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退役</h3>
1934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官佐服役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军官、佐服役至一定限龄，即退为备役。备役者，平时除受召集外，不服军职，战时则应召重入行伍。至备役期满，则予除役。[221]此项条例定于次年3月1日施行。[222]但是由于财政、人事及战事上的各种原因，服役制度一直未能推行；退役俸及赡养金给予规定，自然也未能明令实施。[223]
直至1945年，国军才开始办理退、除役事宜，颁行陆军官佐退役俸支付手续，各级退役俸给予标准，按现行给予三分之一为率，酌量增减其尾数，使成整数。1945年3月7日，计自准尉1 500元，至上将7 000元。1945年8月，复调整退役俸数额，计自准尉3 300元起，至上将17 000元；退役人员，除每月发给退役俸外，并月给退役粮，计年将官6市斗，校官5市斗，尉官4市斗。上项退役库，每年分4期由军政部发给，校、尉官先由县市政府垫发。每期退役粮，照当地官价折发现金；如需现品时，即以代金价款，向当地县、市政府折领公粮；其代金数额规定，每市斗平均1 000元。[224]
军事委员会自1944年开始办理退、除役，由于事先未曾在技术上研究妥善，发生不少缺点，如有的官佐在去年颁布退除役命令，至今年仍未领到退除役金俸，给予受命者许多困难与损失；[225]甚至有的“今天退了，明天又进来，根本无法清查”[226]。至于每月所领退（除）役俸额，约为原薪的三分之一强，以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形衡量，极难维持基本生活。1946年，军法总监部执行总监何成濬以上将阶级退伍，仅领得价值二条香烟的退役金。[227]无怪一位陆军少校1950年退伍时，“身上除了一纸退伍令，可谓一文不名”[228]。
至于士兵退役，国民政府时期虽曾制定若干法令，但是一直未能实施。由于士兵服役期长，常有老弱瘦衰，不堪服役，思乡心切，每趁机潜逃，因此军界人士屡有实行退伍制度的建议。[229]直至抗战胜利，实施复员，政府始正式开始办理。[230]
至于编余人员资遣费的发放，各单位的办法均不一致，视主官的政策及单位的财务状况而定。如1937年，川军刘雨卿部进行整编，共编余弱老官兵600余人，一律资遣返乡。服务4年以上者，照现行待遇给付4个月薪饷，每多一年者加薪一个月，临行前并举行盛大欢送会。由于如此安排尚合情理，故未发生意外事端。[231]又如战前孙连仲的部队在信阳奉命缩编。对于编余官兵，孙除申请中央发给三个月薪饷外，另依各人离家之远近，直、鲁、皖、豫人加发一个月，陕人加发两个月，甘、青、宁人加发三个月，作为路费。由于资遣费优厚，一些官兵甚至感激得落泪。[232]
<h3>（二）抚恤</h3>
军事抚恤，在北伐初期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理。1927年10月，国府奠都南京，即由军事委员军政厅恤赏科主管。1928年10月，拨隶军政部军衡司，仍设恤赏科掌管其事。1935年3月，军政部恤赏科并入铨叙厅，设抚恤科。1938年8月，伤亡人数日增，遂于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置抚恤委员会，主管军事抚恤事宜，第一任主任委员为陈调元。1939年1月，迁抵重庆，主任委员一职，改由何键接任。嗣后抗战军事进入艰苦阶段，抚恤业务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遗族的抚慰安置与游击区战区的抚恤等事宜，均包括在内。1941年3月起，于抚恤委员会之下，陆续增设13个驻省抚恤处，分区办理抚恤事宜。[233]总计抗战八年期间，已核准给恤官兵人数，为4 972 754人（见表2-6）。
表2-6 抗战期间抚恤伤亡官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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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44—146页；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4。
表2-6显示，抗战初期的战况最为激烈，伤亡人数最多，但是抚恤人数最少，显示抚恤工作形同虚设。1938年8月，抚恤委员会成立后，抚恤业务逐渐成长，至1945年时，已有四分之一强的伤亡人数获得抚恤，但是从整体来看，抚恤的范围仍未普及，抗战八年期间伤亡者中获得抚恤的比例，尚不到10%。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项。
（1）各部队官兵清册及详历表，因作战散失或炸毁，无法呈报请恤。
（2）阵亡官兵家属因迁移疏散，流动性过大。与部队失去联络，无法调查。
（3）阵亡官兵无直系或合法亲属，例不给恤。
（4）士兵应征，系代雇或冒名顶替而来，一经阵亡，其姓名及家属均无从查考。
（5）轻伤官兵伤愈归队，照例均不请恤。
（6）作战后生死不明失踪者。[234]
另一方面，阵亡官兵遗族请领抚恤，所遇到的困难，则有以下各项：
（1）受恤人因不识字或不明白请恤的手续，往往托人代办书表、呈文，代办之人即乘机从中向受恤人敲索。领到恤金时，受恤人常仅能得80%—90%，甚至70%—80％。
（2）受恤人请人代办了书据，向县政府投递，往返动辄数十里或数百里，旅费已花了不少，找保证人也要手续费。呈文、书据投递以后，又往往数月、一年，甚至两三年还得不到回信，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无数次向县府催促，用费甚至超过恤金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2）有许多官兵殉职后，亲属得不到部队长的通知，他们或者从朋友处探听到不确实的消息，填具表格，由县、省转呈请恤，得到的批示，多半是“未据原部队呈报有案”；写信到原部队请求，又因原部队长对抚恤不注意，或以人事变迁，无法查明其事迹，也每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甚至数年还得不到结果和恤令、恤金。[235]
