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路的俄军使用的是用船通过运河运送部队接近天津城的偷袭办法。他们在把船拖到运河边的十多华里的路程中，尽管马拉木船在旱地上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奇特而巨大，但帝国的军队就是没有发觉。俄军渡过运河之后，帝国的百姓听见动静跑出来看热闹，他们用吓唬的口吻对俄军说，前面不但还有一道运河，而且还有大量的帝国军队，这一下把俄军吓坏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渡河工具全破坏了，如果这时候帝国军队反击的话，俄军就完蛋了。但是，在惊慌之后不久，侦察兵报告：前面既没有什么第二条运河，更没有任何帝国军队防守。中国的老百姓在说谎。俄军在斯捷谢利将军的指挥下，一路顺利到达天津城外。然后，13个连队开始疯狂地轮番攻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帝国守军的外围阵地。
西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了冲击队，他们采取的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炮火准备的战术。在炮击中，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天津城内的一所帝国军队的弹药库，这所弹药库是专门存放褐色炸药的，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结果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联军趁势倾巢出动，在租界里仅仅留下了1000名官兵，剩余的全部扑向天津南门。
南门是联军主攻方向，也是帝国军队防守的主要方向。直隶总督裕禄，各路总指挥宋庆和马玉昆，都在这个方向坐镇。但是，当联军的攻击开始的时候，这几员帝国的高级官员立刻没了踪影，在南门阻击的只有何永盛率领的少数练军，还有一些决心和天津城同归于尽的义和团的农民。
主攻的联军部队是日军，总指挥福岛将军。日军想在最后总攻的时刻显示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同时，想在占领天津后取得优先瓜分的权利。但是，整整一个白天，日军的进攻屡屡受挫，帝国官兵的阻击出乎意料地顽强。帝国守军没有单纯地依靠城墙，而是散布在南门外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支持他们的炮击停止了，日军立即受到帝国军队的反冲击。原来，后面的联军炮兵军官接到了不知是谁传来的命令，说日军已经攻进了城，炮击可以停止了。福岛为此大发雷霆。
晚上，日军再次顽强向城墙逼进。
帝国守军惊慌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向前运动。帝国官兵对着两个火药桶轮番射击和封锁，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火药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安置在城墙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帝国守军刚刚修补的最薄弱的部位。
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向日军出卖了“城墙最薄弱位置”的情报。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帝国守军的所有火器全部向火药桶射击。导火索不断地被打灭，但是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军士兵干脆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了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
天津南门失守。
东门的帝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天津城。
天津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很久，每一条街道都有帝国军人和义和团的阻击。在巷战的时候，联军使用了帝国军民前所未闻的毒气炮，这些毒气炮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4页。）据考证，毒气炮的使用是英军所为，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英军在这之前，仅仅在非洲殖民战争时使用过一次。
一天一夜之后，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七百五十多官兵。其中以日军最多，达四百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伤亡三千余人。
无论如何评价1900年天津城的陷落，无论怎样抨击帝国政府的昏聩、帝国外交常识的愚昧和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历史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入侵列强战斗的时刻，帝国的正规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帝国的士兵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些农民子弟虽然不知道国家政治的内幕，也曾经为军饷的迟发而对军官甚至对国家起过怨心。但是，当面对异国入侵的时候，当捍卫国家的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这个民族最血性的一面。他们承担了着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大的牺牲。即使是受伤被俘之后，他们的神情依旧令联军官兵害怕。
英国随军记者记录了让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情景：
一个可怕的高大而带有挑战似的表情的清军人影，正盯着我的面孔：他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俘虏。他的衣服破碎了，在胸口中央露出了几英寸深的伤痕，是大刀和刺刀破伤的。他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而伤痕犹新，血流如注，他一定痛苦极了，但是，他没有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无言地端坐着，泰然自若的脸上显出自豪与蔑视交织在一块儿的可怕表情。他的嘴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缓慢地把尖锐的目光投射在一个一个带着抢劫品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7月14日——帝国政府向“彼等”宣战的第23天。
