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甘肃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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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是这样描述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的：
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局委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炼，已显得相当老成。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已经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着大问题，例不轻易发言。
而任弼时、贺龙、萧克和关向应看见张国焘时，都有些吃惊：红四方面军全军只有他一人又白又胖。
张国焘在第三十军八十八师驻地炉霍招待了红二、红六军团领导。饭桌上的食物十分丰富，最令人惊奇的是有海味。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解释说，两个月前消灭了敌人的一个保安团，这些东西是缴获物资的一部分。连同郑维山在内，红军官兵不知道这些干货是什么东西，只是听说价钱十分昂贵，于是就向上级报告了。陈昌浩说：“把好东西都保存好，等和二、六军团会合了，要好好招待他们！”
这一瞬间，贺龙和任弼时都很感动。
就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前夕，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他的“中央”。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解释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王明］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的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张国焘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斗争环境的复杂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党内引起争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件事。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到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我们决不会如此。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原始讲话记录此处有个括弧，括弧里面的三个字是：大鼓掌。
受到“大鼓掌”的张国焘夜深之时仍然惴惴不安。他不断地给林育英发电报，表示“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回电中的劝告异常恳切：
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国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
张国焘认为，此时对于陕北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占中国红军兵力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北上，与在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总兵力已达到六万，而陕北只有一万多红军，陕北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支庞大的红色武装丢下。而此刻红四方面军必须动身北上了，这让张国焘感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危机。
