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严重忽视的一天
中国人严重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天：农历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历1899年12月19日。
这是一个距离19世纪的结束只剩下不多时光的日子。
如果仅仅从历法的角度上看，无论西历还是农历，这一天都是一个没有特别意义的日子。然而，就是这一天，在位于世界东方的庞大的中华帝国里，在帝国京城重重宫墙严密遮裹着的皇室里，却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件。
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越是容易对悠久的历史掉以轻心。当中国人的一双黑眼睛眯起来，要向世界提及自己5000年历史的时候，历史的事实常常因这个民族虚幻情致的浸染而被叙述得满纸帝王将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飞花柳絮。但是，在19世纪即将与20世纪交替的日子里，在中华帝国内发生的却的确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最恐怖与最悲伤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导致了一个民族和一片国土的严重受伤。
1899年12月19日，正是在这一天里，整个世界窥视中华帝国的猎人式的目光与这个帝国向外部世界打探的好奇的双眸，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踌躇之后，终于相互对视了。在这一对视的瞬间，无论是西方浅色的还是东方深色的瞳仁里，都映射出某种难以言表的心态，这种心态复杂得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时的思维模式，影响着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之一的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理念——尽管后来乐观的中国人几乎将100年前的那个帝国的早晨完全忘掉了。
那是一个寒冷阴暗的早晨。
入冬以来，这个庞大帝国的整个北方不曾下过一场雪，荒凉萧瑟的田野无边无际地裸露在凛冽的天宇下。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长时间地袭击着帝国的都城北京，京城内高大结实的灰色城墙上是漫天的黄尘。早上的时候，天似乎阴得更厉害了。肮脏冷清的街道两边的铺子大都还没有卸下表示营业的门板。一个穿着蓝狐毛领缎袄的官员骑着鬃毛上装饰着红色丝线的矮小的马正要去衙门。他在寒风中像是咳嗽似的嘟囔了一句，因为街道当中躺着的一个冻僵了的乞丐弄乱了他坐骑行走的节奏。除此之外，这个早晨是寂静的。只是，在破旧的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出现过一阵小小的骚乱——早已在城外等待进城的外省客商、本地的小贩、驮煤的骆驼队和插着皇家黄色小旗的拉水骡车混杂在一起，争抢着狭窄的进城通道。暴露在帝国冬天冷风中的所有的中国人都穿着几乎是同一种颜色的棉袍——厚重的灰色或黑色，人与他们头顶上铅色的冬云和谐地融合成了一体。越洋过海来到这个东方帝国京城里的洋人们常说，虽然中国北方的纬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冬天里中国人御寒衣裤之臃肿世所罕见，使他们远远地看去像被棉花和布匹包裹着的球，以致洋人们认为，冬天里的中国人如果跌倒就很难自己爬起来。
在这个阴冷的早晨，帝国皇宫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沉重地打开了一道缝隙。
位于京城中央的紫禁城的宫门几乎终日紧闭着。几千年以来，这个统治着世界上最广袤的领土和最众多的人口的帝国的皇室与它的臣民们被世界上最高大厚重的围墙隔开，一直孤独而神秘地生活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紫禁城不是帝国处理国家公务的机构，而是皇室的私家庭院。皇室之外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有皇族血统的人，很少能够进入到皇宫里面。少数执掌政府机构最高级最核心权力的官吏们每天到皇宫里帮助皇帝履行统治帝国的职能，但他们也只能到达皇宫内宫的围墙之外。在1899年的这个冬天里，即使是帝国国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也仅仅龟缩在皇宫内城外西南角落的一排低矮的平房里，其规模看上去还不如皇室里的宠物间。其时，帝国政府的所有职能机构，全部设在皇宫之外，能够进入皇宫，是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些因为某种原因得到皇帝的赞许且特别恩准进入紫禁城“瞻仰天颜”的帝国功臣，会早早地穿戴好表示自己官阶的全套锦绣官服，外面披着皇帝恩赐的黄色马褂，天色还没亮的时候，就候在宫门之外，紧张地等着宫门内皇家侍卫低声呼叫他的名字。然后，上面排列着金黄色巨大门钉的宫门沉沉地打开了，这时候，即使曾统领数十万军队征战于遥远疆场的强悍的将军，也会由于激动和恐惧而双腿战栗。不是皇室的人走进了皇宫——这种人世间少有的奇闻会像罕见的天象一样在帝国的土地上迅速地流传，成为帝国政治事件中的美谈——紫禁城那红色的宫门是帝国臣民的天堂之门。
然而，1899年12月19日这天早上，走进紫禁城皇宫的，是一位提着一只巴黎风格的精巧皮箱的金发碧眼的洋人。
法国医生多德福顺着深邃的红色圆顶门洞进入皇宫的时候，双腿没有战栗，只是，眼前的景象令他困惑万分。白玉基座托举着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高高耸立在帝国灰色的低云下，呼啸的风在空旷的庭院里撞击出一种低沉压抑的共鸣，那些年龄在百年以上的老树在风中缓慢地摇动着，而弥漫在每一块砖石上的肃杀都令这个游历过许多国家的法国人感到头晕目眩。也许从东方流传到西方的关于这个古老帝国和这座神秘皇宫的传说太多了，或许那些传说中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内容太多了，以至于多德福从进入紫禁城皇宫的那一刻起，眼前就现实与幻觉慌乱地交织在一起了，这严重地影响了这位法国医生的情绪。
作为医生，多德福在这个帝国里医治过对西医绝对不信任的中国人，虽然那些中国人死也不肯喝下一小勺他当做镇静剂使用的白兰地，但他自信有对付由于痛苦而焦躁不安的经验与耐心。今天，进入帝国紫禁城的“出诊”将是他行医以来最奇异的一次经历，因为他不仅要诊断出一个中国患者肉体痛苦的原因，他还要由此诊断出这个帝国政治病变的原因。
在前面引路的太监深深地躬着腰，多德福没能看见他的脸，但从他脑后垂向腰际的那根灰黑色的辫子却加深了多德福的不安。对于这个帝国，对于中国人，多德福都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陌生，他觉得这座皇宫里的每一根圆柱的后面、每一处围墙的暗影里都有一张正在审视他的面孔。此刻，那座他要去的小宫殿出现了，卧在宫殿门口和飞檐上的那些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铜铸镏金的野兽，正一齐朝他这个面目古怪的洋人怒吼着。
懵懵懂懂的多德福和他的翻译看见了一片已经结了薄冰的水面。穿过一条跨越水面的小石桥，多德福知道自己已经到达那个叫做南海瀛台的小岛了。孤独的小宫殿就在岛上。
领路的太监推开一间小房子的门，向里面指了指。
尽管和大多数洋人一样，这位法国医生在宫外已经听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皇帝现状的传闻，但是，眼前的景象还是出乎了他的想像。