2、中国军团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1900年7月13日，在对天津城发起总攻的联军中，有一支高举着英国国旗并在英军中担任攻城任务的主力部队显得格外奇特：这是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身穿带铜扣的黄色轻质卡其斜纹棉布紧身上衣，其颈部和手腕处收得很紧，同样布料的暗蓝色的宽松裤自小腿至脚腕被蓝色的绑腿布带缠绕。红色的背带和红宽腰带。脚上是白色的袜子和中国式的黑色布鞋。他们手中拿的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胸前挂有五个子弹袋，固定子弹袋的三条窄带由结实的棕色皮革制成。袖章是红底金色。头戴低顶的宽边草帽，其形状类似于英国海军戴的“Ｓennet”帽，只是这种英式帽子戴在这群年轻人的头上时其顶部微微耸起，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的那条长长的发辫被折叠起来藏在了帽子下。冲击的时候，他们发出的短促低沉的“杀！杀！”之声，令联军的其他部队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中国人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熟悉。
这支隶属于英军的部队，除了军官之外，全部是中国人。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对天津城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是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由中国青年组成的特殊部队。也就是说，1900年7月13日，那些在天津城墙上拼死抵抗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的农民，至少在一个方向上，他们凶悍的对手是一群与他们同宗同祖的同胞。
对于百年前直至今天的中国人，曾经发生在天津城下的历史一幕，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置信乃至惊骇不安。
上溯百年的中国历史，无论叙述历史的人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发生在天津城墙下的历史那一幕都没有被用任何方式——哪怕是暗示——加以记载与评说。或者，这段历史的有关档案随着洋人们的殖民势力退出这块东方大陆而随之消失？或者，中国方面掌握了有关这段历史的片段但因为种种原因而严封密锁？或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这段历史虽然存在但是没有公开、评价和探究的必要？
可是，无论怎样，百年前，那一群服装奇异的“中国军人”确实活生生地存在过。
这确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支奇特的部队就是在英国近代军史上被明确记载的“中国军团”。
“毫无疑问，中国军团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惟一代表。”——曾任这支英国部队的下层军官的巴恩斯在其回忆录中说到道。（《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无论将来如何，谈及中国军团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如此评论。（同上）
这位记者说此话的时候是1902年。联军在攻陷大清的都城北京之后，已经如愿以偿地用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他们各自希望得到的所有利益，帝国朝廷在经过艰辛的逃亡之后已经顺利回到北京，各国使节已经被邀请到皇宫之内欢聚一堂，这个帝国的极度屈辱的时刻仿佛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位英国记者在评论中国军团的时候，心情依旧极其复杂，因为无论身为哪一个种族，作为思维和情感都正常的人，对当时在中国土地上竟然存在这样一支奇特的军队都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茫然，并且可以预感到，未来的历史对此的评价将会痛苦与难堪。
同样在1902年，英军军官巴恩斯在写其回忆录时，显然已经听到了对这段史实的各种诘问。其时，中国军团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着英军赋予它的各项任务。因此，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如此艰难地说道：“尽管一个军团在其刚刚成立之时，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并且，巴恩斯一再宣称自己之所以歌颂这支“勇敢的军队”，不但事实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而且歌颂和记录美好真实的事物，一直是他“追求的美德”。（《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问题是，什么是世间的“公正”与“美德”？
在19世纪末中华帝国那段惊慌失措的日子里，英国人——皇室成员、租界里的文职和武职人员、皇家海军统帅以及指挥中国军团的英国下层军官，与中国人——皇城中的统治者、满汉官员、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和地方士绅、在严重的水旱灾害和官场腐败下挣扎生存的中国百姓以及那些甚至不识字的穿着奇异军装的中国青年，应该具备怎样的前提与资格才能辩明这两个具有浪漫色彩和理性光泽的词汇？
中国军团，1898年组建，至1906年因为军纪、经费和兵源等问题而解散，在中国土地上整整存在了八个年头。这八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屈辱的时期。
一切是由驻守香港的英国陆军上校哈弥尔顿·鲍尔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开始的。
1898年12月，哈弥尔顿上校得到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正式指令，委派他以指挥官的名义前往位于中国北方的一块和香港一样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土地上，组建一支至少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军队。根据组建程序，他必须在香港首先招募一些既懂得英语同时也懂得汉语的中国人，充当翻译和传达战斗指令的号手。于是，上校刚出了香港总督府的大门，便迫不及待地招募了两个中国新兵，他首先需要的是能够为他服务的勤务员，于是，这两个中国青年成为中国军团最早的士兵。