战时物价不断上涨，原有恤金数额，为战前制定，不足维持遗族及伤残官兵最低生活，政府乃逐之设法提高恤额，自1942年起，抚恤金额照恤令所载数目加倍发给；1944年再加发1倍；1945年起，改照退役库数目，比照增加恤金。恤金种类，在抗战前原规定只有一次抚金与年抚金两项；自1944年起，增列特恤金及救济费，1945年增列公粮贷金。[236]虽然如此，恤金数额仍然过少，不为遗族所重规，因此请恤者为数寥寥。[237]抗战胜利后，情况依旧，一位中级军官负伤后，所获恤金12万元，尚不足买1分金子，而只能买一条不锈钢表带，令人啼笑皆非。[238]
除了中央的抚恤制度外，一些单位也每多视财务状况，各自实施特殊的抚恤办法，如战前胡宗南于第一师师长任内，曾创立伤兵年会制度。每年6月间于师部所在地，召开伤兵年会，邀请退伍伤兵与会。会前半月，即于全国各大报刊出通告，所有伤残均于开会日期由各省县陆续到达，甚至有自内蒙古及东北来者。自报到日起，即进住招待所，每日三餐，极为丰盛，并可凭出席证至当地影、戏院、旅社、浴室各处任意游憩。自第二日起，上午有一小时半政治课程及一小时半小组讨论，午后即自行息游。第七日起正式开会，同时邀请地方党政军首长出席。次日，依伤残年资、等级，发放慰问金（一上等兵即可领到银圆150元）。最后三日，师长胡宗南每晚必与伤残共餐；并于最后一日闭幕式中勉励全体伤残，返乡后应安分守己，服从地方长官，努力生产，作良民楷模。这种盛大的伤兵年会，其干部以为，“就是铁石心肠，也要流出不少的眼泪”，具有良好的效果：一方面鼓舞了士气，逃兵因而减少；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开拓兵源，凡第一师招兵，未及一月即可告全，退伍伤残人员在乡的宣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239]又如陈诚部第十八军军长任内，曾创办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收容本军的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240]至于在戴笠所领导的军统机构中，凡因触犯工作纪律，或背叛工作任务而被处决者，其家属则视同为工作而牺牲者的家属，予以抚恤，照顾其生活及子女的教育。据一位军统人员表示，军统人员愿意忠心追随戴笠，死而无怨，此项特殊措施为原因之一。[241]
表彰忠烈，分为褒扬、表扬、祠祀、碑坊、国葬、公葬、公祭、公宴等。抗战期间，由政府明令褒扬者，共有刘湘、张自忠等14员名，照抗战特殊忠勇官兵表扬办法，经军事委员会表扬的官兵，计有李庚星等1 854员名。[242]合于抗战殉难官民祠祀，及建立碑坊办法大纲规定的阵亡将士，经核准入祀首都忠烈祠者，共1 538员名。[243]入祀仪式隆重者如四川威远一地的部队，将阵亡将士官兵入祀当地忠烈祠时，有全体官兵、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等万余人参加。当送牌位的队伍经过市区时，家家户户均烧香燃烛、供奉祭桌、燃放鞭炮。典礼结束后，学生抬着米、棉花、猪肉、菜蔬等物，送至每位阵亡官兵家属的家中。由于仪式隆重感人，以致当场即有数十位青年要求加入部队从军。[244]国葬大典的举行，极为慎重，如1940年5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的灵柩自第五战区运回重庆，举行国葬。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率领每院、部、委首长，亲迎灵柩于江边，挥泪致祭，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民众数千人观礼，嘉陵江、扬子江上的所有轮船、军舰均长鸣汽笛致哀。委员长并通电三军致哀。前线官兵捧诵译电，也无不热血沸腾。[245]一般的部队，则每多于驻扎较久之地，设置公墓，由部队长定期率各级官兵代表，亲往祭扫，以慰英灵。[246]战时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央所规定的埋葬费，无法顾及事实，金额有时尚“不足购一张草席”，[247]全靠自行张罗，举办纪念仪式，借以激励民心士气。例如1941年上高会战结束后，川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即以全集团军官兵捐出三天薪饷，修建一座忠烈祠，将阵亡、伤亡和因公死亡的官兵的名字立牌供在祠内。[248]不过也有少数部队，因埋葬费有限，且因手续关系，不能预领，而将死亡士兵草革埋葬了事，甚至有道德修养较差的部队长，将士兵随葬服装脱下，以弥补其差欠数的情事，令生者寒心。[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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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应钦：《统一与救国》，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1页；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73页。张治中在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曾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商定，凡由铨叙厅呈报的人事任免案件，仅将将级军官部分呈核，其余均由张批“奉谕照准”字样，以减少时间上的浪费。参阅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303页。
[2]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19页；江上清：《“陈胡汤”中的汤恩伯》，《政海秘闻》，香港：致诚出版社，1966，第151页。
