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载家兄弟和石榴裙边
中华帝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群体之一。不了解这个群体的思维模式，就无法解释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奇闻怪事。不了解这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就不能说了解了中国，了解了这个东方民族。
中华帝国官僚阶层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最显著的行为特征是：彻底混淆国事与家事的区别。
关于“国”与“家”的概念，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从这块大陆上有了“国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没有清晰过。
中华帝国延续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从根本上讲，是架构在以宗法血统为基础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从秦到清的帝国政治从来没有和家族统治剥离开来。儒家学说从道德伦理上把“国”与“家”描绘成一个整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国家也是家庭的等级和阶级模式。“齐家治国”是中国汉族人的道德宗师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后的中国人向来认为治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放大的家庭。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历史都是以某姓的一个家族“坐天下”为标志的。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物的兴衰，便会成为至今沿用的划分中国历史某个阶段的绝对标准。这个特征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在中华帝国的国家政治中，“公”与“私”的区别、“国”与“家”的区别几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国仇”。于是，某个人的个人命运就会影响抑或可能导致整个帝国的兴盛或者危机。
西方人一直认为自己的“个人主义”优于中国的“大家庭主义”，其实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与生俱来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家庭”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个人”过。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国家政治中，每个人都将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统交织而成的契约，这个不会被时光割断的契约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因此，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中国人一向耻与谈及“私有财产”和“个人价值”，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私产”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个国家——至少对帝国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如此。
于是，中华帝国的官员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某一个家族负责，而对这家族的负责就等同于对整个国家负责。同时，由于官员阶层扯不断的家族血统关系，所以官员们的所有行为也是在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也等同于为国家政权负责——中华帝国历史上官僚们的个人悲喜剧，几乎都是同一样的模式：或者因为得宠于“家长”而飞黄腾达，或者因为冒犯了“家长”而满门抄斩。这样的模式被中国的所有文学艺术当成绝对的骨干情节，弄得一个泱泱帝国的形象永远像夫妻失和婆媳斗嘴的张家堂屋或李家后院，弄得一部中华帝国的历史永远如同一本只记录着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的琐碎日子的流水账。
中国人依赖和依附于家庭，因此，正如中国人对个人家庭的烦恼时不时要发些牢骚一样，中国人发国家牢骚的民风也是世代相传举世无双。而且，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的历史，他们评点起国事来如数家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中华帝国的臣民对皇族“家长”式的统治更心安理得、更津津乐道、更心存依赖的了。这是也许是解释中华帝国的历史之所以苦难连绵的切入点之一。
大清帝国，从开国到完结，历代皇室的名字是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其中“载”字辈们统治的年代，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痛苦的年代。
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没有比决定一国统治者的人选更“国事”的事情了。
1900年的元旦前夕，当慈禧太后决定废除光绪皇帝的时候，大清帝国的这位一国之君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勇气。除了皇帝本身的软弱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家事”！在中国，尽管你是皇帝，但是你只要不是“家长”，你就没有决定什么的权力。
当皇宫里开始议论废帝立储的时候，皇亲“载”字辈们都激动万分，因为接替光绪皇帝帝位的人选是端郡王载漪14岁的儿子，这就意味着“载”字辈的皇亲中，载漪的一支即将开始兴旺发达了。慈禧太后让给即将下台的现任皇帝封个名号，已经当上皇储的老师且同样沉浸在飞黄腾达的激动中的大学士徐桐迫不及待地主张给光绪封个“昏德公”的名号。这是对现任皇帝的公开侮辱，而光绪皇帝就在现场。这时，端郡王载漪的弟弟载澜看了光绪一眼，发现这个皇帝“神情恍惚，宛如梦中。”而当现场的汉族大臣们对徐桐的做法表示反对和愤慨的时候，一直默不作声的慈禧突然开口说话了，语气缓慢而低沉，但字字清晰，她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召你们来不过为体面而已！