接着，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很快前来报到，他带来了他的副官、四名英国连级军官和从皇家步兵团抽调来的六名士官。没过几天，更多的英国军官和招募的翻译员相继到达。
除了在香港招募的那些在广东和香港长大的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之外，所有早期在中国军团工作的英国军官们都格外兴奋。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听说过位于中国北方的那个叫做威海卫的英国租界风景如画，气候极其“适合英国人的生活习惯”，那里的英国人的日子都过得“惬意和美妙”，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组建中国军团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作为军人，没有比去执行一个阴谋更刺激的事情了。
威海卫，19世纪末绝大多数英国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位于世界远东的荒凉海角。它在中国东海岸的山东省境内，濒临黄海，狭长的海岸加上沿岸的十几个岛屿，全部面积285平方英里，人口12.8万人。居住在那里的世代从事打鱼和农耕的中国人对英国人的认识比绝大多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更加模糊。生活在威海卫的中国人也许在他们的前辈那里听说过关于英国人的只言片语，因为80多年前一个夏天，即1816年8月27日的一个海空晴朗的早晨，这里的海岸曾经停泊过两只飘着英国国旗的船只。老人们说，从船上下来的洋人没做什么，只是在海岸上转了转，向陆地上望了望，捡了几块石头或者几个贝壳，就走了。英国海军史中有海军上尉巴塞尔·赫尔的过于简单的航行记录：“不列颠海军的护卫舰‘阿尔塞斯特’号在‘里拉’号帆船的陪同下，勘察了神秘的朝鲜海岸之后，从白河口沿着中国山东省北部的海岸向东航行。”除此之外，便是几条关于这片海岸的风和气候的简单数据和“陆地上的崖石都是浅黄色的长石、白色的石英石和黑色的云母”之类的如同表述一幅风景画一样的抽象描写。面对这块东方大陆的神秘海角，赫尔上尉的航行记录中没有对如果开拓这一海外殖民地，不列颠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将有如何的前景的任何渴望——八十多年前的英国水兵们还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预测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将来有一天会高高飘扬起英国国旗。（《龙狮共存威海卫》，里杰那尔德·庄士敦著。前言。）
在中国，沿着海岸，尤其是北方海岸，叫做“卫”的地名很多。“卫”在汉语中是“要塞”的意思。明成祖三十一年，即1398年，这个濒临黄海与旅顺港隔海相望的海角开始设卫，也就是说，当1816年英国水兵在这里登陆时，他们所踏上的这块海角实际上是中国海防系统中的一个前沿哨所——虽然在赫尔上尉的航海记录中并没有发现中国海防人员对异国船只登陆的任何反应。清代，这里的“卫”曾经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扩建，尤其是晚清，以朝廷重臣李鸿章为代表的图强派，多次上奏朝廷并且获得大量拨款，这里终被修建成中国北方海岸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并同时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巨大的海军基地。
但是，“卫”并没有给这个帝国带来安全。
甲午战争中，随着帝国海军将领丁汝昌的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威海卫升起了日本国旗。北洋舰队号称是中国海防的最后防线，所以，中国国门洞开。
1898年，德国强占中国山东胶州湾，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俄国强行租界旅顺港，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接着，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
在这个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疯狂时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开始感到不安。他认为，尽管英国人已经和大清帝国签订了《续缅甸条约附款》，但由于俄国人占领了旅顺，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法国人占领了广州，而在中国的海岸上，英国人没有任何一个海港，因此，这样一种现实对英国在华北的利益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英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日本一旦撤出威海卫，英国应该取得占领该地的优先权。在反复的讨价还价之后，结局依旧是清政府屈服。1898年5月9日，在列强的压力下，在拿到了《马关条约》约定的清廷全部赔款后，日本人撤出威海卫，随即，英国国旗立刻在那里升起了。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1898年，英国租界了中国的两个地区：威海卫和香港新界。两个地区的总面积和居住人口大致相同，而且因为租界的目的都是军事上的，因此租界协议条款容也十分相似。但是，两个租界地的后来命运却截然不同。百年后，1997年，当中国政府重新在香港行使主权的时候，回归的仪式极其庄严肃穆，令百年后中国人的感情经历了一次难以言表的自豪。但是，当今的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英国人在威海卫租界内实施了与香港地区毫无差别的殖民管理，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威海卫主权为止，这块土地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异国统治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痕迹地就交还了中国。关于这块土地曾经经历的那段历史以及后人讨论的譬如“英国人为什么会放弃这块土地”、“威海卫为什么没有如同香港一样发达起来”等话题，讨论得很艰难，原因之一是，1930年英国行政长官离开威海卫时，所有的档案全部被运回伦敦，其中包括关于组建中国军团的全部原始档案。