小房间里很暗，很冷，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窗户上不是镶着玻璃而是糊着纸张的缘故。多德福注意到这间房间窗户上的纸张有几处已经破损，寒冷的风就是从那里吹进来的。靠里面的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个人。要不是太监用手势再三示意，多德福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个面色苍白、瘦弱不堪的男人就是正统治着中华帝国的光绪皇帝。中华帝国此时领土广袤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东起太平洋西岸，北到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荒原，南到长满椰林的南海小岛，西至亚洲大陆的沙漠腹部。人口4万万。
多德福叽里咕噜地让人把破损的窗户遮挡一下，然后让中国的皇帝平躺在床上，开始解开他的衣服。
太监尖叫起来。在中国，没有人可以这样触动皇帝的身体。即使是皇宫里的御医也只能跪在皇帝的帐外，通过一根缠绕在皇帝手腕上的丝线来判断皇帝的脉搏状况。而现在，中华帝国的皇帝被一个洋人脱下了衣服。
光绪如一具僵尸。
关于中国皇帝“龙体欠安”的传闻早在一年多以前就被帝国政府用正式通告的形式所证实。通告的内容是：皇帝的身体出了某些问题，为此政府向天下征召“名医”。尽管通告中没有特别指明，但是很显然，征召的范围并不包括外国医生——中文中的“天下”一词实际上仅限于中国版图之内。
通告发布的时刻，正是中华帝国的政治极端混乱的时刻：帝国的知识分子在皇帝的支持下发起的一场试图改变帝国政体的运动刚刚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这场运动直接威胁了一个女人的权柄，这个女人在最后的时刻动用了帝国最精锐的兵勇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文人们除了侥幸逃亡的之外大部份被砍下了头颅。由于这场运动几乎动摇了帝国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触及到了帝国社会几乎每一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痕迹。一年多以来，关于帝国前途的传闻如常常弥漫在帝国天空中的沙尘一样笼罩在这片土地上。因此，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那位叫做光绪的皇帝的病情之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不祥之兆。
按照帝国皇室活动的规律，再过几天就是京城百姓得以瞻仰皇帝“龙颜”的时刻了——每年年底的一天，中国皇帝要率领皇室的男性成员和大臣们到皇城外的皇家寺庙祭祀祖先和苍天。这个仪式自古以来就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政治上再次向世界确立这个政权如同天地一般稳固；二是再次向臣民证明当今说一不二的皇帝健康地存在着。
但是，在今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一个消息自紫禁城的皇宫悄悄地传了出来：今年皇家祭祀可能取消，原因是皇帝病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说明皇帝已经病得连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机会都准备放弃了。最能证明这个传闻的是从非官方渠道散布出来的一则据说是一位广东籍西医对皇帝病状的描述：
常患遗泄，头疼，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然有病，肺部不佳，似有痨症。面部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屈桂庭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载民国二十五年《逸经杂志》29期。）
这是一份足以令任何医生头疼的病情描述。往乐观处分析仅仅是有点消化不良，往悲观处分析每一条都是生命垂危时的弥留状态。而蹊跷之处在于，对中国皇帝病情议论得格外激烈并且特别出格的，不是来自中国人聚集的地方，而是来自京城东南角一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而在这块不大的地方里居住的全是“稀奇古怪”的外国人——无论是中华帝国皇帝亲自颁发的普告天下的诏书，还是帝国政府官方发布的政治与外交文件，都宣布说皇帝的确生病了，可是，住在这个帝国领土上的洋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中国的皇帝很健康。这一事件进而发展到以英国公使为首的数国驻华公使联合提出要派出外国医生，“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用“当今医学领域最新的科技成果”给中国的皇帝进行“肉体上的体检”。更为离奇的是，这个无论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中，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上，都属于极其蛮横的要求，竟然在各国公使与帝国政府各级官员间的反复争执之后，被准许了——英国和法国公使的态度明确而强硬，他们对帝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说：我们不是为了给中国的皇帝看病吃药，我们只是觉得贵国宣布皇帝生病的举动有点离奇。我们奉我们国家政府的指令，我们必须检查中国皇帝的身体。
于是，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了中华帝国的皇宫。
多德福给中国皇帝体检的“家伙”，无论是听诊器还是压舌板，在皇宫里的太监们看来都是一件件谋杀的工具。这个洋人竟然扒开中国皇帝的眼睛看，在中国，这是检查一个人是否死亡的典型动作。
光绪皇帝居住的瀛台是独立于皇宫的一个角落。它位于皇宫的西面，从那里到达皇宫内部，需要通过数条被高大红色宫墙隔开的通道。这一天，寒冷的风在这些通道上猛烈地扫荡着，飞扬的尘土中，通道上来回走着神色惊慌的太监们，匆忙的步态使他们的身影犹如旋转在风中的枯叶。他们除了要向宫里的每一个人传播外国医生古怪的一举一动以及皇帝可能要被洋人弄死之类的骇人消息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向中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女人，报告那个进入皇宫的洋人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
那个在皇宫里地位和权力都难以明言的女人从这天清早起就面无表情。在她的身后，放着从帝国南方运来的两大缸用以满足嗅觉的奇异水果。她坐在浓郁的香气之中，不动声色地看着探听消息的太监们走马灯似的在她面前的那道高大门槛内外跳进来跳出去。这个女人整个早上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小心着，别让洋人给皇上看出别的病来。
洋人给光绪皇帝“体检”的结果是：中华帝国的皇帝根本没有病。
洋人确实看出“别的病”来了。
洋人最后的结论是：生病的不是中国皇帝的肉体，而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
一个洋人进入紫禁城给中国的皇帝看病，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于是，1899年12月19日，这个被中国人严重忽视的一天，就从这个寒冷而屈辱的早晨开始了。
2、大中国
1899年12月19日，在中华帝国广袤的国土上，生活平静而祥和。