理应比满族皇族对儒家精髓理解得更深刻的汉大臣们，听到这句话之后，由于羞愧和恐惧个个面红耳赤，战栗不已。
慈禧的话是诠释帝国政治的绝妙经典，几乎可以解释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
6月，京城初夏，阳光明媚。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天空明朗了起来。几场暖雨把蒙了一层灰尘的树叶洗刷干净，帝国北方各种长满小叶子的树木树影婆娑，枝繁叶茂，色调沉重的帝都到处镶嵌着鲜嫩的绿色。杨柳的花絮刚刚飞过，槐花浓郁的香气依旧在空气中残留。平民院子里的石榴花蕾已经绽出深红的颜色，而宫廷里的池塘也绣上了斑斓的浮萍。虽然端午节已过，但是租船饮酒的八旗子弟仍留恋在东便门外二闸附近的河面上，他们弹着三弦，摇着八角鼓，唱着单弦岔曲：
五月端午，
街前卖神符，
女儿节令，
女儿节令把那雄黄酒来沽。
樱桃桑葚，粽子五毒，
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端树。
一支支艾叶菖蒲悬门户，
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
姑娘们鬓边斜簪的是（那个）五彩灵蝠。
京城里的人认为，“善正月，恶五月”。五月里天清气朗，但是容易闹鬼。于是，进入农历五月后，家家都在门上贴钟馗像。钟馗具体是一个什么人物，很难考证，但据说是唐朝人，因为参加朝廷的武举考试没有被录取而愤然死去。死后“托梦”大唐皇帝，说他决心“灭除天下妖孽”。从梦中醒来的皇帝于是让画工吴道子画出钟馗的人像，贴于门壁，用以避鬼。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平民出身的男子即使没有“功名”，甚至就是死了，也要尽保卫皇帝的天职，因为他是皇帝的“子民”——这个中国词汇的意思是：对于统治者而言，任何一个中国人生来就有双重身份：儿子和臣民。但是，一个中国男人考试落第和天下的“妖孽”之间存在着什么逻辑关系，似乎一下子就说不清楚了，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心照不宣。
数百年来，中国人就一直在一年中的某一特定的时辰里，把这个戴着武官帽子、涂着戏剧脸谱、面容凶恶的汉子像贴在自家的大门之上。粗糙的画像贴上去的时候，钟馗没有眼球，懵懵懂懂的样子。半夜子时，月黑风高，人们悄悄出门，用鸡血给钟馗画像点上眼睛，北京人称为“朱砂判儿”。鲜红的眼球使这个汉子立即显示出万分冲动的神情，从此情绪古怪地站在每家每户的大门口。无论对前世英豪还是对传说人物，中国人所能表示的最大敬重是给他们封一个官职，他们给唐朝武举落第的钟馗封的是“判官”——中国人心目中奔走于阴间阳间负责联络的官员，这个掌握着生杀权力的官员的办公用具不是刑具而是一支笔，只要他在谁的名字上画一个叉，就等于宣布了这个人的死刑。
1900年初夏，北京人发现驱鬼的钟馗复活了，而且活生生地满大街都是。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之后，端郡王的府邸成了义和团的总部。
端郡王府，一座豪华的皇亲府邸，雕梁画栋，山水亭阁，威严气派——几个月后，被外国联军烧成一片废墟，富可敌国的财产被抢掠一空。端郡王府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北京西城官园附近，那里如今只留下一条叫做“端王府夹道”（育幼胡同）的小街，也许还能令某些知道历史的路人依稀联想起那个几乎当上身穿金绣盘龙的太上皇的王爷穿上义和团的装束时该是多么古怪的模样。
端郡王府邸内外真个热闹！车水马龙，彩旗招展，揭帖标语，锣鼓喧天。数百义和团的农民们在府邸大门口设起了“拳坛”，香烟缭绕，咒语声声。看热闹的北京平民第一次看到普通农民居然可以在皇亲府邸随便出入，顿时感到世道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了。不对劲儿的世道极大地兴奋了皇城平民一贯单调的心情。一会儿听说端郡王带着义和团们去杀“二毛子”了，于是人们蜂拥着跟随而去；一会儿又听说庄亲王载勋带着义和团去抄“勾结洋人”的官员的家去了，于是又蜂拥着跟随而去。——京城的人们不感到累，这座城市的居民原本就是政治居民，连最贫苦的捡煤渣的老太太都能透露出点朝廷里的秘密。
接着，又听说端郡王家里的义和团们开练了：在一个被端郡王封为统带的义和团首领的指挥下，几个十三四岁的农民孩子，红衣红裤舞弄了一阵子就进入了“神仙附体”的阶段：口吐白沫，几近昏迷，突然又跳起来，几声怪叫，双手向空中乱抓，仿佛抓到了什么。看热闹的人们突然欢呼起来，原来端郡王载漪打开大门出来了。这位目前最得势的王爷扑通跪倒在坛前，表示了对义和团“法术”的崇拜。这一跪，把京城的臣民跪得心口直颤。端郡王当即表示：“真乃神力也！”他决定入宫，把义和团的神奇之术禀奏太后！
这就是帝国的总理衙门大臣载漪，中国近代史上最值得叙述的帝国官员之一。
端郡王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皇亲国戚、纨绔子弟、高级官僚、流浪罪犯的传奇。这个皇亲中既无文名也无武功的子弟，却多次神差鬼使地时来运转，最后几乎当上当朝皇帝的父亲。经过大喜大悲亦真亦幻之后，他被外国联军坚决地要求处以死刑，但是，帝国的数十个高官大员被处死了，惟独他没有死。他神奇地逃脱了洋人们的仇恨，游荡在中国荒凉的西北边陲，过着土豪一样的日子。金钱短缺的时候，他收到慈禧太后派人送来的数盆梅花，扒开花盆里的土，他看见每只花盆里都埋着一块沉重的金锞子。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无论在官史还是野史中，关于他的记载却少之又少，好像帝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个人一样。倒是一个洋人——日本人吉田良太郎所著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尚留有他的历史痕迹：
端邸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其骄暴乐祸，性使然也。或传其父惇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戊戌政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而祸自此始。大阿哥即立，欲速正大位，其谋甚亟，而外人再三尼之。故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实私仇，诚笃论也。（（日）吉田良太郎：《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这个日本人是站在洋人的立场上来评价载漪的。书中暗示载漪和慈禧的关系起源于慈禧和载漪的父亲奕誴说不明白的密切来往，这倒是解释慈禧为什么会被一个不学无术的莽撞之人左右的角度之一。