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卫专条》签订之后，英方认为，一纸“专条”是无法完成殖民地统治的，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的惟一保证是军事力量的驻守护卫。况且租借威海卫的目的本身就是用于军事——为英国海军在远东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当时的英国似乎什么也不缺，就是缺乏能够参军服役的精壮子弟。其时，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的总面积已经达到了3271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34倍。如此大的殖民地，都要派英国士兵去驻守护卫，小小的不列颠岛国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况且，当时英国人正陷在与南非布尔人的极端仇恨之中，英国为了早点结束战争，已经向那里派遣了二十五万多官兵，而当时英国陆军的总兵力不过三十多万。面对中国地图，索尔兹伯里首相想到了海外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在那里，英国人成功地组建了由印度人组成的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军队。于是，他想到了中国的威海卫应该成为另一个印度。
但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组建一支忠于英国皇室的军队，这事无论如何也要与中国政府商量一下。商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清廷坚决反对。但是，1898年的清廷已经无力反对列强的任何要求，尽管抗议激烈，交涉频繁，但组建中国军团的程序还是按照英国人的计划开始实施了。交涉中，英国人对付中国官员的话是：英国在威海卫租界内组建的是一支维护租界内安全的军队，也就是说，英国人组建的不是一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是一支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的“警察部队”。英国人信誓旦旦地向清廷大员们承诺：“招募仅限于威海卫的租界地区”，“这支军队绝对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米字旗下的威海卫》，邓向阳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这支部队，英国人称之为“华勇营”。根据英国人以组建地命名组建部队的惯例，又称“中国军团”。
招募刚开始，英国人便彻底违背了他们的承诺，招募范围不但扩大到了山东各地，而且扩大到了河北省。一批又一批来自山东和河北的中国青年集中到了英国国旗下。从今天能够看到的当时中国军团的照片上，能够发现那些青年体形健壮匀称，神情安详沉稳。这些中国农村青年穿上至少当时中国人认为奇异的服装的时候，肯定是不习惯的，特别是早期的中国军团的帽子，恰和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思路一样，是印度式样的缠头式的帽子。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列队整齐，训练有素，敲着西洋式的军鼓，高高地挺起胸膛。这些形象与今天能够看见的大清帝国的正规军官兵的照片相比，同样的青年汉子已经是全无了拖沓委靡之相，居然显出了百年前中国人难得的英俊与威猛。
无法得知那些中国青年出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参加了这支雇佣军。从中国的道德层面上讲，这是极其耻辱的事情。仅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上看，没有发现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感到耻辱的记载，因此没有可靠的依据从民族的、文化的和道义的等各个角度加以深入的分析。如果有一点理由勉强可以揣摩出来的话，那就是被穷困逼到了绝路上的中国农村青年们在寻求一条生路。山东、河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官吏变本加厉的盘剥以及社会的极度不公正，造成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北方农村青年走上了一条奇特的人生道路——参加义和团杀洋人可以吃顿饱饭，参加洋人的军队杀国人也可以吃饱饭，而仅仅从吃饭上讲，后者提供得好、多并且稳固。
混乱的时代、混乱的国家和混乱的日子，导致出的道义观念必然也是一本糊涂账。
而且，一个人如同一个民族，当其生存渴求降低到了最危险的命若游丝的底线时，道义是什么？
然而，数千年来，中国人不是向来以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来标榜古老的民族风骨的吗？
中国军团成立时的人数是600。
中国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
中国军团吃得好——肉类、新鲜蔬菜、米饭和面食、茶水，敞开供应。
中国军团穿得暖——夏季军服和冬季军服齐全、普通军服和礼服齐备。其礼服的样式几乎与英军官兵的礼服无异：深红色的步兵短上衣，浅黄色的袖口、领子和肩章，红色马甲和两侧有四分之一英寸红色滚边的步兵裤。
中国军团内部，有乐队、翻译、卫生队；编制有长枪连、机枪连、炮兵队和骑兵队。
中国军团里的中国青年受到严格的英式正规军的军事训练，包括符合英国皇家步兵操典的队列、最新式武器的使用和适应近代战争的战术动作。
中国军团刚刚成立不久，便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这次任务的执行，与其说是考验中国军团的军事训练成果，不如说是在考验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威海卫租界内。租界内的中国农民反对英国的情绪来自英国殖民者对租界土地的勘察，中国百姓认为洋人是在强迫他们出卖自己的土地，中国百姓从来都把出卖土地视为天塌地陷的事情。3月初，租界内的英国人已经看到一伙一伙的中国青年农民在集会，集会的口号和目的是公开的：赶走英国“野人”。鲍尔上校决定给予这种反英情绪以坚决打击，以此表明英国人要坚决待在中国的决心。3月26日，由上校率领的420名中国军团的士兵出发了。这些士兵每人发了十发子弹，向一个当地青年农民的聚集点急行军。在一个破败的庙里，中国军团的士兵看见了至少2000名中国青年农民情绪激动地会集在一起，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有武器：一头绑有刀和剪子的棍子、叉子、生锈的矛、老式火绳枪，还有三门老式的土炮以及一只大鼓和一只套管式的铜号。上校的马被这群青年农民的首领拦截了，中国农民们要求英国上校下马谈话。傲慢的英国上校没有下马，他向中国军团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中国军团的士兵毫不犹豫地执行了上校的命令。虽同样是中国青年，但由于吃得好穿得暖而显得胆气大得多，胆气的前面更有一片闪亮的英式刺刀。中国农民退缩了，中国军团的士兵们收缴了他们手中的所有武器，并挑选了三个人将之逮捕，其中自然包括敢于拦截英国上校的马的那个中国青年农民。
