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京城内的教堂和使馆区的攻击，自6月15日开始，直至外国联军占领帝国的都城为止，长达六十多天。

这正是帝国北方干燥酷热的季节，整个京城犹如一座大火炉，头顶上是炎炎烈日，街巷里则烈焰腾腾，无论是对于北京的洋人们还是北京的平民们来说，这都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

因为攻击使馆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因此，这六十多天被目击者、亲历者和评论者反复大量地记述，如今企图完整地翻阅这些浩如烟海真伪混杂的故纸堆绝非一件易事。但是，无论是洋人们“最黑暗的时光”、“耶稣受难的日子”的描述，还是中国人“匪焰炽烈”、“反帝壮举”的描述，都无法显现出一个大致符合逻辑的事实脉络。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这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战斗的结局过于荒唐了。

中国的兵家哲学发源甚早，在西方人还茹毛饮血、拿着棍子殴斗的时候，中国人关于如何取得战斗胜利的策略理论已经形成。中国头脑睿智的兵家先人所作的最精辟、最简洁，同时也是最具真理性的结论是：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囊括了组成世界的“天、地、人”三元素的哲学论断，是中国人奉行数千年的行为哲学的精髓，它不但被包括人类战争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最后结局所屡试不爽，而且还是了解和分析中国这个东方民族性格特征的最便捷的突破口——中国人所有的明智和机警创造出的智慧，几乎都可以在这六个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北京城内的血流遍地，尸横如山的战斗，却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一个奇异的例外。

中国人占据着“天时”。所谓“天时”，就是道德所向。无论洋人们能够列举出万般理由：现代世界的秩序、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促进一个落后民族的进步等等，却都不能回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如同中世纪欧洲海盗横行的年代一样，他们在蛮横地武装侵入一个主权国家，并且利用经济实力的优势，对这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掠夺。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这样的入侵，其奋起反抗的行为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合乎世间逻辑的。于是中国人面对洋人进行的战斗理直气壮。这是中国人的“天时”。

中国人占据着“地利”。所谓“地利”，就是战场地理。洋人们漂洋过海，龟缩于异国都城之中的几间房屋里，甚至连中国兵书上所说的“背水绝地”都不具备，因为，不但他们的身边没有河流，他们连喝的水都要断绝了。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考虑什么战场地理，充其量也只能盼望墙壁和窗户能够更结实一点。

中国人还占据着“人和”。所谓“人和”，就是人心的向背。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都城里的战斗的参与者，是得到广泛支持的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农民，而帝国的正规军队向战斗地域开进的时候，市民们更是夹道欢呼。同情洋人的中国人少之又少，而且同情者不可能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参加战斗的中国人不缺粮食和一切补给，北京平民几乎家家都在倾囊相助，因为这已不是“乱民”在胡闹，而是帝国政府在行动——“倾其国力，尽其所有”，声势浩大，威武雄壮。

“战斗”无日不有。

兵攻、水攻、火攻。

“团民”英勇无比。

洋人们胆战心惊。

大炮、地雷、火药。

洋人们弹尽粮绝。

我持天理人心，全城皆为我家，数十万人同仇敌忾，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什么？

中国人在本国的土地上动用了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而被攻击的洋人们男女加之老幼总数不足三千，且孤立地深陷于异国他乡极其狭小的空间之内，所以，中国人几乎根本不会在这场不能称之为一场“战斗”的战斗中失败。

六十多天内烽火连天，六十多天的“战斗”“异常酷烈”，而最后结局竟然是：中国人成片地倒在自己都城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年轻的义和团团员和帝国的兵勇——洋人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历史残酷的真实是无法用习以为常的思维理解的。