朱德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和王震分别谈了话，详细地介绍了张国焘与中央对立的来龙去脉，还拿出了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的决议请他们一一过目。朱德认为张国焘另立中央“是大错误”，但必须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朱德特别叮嘱道：“不要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为了影响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张国焘提出“开一个党内会议，把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谈”。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任弼时的反对。留着胡子叼着烟斗的任弼时话说得极其威严：“我们认为目前召开党的会议的条件不成熟。会上谁作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作？现在应集中精力投入北上行动。”
私下里，老资格共产党人任弼时与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傅钟、李卓然一一进行了交谈，“期望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徐向前对任弼时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谈”。“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争端”。晚年的时候，徐向前回忆起此刻的任弼时时说：“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中革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其领导人任职的命令：
军委命令：
七月五日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令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此令。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出现了。
命令到达的时候，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甘孜开始北上了。
之前的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发布了北上部署：
徐：［密译］
A、我军拟以松潘、包座之线为出动目标，分三纵队进。
1、董、黄指挥五军、九十一师在丹［丹巴］两团及留绥［绥靖］各部为右纵队，由绥经梭磨、马河坝、侧格、杂窝、哈龙进，但到侧格须抽检并与中、左纵队行程调节。
2、你指挥九军、三十一军四个团，四军两个团，红大、总供、总卫两部由炉［炉霍］、色［色科］，四科经诺科、让倘［壤塘］、三湾、按坝、查理寺、上壤口、毛儿盖进。
3、我们指挥三十军、四军两个团、三十二军、二方面军及总直各部为左纵队，由甘孜、东谷经日庆、西倾寺、让倘进，其先头须查报西倾寺或让倘到阿坝路状，再定前进路线。
A、中、左纵队准备在让倘地带补充粮并整理建制及指挥。
B、已令玉清［孙玉清］两师明寝［二十六］日由炉向色科进；洪儒［柴洪儒］两团则于建安［王建安］抵益时，即组织转色科归还建制续进。红大、总供、卫部则随建安后进，二七七团则断后，望据此指挥中纵先头速占让倘粮食地带为要。
C、我们拟在二方面军先头进。
朱、张
二十五日
按照这一部署，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
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迹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时，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块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通过藏族向导的解释，牧民们知道了停在河边的红军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对他们的粮食和牛羊特别感兴趣。红军出的价钱绝对公平，付钱时不欠分文。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土豆，凡是可以吃的东西红军都接受。骑兵师用白花花的大洋购买了四百多头牦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些粮食。
尽管对于长途行军的数万红军来说，这些食物可谓杯水车薪，但是终究能给后续部队的官兵带来极大的希望。
半个月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纵队相继到达了阿坝地区。
这里是九个月前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平原的出发地，想必包括张国焘在内的红四方面军所有官兵重见这片土地时，定会心情复杂。
