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路，拔线杆，
紧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
洋人们认为，汉语中有一个字最难解释明白，英语将其委婉地翻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汉字就是“生气”、“气愤”或者“气概”的“气”。
帝国农民的肚子里充满了“气”。他们同时认为，他们的“神”的肚子里同样也充满了“气”。尽管没有一个帝国的农民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神”是谁或者是什么。
说帝国的“神”发怒了，不如说是帝国的农民发怒了。帝国的农民就是威力巨大的中国“神”。
农民问题是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中华帝国从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时起，就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千百年来，无论马力多么大的蒸汽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帝国内，90％以上的人口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如果说这个体积巨大的帝国是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物，帝国的农民就是这座建筑物的地基。
但是，这个地基是一层松散的沙土层。
广袤的帝国土地上遍布着农民的村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细碎的梯田，光脊梁的壮年、树阴下的老人、石磨边的女人，肮脏简陋的农舍里昏暗之处因为饥饿而啼哭的孩子，即使春天有牵牛花开放，花阴下窝着的狗依旧无精打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来帝国村落的景色不变。
帝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认真计较的人，也是最提心吊胆的人，他们可以为了一根干枯的庄稼秆而争吵，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困的生活使他们必须如此。帝国的农民时刻担心着他们没有力量抗拒所有的力量：扬着下巴的官员、行踪不定的土匪、说一不二的村霸和反复无常的气候。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类似“国家”或者“集体”的概念，因为只要交纳了赋税，“国家”和“集体”就把他们忘干净了。不管向他们收赋税的是什么人，帝国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皇帝是谁并不是笑话。土地极度辽阔和个体经营方式使帝国农民的松散程度曾经令许多外国学者感到不可思议。
19世纪末，帝国官员的数量和他们应该管理的人口数量不成比例，尽管帝国的上层衙门人浮于事结构臃肿，但是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官府编制却极其精练。帝国的近代史料中，常见有县、乡衙门称谓牌子的记载，而没有按时“上班”的官员的花名册。于是，帝国的许多农民一辈子也没见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帝国的农民自己“管理”着自己。乡村里的富户们依仗财大气粗制定出的夹杂着风俗、神话和巫术的“乡规”，将帝国的农民禁锢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瘠的狭窄空间之内。帝国农民的生存需求普遍维持在生命需要的最低点上，他们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勤俭最耐劳的种群。他们没有遗漏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吃下去不会中毒死亡的东西，田野中的各种野菜、河沟里小手指大小的鱼、海滩上纽扣大小的贝类，全都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枯草和小树枝被老人和妇女小心地拾起来当做燃料，收割庄稼的时候，孩子们几乎趴在地上将散落的粮食颗粒拾起。中国的烹调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对于帝国的农民而言，是肚子而不是口味决定着他们吃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奢望吃饱。
帝国大厦的地基是流沙。因为帝国最广大的农民世代依靠着最偶然、最渺茫、最不定的因素生存着，那就是：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所以，任何一个异常因素的影响——雨下少了，风刮大了，虫子多了，兵荒马乱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便会摇摇欲坠。
尽管中华帝国的疆土横跨地球上最适于耕种的气候带，但大自然却似乎从来没有格外关照过这个人口最多、最需要粮食的国家。帝国农民敬仰的老天爷在管理天气上和这个帝国政府执行其职能一样，常常一塌糊涂。
帝国的晚期，好像要验证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关于朝代没落同“天象凶险”有关的观念一样，自然灾害中的水、旱、风、虫、疫、霜、雪、火接二连三地降临了。晚清后50年里，仅见于官方记载的受灾地域就闭达18111万州县次，具体到一个省，如直隶，受灾的村庄达到20万个。在所有的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严重。晚清后50年里，中国全国发生水灾达236次，海河流域涉及的受灾地域达3237州县次，每年平均有40个州县淹没在浑浊的洪水里。长江流域也连年洪水泛滥。而“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流经中华帝国腹部的黄河，是这个星球上最古怪的河流。它是哺育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同时也是扼杀人类生命的最凶残的凶手。它那独一无二的金黄色河水冲击出太平洋西岸的大平原后，两岸脆弱的河堤因抵挡不住年年抬升的汹涌河水而一次又一次地溃决。晚清末期，这条大河平均两年便大规模决口一次，有的年份一年决口数次。开封西北三十里堡黄河堤防的一次决口瞬间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没，数百万人失去生命。1898年6月，黄河在山东东阿县决口，附近的数县一片汪洋。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本年黄河水之大，雨水之多，为数十年未有，而灾情之重，灾区之广，亦为近数十年所罕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第231期，中华书局，第17页。）
