认清缺点，痛切改正——中原会战的检讨（二）》，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编《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99页；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05回。

[211]罗毓凤：《我与孙连仲将军》，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台北：孙仿鲁先生九秩华诞筹备委员会，1981，第341页。根据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的统计，至1944年止，国军共有53个单位创办眷属工厂，从事简易手工业生产。参阅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军政工史编》，台北：“国防部”总政战部，1960，第1004—1005页。

[212]潘瑞征：《关于傅作义将军重视军队经理工作的一些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第261页。

[213]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05回。

[214]汤恩伯：《认清缺点，痛切改正——中原会战的检讨（二）》，第99页。

[215]戴笠1944年11月3日致参谋总长何应钦函，档号769/2508，军令部档案。

[216]《国民政府公报》第424号，1941年12月20日，第10页。

[217]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40页。

[218]何志浩：《国防与兵役论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第163—164页。

[219]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第165页。

[220]戴高翔：《抗日战争之兵役》，《高翔文存》，台北：川康渝文物馆，1983，第78页。

[221]《国民政府公报》第1464号，1934年6月16日，第6—9页。

[222]《国民政府公报》第1679号，1935年3月2日，第4页。

[223]沈怀玉：《军职制度》，第546—547页。

[224]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2l页。

[225]周至柔：《军事制度之研究》，第6页。

[226]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第50页。

[227]何庆华：《忆双亲》，《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35页。

[228]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322页。

[229]孙景贤1943年11月25日致军令部长何应钦签呈，档号769/177，军令部档案。

[230]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46页。

[231]刘雨卿：《生活回忆》，《四川文献》第41期，1966年1月，第17页。

[232]王伯骧：《仿公德范记述》，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第259页。

[233]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33页。

[234]《本会第一处三年来重要业务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成立三周年纪念册》，出版地点不详，1941，第79—80页。

[235]宋尚春：《怎样使受恤人早沾实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成立之三周年纪念册》，第31—32页。

[236]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33页。

[237]《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167页。

[238]张儒和：《抗战胜利前后（下）》，《中外杂志》第35卷第5期，1984年5月，第104页。

[239]王宇君：《悼宗公，忆往事》，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17—18页；李少陵：《胡将军轶事》，《宗南先生纪念集》，第49页；李润沂：《我所认识的胡宗南先生》，《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18页；徐枕：《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第492页。

[240]孙宅巍：《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50页。

[241]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86—187页；吴智新：《军统见闻点滴》，《传记文学》第61卷第4期，1992年10月，第79页。

[242]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35页。另一项略为不同的统计数字，参阅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附录17。

[243]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35页。

[244]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第168—169页。

[245]李致远：《张自忠将军殉国与荣哀》，《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990年4月，第126—127页；鲁弓长：《生命余晖》，未注出版地点，1980，第191页。

[246]徐枕：《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第97页。

[247]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07页。

[248]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213页。

[249]《该部军事机关参谋人员任免和参谋长定期报告书来往文电》，档号768/111，军令部档案。至于在华的日军，抗战初期对于在阵地死亡的尸骸和重伤的官兵，一定抬救回去，否则即视为不祥。抗战中期以后，对此虽无法完全做到，但是每次退却时仍设招魂祭，由司令官亲捧灵牌诚敬拜祭，然后退走。参阅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开幕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5，第248—249页；张拓芜：《代马输卒续记》，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