载漪，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之次子，是慈禧的侄子，是当今皇帝光绪的嫡堂兄弟。他的父亲奕誴没有当皇帝的运气，年龄只比其异母兄弟咸丰皇帝小六天。载漪生来也运气不佳，因为他是八个兄弟中的老二，按照帝国的规矩，除了奉旨“世袭罔替”的亲王可以世代承袭亲王的爵位之外，其余的只能封爵，自亲王以至辅国将军，在父死子继的时候照例要降一等承袭。所以，奕誴虽然是亲王，但是他死了之后，不但老二载漪以下的儿子不可能被封为亲王，就是老大长子载濂，也只能袭封为贝勒加郡王衔。至于载漪，顶多可以得到个辅国公的封号。
但是，载漪，这个被史书多记载为“鲁莽浅薄，不学无术”的皇亲公子，硬是时来运转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位王爷实在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首先得利于另一支皇亲的繁殖能力不佳。嘉庆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绵忻生前被封为瑞怀亲王。这位亲王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奕志，按照帝国的“规矩”，绵忻死后，奕志降一等世袭爵位，为瑞郡王。但是，奕志一生也没能有一个儿子，死的时候也就没有后代世袭爵位，这被中国人叫做“国除”，大概是从此被国家开除了的意思。为了避免一支皇亲被国家开除，咸丰皇帝命令奕誴的第二个儿子载漪过继到“绵”字皇族，袭承奕志的爵位。载漪因此被封为贝勒，地位一下子和本家长子的地位持平了。
但是，贝勒距离郡王的级别还相差甚远，载漪如何又能成为权重一时的郡王呢？这又是载漪的福气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不是别人，而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
慈禧的亲弟弟叫做桂祥。桂祥有三个女儿，长女就是在慈禧的安排下嫁给了光绪且令光绪别扭了一辈子的隆裕皇后。次女即是载漪的福晋，三女则嫁给了另外一个“载”字辈的皇亲辅国公载泽。载漪娶桂祥的次女为妻，是否是慈禧的主导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家族和慈禧的关系绝不一般，不然载漪不会得到慈禧的欢心，慈禧也没有理由把侄女嫁给载漪以加强彼此的“友谊”。载漪娶慈禧的侄女的日期几乎和光绪皇帝大婚的时间互为先后。载漪结婚不久，慈禧60寿辰到了，载漪从贝勒被进封为端郡王。这个进封至少在皇族进封爵位的规矩中是一个特例，不是慈禧的意志绝无可能。慈禧母家的势力之大在帝国中已经成为铁一样的现实。与载漪的好运气形成相对比的是，桂祥的弟弟兆祥也有一女，嫁的是贝勒载澍，结果夫妻吵架，兆祥告到慈禧那里，倒霉的载澍居然被慈禧关押起来，一个身为贝勒的皇亲国戚形同囚徒。
载漪被授予“端郡王”的封号，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笑话。载漪袭承的是瑞亲王绵忻之子奕志死后的爵位，即使当上郡王，也应该按照绵忻的爵号为“瑞郡王”，但是：
咸丰十年，命以惇亲王子载漪为奕志后，袭贝勒。光绪十九年，加郡王衔。十九年九月，授为御前大臣。二十年，进封端郡王。循故事，宜仍旧号，更名端者，述旨误，遂因之。（《清史·瑞亲王绵忻传》。）
所谓“述旨误”，是说办理手续的大臣把字写错了。原来，军机大臣们奉旨书写进封文件时，官员把“瑞”字错写成了“端”字，稀里糊涂地呈奏了上去。更糊涂的是，皇帝也没把这个错字看出来，朱笔一画，批准了。王言即出，便是成法，没有更改的道理，结果在官员和皇帝的共同糊涂中，本来被过继到“绵”字辈，指望能够继承“瑞王”封号的载漪，到了封王的时候却成了“端王”——皇族瑞怀亲王绵忻一支的爵位封号到此真的“国除”了。
无论是“瑞”还是“端”，对于载漪都无关紧要，反正他已经是帝国的郡王了。
载漪最大的福气是儿子被立为皇储。
这件“盛事”的突然出现还来自于载漪的裙带关系。
《十朝诗乘》云：
至是东朝再训政，忽别议为穆宗立嗣，盖预为废立地也。近支中惟端王福晋出入椒掖，承眷特隆。所谓“佛香高阁盘旋上，亲挽■辇有福金”者，即咏此事。溥儁得立，实由此。此时朝士虽无敢昌言抗议，而私忧窃叹，每见篇章。（郭则沄：《十朝野乘》卷二十三。）
载漪的福晋和慈禧的关系甚是亲密，到了可以在慈禧的轿子前后晃来晃去和太后窃窃私语的地步。在载漪的儿子当选皇储的问题上，想在日后当上和慈禧一样的皇太后的载漪的福晋绝对脱不开“拉关系走后门”的干系。
洋人坚决反对载漪的儿子当帝国的皇帝。
帝国预立皇储的诏书下达之日，载漪嘱其王府仆人：“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可是，“至夜寂然。”第二天载漪又嘱，“至夜又寂然。”第三天载漪仍嘱备好茶点，“至夜复寂然。”史书记载：“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宋玉卿编《戊壬录》之《立储始末》。）
在慈禧的包庇下，帝国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一小撮满族王公手中，而以“载”字辈的权力为最。他们是：载濂、载漪、载澜和载勋。前三位是亲兄弟，载濂则是自然承袭的郡王，载漪不但也是一个郡王，而且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兼禁卫军虎神营总兵，老三载澜的爵位是辅国公，出任禁卫军右翼总兵，哥仨掌握着帝国京畿部队的军权。而载勋，是“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康熙年间八大近支勋臣之一——与皇帝的血统最近的那支亲系，号称“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其第一代庄亲王硕塞，是清太宗第五子，为帝国的开国立过重大战功。第三代庄亲王允禄是朝廷的内务府总管，曾任正红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领亲王双俸。第四代庄亲王永熔先后任镶红旗蒙古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掌管宗任府，署领侍卫内大臣。第五代庄亲王绵课，先后任正红旗蒙古都统、署领正白旗侍卫内大臣、正黄旗侍卫内大臣，署正白旗汉军都统、镶蓝旗满洲都统等职。到载勋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庄亲王了，其门第已经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显赫了近二百年之久。载勋此刻是总统禁军，同样军权在握。
关于载家兄弟的权势，在帝国土地上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也刊登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说，慈禧已经给了载家兄弟一把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从史实上分析，这是洋人们被吓出来的幻觉。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幻觉，这些既无政治才能也无军事经验的贵族弟子居然在帝国政府的中央形成一个权力的核心，这个现实已经足以令人心惊肉跳。载家弟兄为了纯粹的私仇，把整个帝国捆绑在危机之上，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和最自私的目的，狂热地迎接他们自己的“节日”，如同一伙盗贼庆贺他们的一次盗窃行动顺利得手一样。