然而，对19世纪末帝国农民的生存威胁最大的还是旱灾。那一段时间，全国连续发生的大旱达140次，就连湖泊纵横、河流密布的帝国的南方也频频告急：江山县大旱，河流枯竭；镇海县大旱，舟楫不通；萧山县大旱，河床裸露；镇河县大旱，稼禾尽焦；四川连续发生“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饿殍，惨绝人寰。更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帝国的北方，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受灾面积之广、灾民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河南“自春至夏，雨泽逾期，旱象日见”，山东“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无处不旱，“待赈饥民逾六百万之众”。陕西渭河流域40个县受灾，“死亡枕藉”。
靠天维生的帝国农民的生命极其脆弱，天若数月不下雨，他们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后几十年因为天灾死亡的农民的数字无从查考，但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地震，死亡28万人；直隶水灾以及河北大水、甘肃大旱，死亡1500万人；黄河决口、蝗灾波及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死亡800万人安徽、陕西、山东旱灾，死亡1000万人以上。光绪“丁丑奇荒”中，仅山西一省就死亡500多万人，这个数字占该省总人口的1/3。
没有死的帝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逃亡。山东黄尘滚滚的土道上，河南荒芜的田野上和河北干涸的河床边，数百万流民在绝望中行走。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无泪。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家食过小孩数个者，有一人食过九个人肉亦自死者”。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灾难，帝国政府通常的赈灾办法是设立“粥厂”。北京六门外的“粥厂”调拨官仓大米15万石。但是，在帝国的国土上依旧有越来越多的灾民饿死在城墙之下、荒野之中。对于上千万的灾民来讲，“粥厂”无异于杯水车薪。帝国政府害怕发生“民变”，于是禁止流民流动。清代学者俞樾的《流民歌》云：“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回？欲归不可田无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清）俞樾《流民歌》，转引自《晚清遗影》，孙燕京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0页。）
摆在濒临饿死的帝国农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等待死亡和铤而走险。
聚集在黄河两岸这个帝国北方人口最密集的耕作区里的农民，皮肤颜色与那条大河一样，性格特征也和那条大河一样。
19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饥民万千成群，鲁南十余万饥民向苏皖流徙，然后又流回原籍。从山东曹县流动到开封的饥民被遣送回乡的有7万之众。河南虞城童振青带头闹事，安徽涡阳刘疙瘩、牛世修也带头闹了，这是走投无路的帝国农民铤而走险的信号。
朝廷立即传电指示江南、安徽、山东、河南和直隶五省迅速调遣兵力，“合力剿办”。而那支已经被帝国平原县令蒋楷率领的官军打散了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此时又重新纠集起队伍，而且队伍还是最庞大的。当官军出动与这些造反的农民接火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些造反的农民所做的最激烈的事情是毁坏教堂、追杀外国传教士和入洋人教会的中国教民。他们的口号竟然是充满“爱国精神”的字眼儿：“扶清灭洋”——饥饿的帝国农民们标榜他们是来“保卫帝国一统江山”的。而更让官军们尴尬的是，在这些农民高举着的代表义和团的红色旗帜中，居然醒目地飘扬着一面明黄色的巨大帅旗，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大字：“毓”。
明黄色，帝国皇家的专用色彩。
“毓”，山东巡抚毓贤的权力标志。
毓贤，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帝国官员，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从小小的曹州知县开始，最后竟成为世界闻名的“祸首”。虽然他的名字在帝国历史中几乎转瞬即逝，但其暂短的官员生涯轨迹足可以成为一本涵盖中国近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的大书——他是帝国官员中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为人处世极端干练又极端愚蠢。
毓贤在曹县当县令的时候是个有名的贤吏，不贪污，不受贿，“勤政事”，“励操守”。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酷吏”，行刑严酷，杀起人来表情平静自然。他最著名的行为是“为拳匪张目”。——可以说，他是在整个帝国内第一个明确支持义和团的官员。1899年，他接替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此时正是义和团发轫之时。他痛恨外国势力支持下的教会“恃势横行”，就从袒护反洋教的义和团开始，进而成为坚定的“灭洋教即是灭洋人”的官员。《凌霄一士随笔》中说他“其心则不无可谅，不学无术害之也”。但是，在帝国，哪怕是县令一级的官吏，必是饱读诗书之人，在学识上和帝国的农民们比，毓贤可谓“大知识分子”了，说他“不学无术”是站在后人角度上的评价。而在当时，也许正是他的“学问”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了西方的宗教势力对帝国政权稳固的威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与帝国的饥民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后来帝国的官方史册把他列为“祸国殃民”之列，除了外国势力对他的攻击外，他的行为客观上确实把帝国推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清史·本传》中记载毓贤的“罪行”为：“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为‘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大刀会，兴起于山东的另一个农民帮会组织，是发起义和团的几个农民帮会组织中的一个。