[3]亚韩：《从无职军官佐安置谈到国军人事改进问题》，《建军导报》第5卷第6期，1947年5月，第18页。以下各项曾被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列为1944年度的重要工作目标：第一，最小限度，将官以上的人事任免需绝对听命中央；第二，校官任免，除战区司令长官有权派代外，其他次级长官不得先行更动；第三，尉官虽军长有权更动，仍需迅速呈报。参阅《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三十三年度工作计划表》（油印本），1944，第3—4页，档号761/324，军令部档案。
[4]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陆军机械化学校庆祝十周年纪念大会专刊委员会编《陆军机械化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陆军机械化学校，1946，第113页。1949年，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征，曾对该校干部任职情形作了以下的报告：“以学生有入伍、分科、升学等阶段，而选拔干部，亦以教育进度为标准，因教育之需要，与干部员额之补充，以致调动频繁，影响任职，为使每人每职，均绝对避免黑官起见，故每一调动，必须随案呈报，且于每年清查一次，是以本校无案人员，百无一二。三十五年奉国防部颁发陆海空军人事业务职掌划分办法，本校为尉级人事掌理单位之一，除新进人员，按照规定先行呈报核准再行发布外，其余尉级人员之动态，均先呈报，未敢越权违法，此本校任职之概略情形也。”参阅关麟征：《陆军军官学校三十八年度教育行政概况报告书》（油印本），1949，档号400.7/3730，军事学校及训练班队教育案，“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
[5]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第112页。抗战胜利后，国军人事制度更为混乱，从绥署主任到兵团各主官均可任意委派将级官员，造成将官充斥的现象。参阅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631页。
[6]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国防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1月，第49页。
[7]1948年8月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37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第326页。
[9]陈明仁早年入军政部讲武学校第一期，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而李明灏曾任军政部讲武学校教育长，二人均为湖南醴陵人。参阅于翔麟：《李明灏》，刘纽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9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第72页；于翔麟：《陈明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291页。
[10]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1页。
[11]例如1939年11月，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福建同安人）即曾电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将成都军校第十四期第三总队闽籍毕业生，全数派至该处（驻南平）服务，并说明闽省军队编练办法，“校官以上不分省别，尉官则当以本省籍者为有利，盖此得自然团结力及乡土荣誉心，而增强战斗力也”。参阅1939年11月4日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电，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12]例如1942年4月，一位中央军校学生毕业时，所填分发志愿为“最荒凉之边疆，最危险之前线”。参阅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
[13]例如1939年，预九师师长张言传曾致电军训部：“本师下级干部甚感缺乏，敬请分发军校本校之十四期学生50名……其现在该期之学生二总队步一队李冠军……等二十三名，均与本师干部有同学、同事之谊，分发本师人地相宜，除已先电请军校先行登记外，请‘军训部’饬该校将该生等全部分发本师。”事见1939年6月24日军训部致军政部函，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其他的例子，可以参阅谭继禹：《戎马琐忆》，第70—71页；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26页。
[14]1939年10月1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教育会议记录》，编者印行，1939，第116页。
[15]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4篇，凤山：陆军军官学校，1969，第388—389页。
[16]同学关系在近代西方人友谊发展上的重要性，可参阅Michelle Perrot,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4,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61-563.