那些被饥饿和绝望逼上不归之路的帝国的农民们，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知道宫廷里发生的一切，他们关于帝国政治的所有知识仅限于街头巷尾的传说和世代臆造出来的深宫情节。现在，他们能够进入帝国的京城，甚至“驻扎”在王府中，得到王公们的承认，并且成为皇族们的“手下”甚至“家人”，这无异于读书人考取了功名，做官者得到了晋升，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帝国的承认，农民们原本的不平之心终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王府里，他们除了悄然窥视偌大的府宅之内深不可测的门廊院落，吃着用王府的巨大铁锅烧出来的大块猪肉外，关于“国家大事”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些巨大的假山、富丽的飞檐和茂密的紫丁香树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的视线也只能到眼前为止。如同无法得知王爷们的私生活的真相一样，农民们根本无法得知任何“国事”的真相。虽然他们无疑是帝国农民中“大开了眼界”的“幸运者”，但是当他们在王府前院中站立或走动的时候，内心里除了畏惧还是畏惧以及在畏惧之后愈加深刻的卑微。他们的情绪不算复杂，或者说自打进城之后，他们的思维和热情变得更加单纯了。至于国家、政治、外交、法律等等概念，连帝国的主宰者们都没搞明白，如何苛求帝国的农民能比帝国的王公们更明白？
如果说端郡王载漪对外国人的仇恨是来自外国人强烈反对他的儿子当皇帝，那么，庄亲王载勋的举动就让人有点摸不清头绪了。载勋对外国人的仇恨比载漪更强烈。他的府邸不但是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他的家人，连同他自己，都成了义和团中的一员。自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起，这位亲王就变成了“举事”的农民们的头头。他骑着马，在农民们的簇拥下，乱闯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京城的所有城门上都贴上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内容是：“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景善日记》1900年5月26日。）载勋位于西皇城根太平仓的府邸门前，在数月的光景里，几乎成为大清帝国刑场的代名词。只要说是“杀洋人”或者“杀二毛子”，尽管往庄亲王府邸的大门前跑，准能看见人头落地的热闹。载勋还是带领义和团的农民抄那些“里通外国”的官员的家的首领，无论是多大的官，只要看见骑在马背上的庄亲王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就知道家产算是完蛋了，弄不好还会被义和团们拉到庄王府门前砍了头。
庄亲王载勋召集义和团的地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义庙。北京叫做三义庙的地方很多，至少有七处，这是因为民间供奉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的风俗很盛的缘故。和庄亲王家族最密切的是海淀万泉庄附近的三义庙。19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流泉遍地，或注入荒池，或暗伏草径，春夏之交，晴云碧树，鸟语花香。这座庙是庄亲王出资修缮的，亲王的管家还在这里购置了数顷田地。庄亲王载勋就在这样的鸟语花香中召集义和团的农民们开会练拳，三义庙四处流淌的溪流映照出帝国蓬勃的造反景象。数月之后，巨大的庄亲王府邸被外国联军烧毁。洋人们没有忘记三义庙这座美丽的庙宇，它和庄亲王府一样成为了一片灰烬。
在这个时刻，帝国所有的官员们都紧张起来，因为必须对拥进城来的义和团们迅速做出反应。政治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反应别说出现错误，就是反应得慢了，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帝国的大小官员们在家里紧闭大门和家人和同僚彻夜秉烛商谈，前因、后果、发展、结局，所有商谈和讨论的内容都不是国家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而是自己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慌乱的日子中，突然有传闻说，军机大臣刚毅请太后收集义和团为“团练”，让端郡王载漪统一指挥。据说“太后信之”。接着，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曹福田”的消息传来。又据说太后“奖其英勇”。都是“据说”、“据说”，但是，帝国的官员们很快就亲眼得见了：两宫从西苑起驾回大内，2000义和团农民从瀛秀门到西华门沿路排列成护卫队伍，他们清理街道，大声呵斥围观者，俨然皇家卫队的模样。而太后脸上一片慈祥，她老人家“赏银两千两，慰劳有嘉。”无需再商谈和讨论什么了，什么都明明白白了：义和团万岁！
于是，帝国的官员们毫不负责地将国家推向灾难。
从帝国官员们千奇百怪的反应上，就可以看出在此风云变幻的时刻大清帝国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一伙什么样的官员手中。
有主张把驻华外国使节全部杀光了万事大吉的——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请求端郡王载漪转奏太后：“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畴，中策也；若始战中和，与衔壁与（予）亲何异？”惟恐天下不乱的端郡王载漪看到此论不禁大喜：“此公论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给杀光外国使节寻找理由的——编修萧荣爵：“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同上）
有直接歌颂义和团的——知府曾廉、御史刘嘉谟：“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教民，以绝乱源。”（同上）
有主张把过去办理洋务的人和与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重新定罪的——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同上）
有主张为过去的“教案”平反的——户部主事万秉鉴：“请议恤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同上）