帝国的一省大员支持蜂拥而起的饥民们，甚至帮助饥民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实乃帝国历史中罕见。毓贤很快被革职的原因，是法国人为帝国居然有这样的官员而“责问”了帝国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毓贤被革职后，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于是来到北京，奔走于各个皇亲贵族政府要员的府邸，大肆为已经形成造反规模的饥民们宣传。他宣传的重点是“拳民神助”，说那些杀洋教士的农民个个有神仙般的“法术”，而得到了“神”帮助的事情绝对是符合帝国利益的。事后证明，当时接受了他的宣传的帝国大员为数不少，而他们都能对帝国历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当帝国政府“需要”义和团的时候，毓贤作为慈禧太后的得力干将被重新任命为山西巡抚。结果是，他在山东没有来得及干的事在山西很快就显出政绩了：他把山西境内的外国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家眷、孩子以及大部分中国教民，统统杀了。
当平原县令蒋楷开始逃跑又由于官军的增援又杀回来的时候，朱红灯跑了，据说是坐着轿子跑的。朱红灯，这个义和团初期的首领，在饥民中威风凛凛。他身披红衣，出门坐轿，前呼后拥——皇帝般的架势是帝国历史上所有造反农民首领的共同特征。朱红灯说：“天下义和团命令你们某月某日到某地，不遵者砍头。”所有的饥民就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他在战斗中跑了，和以后义和团经历的所有严酷的战斗一样，死亡的全是普通的团民。在跑了的朱红灯和义和团团员们开始绝望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那个叫做毓贤的巡抚，把追杀他们的县令蒋楷和军官袁世敦撤职了。朝廷的谕旨是：
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山东义和团案调查资料选编》，转引自《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71页。）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罢免县级官吏的普通文件，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文件，却影响了以后帝国的整个历史。
既然那个叫做毓贤的政府大员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大员的“部下”了。于是，黄色的“毓”字旗在滚滚黄尘中飘扬在了帝国北方干裂的土地上。在长清和荏平，饥民们杀了外国天主教神父，对教民所在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捣毁。在博平，他们一口气洗劫了四个村庄的教民。在荏平县，饥民们烧了张庄，抢走了教民的全部财产。
帝国的农民是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界线”的，更何况世代备受压迫的他们自古就有一旦群而起之就有胆量为天下所罕闻之事的习惯。
朱红灯们的捣毁对象很快就开始蔓延。义和团们需要银子、粮食和其他财物，贫困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劫走教民和教堂的财物已不能满足生存与行动的需求。有史料证明，仅仅在一个月之内，打着“毓”字大旗的朱红灯们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银钱、粮食、棉花、衣物、大车、牲畜等均在他们需要之列。
义和团，这些饥饿的帝国农民瞬间就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1899年年底的一天，对财物的分配不均终于导致了义和团的内讧。朱红灯和其他两个首领争吵，团员们和所有的首领们争吵。在神拳们的一片“杀”声中，朱红灯独自逃亡了。虽然他在逃亡时脱下了义和团的“官服”，并且潜入了夜色中的田野，但还是被义和团团员们抓住了——帝国的农民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一样熟悉他们的土地。另外两个首领也被义和团团员们“送了官”。12月24日，朱红灯等三个义和团首领被押往山东省城济南，当日就被砍了头。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已经在“戊戌政变”中进入了帝国历史的人物，继毓贤后出任山东巡抚。他与毓贤的区别是，他杀义和团，而且杀得十分凶狠。对于精通军事的袁世凯来讲，和几个饥民作战不用费什么力气。他坚决地维护地方治安，鼓励每个村庄组织自卫武装，孤立到处流动的义和团并且分而击之。他发布通告：凡是“团匪”，格杀勿论。于是，没过多久，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山东义和团的消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被史学家们忽视了的一个情节：山东下雨了。
1900年4月，正是义和团“举事”的那个地界——直鲁交界处，春风鼓动起一片片云彩后，“老天爷”下了一场透雨。饥饿的农民们立即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无论如何，庄稼能够生长起来，比当拳民要美妙得多。中国农民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生活观效果极其明显。用不着袁世凯“格杀勿论”，农民们很快就变得温顺起来，他们终于可以在雨后的土地里播下种子，并且可以欣慰地想像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们肚子鼓胀起来的样子了。
但是，山东那片有雨的云彩没有飘到仅百里之外的河北。河北全省自开春以来依旧滴雨未下。农民们播种的希望和所有的憧憬眼巴巴地等空了。
义和团运动进入了河北。
河北的义和团，是造成不久以后帝国巨大灾难的主力军。
河北义和团告示一：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增福财神李告白》，载《义和团》。）
河北义和团告示二：
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联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载《义和团》。）