这次军事行动不流血地完成了，如此的顺利圆满，给予了英国殖民者一个巨大的惊喜：“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官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距离这次不流血的军事行动一个多月后，5月5日，流血的战斗来临了。保护以英国少校彭罗兹为首的租界勘察人员的中国军团士兵连同少校一起受到了中国农民的袭击。大批愤怒的中国农民蜂拥而至，少校被刺刀刺伤，左轮手枪也被夺走了。战场位于一条干涸的河床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立即按照英国皇家陆军教材上的阻击阵形布开射击线，然后开始射击。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混乱，中国农民们在中国军团士兵发射的枪弹中勇敢冲击，他们大声呐喊着，冲向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和那些为英国人开枪的中国士兵。一个叫帕瑞拉的英国上尉被一群中国农民击倒在地，粪叉子叉在了他的脖子上，如果不是一个中国军团士兵的刺刀戳进了那个高举着粪叉子的中国农民的后腰，帕瑞拉上尉的气管很快就会被戳穿。战斗持续的时间很长，尽管中国军团的士兵奋力作战，但是还是伤亡惨重：彭罗兹少校严重受伤，皮雷中士的脸被刺破，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棍子和石头打得浑身是血，其中一名中国军团的士兵被农民们扔下了山沟摔得奄奄一息。
中国农民死亡20人。
第二天，租界内的形势依旧严峻，聚集起来的中国农民比昨天还多。中国军团在营房里补充了弹药，然后再次奉命出击。到达现场的时候，农民们已经站满了山坡。一门土炮发射了，“轰”的一声，钉子、铁片和乱七八糟的金属碎片雨点一样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头顶上落了下来。中国军官的反击开始了。这时，发生了一幕值得历史记载的情景：一个中国老汉，肩上的一条扁担担着他的全部家当，朝中国军团的阵地跑来。中国军团中的一些士兵认了出来，这位老汉是军团中一名士兵的父亲。老汉对他的儿子和其他中国军团的士兵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决心要扫平这里，如果要想活命，赶快逃跑。老汉的儿子对父亲说：我宁愿待在这里。老汉没有争辩，穿过中国军团的阵地，跑了。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另一位中国军团士兵的父亲是袭击英国人中的一员。结果，父亲被中国军团的枪弹击中死了，他的儿子“还是留在了军团”。
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愤怒的农民抓住了，但是，看守他们的却是一个小男孩，不知道这两个中国军团的士兵向小男孩说了什么，小男孩把他们释放了。
这一天，中国农民又死亡二十多人。
中国军团官兵没有死亡的记录。
为此，鲍尔上校收到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一封电报：“祝贺鲍尔上校，他的军团表现出色。”（《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直接指挥中国军团作战的英国下层军官巴恩斯对军团表现的溢美之辞充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现出他对军团里的中国青年十足的满意：“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同上）
1900年6月21日，无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对中国军团来讲，都是个重要的日子：中华帝国政府在这一天向全世界正式宣战。而这就意味着中国军团将离开威海卫奔赴天津前线与清军作战。
第一批出发的是中国军团四个连。鲍尔上校担任指挥，作战参谋为蒙哥特尔上尉。
连队的指挥官是：
第二连，巴恩斯上尉，赖德尔中尉，德恩上士；
第四连，沃森上尉，布瑞中尉，波顿上士；
第五连，希尔上尉，费尔福克斯中尉；
第六连，盟兹上尉，欧雷凡中尉，威泰克上士。
军团乘坐的是英国军舰“奥兰多”号，于6月22日凌晨5时到达天津大沽口。
这些隶属英军的中国青年，沿着铁路向天津方向行军。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河北人，他们实际上是回到了自己故乡。而故乡此时在他们眼中已是一片荒芜，到处是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废墟。他们的英国军官这样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俄国人的杰作。
1900年6月23日下午8时，中国军团终于穿过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的流弹和同样成为废墟的法国租界，到达天津租界紫竹林，加入了联军保卫租界的战斗行列。
和中国军团同时到达租界的还有俄、意、美、德、日等国的援军。
在今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那天各国军队到达天津租界的数字十分明确，其中英军250名——现在应该明确了，所谓英军，实际是四个连的中国青年。
无法猜测天津租界内受到围困的各色洋人看见这样一支部队开到时的表情。这种表情肯定是复杂的。洋人们因为援军的到达而欢呼雀跃，但是他们究竟已经成为一群惊弓之鸟，只要看见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尽管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些中国青年是奉命来保护他们的。洋人们企图从这些中国青年的黑眼睛中猜测出他们的内心，但这些中国青年只是默默地集合，排成整齐的队列，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英国指挥官的训话，扁平的东方人的脸上神情平静至极。军官训话的内容是命令他们做好前往接应被迫返回天津的摩尔将军部队的准备，但片刻之后，这个命令又被取消了，然后便是分配各连负责警戒的地域范围。中国翻译的声音轻柔而迟缓：圣·约翰少校带领的香港和新加坡炮兵队与到达的中国军团会合，第二连将和英勇的威尔士燧枪兵团一起住宿，我们的文职兼行政长官道沃德上校因为受命指挥华北地区的军队而被授予陆军准将军衔……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被说得如同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发生的家常琐事一样。