红军再一次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九十一师十六岁的小红军谭清林是打旗兵。打旗兵要举着红旗走在连队的最前面，因此谭清林特别留心先头部队留在草地上的毛绒绳，顺着这条弯弯曲曲延伸到草地深处的绳子就不会迷路，也不会掉到泥潭里去。但是，沼泽中的草墩子往往踩上去就会沉下去一截，接着黑水就泛上来了，谭清林脚下的毛绒绳几次都差点没在黑水里。进入大草地的第四天，一场冰雹过后天降大雪，官兵们只有躲在用手撑起的被单下。雪停了，打旗兵伸出头来先看绳子，却发现毛绒绳不见了。连长命令全连排成一路横队，一个草墩一个草墩地找。谭清林急得掉了眼泪，四野茫茫，他的红旗不知道该往哪里打了。没能找到毛绒绳，只好原地等待后续部队。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全连只有谭清林还剩最后一碗炒面，他把这碗炒面倒进炊事班的大锅里，用水搅得稀稀的，让全连官兵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后续部队仍不见踪影，这支掉了队的连队必须走了，因为再等只能全都死在这里。有人从泥泞中挖出一种像萝卜一样的东西，咬上去有甜味，于是大家疯狂地吃起来，吃着吃着就有人开始呕吐。另一种长满刺的灌木上结着豆粒大的红果实，红军官兵尝了，没中毒，于是每当发现这种灌木，大家就不顾一切地跑过去。谭清林又饿又累，走着走着，眼前的草墩一晃，人跟着就栽进了泥潭里。那一瞬间，他仍用一只手举着红旗，他想挣扎着爬出来，但是越挣扎陷得越深。卫生员赶快用一根木棍拉他，可是没把他拉出来，自己差点陷进去。后面的官兵看见前面的红旗没了，赶了上来。一个大个子战士把自己的被子铺在草地上，再取下身上的两支步枪，十字交叉地横在被子上，然后几个人趴在被子上一起拉，终于把小红军谭清林拉了出来。队伍继续向前走，来到了一条河边，暴雨使河水涨得很高，先头部队在河上拉了一根铁丝。谭清林下了河，拉着铁丝往前游，游到河中央的时候，铁丝断了，他抱着红旗被河水冲向了下游。连长骑上一匹马，跟着河里的红旗追，然后连人带马冲进河里，让谭清林抓住马尾巴。连长拼命打马朝河岸冲。“别松手！坚持住！”官兵们都在岸边喊。喝了一肚子水的谭清林上岸后，呕吐了一会儿，接着，红旗又湿淋淋地竖在队伍前面了。晚上的时候，官兵们围着一堆火，用茶缸煮水喝。一个战士从衣服里像摸宝一样摸出一小块干姜，抠下一些姜末放在了谭清林的茶缸里：“喝吧，喝了姜水打旗有力气。”喝了热姜水，疲惫的打旗兵和卫生员挤在一起睡了。第二天天亮时谭清林怎么也起不来，身子与地面冻在一起了。连长使劲地摇晃，把他拉了起来。他回过身去拉卫生员，卫生员一动不动，仔细看，和谭清林年龄差不多的卫生员已经死了，身体和结着薄冰的大草地一样冰冷。连队继续出发，连长和指导员都落在了后面，他们还在宿营地一遍又一遍地推推这个喊喊那个，他们总觉得那些官兵没有死，只是太累了，睡得很深。这个连队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不足二十人。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前两次过草地的时候是指挥员，而这一次他却躺在了担架上。王树声高烧不退，烧得不断地说胡话：“老子枪毙你！老子枪毙你！”谁也不知道他要毙的是哪一个。北上出发前，张国焘找他谈了一次话，原因是“有人反映王树声对张主席有意见”。张国焘开口就问：“我刚到鄂豫皖的时候，你是什么职务？”——一九三一年五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央分局书记，王树声那时任根据地红四军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二团团长。张国焘话中有话地对王树声说：“你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能把自己降到一个普通士兵的水平。”当王树声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抬自己的两名战士不见了，一问，警卫员没说话眼圈先红了。王树声说：“把我的马牵来！”他坚持不让战士抬他，可是这位骁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已经在马背上坐不住了。于是只能他昏迷的时候抬着他，他清醒的时候把他捆在马背上。红四方面军快出草地的时候，王树声不再说“枪毙你”之类的胡话了。他知道，红军所遭受的所有磨难就要到头了。