河北义和团告示三：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不焚香，蔑视五伦。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万神兵，传教义和团神会。待借人力扶保我中华，待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后，即降时雨。（《文汇报》编《义和团起义》，第9～10页。）
天不下雨，是那些传播和信奉外国教义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所犯的罪孽亵渎了中国的“神”的后果。不承认祖先和父母值得尊重的地位而只“孝敬”上帝，不信孔子或者其他中国的“神”，强行占据土地建教堂，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胳膊上有颜色极不正经的毛，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成了一个事实：洋人是邪恶的妖魔，妖魔使帝国土地上的庄稼遭了殃。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无论是将信将疑的还是坚信不疑的帝国农民，一致兴奋地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全都对生活绝望了，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发泄不满的进攻目标。
他们高唱道：“义和团，为了王，今年的棒子长得强！”
干柴烈火，风起云涌。大批绝望的河北农民加入了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产生出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
1900年，帝国北方的农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义和团团员们成群结伙地挨家挨户“征米面”，没有一户人家敢于拒绝。有了粮食，搭起炉灶，支起大锅，所有的人一块吃，食物翻煮的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于是更远的饥民也跑来了。登上个名字，再叩个头，就算“在了拳，吃上了饭”。
有外国传教士问那些表示愿意入教的帝国农民“为什么要信奉天主”，农民们的回答是：“给钱给粮咱就信教，不给钱我还饿着就闹教！”
帝国农民的骚乱引起了外国人的警惕。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把帝国土地上出现的一个叫做“义和团”的农民组织的反洋倾向，向英国的外交大臣做了书面汇报。他在汇报中特别谈到中华帝国的气候问题：“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预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讲不啻天赐良机。当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时，贫瘠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但是，此时的窦纳乐依旧很乐观：“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5月第一版。）在窦纳乐信的后面，附有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贴：“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过不了多久，包括窦纳乐在内的所有洋人的乐观的情绪就会被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扫而光。
帝国的农民带着饥饿、悲伤、愤怒和离开土地的绝望，他们操起刀枪、铁铲、镐头、粪叉，甚至只在木棍上绑上一把女人用的剪刀，转瞬间就变成了不论什么名义的造反者了。
4、洋人不是人
义和团的农民们认为，洋人的眼睛之所以是蓝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伦理道德的结果。因而，洋人不是人。
中国人对洋人的鄙视，显然最初来自于对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洋人之前，中国人曾经强烈地认为，除了中华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类似人的动物，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蛮夷”地处文明边缘的、愚昧野蛮的“人”。这些“类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脑袋，小身子，三个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没有五官，脸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会说“人话”，只会牛一样地吼或鸟一样地鸣。后来，西方的洋人们真的来了，虽然他们组成“人”的各种器官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条腿和一个鼻子，但这些看上去像“人”的家伙们实在是丑陋不堪：苍白和带有红斑的皮肤，红色或者黄色甚至是白色的头发，蓝色、褐色或者杂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窝，高高耸立的如同某种鼠类尖吻的鼻子。洋人们的所有特征无不证实着中国人的猜想：洋人和野兽很接近。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始见大批真正的洋人。有一位叫做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见的英国士兵：
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182页。）
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人倒下的多，洋人倒下的少，但是作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两江总督裕谦对英国人不能弯曲双腿的事情还是给予了证实，他在给帝国政府的奏折中说：“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
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由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撰写的《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书(日本人译为《支那人气质》，中文译为《中华民族特征》)，记述了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体会：