义和团们首先攻击的是京城内的教堂。其中攻击最烈的是北堂。

北堂，即位于西安门内北侧的西什库大教堂，为天主教设在中国北方教区的总堂，主教就是那个曾被帝国皇帝授予二品顶戴封的法国传教士法维埃——中文名：樊国梁。西什库教堂建于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黄金时光中，那时的樊国梁雄心勃勃，立志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华大地，让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天主教在东方最庞大、最坚固的基地。为此，财大气粗的天主教会有足够的金钱在中华帝国的都城修建一座足够辉煌的教堂。设计图纸上显示，这将是中华帝国土地上的最高建筑物。但是，当拿了“回扣”并且和教会签订了合同之后，帝国的官员们发现，如果这座教堂按照图纸修建起来，站在教堂的顶楼上，紫禁城内皇家的一举一动都将一览无余。于是，在反复交涉没有结果之后，帝国政府表示“愿意付出建筑费的三倍价钱”来换取对合同的修改。教会方面同意了，惟一令他们遗憾的是，早知道就应该把教堂的建筑费用估算得更高一些。即使如此，竣工的西什库教堂依旧是一座精美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它至今依旧矗立在原来的位置上，只不过1901年以后做了大规模的修缮，这座高大的灰色宗教建筑上的斑驳烟火痕迹消失了——如同中国人关于它的记忆一样。但是，洋人们的记忆是不会被轻易抹掉的，因为那些心惊肉跳的日子留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

在北京城里的其他教堂都已被义和团焚毁之后，惟独西什库教堂依旧矗立，于是，它显得更加孤独无助岌岌可危了。

教堂受到攻击时，教堂内正“人满为患”：在这座教堂里供职和从外面逃来的神职人员已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法国传教士13人，女传教士20人，为逃避义和团的杀戮而躲进教堂避难的中国男性教徒一千多人，而教徒们携带的老人妻孩，加上外国人的妻子、孩童，妇孺人数达两千二百多人。这些人都是非武装人员——除了恐惧之外，他们手上什么也没有。

负责教堂防守的武装人员共41人，即法国水兵31人和意大利士兵10人，负责指挥的是一名叫做奥利维利的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这些外国军人是两个星期之前在中华帝国政府的允许之下从天津乘火车进入北京的联军中的一部分。他们是6月1日下午被分配到西什库教堂来的。

也就是说，西什库教堂受到攻击的时候，保卫教堂的是41条洋枪。

大约是在6月16日左右，强烈预感到危险即将临近的西什库教堂大门紧闭，门口和窗户已经用装满土的布袋垒起了防御墙，法国和意大利官兵们开始昼夜值勤，警惕地注视着教堂四周混乱喧嚣的街道。

教堂内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已经被严密包围。

大约在早上，随着一声响亮的呼哨，一支箭射进了教堂，箭上缚有信二：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洋人皆已平抄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汝等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两。指天为誓，厥不食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你们天主、耶苏（稣）教民听着：汝等外救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铺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

（《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99页。）

两封信全是写给在教堂内避难的中国教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能够里应外合杀掉洋人，不但可免死，而且赏银子，平分洋人们的财产；如果不从，“破巢”之日，格杀勿论。义和团的“劝降书”为什么不直接写给他们的战斗对手——教堂里的那些外国神职人员和联军官兵，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义和团中没有人会写洋文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义和团们给予洋人们的除了死亡之外别无他路——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接受他们的哀求，如果他们出来哀求的话。

然而，西什库教堂里的中国教民没有一个愿意杀个洋人出来领赏的。原因很简单：教堂外，整个北京城内，已经有上万中国教民消失了，其中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砍头。人在极度恐怖和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会表现出精神的异常。教堂里的中国教民们几乎没有犹豫，男人们拿起教堂里存有的老式毛瑟枪趴在了窗口，他们决定和这座教堂，和这座教堂里的洋人们生死在一起。

没有里应外合的迹象。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义和团向西什库教堂的进攻开始了。

最先的“战术”是使用帝国农民们最拿手的火攻法。竹筒制作的“喷水筒”——似乎是一种人力压缩的装置——把煤油喷射到教堂的大门、窗户和院子里，然后射出带火种的箭以引燃大火。酷热的天气加上熊熊燃烧的火焰，西什库教堂顿时成为一个燃烧的地狱。男人、女人连同孩子，几乎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都拿起各种工具扑火，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湿布把火焰按灭。大火刚刚有被扑灭的迹象，义和团新一轮的火攻又开始了。教堂里的人必须在火焰和烘烤中不停顿地奔跑，毒辣的太阳和身边的火焰使他们喉咙冒烟，但是，教堂里的水眼看就要枯竭了。

大火虽然没有把这座坚固的教堂烧塌，但是，教堂里的人听见了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铜锣声：义和团真正的进攻开始了。轰然一声巨响，教堂中了一发炮弹。这不是义和团农民们的土炮，因为从农民们的土炮炮膛里飞过来的不是真正的炮弹，而是些铁锅的碎片和砖瓦石头。这是只有帝国正规军队才拥有的真正的大炮，而且是从洋人们那里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这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教堂上官兵阻击的位置，当场就有六个官兵被炸死。接着，大小不一的炮弹蝗虫般落下，把教堂灰色的高墙打得千疮百孔。在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中，义和团冲锋的吼声骤然响起：“杀——”