随着太阳的升起，京城的大街小巷开始热闹起来。西北地区的山土货物从北城的德胜门运进来，在集市上已堆积如山。口外肉质鲜美的羊因在冬季里每一天都要大量消费而塞满了交易场。正阳门外的商业大街上停满了客货混载的骡车。当铺和钱庄沉重的棉布门帘被掀起的时候，檀木柜台的古旧气味和炭火的暖气飘散到街上。能够同时供应满汉菜肴的饭铺小伙计也开始在门外大声拉客了。身裹满族或汉族棉装的女人们穿梭在隆福寺的杂货摊位之中。老字号的零售商店雇佣了西洋乐队正在进行大折价的广告宣传。妓女集中的几条胡同里挂着被寒风弄脏了的彩灯。城东的东岳庙今天有大型道场，成群结伙的盛装妇女骑着驴出现在通往广安门外一个香火旺盛的道观的大路上。京城的大路放射状地通向帝国的四面八方，在这些道路上行走着商人、兵勇、脚夫和镖客。
广州今天的天气格外好，衙役们把老爷出行巡视时用的花花绿绿的仪仗摊出来晾晒。
冰封的黑龙江被渔民凿开窟窿，他们把老鼠皮绑在粗大的绳索上捕捉巨大的哲罗鱼，如果百斤以上便可以运往北京的紫禁城内进贡给皇帝了。
扬州市场上的头等蚕丝的价格在这一天还在涨着。
而在喀什，几顶轿子停放在一条水流清澈的河边，苦力在监工的注视下正在卵石中寻找可以献给皇帝的价格昂贵的和田玉。
……
1899年12月19日，看上去和所有普通的日子一样：帝国的官员们正在策划官场上的行贿，帝国的农民们正在盘算明年的收成，帝国的盗贼们正在偏僻的隘口上埋伏，帝国的文人们正在暖阁中集句——悠久历史的大国，山河壮美辽阔的疆土，难道她不该在1899年12月19日如此祥和吗？
世界上虚妄自大的感觉之深，以中华帝国之人为最。在文明发祥绝早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字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汇便是“天下”。这是含义最为模糊的一个汉语词汇。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中国不但是亚洲东部的中心，而且是全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这种错觉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当整个西方世界还是一片蛮荒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已经在他巨大帝国的土地上享受子民冶炼的黄金、精织的绸缎以及香甜的稻米和优美的情歌了。而当少数外国航海者登上东方这块巨大大陆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令人羡慕不已的国度：巍峨的山峰，一望无际的河谷平原，对生活文明的发现与创造。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当西方人第一次明白了盘在中国门柱上的“龙”是一种动物之后，很快就愿意按照中国官员的要求，学习中国人双膝触地式的礼节。他们中的极其幸运者甚至还得到过中国皇帝的接见，他们在中国皇帝面前跪下时的笨拙样子令中国官员掩口窃笑。当然，受到中国人窃笑的还有外国人奇怪的五官和不同颜色的曲卷的毛发。
大约从明朝开始，中国人逐渐知道自己的“天下”范围并不是无边的广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最早给予中国人这一严重打击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其有名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明万历年间的一天，这个到中国来传播耶稣教义的外国人在帝国都城北京的住所内，接待了一批中国的士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帝国的士人们在利玛窦客厅的墙上，看见了一张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未见过的《万国全图》。除了当时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的澳洲大陆之外，在这张反映着欧洲文艺复兴晚期地理学成就的世界地图上，地球上的四大洋和诸大洲的位置已经被用相当精确的经纬度标示出来了。在中国之外，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国家存在；中国不但不是世界的主体，而且也没有占据世界的中心，中国仅仅位于世界远东的一隅——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简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它令中国人的认知世界天崩地裂。为此《明史》特记载道：
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七十四，外国七。）
面对中国人的惊骇，觉得自己惹了大祸的利玛窦为了挽回影响，特地重新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违背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正确划分，把中国移到了地图的正中间。但是，已经晚了，中国人心中从此有了永远也抹不去的沮丧以及沮丧之后的不甘。他们给了不是中国人的人一个含有贬义的称谓：“夷”。
然而，单凭一张地图，并不能让中国人就相信了世界真实的样子。中国人对于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物非常善于采取“不扩散、不深究、不理睬”的态度。清乾隆年间的官方正史在评论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依旧含糊地说“其说荒渺莫考”。（同上）——其时，距离那个意大利人向中国人展示世界地图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结束，英、法等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经在东南亚登陆，并在印度、缅甸等国家基本完成占领，西方开始盘算如何向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进发了。而此刻，中国人依然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是内部的，核心的，崇高而伟大；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几个“蛮荒”的“夷”，他们也是外部的，边缘的，低贱而渺小。“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至少在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内外有别的概念明确而顽固。
中国人认为，凡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国使节，无不是代表附属国来进贡和称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六年受英国皇室委派，到中国来协商相互通商的条件。他的船队刚从天津进入通往北京的运河，船头上就被中国官员强行树起一面“英国贡船”的旗帜。船队到达北京之后，特使被通知，朝见中国皇帝时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下跪，马戛尔尼争取再三，才勉强获准按照英国人见英国皇帝的礼节单膝弯曲，原因是：“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英国人虽因“蛮荒”而不懂礼仪，但不远万里前来臣服进贡，于是，即使不双膝跪地，皇恩浩荡也可免罪了。但是，英国人还是被中国皇帝的排场吓坏了。陈康祺《郎歉记闻》中记载道：“乾隆癸丑西洋英咭利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英国人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在了中华帝国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上。（《外交小史》：《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75页。）