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周围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种他人低贱、我自尊大的气氛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如在恩赐我们，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0～71页。）
史密斯，美国传教士，生于1845年，死于1932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年代里，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之久，和其他洋人一样，他在中国饱受了中国人的轻视。
中国人对洋人的服饰十分看不惯，认为他们的服装紧紧地包裹在身上，显然是没有更多的布的缘故，于是永远是一副寒酸的样子。他们西服的巨大的领口露出内衣，而燕尾服在屁股后面开一个大缝，还钉着根本没有用处的两颗扣子，简直不成体统，莫名其妙！至于洋女人穿的那些有伤风化的衣服，就更别提了。
洋人居然听不懂中国话！任何一个洋人，如果听不懂中国话，连中国的苦力都会看不起他。洋人们常常看见中国女佣人在吃吃地窃笑，原因是：瞧，他根本听不懂！洋人听不懂中国话，即是听不懂“人”话，显然是智力低下的原因。
洋人们没有礼貌。他们不会作揖，不会磕头，不会像“文明人”一样走路不紧不慢地踱四方步，他们永远匆匆忙忙的像没头的苍蝇。一个据说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会见中国的官员，中国人跑出来想看看这位洋人的豪华仪仗，结果中国人只看见了两辆马车和一个仆人，据说那个仆人还兼做厨师。中国人在极其失望之后就有了极度的轻视。
洋人不懂得生活的规矩：兔子一样吃生冷的蔬菜，狼一样吃生冷的肉。洋人的身体看上去苍白得令人害怕，他们无论年龄大小都拄着拐棍，青天白日还打着雨伞。洋人们卷曲的头发永远别想编成一条像样的辫子。洋人不会吆喝牲口。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由于不会用中国人的“吁”、“驾”等吆喝牲口的话，结果弄得给他们驮炮的中国骡马满街乱跑，引得中国人在一旁看着，直觉着洋人怎么这么笨。
洋人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他们经常男女搂抱在一起扭来扭去。他们在公开场合放肆地亲他们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的脸蛋。
洋人们没有孝敬父母的观念，这也许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的来历不明确，因此他们眼睛的颜色很不正经。
洋人们带来的一些机巧的东西也着实让中国人不知说什么好。马蹄表、火柴、玻璃、洋布——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的实用性，而在于这些东西都传达出一种说不出来的稀奇古怪的氛围。中国人至今对这样的洋玩意儿依然备感新奇，但往往又用斜着的眼神将其视之为：洋里洋气。
保龄球和桌球——1882年3月《申报》有《观打弹记》一文，写道：“打弹之戏向惟西人为之，华人有窥之者辄遭斥焉。今则华人亦皆能为之。”（《申报》1882年3月3日。）保龄球为“大弹”：“大弹则心力俱准，一举而击倒十椿。”桌球为“小弹”：“小弹则曲折如意，一手而连数十。”（《申报》1886年4月6日《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6月6日《论华人习西法之弊》。）但是，不管“大弹”、“小弹”，到了中国人手里，立即成了赌博的玩意儿。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更加认定了这样一条信念：洋人的玩意儿定会伤风败俗。
电灯——中国人最初看见电灯的反应是充满恐惧：“创议之初，华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徐珂《清稗类钞》第12册《电话器电灯》，第6038页。）但是，没过多久中国人又喜欢上了电灯。洋人在街上竖起了几盏灯，中国人上街欣赏。1882年11月7日《申报》载《论电气灯之用》一文这样报道：“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无秉烛之劳，游观灯之乐。行者，止者，坐于榻，倚于栏者，目笑而耳语者，口讲而指画者，洵可谓举国若狂矣。”（《申报》1882年11月7日《论电气灯之用》。）
眼镜——在中国人眼里，眼镜第一位的功能不是纠正视力，而是一种新奇的时髦装饰。《清稗类钞》记载：“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第6219～6220页。）
让中国人惊讶的还有西洋的照相术。1885年王韬日记记述：“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王韬日记》1858年10月25日，第23页。）1883年《申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把目前政府选拔官吏时被选拔者必须亲自到京接受“验明正身”的制度，改为政府查看被选拔者的照片即可，说这样可以杜绝官场上的行贿受贿现象。结果，一个参加选拔的候补官员认为既然让交照片，交上一张就是了，于是在街上买了一张洋人印刷的美女照片送了上去，奇怪的是，他被帝国政府选中了。（《汪穰卿笔记》曰：“某部试录事，试日，印结之外需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检之，乃有一女照片，大惊，然其人已取矣。复试日，俟其人至诘之，直认为彼所交者，且曰：吾平生未照相，而此间乃须此，期又迫，姑购诸肆，乌知其为男欤女欤！”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39～40页。）
洋车的输入，令中国人的情绪更加复杂。1874年中国报纸就有广告：“有外国小车出赁”，“格外奇巧，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雇用”。所谓“外国小车”，就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人力车，中国人俗称“洋车”。此车胶皮两轮，需人拉，车夫快跑如飞，风雨无误，百年之内一直是中国城市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来到中国的洋人无不坐此洋车。中国从此多了一个平民行业，此行业百年来养活了不少中国贫民，还养活了不少靠卖文度日的中国文人——那些乘坐洋车的洋人指路时用文明棍敲中国车夫的毡帽，催促车速时则用脚踹中国车夫的后脊梁，此种种帝国主义行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描不完写不尽的伤感素材。