这声音在酷热的气温中艰难地扩散着，听上去声波颤颤抖抖。从教堂的窗户和射击孔中望出去，沿着教堂大门外的大道，义和团们舞蹈着蜂拥而来。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呼啸而来。”（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教堂里开始往外射击，职业军人的射击极其准确冷静，而那些从来没有拿过枪的外国神职人员和中国男性教民也开始射击了，他们的射击凌乱而慌张。冲在前边的义和团团员倒下了，冲锋的潮水骤然向后退去，瞬间没了踪影。片刻之后，又一轮冲锋开始了，重复出同样的程序：当几个年轻农民的身体轰然倒地后，向前拥动的人潮骤然退去。片刻之后，再一次。

“杀！”

“杀！”

即使夜晚降临，喊声依然此起彼伏，没有一刻间断。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

至六点十分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载《义和团史料》。）

尽管如此，教堂在炮火的轰击下，还是逐渐显示出危机。

为了躲避炮弹、火焰以及坍塌下来的墙壁，妇女和儿童们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一位外国女传教士成了她们的首领。这位女传教士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在烟火中十分醒目，在妇女孩子们的眼里，这是逃生的路标。女传教士的白帽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摘下来过，“总是低低的，迅速穿过院子”，她的身后是一大群妇女和儿童，她们数十天内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躲避。

最严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饥饿。西什库教堂内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尽，树叶和树皮都成了最珍贵的食品。教堂里的男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精神恍惚地活着。他们奔跑、躲藏和呐喊，不能休息，不能睡觉。神经的极度紧张、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日益短缺的弹药以及不断在自己身边死亡的同伴以及妻儿日夜不停的哭喊和死亡，这一切都一齐折磨着他们疲惫的肉体和心灵，使他们两眼呆滞，行动迟缓，最后他们甚至在并没有被什么东西击中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死一样地一动不动了——这是真正的绝望。

教堂里也有永远不谈绝望的男人。一个中国教民豁出一死单独突围，企图把教堂里的情况向各国公使们报告并且请求救兵。但是，这个中国男人自从走了之后，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没听见过他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就被义和团们抓住，现在脑袋挂在了城墙上。即便如此，在法国报纸关于北京西什库教堂被围之战的连续报道中，依旧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十名副主教在一个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国水兵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者中国军队的大炮”，他们甚至“爬墙溜进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回来了炸药”。如果这个举动不是外国记者们的杜撰的话，就简直是奇迹了。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更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帝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死亡的：帝国的正规军队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地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被严重地神奇化了。没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战斗”，那么除了义和团方面的“牺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样有死亡发生。关于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记载，依旧来自洋人们的有关“报告”。事后，各国公使为了寻找“惩办罪犯”的证据，曾对教堂内的死亡情况做过统计——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统计数字是经过严重夸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当时教堂内的肃杀气氛：武装官兵死伤过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声逐渐减少，因为“每天要埋掉十几个”。义和团们曾经多次挖地道，埋设地雷，“先后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样没有疑问的，还有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打进北京城的各国联军“终于到达了教堂”。而在这之前，义和团与帝国军队始终没能把西什库教堂攻陷。

如果说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围攻，帝国军队助之的话，那么，进攻使馆区倒可称之为真正的战斗了，因为，进攻使馆区是帝国正规军队主攻，义和团助之。

1900年，帝国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晚于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这是因为对教堂的攻击大多是义和团们所为，而对使馆的进攻，是在局势已经恶化得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的时候，帝国军队开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根据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准则，武装攻击外国驻本国的使馆，是最严重的外交挑衅行为，是全面公开宣战的进攻信号，更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举动。如果说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对国际法知之甚少的话，但是至少对以上简单明确的法则应该明白无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中必定有缘由。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到国际法，那么，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行在中国的大沽口武装登陆，并且强行进入帝国的都城，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了。“保护使馆”的联军的到达，使原来陷入一片恐慌中的各国使馆，如同打了一针镇静剂和强心剂，胆子立即大了起来。联军进入北京的当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便公开露面，带头在街上抓了一名义和团员，拖到德国使馆内“处决”了。第二天，克林德率领德国水兵从使馆“出击”，四出寻找挑衅的机会——“行于内城之上，见下面沙地，有拳民练习，即毫不迟疑，法令开枪，水兵闻命即放，于是沙地拳民死者，约二十人。”在德国公使的带头下，各国使馆官员也率领自己国家的官兵冲出使馆，在街头肆意驱赶和捕杀义和团团员和无辜的北京平民。美军上校迈尤率领官兵在东单帅府包围了一座庙宇，“开枪杀死四十五名义和团”团员。比利时使馆内甚至架起了大炮向使馆外射击，结果“炸死六七十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14页。）