时间仅仅过去了107年，法国医生多德福不但被容许给帝国的皇帝“体检”，而且还亲手脱掉了帝国皇帝的衣服。这一事件因其荒唐地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而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外来势力如此强横粗暴地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公开侮辱一个国家的现政权以及它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会招致最强烈的抗议，招致使用战争这种人类为了雪耻而发明的极端手段之外，几乎别无其他的结果——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发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血腥的、残酷的和悲惨的事件，究其发生的最初始因和发展的基本原由，无不源于一个词汇：尊严。况且，中国人历来是格外看重“尊严”的。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讲，无论是属于祖宗的过去、属于自己的现在，还是属于子孙的将来，在所有光阴岁月中的所有苦难屈辱中，再没有什么比“丢面子”更令中国人以为是严重的事件了。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开始对中国人将他们称之为“夷”不再忍气吞声，洋人有胆量要求中国人对他们放尊重一点了。于是，1860年，在洋枪洋炮的威胁下，洋人逼迫大清帝国的官员与他们签订意在维护洋人在华利益的条约的时候，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这个字迫不及待地、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南京条约》中——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而制定一条专门的外交条款，这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于是帝国政府被逼无奈而改口，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来往中一律使用“洋人”这个词。
“洋人”这个中文词汇的字面含义是：从海洋上漂流而来的人。这本是一个典型的中性词汇。洋人以为用白纸黑字形成双方签订的外交文件就可以得到尊严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情。因为洋人们越对这个字眼敏感而计较，反而越能让中国人感觉良好。于是，在大臣们给朝廷的奏折中，在帝国臣民百姓的言语中，不但原来称呼洋人为“夷”的中国人依旧用“夷”字，原来对洋人不使用“夷”字的中国人也改称“夷”了，而且无论含义还是口气里，一律添加了一层深深的鄙视和恶狠狠。当然，还有一点儿我说了你也听不见的狡狯的乐趣。
中国人终于见识了洋人。自1840年虎门水域外的几艘英国舰船向中国开了炮，这个古老帝国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了。都说西方势力企图占领中华帝国的市场，破坏了这个帝国古老的手工业，其实并没能完全破坏。马克思把棉纱的输入当做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发端，但是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帝国里，洋人输入的棉纱根本没有市场，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穿不起细洋布。在光线昏暗的房舍里，在阳光灿烂的场院上，中国百姓自己造的木制纺车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在吱呀吱呀地旋转不停。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兴奋地给国内的供货商写信，说只要每一个中国人拥有一套睡袍，每一户中国家庭拥有一套用餐的刀叉和一架钢琴，这个市场就足以让所有的英国人过上女皇般的生活。但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很快就给了英国商人以绝望的打击，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中国人睡觉时不穿什么衣服，吃饭时也不讲究使用什么餐具把食物送到嘴里。至于钢琴，即便中国有人有幸看见过这个洋东西，也不过认为与普通桌子的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被什么风暴轻易颠覆的国家，中国人不是一个容易被其他文化影响的种族。
19世纪，英国商人在中华帝国中最成功的商业操作只有一项，那就是鸦片的输入。这个帝国的人民接受鸦片的速度甚至出乎了英国商人的预料。开始还是在舰队掩护下进行的提心吊胆的走私活动，可是没过多久，守海防的关天培大人自杀了，抓走私的林则徐大人发配了。于是，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帝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几乎找不到没有鸦片存在的城镇和乡村了。从吸食发展到种植，在帝国政府无法真正实施威严的西南边陲的碧绿山野中，鲜艳灿烂的罂粟花在向阳的陡坡上开始满山遍野地怒放，在东方的蓝天白云之下呈现出一种令人迷惑的美艳。
除此之外，对洋人对这个帝国所做的一切，包括1899年12月里这个阴暗的早晨所发生的怪事，中国人似乎并没有特别地在意。混杂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的几个洋人实在是太稀少了，提到他们，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表现出一种鄙视的神情：洋人？您说的是鬼子么？
3、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
还是这一天，中午时分。从云层的缝隙中射出来的冬日的阳光照耀在北京城里一座叫做“贤良寺”的庙宇顶上。这是一座看上去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宗教建筑没有什么不同的庙宇，但是，贤良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华帝国政治的一个敏感之处，因为它是一座可供外省封疆大臣进京时暂住的旅馆，还是那些家眷在外省但本人在京城做官的大员们长期当做官邸的地方。
冬日的阳光下，帝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官员正站在贤良寺的门廊内迎接英国公使的到来。这位白胡子的老人因为刚刚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而名声远播。
李鸿章今天的心情还可以，因为担负帝国战败责任的他被解除职务后，就在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皇宫的时候，又得到了重新任命的诏书——到距离京城极其遥远的南方任两广总督。和绝大多数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也是读书人出身，在外国列强第一次用火炮和毒品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孤独与宁静的1840年，他通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初级考试而成为秀才。七年之后，把中国经典诵记得滚瓜烂熟的他通过了帝国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名列第三甲第十三名进士——凡是通过这一级考试的文人都有机会走向官场。