洋人无论如何是低贱的，他们就是把中国车夫的洋车砸了，中国人在骨子里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中国著名的一部话剧中的著名的一句台词可以为证：以装神弄鬼为业的穷极潦倒者唐铁嘴在向国人演示他是如何把英国人制造的海洛因放在日本人生产的松软的烟卷中时说：“东洋的烟卷，大英国的白面，洋人们一块儿侍候我一个，这不是福气？”——这部著名的话剧就是在中国久演不衰的《茶馆》。
从帝国的官员到帝国的农民，他们对洋人鄙视的观点惊人的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因此，对于洋人的一切，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剔除的。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的摔伤“豁然痊愈”。同样不愿意“侍候洋人”的帝国官员是另一个需在总理衙门“上班”的邓承修，他上奏朝廷坚决要求免去自己的职务，说他“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意和洋人打交道。大学士徐桐——以后帝国悲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的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自己府邸的大门用砖头堵上了，并在门上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以鬼为邻。1860年，洋人的军队攻打北京，亲王僧格林沁把联军的代表二十多人骗到他的衙门府里捆了起来，三天不给饮食，审问的时候发出手谕，让百姓自由前来观看。帝国的官员们官服整齐，脖子上挂着朝珠，左右卫兵均挎刀执戈，再把洋犯人带上堂来。联军的代表刚提出抗议，僧格林沁亲王就用热烟袋锅子敲洋人的脑袋，让洋人按照“天朝制度”跪下。这20个洋人的枪支、勋章和马鞍等物件，被亲王一一“缴获”运往颐和园展览，展览的地点是一个叫做“光明正大殿的殿堂。
中国民间对于“侍候”洋人的中国人也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中国人认为，“通晓洋务者”多是些“市井无赖”，凡是充当驻外大使的中国人都是“令人齿冷”的没有骨气之人。《清代野史》记载，某君奉命出使外国，有人质问：“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他出发离乡的时候，观望的乡亲们议论道：“什么钦差，汉奸而已！”一个官员跟随帝国驻俄大使出使，临行时亲友们为他饯行，宴会上这个官员竟然“向之垂泪”，说此宴会“无异于易水送荆轲”。郭嵩焘是帝国外交史上著名的驻外大使，当年他奉命出使英国时需要招募十几个随从，举国竟然没有一人报名。他从英国卸任回来，乘船返回湖南家乡探亲，“湘人见闻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于是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外交小史》之《清流党之外交观》，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80页。）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一个回到国内的驻外大使不但应该受到严厉的声讨，而且连他乘坐过的船也要被烧毁，他简直就不是中国人了，而是一个思想沉沦、道德尽丧，并且携带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对于帝国的农民来讲，他们看到的洋人仅仅限于外国的传教士。
19世纪末，在中华帝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约有三千二百多人，建立教区四十多个，教会六十多个，入教的中国教民达八十多万人。这八十多万教民入教的原因几乎都涉及吃饭的问题。但是，中国教民中也确实有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动机有点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势力，所以认为只要入了外国的教会，当上“上帝”的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山东郯县神山堡有个做小生意的农民叫做杨清贤，他解雇了他的一个行为不轨的小伙计王方凯，王方凯随即入了洋教，从此到处欺压百姓抢吃骗喝。为了报被解雇之仇，他把杨清贤的一头驴推到井里淹死了。杨清贤告到县衙门，因为证据明确，县衙门把王方凯拘捕了。谁知道，县令还没来得及审问，传教士戈卫德就找上了衙门，说衙门抓的是“他们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诚的基督徒放了”。县令立即把王方凯“无条件释放”了。杨清贤到县衙门责问，县令说：“没有办法，硬不过洋人。”杨清贤问：“我的驴怎么办？”县令说：“你看着办吧。”杨清贤回到村里时，王方凯正带着一伙教民拿着棍棒堵在村口谩骂，于是杨清贤就“看着办”了：他找到义和团，一把火烧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
类似事件在山东、河北两省屡见不鲜。史料统称为“民教不合”。所谓“民教不合”，实际上就是教会和不信西方宗教的帝国农民的冲突。因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传教士，都享有“治外法权”，即使触犯了中国的刑律，帝国的各级政府也无权过问，一律得交给教堂处理。而被称做“二毛子”的中国教民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在教会的袒护下，犹如洋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特权。于是，在义和团已经形成势力的时候，帝国的农民们要“灭”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
无论今天的学者们如何评价农民们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到处造反的行为，在那段历史中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那就是外国列强对帝国领土的公开侵犯和对帝国尊严的公开侮辱激起了帝国民众的广泛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
1900年，激起帝国农民愤怒的是德国人。
19世纪的结束，同时也是英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世界各国军事能力的发展，“日不落帝国”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力量了。非洲正在进行着“布尔战争”，英国官兵被当地的土著农民打得到处躲藏；而在那些已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托管”地，殖民地管理的混乱和当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现的水灾和教派之间的冲突、经济濒临崩溃的西印度群岛、热病流行的尼日尔地区以及乌干达、埃及、苏丹、锡兰、新加坡、香港，还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群岛等等——英国人把象征欧洲文明的铁路和桥梁带去了，但是，几乎所有“托管”地内的农民依旧在延续着他们原始的耕种、打鱼和采椰子的生活方式。“日不落帝国”走向下坡的趋势已经显露，这让所有的西方人都感到幸灾乐祸。