打着“保护使馆”的名义派遣武装部队侵入中华帝国的都城，本已经是一件十分野蛮荒唐的事情，而这些洋兵到达北京之后，并没有在使馆内待着，而是像警察一样上街“维持秩序”了。端着洋枪的外国兵走在帝国京城的大街上嘻嘻哈哈，他们向中国人开枪的时候，仿佛是在他们发生了“骚乱”的殖民地内“恢复秩序”。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这些异国官兵擅自“自觉”地执行“公务”，是依据的哪条国际关系法？是遵循的哪条“国际惯例”？中国的平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愤恨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时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复仇方式，莫过于攻击使馆区，因为中国人认为，那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是洋人们策划阴谋的巢穴。

同时，1900年对京城外国使馆的进攻，还是中华帝国政府核心阶层的斗争趋于激化的后果。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帝国政府内部对义和团支持还是围剿的争斗、对外国人持以何种态度为好的争吵都更加激烈。而在这一片混乱的背后，最敏感、最重要的关于皇位变动问题的冲突已濒临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一切，都是造成帝国的正规军队在高官的授意下对北京的使馆区展开进攻的原因。

当时，在位于北京内城东南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里，共有450名外国士兵和包括12名公使在内的475名使馆人员以及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跑进使馆躲避灾难的2300多名中国教民。

进攻使馆区的是帝国正规军的董福祥部，参加进攻的官兵约数万人。

东、西交民巷，原来叫“江米巷”，是皇城正门大清门以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这条胡同附近是中华帝国政府主要官衙机构的所在地：东江米巷西口往北，集中了礼部、户部、吏部、兵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西江米巷东口往北，是五军提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在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以前，负责处理帝国外交事务的衙门是礼部和鸿胪寺，这两个机构都位于东江米巷的西口，所以接待各国来京使节和留学生的旅馆大都设在东江米巷之内。清中叶以前，这条胡同经常可以看见帝国的官兵如同押解犯人一样手持武器跟在洋人们的身后，因为当时的大清国采取的是严格的“闭关”政策，对洋人们的防范措施极其严厉。洋人们住在东江米巷胡同里的旅馆内如同进了囚禁所，不能随便走动，也不能擅自与中国人接触。东江米巷胡同口常年有帝国官兵把守，“严禁夷人擅自出入。”甚至礼部发出请柬邀请洋人前去出席帝国政府举办的宴会，赴宴的洋人们也只能在帝国士兵的看押下前往，“如不遵守，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那时的洋人还没有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的胆量，金发碧眼的“鬼子”们走在古老帝国的土地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帝国的大门被各列强的枪炮打开了，西方各国开始在北京建立使馆，使馆就建在东江米巷帝国各衙门和官署之间的空地上，仅在1861～1862年的一年之间，英、法、俄、美等国便分别在中国建立起第一批外国公使馆，随后建立公使馆的国家有德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东江米巷逐渐成为一片使馆区。随着大量西方建筑物的出现，东江米巷胡同不断扩大，原来“江米巷”这个名字已经名不副实，于是根据谐音这里被改称为“东交民巷”。

直到进攻使馆的战斗爆发之前，东交民巷虽然是使馆区，但是同时这里还杂居着很多中国官员和北京百姓，外国使馆人员和中国官民混居在一起，使这条胡同除了有很多洋人之外，与帝国京城里的其他胡同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6月15日，义和团在帝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入北京城开始大规模烧毁教堂和抓捕洋人之后，各国公使突然宣布了“使馆防区范围”：“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王府井大街，皆不准中国军民人等来往，有洋兵看守。”同时贴出告示云：“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此时，东交民巷的胡同口已经被战斗工事所封闭，使馆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城内一个孤立的堡垒。

