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抱定必死的决心，但手下不乏贪生怕死之徒。一起驻守扬州的甘肃总兵李棲凤、监军高歧凤合谋，准备胁持史可法投降清军。史可法“正色拒之”，两人也不敢贸然犯了众怒，只带着四川籍将领胡尚友、韩尚良出城投降。
部下在危急关头叛变投敌，史可法并未加以阻止和严惩，以儆效尤，而是以“防止生乱”为由，大度地放他们出城。这样一来，扬州的防守兵力更加薄弱，士气也更加低落。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的炮兵到位，开始攻城。势单力薄的弘光守军并没有能够坚持多久，扬州在次日被清军攻陷，史可法、刘肇基等壮烈殉国。
关于史可法的死，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城破后自刎而死，一种说法是战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
无论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史可法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激战之后，部将史德威四处寻找史可法的尸骸，但面对堆积如山的尸体，无异于大海捞针。万不得已，史德威只得按照史可法的遗愿，葬其衣冠于梅花岭。
后来，进入南京的多铎颁布了几道命令，其中一条就是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
有骨气、有正气的人，即便是穷凶极恶的敌人也由衷敬佩！
再后来，洪承畴被任命为招抚江南大学士，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联：
<blockquote>
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
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
</blockquote>
我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究有自己的评判！
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扬州城只坚守了一天，但这也是多铎大军南下征程中，遭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因为此前都是“如入无人之境”。
多铎不禁感到有些庆幸：好在弘光政权只有一个史可法，否则麻烦可能就大了！
<h3>屠城十日</h3>
为了震慑江南的抵抗力量，彻底瓦解弘光政权的斗志，多铎下令对扬州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五日，多灾多难的扬州城迎来了最黑暗的十天。时人王秀楚以自己的亲历见闻，写成《扬州十日记》，对这次极其惨痛的灾难作了全景式的记录，我们看看其中的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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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
“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
“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
</blockquote>
据《扬州十日记》的记载，扬州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达到空前的八十万！（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清人编著的史料也承认：“及豫王至，复尽屠之”，“凡杀数十万人，所掠妇女称是，无一人得存者，扬城遂空”，“诚生民一大劫也”！
当我们热衷于清宫戏，对所谓的“康乾盛世”津津乐道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血淋淋的历史！
其实，我想说的还不只这些，再看《扬州十日记》里的这一段：
<blockquote>
“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
</blockquote>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个叫大泽一男的侵华日军回忆南京大屠杀时的场景：“败兵被集中起来，用铁丝网围在城墙一角。城内的防空壕也挤满了人。我们拿来汽油，从城墙上向败兵的头上浇去。中国人似乎都死心了，一动不动。”
强敌之下，难免有人丧失勇气、放弃抗争，甘作刀下之鬼。更有甚者，还有很多扬州女子“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对敌人“曲尽媚态，不以为耻”。搞得清军士兵不由得感叹：“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
此情此景，比起遇难的八十万百姓，还要让人感到痛心疾首！堂堂中华，就是在这种骨气与奴性、刚烈与无耻的杂糅中，艰难前行！
<h3>南京失陷</h3>
得知多铎大军进抵扬州，即将失去屏障的南京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四月二十六日，弘光皇帝朱由崧提出了“迁都”的动议，但遭到时任礼部尚书钱谦益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
莫非钱谦益不怕死？
非也！
朱由崧的遭遇，其实朱由检早就经历过了。在这些大臣看来，清军真的打到南京，大不了就是举手投降，换身制服继续做官。除了老板不同，一切照旧。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能不冒险就不要冒险，混得一天算一天。
