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嘉定三屠</h3>
江阴正在顽强抗争时，二百里外的嘉定也没有闲着。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四日，嘉定正式归附清廷，新知县张维熙在二十四日到任。此后被前明嘉定总兵吴志葵搅和了一阵子，到闰六月十二日才开始按照清廷的律令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在此之前，嘉定人已经狠狠地憋了一口气，这口气源自降将李成栋。
李成栋原本是高杰的部下，高杰把李自成的老婆拐走后，李成栋也跟着领导投奔了政府，弘光时期被任命为徐州总兵。准塔的东路大军攻击徐州时，李成栋带着高杰遗孀弃城而逃，不久后向清军投降。
闰六月初七，李成栋奉命率部开赴吴淞，路过嘉定境内的新泾镇。李成栋手下的士兵贼性不改，大肆奸淫掳掠，致使七名妇女当场死亡。初八，李成栋又亲率两千士兵在嘉定城东抢掠。初九，李成栋部按计划开往吴淞，但时值大旱，水位较浅，只得留下三百人看守兵船，领头的是部将梁得胜。
“剃发令”强行颁布后，嘉定百姓心中的怒气终于在瞬间迸发，自发组织起义师，并推举隐居在嘉定的黄淳耀（崇祯十六年进士，原都察院观政）、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原浙江参政）为首领，举起了抗清的义旗。
跟江阴不太一样，嘉定义师刚开始并没有去捉拿知县张维熙，而是奔着河边跑去，找李成栋留下的兵船报仇雪恨。梁得胜区区三百人，根本不是上万义师的对手，一眨眼就被干掉八十多个，船只、财物全部被焚毁，梁得胜狼狈逃往吴淞向李成栋报告。
李成栋得知消息，气得干跳脚，但又不敢去救，因为自己手上也就这么点人，只有跑到太仓去求援。
十五日，去太仓搬救兵的李成栋跑到罗店，又遭到义师追杀，损失相当惨重。李成栋不敢在义师面前耍横，只有一路欺负老百姓泄愤。
溃逃的李成栋搬救兵去了，黄淳耀、侯峒曾开始部署嘉定城防，并打出了“嘉定恢剿义师”的旗号，采取分兵守城门的策略，阻击来犯的清军。
二十四日，李成栋派弟弟李成林再赴太仓求救，在北门仓桥遭义师炮击，李成林被当场炸死。七月初三，太仓援军总算到了，恼羞成怒的李成栋开始对嘉定进行不分昼夜的炮击，嘉定城墙质量不高，损毁非常严重。
跟江阴最后的情况差不多，清军炮击的次日又下起暴雨，受损的城墙开始垮塌，清军趁机从东门破城而入，黄淳耀、侯峒曾在激战中壮烈殉国。
李成栋入城后，便下令鸣炮屠城，“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甚至连路边的灌木丛都不放过（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根据比较保守的统计，此次屠城有数千军民遇难，河道中漂满浮尸，根本没办法行船。（舟行无下篙处。）
嘉定人朱子素在《嘉定屠城纪略》中记录了当时的惨境：
<blockquote>
“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
</blockquote>
李成栋撒完野，很快就撤出嘉定，因为这里不是他的驻防区。
七月二十三日，嘉定百姓在乡民朱瑛的率领下再次举起义旗。这一次起义，首先收拾的是被逼剃发的乡民，并且“沿路烧劫，烟焰四起”。
得知嘉定再次反水，李成栋派部将徐元吉率兵前往镇压。由于此次起义力量薄弱，而且行径跟土匪无异，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从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徐元吉、浦峤、浦嶂等部对嘉定城及周边乡镇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一时间“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
八月二十六日，已降清的前南明总兵吴之蕃反水，趁清军不备，反攻嘉定。吴之蕃的军队得到嘉定民众的热烈拥护，李成栋派兵镇压，并对“冥顽不化”的嘉定百姓进行第三次大屠杀，造成两万多人罹难。
从闰六月到八月，嘉定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三次高举义旗，也遭到清军三次血腥镇压，史称“嘉定三屠”，为江南的抗清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h3>愤怒的浙江</h3>
对于多尔衮而言，江阴、嘉定不过是江南抗清的“开胃菜”，真正的重头戏在浙江。清军要想彻底镇压浙江东部地区掀起的抗争，就不是围困一两座孤城这么简单了，因为浙江的形势远比长江南岸要复杂得多。
浙江的抗争让清军感到很头疼，首先是因为这里的百姓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只追溯最近的历史，浙江从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造反，具有深厚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前面提到过一个叫陈子龙的人，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这个所谓的“许都叛乱”，就发生在浙江的东阳。