小文书邓仕俊因枪伤伤口化脓高烧不止。部队进入大草地后，二十六师政委杨朝礼安排四名战士抬着他。小文书躺在担架上昏迷了好几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四个抬他的战士只剩下三个了。又走了几天，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地势稍高一点的山坡，能有块地方坐下来喘口气了。一个战士刚坐下来，身子往后一仰说：“我不行啦。”然后就死了。剩下的两个战士对邓仕俊说：“我们两个人一定会把你抬出草地！”邓仕俊的伤口实在痛得厉害，打开一看，皮肉已经完全溃烂了。两个战士建议烧点热水把伤口洗一洗，于是就去捡柴。邓仕俊躺在担架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看着，其中一个战士在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栽倒了，倒下的那个地方瞬间就泛起了一圈圈翻着沫的黑水。只剩下最后一个战士了，他烧了热水，给邓仕俊洗伤口。邓仕俊问：“同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那个战士说：“我叫刘宏，四川巴中人。”又说：“别担心，我结实得很哩！”小文书邓仕俊说：“刘宏同志，趁着还结实，你先走吧！”刘宏说：“丢下伤病员自己走，算什么红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宏背着邓仕俊走。因为负重他越走越慢，直到落在了全师的最后。没有任何吃的，连皮带都已经煮了，刘宏实在背不动了，邓仕俊一定要他先去赶部队，他对刘宏说：“你赶上了，吃点东西，再回来接我。”刘宏知道已经快出草地了，就把邓仕俊放在了一个草坡上，说：“就在这里，别动，我去找人来抬你。”小文书邓仕俊没有在那个草坡上等，他一个人一点一点地爬，当他终于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队伍时，已经瘦得让所有看见他的官兵都落了泪。邓仕俊被送到了二十六师师部，杨朝礼政委说：“这不是咱们的小文书嘛。”一年以后，杨朝礼政委在战斗中牺牲，邓仕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说：“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
七月七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
关向应在日记中记录道：
七月七日，六军行军约百里，沿途均无房屋，到大吉岭附近露营。
七月十三日，六军经点头寺进沟，顺沟而上，翻了两个山，最后一个较高，下山坡很滑，行军约一百二十里到绒玉。
七月十六日，六军上午出发，沿河而上，下午到玉楼。各部队还是没有找到粮食，全吃野菜。指挥部及二军四师到打盆、大古岭。六师在东谷。因河水涨，需架设浮桥，明日才能续进。
七月十九日，六军到作木沟露营，大风大雨，接着下大雪雹，部队人员一夜满身通湿，寒冷似湖南三九天气。
七月二十一日，六军到离阿坝四十里的地方露营，通宵大雨，帐篷大漏，地下很湿，睡不成。
七月二十二日，六军过一个上下约四十里的横排山。过山时，大雨倾注，狂风折树，非常寒冷。
红二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为了获得过草地的经验，在甘孜时他们曾不断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取经，让他们介绍过草地的注意事项以及应对困难的方法措施，甚至把草地里可以吃的野菜形状都一一记了下来。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已经在甘孜驻扎了数月，红二方面军能够筹集到的粮食十分有限。
为了帮助红二方面军，朱德命令红四方面军直属队把所有驮帐篷和行李的牦牛全都留给红二方面军，从牦牛上卸下来的东西一律由人背着。临出发的时候，朱德还嘱咐贺龙：“牦牛的皮、肠子、蹄子，千万不要扔掉，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后来，当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嘎曲河的时候，朱德又亲自安排在那里设立兵站，留下一批牛羊，以接济后面的红二方面军——嘎曲河，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北上折返的地方。
红二方面军最后筹到的粮食仅够维持七八天。可是根据红四方面军的介绍，通过松潘大草地即使一切顺利也需要十二天。
贺龙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但是部队出发不久遇到的危机还是令他吃惊不小。由于奉命跟随红四方面军前进，他们严格地走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这样一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宿营地可以筹集到的粮食已经全部被前面的大部队筹走了。更令人担忧的是，前面大部队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全部被收容到了红二方面军的队伍中，人员的增多使粮食危机更加紧迫，部队很快就出现了因冻饿而减员的现象。贺龙给各师都下了命令：“不管多么难，都不许丢掉伤病员。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抬着他们走。”贺龙把自己剩的一点炒面给了身负重伤的警卫连连长朱声达。他命令成立一个由党员组成的“试吃组”，尝试着吃各种野草，然后把不会引起中毒的野草挑选出来，仅这个工作就牺牲了不少党员。