德国人感觉良好。就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讲，德国的工业产值为世界第三，全球贸易额为世界第二。德国国会刚刚拒绝了英国首相“建立英德军事联盟”的建议，原因除了德国公众对英国的普遍敌意之外，还有德国国会议员们“暴风雨般的抗议”。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快发展海军舰队的法案，“以使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这个法案向全世界宣布了德国人决心主宰世界的决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德国在争夺中国方面不能落到别的国家后面！”——德国皇帝明确地指示他的海军将军。于是，当德国皇帝得到德国的两个传教士在中国的山东被农民打死的消息时，兴奋异常，他立即派遣舰队向中国进发——19世纪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的入侵寻找借口。
山东，中国北方一个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岛，性格倔强暴烈的农民世代耕种的良田沃土，从19世纪最后的时刻起，那里成了德国人在中华帝国的“桥头堡”。德国军队把德式铁路、德式洋房、德式教堂以及大批的德国传教士带到了帝国的山东，这一切连同在村庄密布的广大乡村里身穿黑色衣服的德国传教士以及跟在传教士身后信奉德语解释的“上帝”的中国教民一起，形成德国历史上第一块东方“属地”的奇异风景。
山东农民对德国人占领自己的土地有着压抑不住的愤慨。德国军队的到来使在这里传教的德国传教士们顿时有了一种“翻身”的感觉，原来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现在可以公开干了。“巨野教案”的起因就是这个县里的21名传教士都参与了搜刮民财的行动，并且有的传教士还“奸污妇女”，但是，德国军队来了，不但没有追究传教士的责任，反而逼迫帝国政府处理了几个地方官员，把几个中国农民的脑袋砍了挂起来示众。没有什么比异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更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了，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帝国农民却懂得“亡国”这两个字的意思。他们在走村串户的说书人和戏班子那里知道了不少种族、国家、政权、君臣和百姓在对抗异族入侵时发生的悲伤而壮烈的故事，无论是“岳母刺字”还是“十二寡妇征西”，在这些帝国农民惟一能够获得的关于“失地”、“正义”和“邪恶”的历史教育中，最蒙昧的农民都会想像到亡国后的景象，只要他能听得懂瞎子艺人吱扭扭的胡琴声和土台子上脸谱后面发出的呜呀呀的吟唱。义和团杀洋人，在相当意义上是受这种想像的刺激。
对此，帝国官员御史刘家模说道：“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势，人心激愤久矣。每言及中东（中华帝国和东洋日本）一役，莫不怆然泪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12页。0
一旦帝国的农民真的要“举事”了，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们立即就没有了任何招架之力，只有等待被宰割的命运。而那些跟随军舰进入帝国领土的外国官兵们，也只能缩在据点里，因为他们的数量和呐喊着的帝国农民相比，犹如狂风里的一粒沙土。
义和团团员们把他们要“灭”的人分为三等：洋人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教民，被称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称为“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义和团遇到便“杀无赦”。
义和团杀人，和初期的随便抢掠不大一样——“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的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但是，普通的帝国农民，杀起人来如此厉害，没有观念上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出的——“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帝国的农民们认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这是一场“神鬼之战”——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已经被帝国的农民“非人化”了。
“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最激烈处，不是发生在正战斗着的京津地区，而是发生在山西省，其原因很简单：在山东因为偏袒义和团而被免职的毓贤因为“突出的爱国情绪”而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这位帝国大员对其下属言：“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0页。再见许指严《十叶野闻》。）“鉴帅”即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的前任巡抚。张汝梅调职后，毓贤接任。毓贤到山西上任后，义和团很快就跟到了山西。毓贤就任山西巡抚的时间是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原本没有义和团的山西省内的城镇乡村里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山西省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而突然振奋起来。
第一起袭击教民的事件发生在洪洞县的范村，义和团袭击了一个姓苏的教民家，抢走了苏家的全部财产，然后把抢来的财产分给了围观的群众。接着，平阳府的教堂被烧毁。毓贤命令太原的铸造工匠精造大批钢刀，刀上刻上“毓”字，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饥民。他和义和团的首领有个“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是毓贤掌握。