有想趁机洗刷罪名的——侍郎长麟因为站在光绪一边被慈禧罢免，现在急于立功：“请率义民前敌！”（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信口胡说的——只要太后高兴，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也能随便说出口，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视为儿戏的——御史徐道焜：“洪钧老祖已命五龙把守大沽，夷船尽没。”御史徐嘉言：“已得关壮缪帛书，书曰夷当自灭。”（同上）
帝国的官员们被一种惟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街上的义和团们请到家里来当做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0页。）
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奇怪的事情终于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也有反应慢的官员，或者曾和洋人有某些瓜葛，或者家有信奉洋教的亲人，甚至平时和载家兄弟关系不太好的，他们立即遭了殃。都统恒庆，满族贵族，平时和载漪交往甚密，但是一家13口全部被义和团杀害。尚书立山平时“不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均以洋务著称，都被列入了义和团的死刑名单。结果，胡燏棻逃亡，沈能虎通过行贿得以幸免，立山、黄思永被捕入狱。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等因被指为教民被打了个半死。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尚书陈学、副都御史曾广、太常张邦瑞被抄家，“仅以身免”。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和阁学贻谷的家也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们抄了，金银财宝损失了不少。入室抄财的义和团们在这一瞬间根本没有政治立场——贫苦的农民们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高喊着什么样的口号，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地揭竿而起，从根本的动机上讲是痛恨高官与家财万贯的豪富，敌视人世间所有的贫富不均——类似“扶清灭洋”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这种阶级痛恨和敌视中一钱不值。
帝国的农民们不需要紫貂长袍和千年古董，他们需要银子。他们把抄家得来的财宝衣物拿到前门外去卖，京城的大栅栏一带成了乡村集市一样的自由市场，身穿义和团制服的农民们的叫卖之声在这里连成一片。北京的平民们为此大得实惠，区区几个钱就能买到皇亲贵族、高官大员家里的贵重物品和价值连城的古玩：“诸宅被劫后，均于前门外销赃，有以京蚨三十千得带■貂褂者，有以京平银四五两得翡翠朝珠者。”（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1页。）
更严重的是，义和团要杀皇帝了。
臣民要杀害皇帝，这在大清帝国历史上可谓头一遭！
义和团的揭帖明确宣称，他们要杀“一龙二虎”。所谓“龙”，指的正是光绪皇帝。义和团们说光绪“效法外洋”，里通外国，是教民的“总教主”。而“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弈?和李鸿章。庆亲王是总理衙门大臣，说话有偏袒洋人的嫌疑，而李鸿章是帝国著名的洋务首领。
激情已不可遏制的农民们在帝国一小撮居心叵测的高官的暗示和怂恿下，居然可以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杀这个帝国的皇帝——这样的一个政权，这样的一伙官员，这样的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此时此刻，它还能称做是一个“国家”么？
2、浮躁的日子
《都门纪变百咏》：诸王贝勒府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字样。
1900年，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凄楚的一页掀开了。
当那些赤贫而淳厚的农民们后来成片成片地在帝国都城里倒下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在背后将他们推向洋人枪口的那只黑手；当他们被王公贵族刚一引领进北京城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为终于成了帝国政府官员指挥下的义民而激动不已过。
把东西点燃，这是连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不需要技术、装备和特殊的训练，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愿意，都能办到。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义和团刚进城，八面槽和宣武门附近的教堂和教会医院就燃起了大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上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的巨大灾难即将开始。崇文门内所有的教堂都起了火，灯市口和勾栏胡同等处洋人的住房也冒了烟。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信洋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焚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烧尽……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仲芳氏《庚子纪事》，载《义和团》。）
最著名的大火，燃烧在正阳门外的商业区大栅栏。
义和团放火，是有一番仪式的：一个大师兄先作“法”，形式和“降神”没有什么区别。一伙义和团员围成圈，大师兄在中间手舞足蹈地念“咒语”，关公、诸葛、昆仑老祖、西天老祖地召唤了一阵子后，大师兄便“神仙附体”了。神仙附了体的大师兄浑身发抖，口吐白沫，突然一声：“火！”前边的房屋立刻燃烧起来。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愿意知道，这是农民们事先在房屋里面安排人拿着火把专等着大师兄的一声“号令”——“使其党预伏于内，以煤油潜洒之，”“号令”一出，“烈焰突起，观者堵立，惊以为神。”京城人并不至于如此愚蠢，只是明明知道“法术”有假，但有看大火燃烧之热闹的习惯。每一次放火之前，义和团们都宣称，他们点的不是一般的“火”，而是“灭洋”的“神”火。“神”火的神奇之处在于：让它着，它就着；让它熄，它就熄。而且这火只对与洋鬼子有关的东西起作用——“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景善日记》，1900年5月21日。）