马士英倒是对“迁都”很积极，因为弘光皇帝一垮台，他这个大权独揽的首辅身价立马暴跌。马士英建议，由贵州士兵参与京城警卫，准备迁都贵阳。
马士英的提议遭到工科给事中吴希哲的激烈反对：你吓破胆了，一竿子捅这么远？
由于各怀鬼胎的群臣各执一词，“迁都”之事只能不了了之。
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再次主持廷会。“南混”这一年算是白活了，“觉悟”一点儿也没有提高，跟去年得知北京失陷后的场面区别不大，“上下寂无一言”。登基不足一年就混到这个地步，除了埋怨马士英当初将自己“赶鸭子上架”以外，朱由崧也无话可说。
次日，兵部正式接到扬州失陷的战报。北面的坏消息传来后没几天，南京的西面却传来好消息：黄得功部在五月初二击溃叛军左梦庚。这个消息只合马士英、阮大铖的胃口，朱由崧心里相当清楚，弘光政权已经是山穷水尽，到该结束的时候了！
五月初，继续南下的多铎大军进抵瓜州，与南明军总兵郑鸿逵率领的水师隔江对峙三日后，于五月初九从七里港顺利渡过长江，向南京进逼。
“迁都”不靠谱，但绝不能坐以待毙，朱由崧决定跑路。身为弘光皇帝，这绝对是一门技术活，朱由崧需要做一些遮人耳目的包装。
此前，朱由崧曾向保国公朱国弼表示，自己将死守南京，哪里也不去。（太祖陵寝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五月初十，弘光政权再次发布“戒严令”，关闭所有城门，命令“缙绅家眷不许出城”。
舆论方面准备完毕，偏偏有人当了真。
司礼监秉笔太监韩赞周希望朱由崧御驾亲征，好歹表示一点态度，遭到朱由崧严辞拒绝。
接着，朱由崧又在内宫安排“音乐会”，邀请内臣韩赞周、屈尚忠、田成等人饮酒赏戏。
此情此景，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不同的是，李煜尚能感慨一下“四十年来家国”，而朱由崧把单位换成“月”都比不过人家。
还有一个不同，李煜是真心别离，而朱由崧不过是借此稳住内臣，方便自己开溜。
精心布置了这套障眼法之后，趁着月黑风高，朱由崧带着少数随从，从通济门出城，仓皇出逃。
第二天一早，被蒙在鼓里的群臣还跟平时一样去上朝，听听圣上对当前的危局有什么新的指示。大家进了皇宫，发现内官纷纷抱头鼠窜，这才恍然大悟：听个屁的指示，咱们的圣上早开溜了！
让群臣更诧异的是，马士英发现朱由崧不打招呼就先走一步，紧跟着也仓皇出城，逃往杭州。（另一种说法是朱由崧、马士英一起逃跑，在溧水遭遇土贼后失散。）
皇上跑了，首辅也跑了，群“虫”无首的南京顿时乱作一团，有准备出城开溜的（文武逃遁隐窜，各不相顾），有趁乱大肆劫掠的（遂乱拥入内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甚至还有把监狱里的“太子”王之明拉出来，像模像样地“登基”的。
“江山满目兴亡”，南京城已经成了一锅粥。
混乱没有持续太久，主持大局的人终于冒出来了，他就是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论资历，也只有他能主持大局了。
赵之龙不负众望，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间，当即力挽狂澜，向全城宣布“此土已致大清国大帅”。
绝倒！
五月十四日，清军抵达南京，赵之龙率钱谦益、张孙振等大臣出城迎降，弘光政权的京师不攻自破。
京师失陷，并不代表弘光政权的覆灭，因为朱由崧依然在逃。班师凯旋为时尚早，多铎还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
<h3>逃跑是门技术活</h3>
我一直觉得，逃跑是门相当有技术含量的活儿。能逃跑是本事，能顺利逃跑则需要运气。
在南明时代，“逃跑帝”惊现江湖之前，所有想跑和正在跑的人都是浮云。
朱由检没有逃跑的本事，结果找了一棵树自己挂上去了，据说还是歪脖树。朱由崧有本事逃跑，但运气实在太差。
逃离南京城后，朱由崧一口气跑到一百里开外的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投奔驻扎在此的诚意伯刘孔昭。老刘此时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朱由崧是块“烫手山芋”，前脚放他进城，清军后脚就能打过来，因此拒绝打开城门。
喊不开门，朱由崧只有再跑几十里路，赶到芜湖投奔黄得功。
黄得功本来驻守在扬州附近，后被马士英调过来阻击左梦庚的叛军，刚打了一次大胜仗。左梦庚落败撤退，不久后胁持袁继咸向清军投降。跟着左梦庚投降的还有一员猛将，名叫金声桓。此人投降后任江西总兵，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便率军闯遍江西。除了最南部的赣州、南安两府以外，江西十一府全部沦陷，具体的情况以后再说。
此时，黄得功还不知道南京到底怎么回事。见到灰头土脸的朱由崧，黄得功既惊诧又茫然，劈头盖脸就先把朱由崧训了一通：“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借势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负陛下也。”
黄得功气得要吐血，朱由崧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逃也逃了，想回也回不去了，你看着办吧！
还能怎么办？继续跑啊！
黄得功想带着朱由崧逃往杭州，但还没来得及成行，清军便在两天之后追到了芜湖。
清军本来不会这么快，虽然已经得知朱由崧逃往芜湖方向，但问题出来了：路怎么走？要知道，清军大老远从北方赶来，对江南人生地不熟，光按着地图追，就算不迷路，也得走上好几天。等你大军开到，朱由崧早跑没影了。
就在多铎一筹莫展的时候，已经投降清军的刘良佐自告奋勇做向导，带着清军一路杀到芜湖，朱由崧实在没有逃跑的运气。