6月20日，北京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克林德事件”：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帝国军队的一名兵勇枪杀。关于这位公使大人是如何被杀的，中外各种陈述和记载互相矛盾。洋人们大都把这一事件描绘成“帝国政府的一个事先计划好的阴谋”，说各国公使接到帝国有关部门邀请他们“商谈有关事宜”的请柬，但是“公使们出了使馆的防御范围之后，遇到了有预谋的袭击。”而中国史料上的记载是：那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独自走出使馆的目的是要到帝国的总理衙门去就义和团杀害在京的外国人、大规模烧毁教堂以及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等问题，准备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走到半路时，他遇到了武装的帝国军队。他首先向中国军民“进行挑衅和行凶”，是他先开的枪，帝国军队是在“奋起反击”的情况下被迫开枪的——克林德和平常一样，那天乘坐的是轿子，轿子行至东单牌楼时，恰好遇到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率队巡街，恩海“见是洋人的轿子，急让在北道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公使在轿中开枪了，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第83页。）抬轿子的中国轿夫即刻便把这位德国公使扔在大街当中跑了。而帝国军官恩海所发射的这惟一的一枪，竟然准确无误地把德国公使克林德打死了。

恩海知是德国公使，“冀有不次之赏”。端郡王载漪“闻之此事大乐”。军机大臣刚毅言：“杀个洋鬼子不算大事，不日即将各使国扫灭干净。”只有庆亲王奕劻闻之惊骇，谓：“此事关系极大，以前所杀洋人，不过是传教的，今系使臣，必动各国之怒。”（《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

“克林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帝国军队中的甘军董福祥部、武卫中军一部，在义和团农民的配合下，开始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大规模的进攻。

关于帝国正规军队是如何进攻京城内的外国大使馆的，史料的记载基本上都是“炮战”。说“炮战”也许不大准确，因为使馆内外国军队的炮很少，根本构不成互相轰击的景象。准确地是说，是帝国军队日夜向使馆区开炮——虽然史书上少见关于帝国军队向使馆攻击的记载。帝国军队向使馆开炮的第二天，位于使馆区外围与其他各国使馆不相邻的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以及比利时四国的使馆已完全被炮火轰塌，守卫使馆的外国官兵丢弃下死伤者的尸体撤离后，四国使馆被帝国军队占领。

帝国军队进攻使馆的战斗一开始很顺利。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不是因为帝国军队的炮火不够猛烈，而是各国使馆的外交人员组织起来决心拼死一守——即使使馆的建筑物被炮火轰塌，他们也坚决不后退了。

一个当时在外国教会机构内任职的名叫鹿完天的中国人，此时也被围困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里。1900年后，他写了一本《庚子北京事变纪略》，其中这样描述了帝国军队的炮火：

初一日早六点钟，自皇城内打来大炸弹，西花园西北隅望楼连受数弹，即倾倒矣。炸弹重十余斤，上有螺丝，中装生铁，落地开裂，方圆十余步内外，撞之即成粉碎。十点钟，又将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飞铁齐鸣，丁丁有声，合院惶恐，中外畏惧，妇女皆藏暗室。（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帝国军队的炮火让北京外国使馆内的所有的人在最初的时间里尝尽了人间的苦难。使馆区内所有的墙壁都被炮弹打穿，没有一面墙在战后完好无损——只有法国使馆大门前的一对中国石狮子损坏不太严重，当联军的大部队赶到东交民巷时，只有它俩还蹲在一片火烧烟熏后的废墟中。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中心花园，在使馆遭到进攻的近六十天里，这座已经没有了一朵花的花园成了使馆区的墓地。被炮火打死的、负伤之后来不及治疗而死亡的、饿死、病死的人都被拉到这里草草地埋葬了。一位年纪很大的传教士日夜不停地在炮火声中为死者祈祷着。

最让洋人们和中国教民感到恐惧的还不是大炮的轰击，而是不断传来的关于义和团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方法将被俘的洋人杀死的传闻。不管每一个传闻是否进行了夸张，但是挂在大清门上的一颗洋人的头已经说明了一切，它令所有的洋人们相信了传闻并且不由地展开着后怕的想像：自己如果被俘，将会遭遇什么？