1900年6月27日，俄军偷袭东局子弹药库而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的情形，被站在高处观望的中国军团士兵看得清清楚楚。不久，军团便接到了增援俄军的命令。士兵们开始出发向弹药库方向运动，在运河边上，他们看见一群义和团和一支清军骑兵部队正向他们汹涌而来，这显然是在企图增援弹药库，打击联军的侧翼。中国军团的士兵立即进入阻击状态。“我们丝毫没有理睬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小分队指挥员一直指挥有方，小分队的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地选取射击目标。”（同上）
7月1日，为了消除义和团和清军对租界的威胁，联军组织了一次突击，中国军团首当其冲。和中国军团一起行动的，还有日军、香港军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各50名以及100名威尔士军团的英国士兵。眼前的义和团散乱但依然在顽强地抵抗，中国军团士兵手端步枪前进。在赖尔德中尉的带领下，中国军团的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坚守一座建筑的两个清军士兵。在巴恩斯身边，是中国翻译李和以及号手李平震，这两个不满18岁的中国青年手持大口径武器，射击时烟雾弥漫。而当清军和义和团反击的时候，中国军团的形势开始严峻起来，他们撤退到一座废墟中，这时，二连的一个叫做王国兴的士兵突然站了起来，用手中的武器猛烈射击，“冷静得如同在靶场射击一样”。战斗最后的结局是，香港军团死亡两人，伤三人，中国军团没有伤亡。而在他们面前，义和团们的尸体布满视野。
中国军团参加的另一场战斗，是和英国皇家海军的100名水兵和美国海军的100名陆战队员一起执行的。任务是在攻击天津城之前的一次大规模侦察。这次侦察受到了清军的猛烈打击，清军的密集的炮火迫使他们连续撤退。撤退的时候，军团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受重伤——他的头盔被一粒子弹击穿，又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肝脏。一颗炮弹几乎在希尔上尉的头顶爆炸，除了他受重伤之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被炸死。这是一次没有效果的侦察，联军全部被赶回租界。在回来的路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一直抬着英国皇家军舰“巴福拉”号海军候补少尉爱斯戴尔，他身受致命伤，已奄奄一息。
中国军团还参加了联军在老龙头火车战的保卫战。这是联军与中国军队在整个天津地区最血腥的一次战斗。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中，中国军团伤亡巨大。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关于这次战斗的史料记载中，都涉及了一个细节，这便是冲进火车站的中国士兵退守到车厢内，与联军开始进行肉搏。不幸的是，在巴恩斯的回忆录中记载着，冲进车厢与中国士兵肉搏的联军中就有中国军团士兵——无法想像中国士兵和这些同样是中国人的英国雇佣兵扭打肉搏的时候，双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中国军团在天津战场的出现，引起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的极大注意，他们将痛失国土的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无论中国军团驻守在哪里、行进在哪里、宿营在哪里，都会有炮弹莫名其妙地落下来，以至军团中的英国军官怀疑是中国人派出了大量的奸细在时刻监视着中国军团的一举一动。针对中国军团的准确炮击最猛烈的一次是7月6日，军团刚刚在一个叫做“禁酒厅”的地方驻扎下来，立即受到猛烈的炮击，“10分钟之内，落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炮弹不少于六种型号。”一颗炮弹准确地穿过了军团食堂的一张餐桌，而另一颗炮弹在驻地的入口处爆炸，造成极大的混乱。接着，又一颗炮弹在后院爆炸，一名英军中尉身上中了四片弹片，其中一块弹片把他的脚切断了。而最可怕的是，一颗炮弹竟然准确无误地从浴室的天花板中间穿了下来，“浴室中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色，较其本来的用途，更像一把漏勺。”（同上）
“中国情报局确实有过人之处”，像是“整个地区布满了间谍”。一个晚上，中国军团正在进餐。也许中国军团的后勤人员大量地屠宰中国百姓的耕牛，早餐是冷熟牛肉，中午是炖牛肉，晚上是咖喱烧牛肉——正吃牛肉的时候，一枚炮弹直接进了餐厅，后果可以想像。更可怕的是，中国军团的哨兵在军团宿舍的房顶上抓住了两个携带武器弹药的中国人，同时有报告说，大量的清军和义和团正向军团大规模地包围过来，大有将中国军团全歼的意思。于是，军团紧急转移。
不管军团的英军指挥官是否明白中国军队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情报局”，如果说有大量的“间谍”，那只能是义和团的农民所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军团在战场上的出现，引发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心中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这种情绪立即转化为将这些背叛祖宗的中国青年斩尽杀绝的决心。虽然在史料中没有看见中国军团过份伤亡的记录，但是他们受到了同胞的一致仇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天津战斗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中国军团混杂在联军的队伍之中向天津城下移动。那是连绵阴雨的天气，前进的路上到处是泥泞。中国军团负责护卫英军炮兵，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是一群苦力——在泥泞中为英军士兵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儿，但中国军团的士兵还是一声不吭地一直把那些大炮推到了天津城下。
中国军团参与攻击的方向是天津南门。士兵们在这个方向上眼看着日军的攻击在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下一次又一次失败，为此中国军团建立了一个伤员收容站。晚上，军团参加了联军沿通往天津南门的大路扫荡的行动。这是战斗的最后时刻，在通往天津南门的路上，联军拥挤不堪，日本人、法国人，水兵、陆军，澳大利亚人、印度人，使这里成为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军人互相咒骂和推搡的混乱之地。沿途的所有房屋每一间都受到彻底的搜查和摧毁，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中国军团的士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最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里和房屋里的那些中国式的藏身之处。