[17]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68. 即使是短期的训练班队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例如抗战时期一位毕业于中央军校参谋训练班的军官，即曾有以下的回忆：“在参谋班受训时，我们有八个志同道合的‘死党’，被同学们称之为‘八大金刚’，对工作的分派，大家主张‘内外皆有，毋远弗届’，选择最有发展的部队去，大家埋头苦干，不成功便成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作第二步事业计划的商量。因此，我们八个人有两句口号：‘分离不是感情的分散，乃是事业的扩张。’当时的雄心壮志，是可想而知的。”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4—225页。
[18]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3—5页。
[19]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0页。
[20]洪轨：《追忆胡宗南先生》，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100页；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02页。
[21]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17回。
[22]杨学端：《二刘大战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63年元月，第100页。
[23]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第99—100页。
[24]郭大风：《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6月，第42—43页。
[25]陈素农：《回忆录》，台北：作者印行，1974，第65—66页。
[26]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60页。
[27]张鸣：《武夫专制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作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27页。关于何键军事集团干部的组成，详见刘凤翰：《何键与湖南军事演变——一个军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编者印行，1993。
[28]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第138页。
[29]马五先生：《政海人物面面观》（重排本），香港：风屋书店，1987，第100—103页。
[30]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5页。
[31]John Themis Topping, “Chinese Muslim Millitarist: Ma Hongkui in Ningxia, 1933-1949,”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pp.79-80.
[32]张寄亚：《“心范会”及其他》，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96页。
[33]于翔麟：《马步芳》，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第191页。
[34]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室研究组《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形成及消灭》，《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129页。马步芳统治青海的情形，详见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Merrill R.Hunsberger,“Ma Pu-fang in Chinghai Province, 1931-1949.”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mple University, 1977.
[35]刘一平：《傅作义部队的发展及建设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117页。
[36]马五先生：《政海人物面面观》，第101页。
[37]如论者即曾指出，马步芳由于用人范围狭隘，因此在他的部队中，“很少有第三流以上的人才”。参阅何尔丰：《在马步芳兄弟统治下的青海》，《春秋》（台北）第8卷第2期，1968年2月，第17页。
[38]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47—48页。
[39]张新：《我劝降胡宗南》，《传记文学》第85卷第3期，1991年3月，第57页；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19—120页；张汝弼：《我任胡宗南人事处长的见闻》，《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2，第214—215页。值得注意的是，李铁军、袁朴、李文、丁德隆、刘戡等重要干部虽均出身黄埔一期，但均是自第六队毕业，而胡宗南则毕业于第四队。参阅刘咏尧：《热泪盈眶忆故人》，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226—227页。此外，根据一项资料显示，在胡宗南所统率的干部中，以湖南人为最多，河南、山东及东北人次之，浙江人居第七位。参阅徐先麟：《胡先生的军人本色》，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205页。
[40]刘福祥：《“小委员长”陈诚》，王维礼编《蒋介石的文臣和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240页。
[41]汤恩伯：《部队的缺点在那里》，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编《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61页；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1页；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20页。
[42]此外，保荐未被接受，又常被视为有失面子而恼怒。冯玉祥即曾于一首歌谣中呼吁其部属去除此一想法： 军官于保荐，有时用不了； 无论保何人，准否不计较； 如准即欢悦，不准便恼闹； 此为恶习气，必须革除掉。 参阅冯玉祥：《抗日军官须知歌》，三户图书社，1940，第27页。
[43]艾时：《干部选拔与政工》，《军事与政治》第8卷第5期，1945年8月，第18页。
[44]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24页。
[45]王耀武：《从作人到作战》，力行季刊社，1943，第140页。
[46]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22—123页。
[47]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香港：中国史学研究会，1980，第20—21页。
[48]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89.
[49]赖慧鹏：《蒋介石与李济深明争暗斗记略》，《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1981年3月，第237页。
[50]例如胡宗南1925年春天黄埔一期毕业，1927年5月升任少将副师长。参阅胡宗南上将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宗南上将年谱》，未注出版地点，1972，第15、23页。
[51]张守初：《黄埔从军记（下）》，《中外杂志》第35卷第6期，1984年6月，第122页。
[52]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1936. 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p.520. 1930年6月至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7期毕业，一位同学在部队中循序发展，至抗战前仅升至少校参谋，但是同期另一同学赴日留学，1933年底返国后，至炮兵学校任教官，随即升营长，至抗战前夕已升至炮兵上校团长，参阅张绪滋：《战乱余生》，台北：祥云出版社，1991，第67页。
[53]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第8页。
[54]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82页。
[55]刘国铭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第112页。
[56]Michael R.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1924-1938,”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5, pp.40-41.