其实，早在陈子龙出任绍兴推官兼诸暨知县的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的辖区就已经是暴乱四起。陈子龙到任后，采取剿扶并用的方针，一方面实施“连坐”，一方面救济贫民，逐渐平息了事态。
这一时期，浙、赣、闽三省交界地区“叛乱”的声势越来越大，陈子龙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参与会剿，镇压了邱凌霄父子领导的山民起义。次年，许都领导的东阳起义爆发，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等地，进而围攻金华，陈子龙再一次“临危受命”。
他跟许都是旧年好友，并多次举荐许都，只是一直未获朝廷批准。有了这层关系，陈子龙很快便以招抚的方式和平解决了这次“叛乱”。
但是，巡按御史左光先（其兄是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背信弃义，对已经归附朝廷的许都及其部属大开杀戒，以达到彻底瓦解起义军的目的，东阳等地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浙江频繁发生平民暴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饭吃。废话！有饭吃谁造反？
其实，当时的浙江在全国算是比较富裕了，仅次于长江南岸地区。GDP没得说，问题是百姓收入不见涨，赋税却驾着筋斗云涨，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崇祯皇帝还是比较节俭，收这么多税也是没办法，辽东要打仗（对付清兵），西北要打仗（对付李自成），边打仗还要边练兵。打仗、练兵，说白了就是烧钱，正常的赋税不够，就得增收附加税，这就是所谓“三饷”的来历，分别称为辽饷、剿饷、练饷。后来多尔衮打进北京，做个顺水人情，把“三饷”都给抹了。
税越收越多，又不知道朝廷把钱花哪去了（辽东、西北到处吃败仗，败了继续打，要打还得收钱），再加上遭点天灾，浙江人相当愤怒：你们败家，我们埋单，还有完没完？
活不下去就得造反。这里反了，被灭掉，那里再反，再被灭掉，别的地方还是没法活，又继续反。反着反着，崇祯皇帝挂了，弘光皇帝下课了，杭州的潞王也缴枪了，然后等来了“剃头令”。
浙江人彻底怒了：收钱我们忍了（其实一直都没忍），皇帝挂掉我们认了（巴不得），要求归附我们也同意了（只要税少，跟谁干都行），怎么连头发也要剃？爷留什么发型，关你屁事？
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初九，原九江道佥事孙嘉绩率先在余姚起义，杀知县王玄知，拉开了浙江东部地区抗清运动的序幕。
次日，绍兴府宣布“易帜”，脱离清政权领导，带头的是原山东按察司佥事郑之尹之子——生员郑遵谦。
其实，郑遵谦早就憋了一口气。他与在东阳造反的许都是生死之交，许都一起义，郑遵谦就准备“加盟”，结果被父亲郑之尹关了几个月的禁闭。郑遵谦在屋里踹了几个月的墙，被放出来的时候，许都已经被左光先杀了。
潞王投降之后，绍兴也归附了清廷，郑之尹还亲自跑到杭州去剃发归降，郑遵谦心中的怒火终于喷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郑遵谦举旗，绍兴城一呼百应，很快就号集了几千人，将绍兴知府张愫（原绍兴通判，归降后任知府）、会稽知县彭万里斩首，并威逼当地富绅出钱，为义师筹办粮饷。
以声势浩大的绍兴起义为标志，浙江中东部的抗清斗争进入高潮，这里犹如一座浓烟滚滚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大规模喷发。
绍兴起义后的第三天，鄞县生员董志宁等“六狂生”也顺势而起，推举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首领，在宁波府跟清政权交上了火。
宁波的起义进行得相当顺利，知府朱之葵（原宁波府同知，降清后任知府）被“驱逐出境”，驻守宁波的常规城防部队，还有隶属海防道的边防部队均未作任何抵抗，果断宣布“易帜”，听从钱肃乐指挥。
十五日，驻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率兵抵达宁波。王之仁原是明朝的防倭总兵，杭州失陷后投降清军，继续任原职。不过，王之仁匆匆赶来，并不是来镇压，而是来入伙。有了正规军的加盟，宁波的抗清志士更是如虎添翼。