胡子已经长得像乱草的贺龙心急如焚，因为这些红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出生入死。贺龙把一个倒在路边的战士扶上了自己的马，然后对警卫员说：“把他送到军医院去，不许半路让他死了，让军医院给我打个收条回来。”松潘大草地上，那些倒下的红军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索性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收容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他们扒开每个人脸上的草，只要发现还有一口气，就要抬到担架上。可是他们看见的更多的是已经冰冷的尸体。
由于是后卫部队，红二方面军不断遭到土司武装的袭击。开始的时候，没有与骑兵作战经验的红军伤亡很大，他们没有力气抵挡旋风一样冲过来的马和从马上劈下来的锋利的刀。但是，后来红军还是摸索出了办法，比如坐在地上背靠背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射击。
最猛烈的袭击发生在方面军总部宿营地。七百多敌人的骑兵从一座小山丘的背后突然冲了出来，担任警卫的特务连人少力单，附近的二八八团听到枪声立即赶来增援。这时候，贺龙正在一个小水洼旁钓鱼。红军过了嘎曲河以后，草地里的小水洼很多，贺龙号召大家钓鱼以补充食物。这里是藏区，藏民不吃鱼，因此鱼很多。敌人的子弹从贺龙的头顶上飞过，警卫员跑过来让他隐蔽，贺龙一动不动，直到把一条大鱼拉上岸才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贺龙赶回来，看见二八八团一营营长正命令战士们坐下来围拢成一个圆阵，这给土司的骑兵造成了红军投降的假象，当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冲过来时，红军的枪一齐响了。贺龙对一营营长说：“打得很好！把这个办法通报给全军！”
进入草地后，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却被另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苦恼着：他的夫人蹇先佛就要生孩子了。
蹇先佛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活泼开朗的女红军。部队到达甘孜的时候，姐姐蹇先任发现妹妹的肚子大了起来。部队北上出发后，蹇先任因为担心一直跟随着妹妹行军，她要帮助妹妹渡过女人生产的这道“鬼门关”。可是，蹇先任没想到，妹妹会在最艰苦的草地生产。草地无边无际无遮无拦，妹妹仰在马背上，血顺着双腿往下流。蹇先任赶快让马停下来，很快萧克拍马赶到了。
那个夜晚风雨交加，茫茫草地中支起了一顶小帐篷，但是由于漏雨，蹇先任和正在忍受阵痛的妹妹浑身都湿透了。蹇先佛在极度的痛苦中呻吟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孩子终于生了下来。
蹇先佛抱着孩子躺在担架上。
看见抬担架的战士艰难行进的样子，萧克和蹇先任都把自己的那份干粮省下来，给了抬担架的战士。
为了让更多的官兵活着走出大草地，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提出了“交公粮”的建议。所谓“交公粮”，就是大家把携带的干粮或者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平均分配。张振坤向红军官兵强调的理由是：“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这是草地中最艰苦的时刻，一粒粮食比金子都宝贵。张振坤在地上铺了块雨布，首先把自己的干粮全倒在上面，红军官兵都跟着他这样做了。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每个官兵都分到了一份。分配的时候，张振坤听见有战士说：“要是能抽上口烟，就不会感到那么饿啦。”张振坤放下小碗骑马走了，一会儿他带回来一小袋子烟叶，说：“这是贺老总交的‘公粮’，他的烟我要来了一大半。”三十八岁的红军师长张振坤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饶集中营。
六师是红二方面军的后卫，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穿越松潘大草地的最后一支队伍——当六师走出草地的时候，他们从这片苍茫荒凉的土地上带走了最后一个关于生命的不朽故事。
六师在甘孜筹粮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于是每人只带了仅够两天的干粮。进入松潘大草地后，六师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因为他们必须收容前面所有的掉队人员和伤病员。每到部队宿营的时候，师长贺炳炎都要带着马匹返回去接应再次掉队的官兵。他把躺在地上的战士拉起来，扶上自己的马，然后用他仅有的一只胳膊拉着马缰绳在前边引路。贺炳炎边走边说：“小鬼，坚持一下，出了草地，就有村子了，咱们搞饭吃，吃它个够。”