[57]根据军政部的规定，国军平时由少尉升至少将，需有17年半的停年，而按美军的停年规定，则在20年以上。参阅庞齐：《旧中国的陆军大学》，《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127页。
[58]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九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编者印行，未注出版时间，第70页。
[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60]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九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第70页。
[61]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7，第43页。
[62]表2-1所列各年数字虽然也包括海、空军，但是所占比例甚小，因此仍足以反映抗战前后演变的趋势。
[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64]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
[65]张绪滋：《战乱余生》，第101页。
[66]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39、160页。
[67]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第49—50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的升迁制度，主要也是根据年资，官兵对此抱怨颇多，参阅Samuel A.Stouffer,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I,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273.
[68]《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陆军第十四司令部，1946，第295页。
[69]例如在丁治磐的部队中，凡少校以下的职位出缺，由全军所属的各单位轮流晋升或递补，中校以上的职位出缺，始由军部决定。参阅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38页。
[70]王青亭：《半生戎马记（五）》，《山东文献》第13卷第2期，1987年9月，第66页。
[71]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60页。
[72]刘一平：《傅作义部队的发展及建设概况》，第119页。
[73]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36页。
[74]庞齐：《旧中国的陆军大学》，第127页。
[75]马世弘：《马步芳与青海》，《西北》第6期，1986年4月，第57页。
[76]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1936.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p.520.
[77]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39—40页。
[7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第49页。
[79]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80]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9页。
[81]张纯：《七十自述（上）》，《湖南文献》第7卷第1期，1979年1月，第72页。
[82]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p.89-90.
[83]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26.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p.520.
[84]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4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6，第591—615页。
[85]冯玉祥：《蒋冯书简》，第136页。1941年，中央军一位师长即曾指出，行伍军官“升了一个排长，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上了一个上尉连长，也是至矣尽矣。他们能够还要更高的想头？”参阅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29页。
[86]原书未见，转引自Lary, Warlord Soldiers: Chinese Common Soldiers, 1911-1937, p.52.
[87]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八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第92页。
[88]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第440页。
[89]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吴思远1941年9月30日致军令部函，档号769/2217，军令部档案。
[90]六十九军一八一师师长张雨亭文，档号769/59，军令部档案。
[91]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8页；黄仁宇教授1993年1月19日与笔者私人通信。
[92]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945年3月3日致军令部训令：“自本年度起，实施部队、机关、学校上校以上人员经历调任。……关于军、师参谋长及驻外武官、陆大教官候选人员，应由该部遴选造册。”档号769/70，军令部档案。
[93]例如：1945年陆军第十四军仅实施一部分的幕僚与队职互调。参阅《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295页。
[94]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392页。
[95]何应钦：《军政十五年》，第36页。
[96]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三十年度最高幕僚会议》，第36页。
[97]何应钦：《建国之基本问题》，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29页。
[98]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第440页。
[99]一项资料显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二单位，由于情形特殊，经军委会铨叙厅核准，得不实施定期任职，参阅《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第九十八次厅务会议纪录》（油印本），1945，第3页，档号773/2084，军令部档案。
[100]何应钦：《军政十五年》，第35页。
[101]王青亭：《半生戎马记（六）》，《山东文献》第13卷第3期，1987年12月，第124页。
[102]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第440页。
[103]林蔚：《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度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工作计划》（油印本），1944，第10页，档号761/333，军政部档案。
[104]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第440页。
[105]《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295页。
[106]《该部陆海空军武官联席会议规则和任职规则、人事管理会议出席名单、陆大学员招考规定》，档号769/2211，军令部档案；《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纪录》（油印本），1940年5月8日，第4页，档号769/110，军令部档案。
[107]于豪章：《于豪章将军访问纪录》（稿本），第3章第3页，藏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0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82页。
[109]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0页。
[110]冯玉祥：《蒋冯书简》，第71页；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第106页；尹昔英：《张点验官对本团官兵训话》，《宪兵杂志》第1卷第3期，1948年8月，第57页。
[111]《防止逃兵办法》，侯坤宏编《役政史料》下册，台北：“国史馆”，1990，第415页；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112]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