1900年7月14日，随着日军敢死队员爆破城墙的炸药包的猛烈爆炸，联军开始对天津南门进行最后的冲击。清军的主力已经没有了踪影了，只有少数中国士兵和义和团的抵抗依旧顽强。在接近南门的时候，东城墙下的射击十分猛烈，为此中国军团进行了数次冲击。进入城门之后，沿街的每一间房屋都有抵抗，中国军团的士兵们一路扫荡过去。途中，他们接到向西门前进的命令，但是很快命令便修改了，命令他们直接向北门武力压缩。
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中国独有的物件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
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军团第四连跟随沃森上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老照片》第二十一辑，山东画报出版社。0
天津北门，一个悲惨的地方。
巴恩斯带领中国军团士兵到达北门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形肯定会令这些中国青年终生难忘：尸体堆积如山，中国人的鲜血顺着所有的街巷流淌着。在一个角落，一家老小紧缩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如同一堆废墟。天津城内的百姓大多数人受到了致命伤。一位自己已经受到重伤的母亲在尸体堆中徒劳地想赶走堆积在亲人尸体上的苍蝇，她顽强地这样做着，根本没有对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看上一眼，因此这位中国母亲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她身后的这些“洋兵”实际上也是些中国母亲的儿子。
当天津城陷落的时候，那些随着外国联军一起攻击中国北方这座重要城池的中国军团的士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将导致国之都城北京面临着巨大危机。而北京一旦陷落将意味着整个大清帝国的失守。对于这一点，也许英国人十分明白，于是，天津结束后，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种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这四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
1902年，中国军团的12名士兵被特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军团到达英国本土，参加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这些中国军团中的优秀分子，一定是头顶着一座中国城门受到英国国王的接见的——想必这是所有来宾中献给那个日不落帝国国王的最奇特的礼物。
3、晒仪仗和玩电报
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城门口大清早就有拉着箱包行李出城的大车，看样子是怕仗打到京城，开始往乡下挪窝了。大车上坐着的少爷姑娘老爷太太们，连同赶车的把式一起，受到了百姓们放肆的嘲笑。所有京城百姓的脸上都是一种蔑视的神态，连在城门洞子里卖刚上市的西瓜的小贩也都朝他们喊：“闹块沙瓤的带着，大太阳天的，路上叫渴可找不到井！”即使是住在皇城根窝棚里的捡破烂的老婆子都知道宣战了，并且大致明白“宣战”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大街小巷酒楼茶馆里，京城平民议论起来都替洋人们担心：看看，我说洋人们是瞎折腾吧？怎么样？老佛爷火了不是？宣战！不是闹拳！武卫军昨儿上去了，炮筒子水缸那么粗！这下子，洋人们真的玩完了！
逃亡的人寥寥无几，都是些“吃过洋饭”的，或者家里曾经有人出过洋的。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进京的义和团的阴影之下，都在担心没准儿那一天被抄了家，而得到帝国宣战的消息之后，他们在权衡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后，得出了一种更加不祥的结论，于是决定转移财产离开京城。他们的举动引起绝大多数官员和商人心里暂短的不安。这些人虽然还没有逃亡的念头，但是也没有绝对安全的信心。他们的全部指望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洋人究竟人少力单，无论怎么着，总不至于打到京城里来吧？老佛爷不是也住在这儿么？
帝国政府的《宣战诏书》仅仅在京城里引发了小小的波澜，议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除了东交民巷的炮声依旧在响响停停之外，没有再发生什么新鲜的事。义和团们也似乎没有刚进城时那么咋咋呼呼了，他们大都驻扎在庙宇里或聚集在王公府邸里，不少义和团的农民把手里的大刀扔了，开始做起了小买卖。京城里一切如常。人们看到的是乍雨乍晴的天气格外清朗，市场上的海产还在大量到货，看来京津道上平安无事。新鲜的杏子也上市了，海子里的荷花骨朵已经绽出了粉红。棚铺的伙计们正忙着给大户人家搭过夏天的天棚，今年的棚搭出了新式样，起着脊，上面蹲着吉祥兽，讲究点儿的还有匾额，这边写的是“盛世清和”，那边写的是“普沐天恩”。
但是，细心一点的人还是看出了一点不对头。从甘肃开来的负责攻打使馆的甘军官兵开始在街上闹事了，使馆打不下来，于是开始骚扰百姓，平民和这些回回兵的拉扯争执，成了京城街头新的一景。京城里的戏院和饭馆突然红火起来，人们好像要趁着战争还没有打到京城之前急着把手里的钱都花出去。酒楼门口张灯结彩车水马龙，吃客兴高采烈地互相问候，好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平民们看到不少王爷没坐轿子来赴宴，据说王府里的轿夫们都“弃业入拳”了，但没发现骑着骡马的王爷们有什么怨言，倒是比平时更和气了一些。于是平民们也花上点银子弄点吃食回家，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顿好的——帝国的都城过年一样。
人心是有一点慌。但是慌什么，没人说得清。于是看上去并不显得慌。
宣战的第三天，1900年6月23日，京城皇城的大门上，突然挂出一颗洋人的头。因为洋人没有辫子，头被装在一只木笼子里。大伙都跑去看。有人说，这个洋人是让董福祥的兵抓住的，砍头之前，在端郡王府前跪了火炼子，洋人叫唤起来的声音狼似的瘆人。看了洋人头的北京人都说，那个洋人呲牙咧嘴的模样让人恶心。老人们回忆说，咸丰十年刑部的监外大门上曾经挂过洋人的头，那时的洋人也是打天津那边顺着运河过来的。
据说，慈禧太后赏了抓住这个洋人的甘军士兵500两银子，这个数比庄亲王悬的赏多10倍。