事实证明，敌人往往并不可怕，最可怕也最可恨的是内奸！五月十六日，刘良佐率兵攻打芜湖，兵力处于劣势的黄得功受重伤后自刎，黄得功手下的田雄、马得功胁持朱由崧向清军投降。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皇帝朱由崧乘坐“无幔小轿”，“首蒙包，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在刘良佐的“护送”下回到南京城，向多铎乞降。
几天后，准塔率领的东路军占领淮安。通过不断向朝廷要钱，兵力已扩充至二十三万之众的刘泽清部四处流窜，两个月后向清军投降，长江以北传檄而定。
<h3>杭州失陷</h3>
相对于朱由崧而言，马士英的运气明显要好很多。
得知朱由崧率先逃跑后，马士英也带着邹太后向杭州方向逃窜。（东林党为了攻讦马士英，一口咬定太后是马士英母亲假扮的。）一路跑到广德，马士英也遭遇了朱由崧投奔太平府时的状况——广德知州赵景和“闭城不纳”。朱由崧进不了太平府，只有继续跑路，马士英可没有这么好的脾气，带着军队就攻城，把赵景和一刀给剁了，在广德城大掠一番之后，再继续跑路。
有了在广德大施淫威的经历，马士英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经安吉一路狂奔，于五月二十二日抵达杭州，得到驻守在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浙江巡抚张秉贞等人的“热烈欢迎”。
几天后，阮大铖、朱大典、方国安等人从芜湖逃到杭州，向马士英报告了弘光皇帝被俘、黄得功战死的消息。
马士英凌乱了，原本还指望朱由崧凭借黄得功“东山再起”，再不济也该逃往杭州才是，没想到一个被俘、一个战死，真有你们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咒骂朱由崧是白痴、黄得功是饭桶也无济于事，马士英必须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办？照过去方针办！——北京丢了南京顶，南京丢了杭州顶，皇上没了，咱们再选一个就是！
相比于去年把南京搞得乌烟瘴气的“选嗣总决赛”，这一次“换届”显然要顺利得多。首先，无论地理位置还是皇室血统，最靠谱的人选只有潞王朱常淓。其次，马士英已经大权在握，没有政治对手能够与之相抗衡。最后，潞王正是东林党当年中意的对象，能堵住这些“鸟人”的嘴。
总之，潞王朱常淓是“众望所归”，连走“等额选举”的过场都不需要。由于弘光皇帝还活着，按以往惯例，先就“监国”位，等接到朱由崧的死讯再“转正”。别着急，反正也是迟早的事。
看似毫无悬念的事情，却在最关键的一环掉了链子——朱常淓本人不干！
朱常淓的态度很坚决：当初在南京把我刷下来，现在怎么想到我了？好日子都让朱由崧过完了，末了末了把我架火上烤，没门！
任凭别人好说歹说，朱常淓说不干就不干，没得商量！
马士英凌乱了，整个杭州城都凌乱了——什么世道，找人做皇帝都这么难！
最后，马士英忽悠邹太后下达懿旨，好言劝慰，朱常淓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淓哭丧着脸，在杭州就监国位。浙江巡抚张秉贞升任兵部尚书，计划在千秋岭、独松关、四安、平望等处组织防御。
朱常淓一上台，东林党就来劲了。次日，黄道周上疏，认为江南“地盘尚广、义兵可用”，建议朱常淓一步到位做皇帝，高举抗清旗帜，“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
黄道周的动议让朱常淓哭笑不得：做个监国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怎么还得寸进尺、不依不饶呢？
尽管装模作样地组织兵力防守，朱常淓、马士英的骨子里还是想议和，熬得一天是一天。既然如此，当前的第一要务就不是搞防守，而是找到跟清军议和的合适人选。当时，曾经北上议和的内奸陈洪范也逃到了杭州，到处招摇撞骗，大肆吹嘘自己北上的“光辉历史”。
得！就是你了！
陈洪范是什么货色，马士英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己方已被逼入绝境的情况下跟清军议和，像左懋第那样威武不屈肯定是不行的。要想谈判成功，只能让没脸没皮的陈洪范出马！
清军的“卧底”陈洪范再一次跟清军谈判，马士英拿出了具体的方针：割让江南四郡（指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基本上相当于今湖南省全境），大家相安无事。
陈洪范那边还没传回消息，贝勒博洛（努尔哈赤之孙）率领一部清军已经开始向杭州进逼。六月十一日，博洛抵达距杭州仅五十里的塘栖镇。马士英充分汲取了南京的教训，没跟朱常淓打招呼，自己先行“撤离”。阮大铖、朱大典等人也不含糊，紧跟着仓皇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
马、阮跑了，陈洪范终于“姗姗来迟”。不难推断，他不会带回什么谈判结果，反而是带着一项使命：策反张秉贞，胁持朱常淓投降！
面对陈洪范转达的筹码，张秉贞欣然应允。令陈洪范、张秉贞都没有料到的是，朱常淓根本不用他们胁持。要不是马士英非逼着他做什么鸟监国，朱常淓老早就出城找清军“投诚”了！
当时，池口总兵方国安带了一万兵马，跟阮大铖一起从芜湖逃到杭州。方国安原本还想死守杭州，但当他率军在涌金门跟清军激战时，朱常淓竟然“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气得吐血，带着兵马渡过钱塘江而逃。
这一次“照过去方针办”，显然已经砸了锅。准备“接替”南京的杭州已是一地凌乱！
六月十四日，清军占领杭州，并派人招降浙江下属各府，以及寓居浙江境内的藩王。不久后，居萧山的周王、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的惠王、居钱塘的崇王纷纷到杭州“投诚”，湖州、嘉兴、会稽、宁波、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也不战而降。
一个多月后，弘光帝、邹太后、潞王、周王、惠王、崇王从南京启程，被清军押往北京。除邹太后在途中跳淮河自尽外，其他人于次年五月被清廷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