英国公使窦纳尔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并且说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但是，在酒宴上，窦公使突如其来地、毫不掩饰地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时候，窦纳尔注视着中华帝国这位最著名的官员的脸，他试图在这张脸上看到哪怕是丝毫的反应，因为皇帝的更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最重大的事件，尤其是对于朝廷中的官员。但是，英国公使看见的是一张没有任何异样的脸。李鸿章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态度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怎样，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
窦纳尔对李鸿章的反应感到困惑。其实，自他踏上这个古老的帝国时起，中国人的所思所言无不令他困惑。临走的时候，窦纳尔在门口板起面孔盯着李鸿章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任何别的什么人。
李鸿章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彬彬有礼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可能出现巨大政治动荡的前夕，竟然能对国家的前途如此冷漠，尤其是对整个西方对这个帝国的严厉态度如此漠视，窦纳尔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吃惊和失落。
怀着这种心情，窦纳尔坐在中国的轿子里，行进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个英国人掀开轿帘，看见的是塞满了人的熙熙攘攘的街景，他不禁联想到他在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看到的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题目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中国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方人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著述中，那些“平静富庶的国土”、“乐观幽默的东方民族”和“金色盘龙下的温文尔雅的子民”等等温暖的语句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中国人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仿佛是世界上一块最稀奇古怪的土地上的一群性格最稀奇古怪的人。
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在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人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打斗中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球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像是在与外界的世界捉迷藏。”更为奇特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形成这样反常的习惯，把前额的头发剃光，听任明显应该保护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脑后则一律拖着一条发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页。）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变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人”。
中国人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尽管机械钟表的发明已经有了5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人仍少有钟表。他们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而“时辰”的概念十分模糊，仅指一天的十二分之一，且从一个时辰到另外一个时辰之间没有明确的标示。中国人的衣服没有口袋，宽松的腰身裁剪掩盖着所有人身体的一切曲线。中国人的屋子里很冷，纸窗根本没有御寒的功能，但他们依然人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中国人养了许多年的羊，却没有纺织羊毛的传统。中国人饲养着各种飞禽，但是对飞禽羽绒的惟一利用是鸡毛掸子。中国人喜欢拥挤和热闹而不喜欢独处和安静。中国的当铺起的是银行的作用。中国人有能力把礼节变为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接着变为人际间的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交灾难，奇特的是，礼节还是被按部就班地推广延续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就像一件件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被穿戴起来。中国人的宴会冗长豪华，没有尽头的菜肴多得让人难以置信，这种过分的奢侈常常令西方人惊骇不已，甚至感到恐怖和绝望，而恰恰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创作了这样一句极富悲剧性的警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到了清末，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描述中只剩了两个最强烈的字：麻木。
“在肮脏的低云下的河岸码头上，默默地走动着面无表情的中国人。”1881年来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一位荷兰商人这样描写道，“他们深颜色的破烂衣服仅仅能够算做一块勉强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里才出现一种机警的光亮。但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把手指藏在衣襟里进行的，即使最激烈的争论，在他们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出来。”1886年一位名叫利马的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说：“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种族，他们那麻木的、近乎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和绝望。”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说他永远也忘不掉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认为中国人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的时间”。史密斯说：“中国人麻木不仁和缺乏公共精神。”