义和团在大栅栏点火，说是要烧一家叫做“老德记洋药房”的外国药房。跑来看热闹的北京平民，挤在距离这家药房很远的地方，大声地叫好，他们急切地要亲眼看见被传说得很神秘的义和团的“法术”，因为，即使在天桥看魔术也要掏钱，而这里是免费的，况且，大火烧起来一定很好看。可是，大栅栏的商家掌柜却跪了一条街，他们哀求大师兄“放他们一马”，因为只有他们是清醒的——他们是商人，具有严格的经济头脑，只相信按照市场的行情一两银子能生出几分的利，他们不会相信除了市场规律以外的任何“法术”。义和团农民们越“作法”，他们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什么火，只要一烧起来，外国人的洋药房是没了，他们的店铺也将不复存在。
帝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是给义和团农民们的一个最明确的信号：要放火尽管放就是，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
于是，帝国京城里的大火着起来了。
大栅栏，正阳门外数条商业街中最著名的一条，位于帝国皇城的正阳门外。正阳门，帝国皇宫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沿用明朝建都城的格局，正阳门是帝国皇城的正南大门，因此俗称“前门”。大栅栏原来的名称是“廊房四条”，1774年，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骚乱一直不断，为加强帝都的治安，帝国政府下令“京师内外大小街巷设立护门栅栏”。在这个命令下，全北京城大小胡同设立的各种栅栏达1746处之多。设立栅栏采取的是“官助民办”的办法，由胡同居民自己筹措资金，自己设计样式，自己请工匠打制，于是，前门外这条商人云集的街道上的栅栏被打制得格外高大漂亮，以至成为京城里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成为帝国北方商业兴旺繁茂的标志。于是，人们就叫这里为“大栅栏”，而原来的胡同名字渐渐被遗忘。到了《乾隆京城全图》印出来的时候，“大栅栏”这个名字已经被帝国政府认可了。
这是一条长不过二百多米的小街道，但是，却排列着当时帝国最著名的店铺百十家。鞋帽店、绸布店、金银首饰店、药店、绒线店、烟店、饭店、戏园子等等，“为京师最繁华处”。当时有诗云：
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箫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响自鸣钟。
（引自《都门杂咏》。）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城之后，繁华的大栅栏成为他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这里有吃有玩有长年上演的戏剧。在这里的店铺里学徒的青年特别的多，大都是从乡村来的农民，这些在学徒的时候受到欺侮和盘剥的青年，见到义和团的农民们如同见到家乡的亲人。史料记载，那一年，大栅栏、打磨厂、鲜鱼口等店铺的学徒伙计大都参加了义和团，大栅栏口外的几家剪刀铺里打造兵器的炉火彻夜通红，丁丁当当的声音响彻半个京城。正打铁的时候，有伙计报告：老德记洋药房不但没有把洋药销毁，而且还在转移货物。
义和团们生气了。
火光一起，不可控制。“火延程阙，三日不灭。”（宋玉卿编《戊壬录》之《义和团之乱》。）
老德记洋药房里的火光一闪，神差鬼使般的，帝国都城的天空突然刮起大风，大火瞬间便烈焰飞舞。接着，大栅栏整条街道全都燃烧起来。火势沿着煤市街、观音寺、廊房三条、二条和头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以及东西荷包巷迅速蔓延，最后竟然烧到了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点火的义和团们开始奔跑避火。熊熊大火烧着了著名的内联陞、同仁堂等店铺。也许是因为波及到了城门，帝国政府这才允许救火，但是声称可以一声咒语就能“闭火”的大师兄不见了踪影，结果熊熊的大火连续燃烧了一天一夜才被扑灭。虽然老德记的洋药房没有了，而同时消失的还有京城内四千多家商铺。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变成了一片废墟，街中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或被大火烧毁或被趁火打劫。京城再有诗云：
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
问渠闭火多神术，为底神灵误主张。
（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2页。）
也许利益损失过于巨大了，几乎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数天之后，帝国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发内帑五十万两，户部银五十万两”，以借给被大火殃及了的帝国著名银号：“恒和”、“恒利”、“恒源”和“恒裕”，让其“恢复旧业以维市面”。（同上）以稳定金融市场，为店铺的老板们筹措重新开张的资金。
但是，帝国政府没有追究义和团放火的责任，有关官员更没有一个“引咎辞职”——因为这一切是“正义的行为所致”。
能够代表帝国政府立场的是，就在火烧大栅栏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栅栏的大火还在燃烧的时候，火被放到了内城。西单牌楼附近的一家“讲书堂”被义和团认定是和洋人有关的店铺，于是放了一把火，结果，大火波及相邻的商铺千余家。紧接着，东城的一家洋货铺被点燃，其结果和大栅栏一样，一下子又烧毁了整条街上的四千多家商铺。
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变为白昼。帝国数百年商业精华，已是满目瓦砾灰烬。
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燃的。
火光之中，帝国官员家里的“拳坛”香火更盛。
载漪，这个京城禁卫军虎神营总兵家中的一半人现在都声称自己“入了拳”。
史书记载那些天的北京城“火光蔽天，日夜不熄”，“香烟蔽城，结为黑幕。”
那是些人心大快的日子，人人都觉得天地翻覆，臣民可以彻底地“自由”了。在烈焰腾起的浓烟滚滚之中，京城里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以参加义和团为荣耀——“车夫小工，弃家从之”。就连帝国的官员出门也要步行了，因为轿夫们“举事”了，拉车的骡子也好几天没人喂了。许多贵族之家的福晋们必须自己下厨房，因为厨子和杂役们上街“革命”去了——“什百成群，呼啸周衢。”（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7页。）