太原城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遭到义和团攻击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里先是受到石头块的打击，很快，火焰烧了起来，杀声连成一片。在教堂里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11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七位修女、几位牧师和三十多个在教堂里等待看病的病人全部被义和团围困。半夜的时候，男人们决定突围。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背着孩子和女学生逃到了大街上，他们在石块的打击下四处逃散，结果，一个叫做库姆斯的女教师和两个中国女学生被义和团抓住。义和团团员们的石块雨点一样地砸向她们。最后，义和团把两个中国女学生拉走，把库姆斯扔在火堆里。第二天，两个中国教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库姆斯烧焦的尸体从火堆的灰烬中找出来，埋葬在教堂后的花园里。
接着，毓贤下令，为了所有外国传教士的“生命安全”，他们必须集体“转移”。但是，他们最后被关在了一所院子里。毓贤亲自审问，实际上只是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只有一句话：杀。那天，根据毓贤的命令，一共杀了44名外国人。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37～38页。）
毓贤，这个帝国的省级大员，在帝国以后的历史中还会出现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叙述他面临死亡时的情形——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他正忙着目睹别人的死亡。
在19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东方一个庞大的帝国里，洋人不是人。
5、 飘浮的神灵
洋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帝国的农民如此仇恨他们，并且在战斗的时候面对枪弹能够如此不顾生死地前赴后继，如果没有被一种“非自然”的力量所控制，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因此，洋人们一直想弄明白，帝国的农民所信奉的“神”到底是何许人也？此“神”有什么样的来历？有什么曲折动人的历程？属于何种宗教体系？
洋人们的思索所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帝国的农民并没有共同承认的“神”，但中国到处都有农民信奉的“神”。
义和团的前身是“神拳”，义和团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民心中的“神”。中国农民的“神”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神”。
如果开列出中国人所信奉的“神”谱，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成员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庞杂而臃肿：有在中国历史中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帝王将相、公主贤臣、江湖异人、绿林好汉；有长久地生活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神功武士、佛道大师、侠客强盗、贞女烈妇；有中国文学作品中创造的人物——天地诸神、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阴魂精灵；有自然界中的生物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东西——植物动物、天上星斗、地面顽石、大河小溪。
在流传至今的义和团的史料中，出现最多的“神”大约有四类：一、佛道教及其民间教门崇拜的佛祖神仙，如释迦、弥勒、菩萨、观音、济公、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张天师、元始天尊、金刀圣母等；二、唱本戏剧中的英雄豪杰，如刘金定、樊梨花、鲁智深、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等；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姜子牙、孔子、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岳飞等；四、自然神和自创神，如天地日月、雨雪星辰等。
以上诸神几乎包括了中国农民所信奉的“神”的各种类型，天上地下、各朝各代、鬼魂幽灵、神话传说，甚至当代人物，都集合在义和团的旗帜下，成为帝国农民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泉。而令人惊诧的是，这些帝国农民自己指定的“诸神”居然能够融洽和睦地并存在于一个集体之中。
《凌霄一士随笔》言：“义和团诸坛所供之神，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纪小唐，小说《升仙传》中的主要人物，为“济小唐”，而《儿女英雄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为“纪献唐”，学界和民间都认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当时的帝国官员年羹尧。帝国的农民们把两部小说中的人物给弄混淆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跪拜。尤为离奇的是，在义和团所供奉的“神”中，竟然还有帝国的官吏——“祁相国”。“祁相国”，指山西人祁文瑞。祁文瑞，清代道光年间的军机大臣。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时候，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者。被义和团同时供奉为“神”的还有帝国军队的军官李秉衡，此人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和毓贤一样，也是一个坚定的“反洋派”，杀起洋人来气贯长虹。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一律有激烈的“平倭之举”，这是帝国的农民们把他们统统列入“神”谱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