他列举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冷漠”的细节，它们来自于这种精神状态所导致的公共秩序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异常：中国人都对“公共的”不感兴趣，国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个人占有的对象——“铺路石不见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某个港口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不见了，北京皇宫曾经发生过一起著名的盗窃案件，因为紫禁城房屋上的铜顶不见了。”（《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页。）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驮炮的骡子是从山东人那里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的。天津的商人也和英法军队签有协定，“只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为联军提供一切帮助”。而在阻击外国联军的帝国军队所抓获的俘虏中，大部分竟然是中国人，这些协助联军进攻自己国家都城的中国人是联军花钱从中国南方雇来的。气愤的帝国士兵把这些俘虏头上表示身为帝国臣民的重要标志的那根辫子剪掉了。在中国，这是对中国的臣民政治良心的最大的惩罚。”史密斯还记述了1851年发生在中国京城一家客栈里的奇怪的事：几个洋人在与几个中国人就皇帝的问题聊天。当时中国的皇帝刚刚“驾崩”，洋人们问中国人对谁来继承皇位有什么看法，一个中国人慢慢地站起来说：“这是衙门里的人关心的事，他们拿的是这份俸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同上）中国百姓对自己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恐怕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一种极其罕见并且难以解释的古怪现象了。
数千年以来，东方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无数位皇帝。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华帝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计算，皇帝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虽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畏惧皇权的人，但是，关于皇帝的一切，除了能引起那些和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大臣们的关注之外，充满东方幽默精神的中国百姓们大都对此怀着一种事不关己的轻松散淡的心情，顶多在茶余饭后胡乱议论几句来调剂贫困而单调的日子，且议论的内容大都与皇帝后院里居住的据说有着惊人美貌的“六宫粉黛”有关。对最高统治者至尊地位的仰慕，对帝国专制权威的畏惧，对宫廷私秘生活的猜想，以及对皇帝生老病死的调侃，所有这些敬与不敬都融合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里，经过数千年的浸染，如同一种生命的基因，构成了中国人肉体和精神生活必须的组成部份。
根源似乎是贫穷。
19世纪末的中华帝国像一个残年的老人，它的身体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在自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老着。连年的灾害使荒凉的田野土路上充满绝望的逃荒者，他们走过残阳斜照着的古代遗留下来象征辉煌成就的高大庙宇石碑的时候，目光茫然而呆滞。在支离破碎的现实里，占中国总人口九成以上的手工业者、游民和农夫的忧患已经萎缩到了最基本的生存线上，贫困使这个帝国的人民的生命状态脆弱到了极致——雨水稍减，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丰，就意味着成千上万个家庭会被洪水淹没。高墙里皇帝的消化系统是否健康和他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
4、帝国主义行径
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到了19世纪，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再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紧闭国门，拒绝一切对外政治经济活动而孤独、安全地生存和发展了。1840年英国军舰对中华帝国南方一个港口的炮击，标志着这个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相对封闭状态中的帝国的平静生活终于结束了，它开始接触外部的世界，接受融入世界政治经济大体制的现实，以这个星球上众多民族之一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尽管这一切都是中华帝国在武力攻击下被迫接受的。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洋人与中华帝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至今所有的中国人对此依旧愤愤不平，把这些条约一律称之为“不平等条约”。分析当时所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每一条条款，其中最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恐怕是洋人居然有权在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强行“租借”居住地和洋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居然可以享有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种种特权。而强行要求中华帝国“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制定相关的关税制度”等等条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统统是一种侵略行径。
于是，“帝国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出现了，而且几乎就是登门入室的强盗、窥视和抢劫财物的土匪、欺良害善横行霸道的无赖的同义词。西方的一些学者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华帝国的存在，他们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是革命党人民族心理上的一个幻觉。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仍是最频繁最刻骨最顽强地使用着“帝国主义”这个词汇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和国家之一，而这些民族和国家都有这样的历史特点：文明发祥绝早，民族发展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记录，基本上以农耕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是在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状态下生活的；统治者的基数很小，从平民到集权专制的统治者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社会阶层。