其时，从杭州撤退到钱塘江东岸的原池口总兵方国安部也在浙江东部地区活动。有浙东两大府——绍兴、宁波带头“易帜”，又有王之仁、方国安两股正规武装撑腰，浙江东部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纷纷举兵响应。很快，兰溪宣布起义，慈溪、定海、奉化、鄞县、象山等地知县宣布“易帜”，再加上清军尚未深入的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抗清势力在浙江大部分地区连成一片，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浙江的抗争愈演愈烈，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就是弘光朝廷原兵部尚书（管理戎政）张国维。由于看不惯马士英的小人做派和无耻贪婪，张国维愤然辞职，回浙江东阳老家赋闲。
眼看浙江的抗争成燎原之势，张国维意识到，事情搞得这么大，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站出来领导，否则只会被清军各个击破。他主张迎立一位皇室宗亲在浙江监国，从而协调一致对付强敌。
但是，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已经投降，萧山的周王、会稽的惠王、钱塘的崇王也争先恐后地响应清军号召，主动前往杭州“投诚”，结果全部被押往南京。
浙江的一堆郡王都成了清军的俘虏，上哪儿去找宗亲？
不着急，中国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清军从北京扫到南京，再从南京扫到杭州，加上前几年李自成、张献忠的瞎搅和，几十个郡王要么直接挂掉，要么被抓去干掉，但还是有不少漏网之鱼。
就血统而论，关系比较近的还有桂王朱常瀛（其实已于去年十一月去世，但还有子嗣），不过身在广西，远水实在难解近渴。浙江倒是有两个现成的，只是血缘关系远了一点而已。
一个是寓居杭州的唐王朱聿键，但在杭州尚未失陷的时候就跑没影了。一个是寓居临海的鲁王朱以海。博洛在杭州召集诸王时，鲁王以路途遥远、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继续待在临海观望，得以幸免。
妥了！请鲁王朱以海同学过来换衣服！
不过该说的话还得说清楚，朱以海的血缘关系实在远得可以。他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朱檀这一门，是朱元璋的第十世孙，跟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九代以前的叔侄关系。这种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要是普通百姓，连远房亲戚都算不上，充其量论个族人，其实早就形同陌路了。
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太僵化、太迂腐，但在当时却是一道“硬门槛”，要不是郡王都死得差不多了，血缘较亲的又隔得远，朱以海做监国？做梦都甭想！
血缘是远了一点，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张国维的动议得到孙嘉绩、郑遵谦、朱大典等人的支持，鲁王朱以海于闰六月至七月间被迎到绍兴，就监国位。张国维出任督师，节制浙江境内的抗清武装。
当时，早已臭名昭著的马士英也流落在浙东，准备入朝觐见，被张国维参了“十大罪”，没敢去送死，就在方国安的手下混。
鲁王就任监国后，对浙江地区形成了有效的领导。王之仁、方国安两支正规武装作为抗清主力，又有各地兴起的义师支持，形势一片大好。张国维依托钱塘江天险，布置沿江防线与清军展开对峙。
一块比江阴还要硬上好几倍、大上几百倍的骨头，正等着清军去啃。
<h3>“左派”VS“右派”</h3>
尽管浙江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南明的方向发展了一大步，但鲁监国政权内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鲁王朱以海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任监国之后，终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较弘光皇帝朱由崧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朝政”一片混乱。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摇身一变成为“国舅”，得到重用后四处仗势欺人，飞扬跋扈，搞得怨声载道。
比“朝政”更严重的是武装力量内部的倾轧。方国安、王之仁以“正规军”自居，藐视各地义师的力量，千方百计加以排挤。在军饷方面，方国安、王之仁采取“一军两制”的方针，“朝廷”派发的粮饷全部划拨给两支“正规军”，义师得靠自己筹集。
没有粮饷，义师只有到处找乡绅“化缘”，遇到开明一些的富绅，多少还能给点儿。但依靠“化缘”度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饿着肚子的义师要么解散，要么开始向老百姓伸手，剩下的义师就这样被逼成了“土匪”。