另外，不时地加重洋人的恐惧的还有中国人彻夜不停的呐喊声。帝国军队的官兵在攻击的时候，会发出声调低沉的吼声，很像监狱里的衙役们为了震慑罪犯而集体发出的一种声音。而义和团的农民们和北京的平民则是攻击即起锣鼓开打，伴随着锣鼓声的是撕心裂腑、惊天动地的“杀”声。这种骇人的动静常常突然爆发在深更半夜，巨大而嘈杂，在天地间滚滚而来，洋人们根本分辨不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响。他们说：“只有听过中国人呐喊的，才能想像那种声音！”那些能够听得懂一点中国话的洋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中国人的喊杀声了。义和团的农民们和北京的平民一起，围在使馆区的四周，“皆喊烧东交民巷灭洋人，众口一声，昼夜不绝。”在邻近使馆建筑物的民房顶上，站满了义和团团员和中国的百姓——“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洋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19世纪以来他们在这个帝国的各个角落里所看见的那些表情呆滞的人的身体里竟蕴藏着天翻地覆的冲动、激情与斗志，而在千百年中的大多时光里都在沉默的中国人，他们一旦激动起、亢奋起来，其思想和行动皆会汹涌澎湃，势不可挡——1900年的夏天，帝国的臣民们醒了，他们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他们世代盼望的造反景象。他们脸上的表情因此而惊喜、而狂热，他们能够在炮声中依然听得见发出自己高声的呐喊。

没有增援的联军即将到达的任何消息，并且听说西摩尔已经向天津方向撤退了。在这样的氛围下，使馆区里的洋人们开始断绝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念头，一心抵抗，并且准备随时迎接死亡的到来。使馆区抵抗的战斗由各国军官轮流指挥，首先担任指挥任务的法国海军的一位副舰长很快中弹死亡。天气酷热，沾着煤油的“火箭”不断地射进来，连使馆区中央的马路都燃烧起来。轰然一声巨响，又一颗地雷爆炸了，这回被炸死的是一位海军少校。洋人们开始在地面上挖洞，企图寻找出一个能够有效地抵抗使馆外的中国人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但是效果不佳。使馆区的防御范围在逐渐缩小，于是，每一道残垣断壁都要拼死守卫到最后的时刻。弹药逐渐匮乏，洋人们开始把能够收集到的金属物品熔化，制造成子弹。绝望笼罩着所有的人。

尽管帝国军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以及后勤保障上，都远远地优于使馆区内的外国官兵，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东交民巷的战斗最后依旧是以帝国军队的进攻无效而告终。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有史料为此寻找的理由是：使馆区内的洋人们筑街垒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叫做“塞门德士”的东西，“初时柔软如泥，顷刻坚硬如铁”，帝国军队的炮弹子弹后来都被这种东西阻挡了。很久以后，中国人才知道，所谓“塞门德士”，就是今天的水泥——即使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水泥，认定是这种东西导致了帝国军队的失败恐怕也是牵强的。

还是慈禧太后说的话值得玩味。她说，区区几个使馆，哪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又有不少史料列举了大量事实明确无误地说，使馆区之所以打不下来，是帝国政府在暗中“保护使馆”。帝国政府采取的是“明攻暗保”的政策。

既然帝国政府觉得外国使馆需要“保护”，为什么要“暗中”？甚至还要配合“明攻”？

这一切，只有那几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柄的官员们才能说得明白。

对使馆区的进攻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个帝国的高级官员亲自押送来一大车西瓜水果，车上插着皇家的明黄色的旗子，看见这样的标志，任何中国人都得让路：太后恩典，赏洋人们消暑果品。

还是进攻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个帝国的高级官员在一大群随从的簇拥下，来到使馆区战斗最激烈的北御河桥边，堂而皇之地树起一块木牌，上面写四个大字：保护使馆！

类似的情况在帝国军队进攻京城的外国使馆的六十天内时有发生。

世界上还有哪一场战斗像这场战斗一样如此古怪离奇？

但是，也许不断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出格了，连见怪不怪的帝国军民们都愣了：不是在“奉旨灭洋”么？满朝文武直到皇太后不是都说要把洋人们杀干净咱大清国就安生了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帝国的臣民看清楚了来到御河桥插“保护使馆”牌子的那位帝国官员，他就是京畿帝国军队的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史料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董福祥的甘军进攻使馆“数十日不下”时，端郡王载漪急火攻心，于是以“上谕”的名义命令“武卫中军”中一位叫做张怀芝的分统派“开花炮”助攻。所谓“开花炮”，是一种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式大炮，威力巨大，据说这种大炮连德军官兵都没有见过，一颗弹丸重达几百斤，落地之后可以令“敌酋灰飞烟灭”。大炮架上了城头，射击的一切准备均已完毕，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只要三两炮，各使馆就夷尸狼藉了。”