公元1500年前后，相对于中国是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西方开始了海外冒险和殖民扩张。随着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的展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入欧洲，这些财富培养起来的是一个新兴的阶层，这就是暴富起来之后敢于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王室、教士和贵族阶层抗衡的市民阶层。社会财富的膨胀为这个阶层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要求，近代民主和民权的观念随之在西方产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由市民阶层为主力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市场经济的直接利益获得者通过革命建立起以扩大再生产和赚取利润为目的、以全球扩张为需求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原始积累的完成和殖民扩张的成功使资金加上市场都已万事俱备，于是更新技术的要求成为当务之急，欧洲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从古怪的机器里喷出的大团大团的蒸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和近代工业的诞生成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武装。
具有双重武装优势的西方，继续市场的扩张是必须的。
19世纪中叶，西方的扩张触角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远东。中华帝国，这个平静了数千年的国度，它的痛苦由此开始了。
1831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写信给英国皇帝，提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办法是：“用一支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的全部沿海贸易”。而早在1660年，法国就在中华帝国内设立了名为“中国公司”的贸易据点。当英、法等国的商品在中国销路不畅的时候，美国在中国销售的商品似乎更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商品至今还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提高情绪的北美西洋参、显示风度和富贵的珍贵动物毛皮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绝对离不开的廉价棉花。巨大的经济利润和世界政治的需要使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售市场。”
中华帝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固的抵抗”。据史料记载，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广州运出茶叶近26万担，生丝8000担，而英国人却苦于没有什么对路的商品和中国人进行交换。英国商人说他们的毛织品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而印花洋布“往往要亏本60%才能出手”，可见“销售英国商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打不开世界市场就无异等待死亡。能使一个封闭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动摇的办法并非战争，而只能是这个国家市场的开放。于是，西方各国都在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颇费心思：既然一般的商品打不开中国市场，中国人没有外国商品照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是打开中华帝国坚固堡垒的最后的武器了——洋人选择了鸦片。
把毒品当做商品向中华帝国大量倾销的国家，包括俄国和美国，而其中倾销数量最大的是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从最初的每年1000箱迅速增加到4万箱，每箱100～120斤的鸦片价格在400～800银元之间。于是到了1838年，在中国和英国的贸易中，中国逆差达250万英镑，在英国向中国出口的价值563万英镑的商品中，卖鸦片所得居然占了总额的60％。当中国人不能没有鸦片的时候，任何来自帝国政府的干涉都是徒劳的，包括虎门的销烟池和帝国的海岸大炮——已经发了财的英国人有钱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武力来维护他们在已经打开的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和特权。1840年英国人对华战争的理由是：“为商务监督和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和虐待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和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经商。”英国的先进武器使中华帝国屈服了，英国人的要求被一一满足了，由此导致的是美、法、德、意等紧随英国蜂拥而至。这就是理论上的“帝国主义的行径”。
至今，西方学者的那种“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拓展，目的是让东方得以发展和富起来”的说法，无论如何让人听上去还是感到有些怪异，尤其对于那些在向前看的间隙偶尔向后也看上一眼的中国人，尤为如此。
西方船队的桅杆林立在中国海岸，而中国是很早就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国度，它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具备扩张能力的国家。那么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向外部世界更广阔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呢？
中外学者大都根据世界民族分为“海洋型”和“大陆型”两种类型的特征，把中国列入“大陆型”民族。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自然经济特征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地理因素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广阔的内陆始终吸引着它的注意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汉唐宋元明清历经千年均如此。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认为，帝国的发展方向和对帝国的威胁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大陆。于是，中华民族精湛的航海技术自古以来大才小用地只应用于有限的近海捕捞和贸易，中国人设备优良的大船在海上航行的范围很少超出过“稗海”。“稗海”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对内海和近海的称谓，而广阔的大洋则被称为“大瀛海”。