在与清军抗争的策略上，尽管督师张国维着眼于防守，但形势的好转让浙东政权难免有些急于求成。八月，方国安、王之仁率部进攻杭州，结果遭遇惨败，造成五千多人的无谓牺牲，浙江政权的军事力量受到削弱。
让鲁王朱以海、督师张国维都没有想到的是，内部的纷乱还不算是最大的麻烦，真正让他们感到进退两难的，是福州送来的一份“诏书”。
九月，来自福州的使者——兵科给事中刘中藻来到绍兴“宣诏”，并提出“联合抗清”的两个条件：
其一，鲁王放弃监国，归藩王位，承认福州政权的领导。
其二，福州政权保证浙江官员职务、级别、待遇维持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福州的条件还是挺优厚的，无非是要浙江表一个态度，但在鲁监国政权内部却引发了轩然大波。联合还是不联合？群臣迅速分成了两派。
钱肃乐、朱大典、方国安等人赞成联合（算是“右派”），认为“大敌在前，未可先雠同姓”，主张鲁王放弃监国，承认福州政权领导。他们认为，接受福州的条件，可以解除浙江南部的后顾之忧，壮大抗清力量。同时，在光复故土方面，更靠近南京的浙江无疑占据着地理优势。钱肃乐满怀信心地说：“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
与此相反，张国维、王之仁、张国俊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屈辱”的联合（算是“左派”）。他们认为福州政权来路不正（无坐登大宝之理），主张浙江、福建“单干”，仿照当年项羽与刘邦“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的典故，以抗清的成败论英雄（有功者王，定论不磨）。在反对联合的队伍中，甚至有人放出狂言，主张向福建动武，论个高下。（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
初看起来，这两派似乎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来由浙江政权承继大统，只是实现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右派”愿意借坡下驴，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借助福建的力量向清军反击。浙江占据着地理优势，在今后的格局中占有先机，暂时的让步是值得的。
“左派”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认为凭浙江一己之力完全能够搞定，没必要欠福建的人情，省得以后还得为“分赃”打官司。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分歧背后的玄机：“右派”是想“牺牲”朱以海来幸福千万人（大家职务、级别、待遇都没变，还能向福州政权邀功）；“左派”都是“定策元勋”，“牺牲”朱以海就等于丧失自己的特权（福州政权的“定策元勋”自有其人，一旦联合，这个“荣誉”是没办法维持现状的）——这才是双方分歧的根源！
更添乱的是，两大正规军一个“支左”、一个“支右”，两派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架可有得吵了！
热火朝天地吵了几日，鲁监国朱以海撂挑子不干了！
朱以海相当气愤，因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有人要拿自己做“牺牲品”。请我来的是你们，赶我走的还是你们，把我当猴耍？
上山容易下山难，自己的屁股还没把监国的位置坐热，就要被灰溜溜地赶下台，屁股倒是有地方放（继续做鲁王），脸往哪儿搁？
与其被赶走，不如自己走！九月十三日，朱以海主动放弃监国，返回台州。
朱以海发扬“高风亮节”主动去职，“右派”抓住机会，于十月初一宣读了刘中藻送来的“诏书”，承认福州政权领导。
好景不长，“左派”在张国维的带领下坚决反扑，执意将朱以海迎回绍兴，继续监国。这也标志着浙江、福建政权转入事实上的对立态势，只差直接的武装冲突了。当然，不是浙江完全不想打，很大程度上是没力气打。
“左派”中曾经有人叫嚣对福建“回戈相向”，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事实上，急于求成的浙江政权已经自顾不暇，根本没体力南下打内战。
继八月进攻杭州失败后，不淡定的浙江政权于同年十二月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方国安、王之仁统兵两万攻打杭州。清浙闽总督张存仁兵分三路迎击，方、王大军损失惨重，浙江政权彻底转入守势。
在这种情况下，福州政权不向浙江动手，已经算是对方“深明大义”，自己烧高香了。
浙江的抗争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福建，看看让朱以海“撂挑子”的福州政权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