张怀芝，39岁，当年李鸿章委托英国将军戈登主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论军事技术，这个西方教员教出来的军官应该算是帝国军队里的精英人物。张怀芝当时的职务“分统”，相当于今天军队中的“旅长”，于是，他有权力按照中国官员的方式来处理一切事务。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发出“开炮”的口令，可他一直沉默不语。张怀芝在琢磨：炮一开，一切后果就得由他来承担了，要是帝国土地上的洋人们真的全部被灭光了，那也就罢了，他也许还是灭洋的功臣呢。但是，这个新式军校的毕业生究竟和一般人的思维不大一样，他认为帝国此刻的“灭洋”行为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对于这个行动的最终结局实在没有把握——如果洋人们没被灭绝还杀回来了，那自己不成了罪魁了么？于是，张怀芝命令“暂缓发炮”，他独自一人走下了城墙，径直跑进他的顶头上司荣禄家。他让荣禄给他写一道发炮的命令。荣禄支支吾吾，东拉西扯，就是不给他这个白纸黑字。两个人话中藏话，互设圈套，绕来绕去，反反复复，最后僵持起来。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写这样的命令，一个没有一纸命令就死乞白赖赖在荣府里不走了。茶凉了再上，话尽了再找，最后，被纠缠得实在没有办法的荣禄眯起眼睛看着张怀芝，含含糊糊说了这样一句话：“横竖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李岳瑞著《春冰室野乘》，《庚子拳乱轶闻》条。）仅仅愣了一瞬的张怀芝，立即明白了，告辞而出。

此故事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其内容惊人的相似，可见虚不到哪里去。

于是，荣禄的那句话就成了那个非常时期帝国权倾一方的重臣的一句“名言”。“名言”妙在听上去模棱两可又点到了实质：荣禄没有说不准开炮，也没有下令开炮，他只是说大炮射击之后所发出的声音——涉及声学方面的问题——只要皇宫里的太后能够听见就是全部了。

张怀芝后来官运亨通，官至安徽巡抚。即使帝国灭亡到了民国，他依旧做到山东督军，还在徐世昌政府内当过参谋总长，在官场上可谓“常胜”将军。荣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对他说的那句“名言”想必是令他终身受用了。

从荣府出来，张怀芝飞快登上城墙，他说大炮的“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测定方位。于是，在他的亲自测定下，大炮精确地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的空地，然后重炮齐发。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地道的进口炮弹果然威力强大，一时间整个东交民巷地动山摇——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整整持续了一夜。

在战斗的最后时刻，“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中国军民动辄死伤无数，而帝国军队万炮齐发，即使概略瞄准，狭小的使馆区也定会出现大量死伤，而竟然“死者寥寥”——如果不是帝国军队的大炮都被指挥官们重新测定过了，出现这种“奇迹”几乎无法解释。

关于帝国军队大炮的故事，还有一种说法，其造成的后果更可恶。陈燮龙《梦蕉亭杂记》：

董福祥围攻使馆，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荣禄）以红衣大将军进攻。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弃藏至今。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各个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使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放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账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陈燮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改变炮位表尺，故意把炮弹打在洋人院子里的空地上，也就罢了。但是，帝国军队的炮手居然把本来瞄准洋人的炮口，转而瞄向了中国居民并且真的开了炮，中国百姓纷纷倒在20世纪初中华帝国这片世界上最荒唐的土地上。帝国大炮的故事后来在使馆内的洋人们的回忆中得以证实：幸中兵不明算法，长短远近，酌量不准，每从城墙穿过，至城外始落。（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后来，在进入联军开列的“必须惩办”的帝国高官大员的长长的名单中，没有荣禄的名字，尽管从职务上讲，他是指挥帝国正规军进攻使馆的总指挥。

使馆区的战斗进行到后期，洋人们反而不那么紧张了，这一点外国报纸的报道从另一个方面给予了证实：使馆内的洋人们不但“衣食不缺”，在恐惧中度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好像不那么特别害怕了，而且还把枪杀义和团民、中国百姓和中国军人当做“狩猎一样的消遣”。1901年1月2日的《纽约太阳报》发表过一篇“访问录”，里面记载了当时在使馆区内的一对洋人夫妇的“狩猎成果”：这对叫做Afchamot的夫妇在使馆被围困时，用来复枪一共射杀义和团民约700人，其中，太太创造的记录是在一天之内射杀17人，而她的先生创造的记录是一天之内射杀了54人！