中国的海运贸易仅仅限于把南方的物产利用沿海海路运往中原。即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也主要是在为帝国的上层阶级服务，并没有与中国民众的生活和利益发生广泛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船队驶向世界，当属郑和下西洋，其船队的庞大及航海的水准，都是当时世界所有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但是，这支由明代皇宫里的太监为首领的远航船队，却很少配备武器装备，而是载满了“中华物产”，它的航行既少有海外征服的任务，也并不主要打算推销中国的商品，更多的仅只是一次为了显示中华皇帝的威仪而进行的彩船大游行，以让四方“蛮夷”近一步领略中华帝国的富庶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郑和七次“下西洋”，惊涛骇浪，九死一生，病伤死无数，花费大量，其结果是给皇帝带回来一些中国人看作是“无名宝物”的“旅游品”，这些“异邦的贡物”的惟一效果是让中国皇帝看了之后更加觉得自己的国度是“天下”的中心。连当时的大臣都对郑和这种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于是，当哥伦布奉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指令出发去寻找可以占领的新国土，并且发现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的时候；当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努艾尔的指令从里斯本出发，探求通往印度的航路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却宣布上任皇帝的“下西洋”是一大“弊政”，必须从此结束此类行为，销毁郑和远航的一切档案，消除其“恶劣影响”。在从此以后的历史中，中华帝国连“宣扬国威”的壮举都没有了，中国终于失去了跻身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到了明清两朝，帝国政府不但对对外贸易不感兴趣，而且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活动，同时严厉地禁止中国人对外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帝国统治者视海洋为国家与民间一切行为不可逾越的最后边界，相当坚决地开始实行“海禁”。明洪武年间，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建造三桅以上的大船，以阻止中国人下海，截断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贸易活动，“违者照谋叛罪处斩”。后来进而下令强迫民间的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根本无法远航。到了明永乐年间，帝国政府干脆宣布“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清康熙年间曾经一度开放海禁，但是很快就在官员们的反对下被“纠正”了。雍正以后，中华帝国正式实行国门的关闭政策，禁止民间的一切对外贸易。“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岑索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乾隆时，帝国政府将外国商人在华的贸易一律限制在广州的一个口岸，进口商品也极其严格地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大米和豆类、小麦和杂粮、铁器和废铁、生丝和绸缎，甚至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之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帝国政府的所有规定都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什么时候没有一个外国人来华投资了，没有一个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了，那就是帝国政府最理想的境界了——中华帝国根本不需要和外国人进行什么商品贸易，没有外国人的骚扰，中国人会过得更好；至于把中国的东西卖给外国人，并不是因为中国需要贸易交流，而是外国人的日子要依靠这些中国的东西，不给他们实在于心不忍。乾隆皇帝就曾对前来请求与中国通商的英国特使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其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根本上讲，即使中国积极地开展对外贸易，中华帝国也不可能如同欧洲国家一样成为这个世界上扩张市场经济的主角。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从来没有以一个阶层的规模存在过，并能够导致近代政治革命的市民阶层。而在流通领域里，帝国原始的农业经济不存在对市场的需求，更没有扩张市场的强大动力和足够资金，因此，工业革命根本无法出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切，都注定了这个东方帝国只能是被世界各国争夺的市场。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它没有机会，或者不给它机会迅速地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彻底地改变陈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利用文化、资源和物产的优势敞开国门迎进来和走出去，那么，它惟一可以做的就只剩下抵抗了——如果它还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力量能够进行抵抗的话。
5、侮辱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中华帝国选择的是抵抗。
帝国的抵抗是一部伤感的童话。
近代中国人对于洋人的蔑视，最甚莫过于日本人。确切地说，那时中国人就没把日本人当做洋人看待过。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和中国人的相貌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小岛看做是一块没有开化过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本土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从唐开始，帝国的土地上就能看到从那个小岛上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之外，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和鬼鬼祟祟的小偷。明时，中国人干脆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14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其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长期以来，中国人很厌恶这些只会趁着月黑风高在海边抢了就跑的近邻，认为这些似乎和中国人有点“血缘关系”的野蛮人实在给帝国丢尽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