晚上，天气突变，暴雨夹杂着冰雹。六师的后卫十六团那一个晚上竟然冻死了一百七十多人。
第二天早晨天空明朗起来。休息的时候，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军的廖承志坐下来开始画画。廖承志原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撤职“关押”。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把他要了过来。因为有了任弼时的关照，廖承志不但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而且担负起大量的宣传工作。红军开大会张贴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都是他画的。他给刘伯承画了一张像，酬劳是一捧青稞。他还给傅钟画了一张，这张画像傅钟一直保存着，画上写着：“11·7，1936，绒玉。”傅钟后来始终记忆着松潘大草地那个晴朗的早晨：
霎时乌云散了，久违的太阳露出火红的圆脸，把灿烂的光洒满草地。走在队伍中的刘伯承总参谋长情不自禁地高呼了一声：“太阳万岁！”……于是长长的行列上空，像有万顷波涛喧嚣一样，连连响起“太阳万岁！”“太阳万岁！”的喊声。
尽管许多人倒下了，但是在松潘大草地上，红军的队伍逶迤不断，一直向北。
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最近格外心神不定。几天前他派出去几十名通晓藏语的侦探，至今一个也没回来。前面的部队送来的情报说，红军在这一带派遣了许多侦探，专门侦察岷县附近的驻军兵力，还培训了六十多名当地人作向导。而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的来电更让鲁大昌迷惑不解了：“据战俘供称，共军之口号，要爬到最高高原地方，建成一所根据地，请注意。”——“最高高原”是什么地方？目前向腊子口和岷县靠近的这股红军，是要通过，还是要占领这里？
看来红军是非来岷县不可了，鲁大昌向全师官兵发布了公告：
查岷县扼洮河之上游，为由川入甘要冲，共军倾巢北窜，以其所经之路线判断，必先争取洮岷作根据地，再图进犯；如果岷县不守，则西北将受动摇，影响国家大局，诚非浅显。彼等此种企图，早经委员长艳［三十日］电指出：消灭共军之计划，第一项须凭借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采用攻势防御；第二项应参照过去教训，利用碉堡处处设防，原期封锁严密，但因兵力分散，反使处处薄弱，仍难堵其突围。今后除严密封锁，坚壁清野外，尚须集中兵力于重点；第三项从黄河、洮河经岷县西至临潭，南至旺藏为第一线，以兰州、临洮、岷县为重点。是本师驻防岷县，在防务上所负之责任至重且巨，自应坚定意志，抱与城共存之决心，固守岷县；况本师官兵，半系黄洮之间健儿，对于家山，尤应努力保卫，如有疏虞，不但无以对国家，更何以对地方父老子弟？今共军已入我堂奥，唯有抱定“有我无敌”之决心，与其作殊死战以尽军人之天职。且非如此，难立足以图生存。务期我官兵共坚信念，则众志成城，必固若金汤矣！
鲁大昌发布这个布告的时候，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
朱、张、任同志：
岷州一带仅鲁大昌部。毛炳文军部及三十四师部在秦安、天水者，须待八月份款到才能西移，先派员赴岷与鲁师联络侦察情况，估计该部到岷当需七天以外。兄处以一部迅占腊子口天险，则进出便利。
毛、周、彭
八月二日
八月五日，到达了草地东部包座一线的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在求吉寺召开了中共西北局会议。
求吉寺里的每一级台阶上都洒下过红军官兵的热血。一年前的八月，红四方面军年轻的师长王友钧就牺牲在这里的大殿前。开会之前，徐向前专门去寺院东侧的山上看望了长眠于此的王友钧。那个低矮的坟已被乱草遮盖，徐向前一个人在这片乱草前站了许久，一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令他觉得恍如隔世。
求吉寺会议制定了《岷洮西战役计划》，决定集中两个方面军的主力，采取钳形攻势和东西夹击的战术，先机攻占岷县、洮州［临潭］、西固地区，为红军继续北上打开通路。战役部署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为第一纵队，其主力由包座、俄界、旺藏直出哈达铺，攻击岷县，另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坝相机夺取岷县以南的西固，并向西固以南的武都方向佯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首先夺取临潭旧城，得手后向位于临潭东北方向的临洮前进，另一部向临潭西北方向的夏河、临夏发展，以确保方面军左翼的安全。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北出哈达铺，策应第一、第二纵队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从包座一线开始北进。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