英国人姆威尔在其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坦白地承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中国方面“忽起决心，以千人齐力冲来，则扫去予等之防御，如扫落叶之易耳。”对于这样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的原因，他说：“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务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施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

所谓“主持和平者”，即指政府中反对武力对待洋人和主张围剿义和团的一部分官员。而主战派，是指以端郡王为首的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一部分官员。作为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慈禧，却始终在两派官员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慈禧并不是不懂得什么国际准则，或者是她对洋人们有特别的怜悯之心，更或者，是她有更高明的政治见解和手腕，虽然所有攻击的命令都来源于她，所有妥协的命令也来源于她，而她真正的用意不在灭洋人，仅借此以胁洋人就范，承认其废立之事而已——即使整个帝国的局势恶化到如此程度，慈禧的所有决策依然以其“家事”利益为最高准则，她就是要不惜一切废掉让她不顺心的皇帝光绪。

呐喊，鲜血，人头，尸体，炮火，废墟……

说到底，还是“我们家”里的那点儿事。

4、有异味的名单

至此，有必要开列一张上一个世纪之交大清帝国政府“大家庭”的主要官员的名单：

最高权力人物——

慈禧皇太后：按照帝国的皇权制度，皇帝应该是权力的核心和巅峰，但是由于历史和“家事”的原因，1860年咸丰皇帝死后，经由年轻的贵妃慈禧发动“辛酉政变”，1861年载淳即位，太后慈禧听政，以至数十年来，这个女人一直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权力核心。

光绪皇帝载湉：中华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傀儡，千百年来一个最伤感的中国男人。

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

世铎：满族，军机处“领班”。末代世袭礼亲王，祖上曾为正红旗旗主。一个没有主见的、息事宁人的温和老贵族。

荣禄：满族，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武卫五军总节制。一个擅长官场权术的极其狡猾的官僚，京畿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慈禧的心腹大臣之一。

王文韶：汉族，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一个久在官场最高阶层起伏的老官僚，学问渊博，狡猾圆熟。最大的特点是对什么都不负责任。

刚毅：满族，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个平庸鲁莽但自以为聪明的官员。积极支持废帝，支持义和团。病死于跟随慈禧的逃亡途中。

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支持义和团的主要官员。最后被洋人们处死。

赵舒翘：汉族，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廉能明敏”。慈禧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最后被列入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自杀。

京畿卫队系统——

载勋：满族，世袭庄亲王。窥视皇权的载家兄弟之一。步兵营统领。掌管京城九门，统帅八旗步兵，最后被列入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自杀。

载漪：满族，世袭端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总管大臣，虎神营总兵。一个不学无术但野心极大的贵族。大阿哥之父。最后被流放西北。

载澜：满族，世袭辅国公。载家兄弟之一。神机营总兵。

北方正规军系统——

荣禄：武卫五军总节制，兼驻扎北京南郊的德式训练和装备的武卫中军总统。

聂士成：汉族。日式训练和装备的武卫前军统领，驻扎天津。死于与外国联军的交战中，被称之为民族英雄。

董福祥：回族。由甘肃地方军队改编而成的武卫后军统领。北京局势混乱后，带领甘军进驻北京城内，是攻打使馆区的主力部队。

宋庆：汉族。由毅军改编而成的武卫左军统领。驻扎山海关。

袁世凯：汉族。由德式训练和装备的天津“小站新军”组成的武卫右军统领，驻扎在山东境内。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

奕?：满族，世袭庆亲王。稍微懂得点儿外交事务，思维较为清醒的老贵族。1901年帝国与洋人“议和”的主要代表。

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载漪上任后跟随进入总理衙门。

溥兴：满族，“溥”字辈中的一个宗室贵族子弟，跟随载漪入总理衙门。

那桐：满族，曾任侍郎。跟随载漪入总理衙门。

桂春：满族，三品京堂，总署行走。

裕庚：满族，曾任太仆寺少卿。

崇礼：满族，协办大学士。

廖寿恒：汉族，原礼部尚书，军机处行走。

赵舒翘：汉族，军机大臣，刑部尚书。

吴廷芬：汉族，曾任户部右侍郎。

联元：满族，内阁学士。光绪的崇拜者和拥戴者，被慈禧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