帝国的皇族们和官员们没有因此而惩罚这些“奴才”，因为他们许多人已公开宣称自己也是一个义和团团员。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把“如今的奴才们不听使唤”的话题当做一件乐事来谈论了——中国人从来会安慰自己，只要凭空臆想出一个连自己都不愿相信的理由，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这是帝国的臣民千百年来不闻世间沧桑巨变而依旧浑浑噩噩地活下去的“依靠”。
此刻，整个北京城已经“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了。（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其人多势众已“比于官军”。帝国的一位官员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对英国公使窦纳乐说：“不久，清军也会全部成为义和团！”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在京城内持械，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满大街都是挎刀的义和团团员。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私家冶铁，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继续。”
在王公府邸里吃饱喝足了的大师兄，一出门，他们充满酒肉味的嘴里吐出的话就成了帝国的“法律”。这些“法律”一会儿一变，京城的居民们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招至杀身大祸——“无日不出新花样，或令人悬红灯，或令人当门书‘义和团之神位’，旋又改为‘义和团众神之位’，朝令夕改，奉行惟谨，否则以二毛子治，不旋踵即有灭门之祸。”（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说要白面，于是家家户户都拿出白面。又说不要白面了，要大饼夹酱肉，于是家家烙大饼、采购酱肉。每天晚上，义和团团员们都在街上喊：“家家烧香！”于是家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烧香，但是都得烧起香来，帝国的都城烟雾腾腾，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庙宇。又“令民家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秸，粘红纸，供五日。”于是家家照办，后来一问，义和团们的解释是，供了五天的秫秸便具有了“神力”，“持以挥敌，首自落。“（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7页。）
义和团进攻使馆不利，便命令所有的居民在烧香的时候一律“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说这样可以灭洋人。早上起来，突然说义和团在大街上杀了个女乞丐，原因是这个女乞丐暗中受了洋人的委托，半夜里把“秽血涂在居民的门上”，目的是“要招鬼来害居民全家”。于是，家家都出来看自己的大门，全城人心里怦怦乱跳。
义和团要求居民们家家必要有的东西是红灯——家家挂灯，昼夜不熄，一片灯海，犹如节日。但是，挂红灯也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也可能惹来灾祸。突然有命令来，让家家都把红灯高举起来，说是红灯照迎仙姑。居民们刚刚把红灯高举起来，又来了一个命令，说高举红灯“有碍仙姑的‘云路’”。于是，刚才还满城红灯，“万炬高张”，转眼间满城的红灯又一起消失了，“如万星齐落”。可是，命令突然又来了，说“红灯低者，乃奸细也”，要高高举起来“以助神威”。“乃户户又高举如故。”
京城内传闻纷杂，居民们手忙脚乱，渐渐地，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了：“忽有人传言遥见顺治门外聚集多人，即之忽又不见，居民互相惊异。”“又人狂奔过市，大呼反来，或呼火起，闻者震惊。”乱七八糟的传说夹杂着各种恐怖的传闻蔓延开来，闹得北京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昨天说，有鬼魂半夜里专门剪鸡鸭的羽毛和睡着了的人的辫子；今天又说，“某粮店黑豆一囤，转瞬间豆皆自生眉目。”人心慌乱得还来不及判断之时，再听见有人大声喊：“泼水！”于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往街上泼水，结果“街市尽湿”。满街是水之后，人们互相问为什么泼水，谁也说不明白。
那是一段混乱浮躁的日子。人心躁动、敏感，而且隐约地害怕。
人们甚至为城内大火造成的损失寻找可以接受的理由。大栅栏大火烧毁民房，人们说义和团本来除了老德记洋药房之外，绝不会波及别的房屋，但是由于“二毛子救火”，神仙恼怒了，所以烧了一大片。这个谴责救火、偏袒纵火的说法，居然让帝国的平民们深信不疑。西单的大火明明烧毁了上千家店铺，但是关于义和团“法术”之灵验的说法依旧在京城内传诵着：“西单牌楼二道街洋房烧，粮店跪求。团民手执小红旗上房，口中念念有词，用旗一挥，火即飞过粮店矣。”（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载《义和团》。）
后来帝国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把义和团称之为“匪”。但是，当时的帝国，几乎没有人这么认为，至少没有人敢这么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奇特的现象。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上下一心”的时刻，尤其是没有过政府官员和“举事”的农民同心协力的时刻。就面对外国势力而言，尽管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屈辱的内容和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就仇恨的情绪来讲，他们惊人地一致——“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刘福姚：《庚子纪闻》，载《义和团史料》。）
在当时的史料中，关于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所受到的屈辱和危机，几乎不可见，所能见到的多是洋人们古怪的“兽行”——也许因为只有这些“兽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那时的京城内几乎每天都在流传着类似的消息：义和团从某个教堂里搜查出无数具人的心、肝、肺；又有拳民在某个洋人的住宅中搜查出剥下的人皮、从孕妇肚子里剖出来的婴儿，还有数十个“阳物”。当义和团冲进西医医院时，他们被人体骨骼标本吓了一跳，抬出来，又是洋人吃人的活生生的罪证。义和团在烧一家照相馆之前，骇人听闻地从这家照相馆里抬出来一筐“人眼珠”，倒在地上，“眼珠”乱滚，京城人个个毛发倒竖，惊叫不已。后来被一个南方人看见，说这是南方的一种水果，叫荔枝，不信可以尝尝，甜得很。结果这个南方人立即受到一顿暴打——人们不愿意更改洋人“挖人眼睛”的消息，而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不可更改了。