去年的这个时候，红一、红四方面军就是在这里分开的。经过一年的艰苦辗转之后，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的部队重新回来了，并且决定沿着北上红军的路线继续前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如果能够迅速冲破当面国民党军的阻截，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最终会合，数天之内就可以实现。为此，八月一日，朱德、任弼时、张国焘曾致电中央：“我二、四两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八月三日，中央回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朱、张、任同志：
（甲）接八月一号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乙）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丙）军事情况，由此间军委随时电告你们。
（丁）国际来电除前次一电已照转外，尚未继续对二、四方面军单独指示的电报，以后接到当照转你们。昨日来电我们已原文转告国际。
英、洛、恩、泽、博
八月三日
八月九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接近了天堑腊子口。
在腊子口防守的是鲁大昌部的一个营。从防御兵力上看，去年鲁大昌将两个旅放在了这里，而攻击的红军仅仅是一个团；现在，鲁大昌仅仅放了一个营，而攻击的红军却是整整一个师。战斗并不激烈，八十八师一个冲击就把鲁大昌的这个营赶回了岷县县城——鲁大昌轻易放弃腊子口的举动，引起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警觉。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负责护送方面军五百多名伤病员通过隘口。
袭击红军伤病员的不是鲁大昌的部队，而是土司的骑兵。
骑兵突然出现，马蹄如风，一路砍杀过来。
那时，红军伤病员正在通过腊子口中的那座小木桥。
连长向翠华带领一个排在前边开路，指导员刘桂兰带领一个排在伤病员的两侧掩护，副连长谭怀明带领剩余的战士迎击土司的骑兵。
谭怀明是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背着钢刀，举着步枪，面对即将冲到跟前的敌人，脸色由于紧张和冲动而涨得通红。她对战士们说：“现在伤病员们正在过桥，咱们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让一个敌人接近。”
土司的骑兵也看清楚了，阻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群女子，狂暴的马队一下子就冲乱了妇女连的阻击线。
枪声、砍杀声和咒骂声顿时混杂在一起。由于敌人骑在马上，年轻的女红军都站立着射击。那些被击中的骑兵纷纷落马，女红军的大刀接着就砍了下去。受伤的马匹恐惧地嘶鸣着，在狭窄的山谷中狂奔，而剽悍的土司骑兵和身体单薄的红军女战士扭打成一团。双方都使用了大刀，土司骑兵的马刀刀面窄而长，砍得女红军血肉飞溅；女红军的刀宽而厚重，砍得敌人血肉模糊。谭怀明光洁的额头被砍出了一道口子，伤口即刻翻卷起来，血汹涌而出。那把马刀在她眼前寒光一闪之后，她的大刀也砍了下去，土司的骑兵栽倒了。混战进行到最残酷时，连长和指导员都赶过来了。连长向翠华很快就牺牲了，敌人从她的身后袭来，马刀砍在了她的头上，向翠花的黑发混在鲜红的血沫里飞扬起来，然后飘落在布满尸体的战场上。指导员刘桂兰也倒在了血泊中。最后的时刻，满脸鲜血的谭怀明喊着：“同志们！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杀死他们呀！”谭怀明即刻成了土司骑兵攻击的主要目标，她被几名骑兵死死围住，前胸、肩膀都已被砍伤，最后，敌人的两把马刀斜着劈下来，她的左肋骨被砍断了。生在江南的女红军谭怀明倒在了中国西北苍凉的大山里，两眼直直地望向腊子口上那一线淡青色的天空。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全连近百名官兵，七十多人阵亡于腊子口。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后，相继占领了大草滩和哈达铺，击溃了鲁大昌部三个团的阻击，扫清了岷县外围据点，包围了岷县县城。
红四方面军领导的警觉得到了证实：鲁大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岷县县城。