可正是这一天，慈禧一大早起来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董福祥上奏说，使馆已经攻破。慈禧太后登上宫里的高处望，果然看见使馆方向大火熊熊，“以为使馆已毁”。但是，没过多一会儿，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入见，递上一个奏折，是袁昶参劾董福祥的，言：“火起之处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势延烧及于使馆耳。”（《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火是甘军故意放的，说是翰林院和使馆相邻，等火蔓延过去，使馆就会被烧光。慈禧“闻之，大为不怿，斥责董福祥。”气还没消，光绪皇帝就来“告状”，说大阿哥背后把皇上称为“鬼子徒弟”，口气和义和团一样。慈禧大怒，立即命令将大阿哥抽20鞭子。端郡王赶快赶来了，“甚为愤恨，但畏而不敢言。”
都知道太后这几天脾气很大，都小心地侍候着，包括眼看就要达到目的的端郡王载漪。
慈禧和载漪不一样，她是个有心计有头脑的人。在和洋人们翻脸之前，接见公使夫人们的时候，她不但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维多利亚女王，而且还很愿意把自己与她相提并论。她觉得她和英国的女王一样，作为女人而统治着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国家，这是需要极大的才能的，这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慈禧想的并不为过，她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精明的政治家之一。控制政治家思维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像看守自己的私房钱一样看守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风平浪静的时期，政治家会比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过年的时候，慈禧会和王公的福晋们一起包饺子；乞巧节的时候，慈禧还和宫女们一起玩藏针的游戏。冬天，她坐在太监们拉的冰床上，到御河的冰面上嬉戏，把钱币撒在冰面上，让太监们随便去抢，然后看着大伙不断地滑倒，她就慈祥地笑着。内务府大臣世续是个大胖子，他入宫办事的时候，小太监们常把胖子抬起来取乐，慈禧每次看见都温和地说，他年纪大了，你们招呼着，别叫他栽了，那可不是玩的！但是，当自己的权力一旦受到威胁时，帝国的政治家就毫不迟疑，挺身而出，坚决战斗，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即使需要凶狠残忍也在所不惜。
慈禧是政治家，又是女人。她是普通人家的姑娘，是被皇帝当做玩物选进皇宫的宫女。无论她现在的权力多么大，她所具备的中国普通女人的一切秉性依旧顽固地体现着：虚荣、美容、任性、喜怒无常、养宠物、哭泣和极容易受风言风语的支配。她是政治家和女人的混合物。
25日，宣战后的第四天早上，慈禧起床后刚在用早膳，就听见了外面有人喧哗，这声音在宫内十分罕见，瞬间引起她了的警惕。她命令太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太监回来报告：一大早，由端郡王、庄亲王等王公率领六十多名义和团闯进宫里来，说是“寻找二毛子”，此刻正在宁寿宫门外喊叫呢，他们让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人鬼子的朋友，义和团们要“杀鬼子徒弟”。慈禧突然起身，大步出门，怒目圆睁，台阶下的王公们和义和团们顿时跪倒一片。慈禧手指着端郡王载漪，大声呵斥他说，你自己觉得是皇帝了吗？我能立你的儿子为大阿哥，就能立刻废了他！你以为当国事混乱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胡闹了吗？——“现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即可废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慈禧立即下旨，罚端郡王一年的俸禄，“以示薄惩”。同时，那个不知深浅而跟随王公们闯进皇宫并且高声叫喊的义和团首领，立即被闻讯赶到的荣禄下令“在外宫门”行刑——一刀就把脑袋砍了下来。
躲在房间里的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出来了，谢叩太后之仁慈保全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情给慈禧的刺激极大，使她突然意识到她周围政治局势的险恶。一个王爷，居然敢带着一伙明火执仗的农民闯进皇宫要杀皇帝，史无前例。王公和“举事”的农夫们能够公开地杀皇帝，就能够在哪一天对自己下手，载漪的这个近似疯狂的举动说明他已经被取得帝国最高权力的欲火烧得利令智昏了。慈禧立即想到了与各国宣战的事，心里突然弥漫起悔意。这是慈禧首次对宣战的举动感到一些后悔，而这时，正是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与联军杀得昏天黑地的时候。
慈禧立即令荣禄进见，下谕“停止进攻使馆”，同时命令荣禄到使馆去“商议和局”。荣禄带队伍去了使馆，在使馆外面立了个牌子，上面写了“奉旨保护”的字样。于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停止了。
但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仅仅停止了三个小时后，又开始了，原因是，慈禧接到了裕禄的奏折，说天津的清军再一次“大捷”。
没过几天，慈禧又后悔了，这从30日她答复李鸿章反对宣战的奏折的回复上可以看出来。慈禧在批复中不但没有对封疆大臣对帝国的决策表示反对而发怒，反而对宣战举动表示出了“歉悔之意”。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写回复的时候，负责进攻使馆的董福祥因为向荣禄借用大炮未果，闯进宫来。——“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成灰烬。”然而荣禄就是不借，笑言：“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董福祥在皇宫门口被太监拦截，太监说这已经不是召见的时辰，但是董福祥大喊大叫，说“奏闻太后，甘军统领立请召见。”慈禧闻之“大为不悦”，勉强让他进来，没等董福祥开口，慈禧先说话了，说以为来是奏报使馆已被攻毁的呢。至于大炮，从上个月起董福祥已经奏过十次之多了！董福祥说荣禄借不借大炮是次要的，关键荣禄口出狂言说，就是有老佛爷的旨意，炮也不借，明显有谋反的嫌疑，该杀。话音未落，慈禧大声呵斥董福祥不许再开口，说他原本就是强盗出身，现在目无朝廷，仍一副脱不了的“强盗行径”，最后暗示董福祥，如再这样就要掉脑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