帝国臣民的心理如同这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帝国一样脆弱。面对外国势力的蛮横侵入，帝国全民的心理失衡终于导致了民族整体行为的失衡。
在这样的心理之下，任何对抗外来势力的可能，哪怕中国人认为有一丝可能性的事物，他们都愿意接受，尽管他们亲眼看到义和团的“闭火”法术并不灵验。中国人在对外国势力的仇恨中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尽管他们只要冷静下来就能清楚地知道，奇迹的发生该是多么的渺茫。
只是，至少在帝国的都城，人们已经无法冷静。
在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中，帝国的臣民们这一次把千百年来欺压、剥削他们的那些昏聩的官员全盘接受下来了。人们向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王公大臣们欢呼，欢呼帝国的大员们带领着义和团们去“灭洋”。除了杀尽洋人和“二毛子”、“三毛子”之外，所有带“洋”字以及与“洋”字沾边的东西和事物，都成了在帝国官员率领下的义和团们攻击的对象。
除了洋钱之外。
此时的中国人彻底混淆了洋人和洋货以及带有洋人气息的一切事物的区别，他们把这一切单纯地归纳为一个“洋”字，而“洋”字这时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针对这个概念的任何行动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首先要消灭一切有关“洋”字的名称。
“义和团将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令人各处宣传，写条粘贴各巷。”（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各街市铺面有售洋货者，皆用红纸将招牌上的‘洋’字糊上，改写一‘广’字。”（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见东洋车亦用刀乱剁，由是改称东洋车为太平车，用红纸书‘太平车’三字，贴在车尾。”（同上）
“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义和团们砸了所有带“洋”字的东西：纸烟、眼镜、洋伞、洋袜子，他们只要看见就用刀一通乱砍，然后统统烧掉。他们通告所有的居民，“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戮，与二毛子一样治罪。”（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由洋货再涉及使用洋货的人，巡逻的义和团看见街上有穿洋衣的人，这个人的脑袋就难保。洋衣的范围除了西装之外，扩展到“窄衣窄袖”，又扩展到白颜色的——“白衣者近洋派，一律禁着白衣。天时暑热，白衣为多，贫苦人无衣可易，遂又着妇女红绿衣者，权救一时之急。”无法得知白色为什么是洋人的专利。后来的扩展终于没有了边际：“着灰布衫者奸细也，旋又令曰蓝衣者奸细也，着此二衣色在途行走者枉死不知凡几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大清帝国国人的衣服颜色就很有限，到底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才不至于掉脑袋呢？
紧接着，读书的学生们也开始恐慌起来，因为他们读的是“洋书”，于是家家在门口烧书以示立场。还是有学生不小心——“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齐下，皆死非命。”（（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更令人惊骇的是，“一家有火柴一枚，而一家八口，一律被砍死刀下。”（《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47页。）
其实农民们也知道，洋货已经成为商业流通中的现实，彻底销毁是不可能的，况且，洋东西就是比国货要好些，细布总是比土布穿在身上体面。于是，只要名称改了，就可以算完成了“灭洋”的任务。这里，“洋”字仅仅是一种中国人语言上的忌讳而已。
中国人对语言中所蕴涵着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他们愿意用内涵丰富、歧义颇多的汉语言与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玩文字游戏。明明是命运不济，但是花钱“求”来一张写着“时来运转”的纸条，于是就信心十足了起来。新婚夫妻被送入洞房，闹房的人给他们端去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饺子，然后在窗外故意发问，听见里面说出一个“生”字，于是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新媳妇将来能够大量生育是没有问题了。生了一个儿子怕夭折，就取个名字叫“铁蛋”，然后才放心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能伤害一个生铁疙瘩。和普通家庭愿意贴上个倒写的“福”字一样，官场上要把政治对手扳倒，就把这个对手的名字倒过来写在墙上，象征着这个对手已经“倒”了。中国人相信语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换了一种说法或者称呼，整个现实世界就能够随之而改变。
与所有民间的秘密团体一样，义和团也有自己的“团话”。他们把所接触到的事物和物品，都改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比如把电线说成“千里竿”，把水说成“雷公奶奶洗澡汤”，把大饼说成“老君屎”。下决心“灭洋”的义和团认为，只要眼睛里看不见、耳朵里听不到“洋”字，万恶的外国势力就当然地从中国消失了，乾坤也就清朗了。有一个进了城入了府的农民兄弟问：帝国都城的京畿部队为什么叫做“虎神营”？军机大臣荣禄的解释是：虎能吃羊（洋）。于是，国人都相信帝国的军队是一支能够令所有的洋人都闻风丧胆的军队——至少帝国官员们的感觉是这样。
政府的官员都憨愚至此，整个国家再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了。
3、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1900年，大清帝国政府领导下的义和团最大的“灭洋”行动是攻击教堂和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