就在红军在求吉寺开会研究攻打岷县的那一天，鲁大昌也主持了一个军事会议研究岷县防御。除了加强岷县最重要的屏障二郎山的阻击工事外，鲁大昌还特别强调了县城里的粮食储备。会后，鲁大昌清点了防守城池必需的炸弹和炮弹的数量：炸弹十万发，迫击炮弹一万多发。鲁大昌还要求岷县县长和各乡乡长配合城防司令部清查户口，“以防共探潜伏”。会后没几天，鲁大昌就接到了自哈达铺一线往北各要点被红军占领的战报。最后，当在岷县外围阻击红军的伤员被抬进县城的时候，引起了县城里守军的巨大恐慌。
八月十四日晚六时，风狂雨暴，红军对岷县县城以及外围要地二郎山同时发动了攻击。
整整一个晚上，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反复攻击二郎山阵地。防守山顶大碉堡的王咸一的一个团几乎伤亡殆尽。天蒙蒙亮的时候，碉堡里只剩下一个排的官兵在苦撑着，他们已经没有弹药了。红军利用云梯攀上大碉堡，在碉堡的顶上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眼看着碉堡即将陷落，鲁大昌派来的蒋汉城旅到了。冲在最前面的是杨伯达营，全营每人手持两把驳壳枪，左右射击，火力猛烈，从山脚一直冲到碉堡下面。最后红军退去，而杨伯达营包括营长和连长在内全部负伤，排长伤亡一半，士兵伤亡了三分之一。
鲁大昌分析了战场形势，感到问题严重了：二郎山需要继续增加兵力，但是他的新编十四师已经无兵可调。他立即给兰州绥靖公署打电报请求增援：“敌众我寡，防阔兵单，数日以来，后续共军越来越多。职部以寡敌众，颇多伤亡，总不惜孤注一掷，究无裨国家之寸土，恳请速令就近部队，来岷协防，借固吾圉。”鲁大昌的电报发出后不久，蒋介石亲自回电了：“已派队应援并补给，希督励所部杀贼，勇建殊勋。”跟着，张学良的电报也到了：“攻岷县与陇西之共军，系敌三十军之第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九军之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师。敌五军现围攻岷县，其口号为消灭在甘之中央军。现毛［毛炳文］军增援，虽被敌牵制，而周［周浑元］师北开援军，计日可达，万望沉着应战，以竟全功。”——两个大人物亲自打来电报，鲁大昌有点受宠若惊，立即上街去巡查城防。
但是到了傍晚，还是昨天的那个时辰，狂风又起，红军以主力攻击二郎山，以另一部攻击岷县县城，致使鲁大昌的部队终“不能彼此兼顾”。午夜十二时，二郎山阵地被红军突破。鲁大昌焦急万分，命令梁应奎和蒋汉城的两个旅立即组织敢死队，由两个旅长亲自率领，由县城的小南门冲出去，直奔距离城门一公里的二郎山阻击阵地，同时命令迫击炮和机枪集中火力掩护。凌晨四点，消息传来，二郎山阵地保住了，但是官兵伤亡巨大，九个步兵连中七个连长生死不明，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了四百人。
而在二郎山阵地前的战壕里，红军官兵的尸体已有千余。
十六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往岷县县城内空投了大量的子弹、炮弹和粮食。但是在晚上的战斗中，红军的攻势更加凶猛，整整一夜轮番进攻，不曾有过一刻停止。鲁大昌的二郎山阵地虽没丢失，但是与县城的联络中断了。十七日清晨，红军的一部开始攻进县城南关，鲁大昌命令城墙上的两个团用机枪掩护，动用预备队进行反击，双方在南关的街巷中用大刀、刺刀和手榴弹战斗。两个小时后，红军撤走了。为了防止红军再度攻城，鲁大昌下令把南关一带的民房全部拆除，限居民五个小时内一律搬走。同时还决定，放弃岷县外的一切阵地，死守二郎山和县城。最后，鲁大昌把开战以来唯一允许军民通行的北门也彻底封闭了，“以示全城军民破釜沉舟之决心”。这一天，鲁大昌还发放了赏金：“以团为单位，凡能固守二郎山三天三夜者，各赏现洋四千元。”
但是，到了十八日凌晨的时候，县城的东、西城门都出现了危机，红军的攻击部队逐步逼近。鲁大昌严令部队不准撤退，而且要立即组织反击。反击的敌人与红军警戒哨接触的时候，占领了县城边缘的红军大部队正在做饭，饭锅里煮着黄米粥、炖着牛肉。双方即刻在锅前开始了肉搏战。红军撤离之后，有报告送到了鲁大昌面前，报告说：进攻岷县县城的红军部队“全系第九军之教导营和工兵营，官兵年龄，半系十三至二十一岁之间”。
蒋介石再一次亲自致电鲁大昌：“该师应鼓励士气，凭城固守。中正已派飞机三架，增援接济，望勿顾虑。”
鲁大昌接到侦察情报，说红军正在城外广泛征集木头、柴草、木板，制造攻城的云梯，扬言“不把县城攻破决不罢休”。果然，二十二日晚上，红军动用了一百多架云梯，开始了前仆后继的攻城。红军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三天，双方在城墙两侧形成了残酷持久的拉锯战。
《陆军新编第十四师战斗详报》：
一、上午九时，梁［梁应奎］旅长报告：昨夜十二时十分，匪在后所利用故城墙隐蔽演说：中国现在国家存亡关头，全国统一抗日救国，非红军不能引导。我守兵向之射击，而演说者如故，且数人更换；约二时余，大呼赤军万岁而罢。早间在城壕内拾来印刷品多件，皆告将士书及标语数十条。
二、上午九时，王［王咸一］团长报告：昨夜十二时，匪在阵地附近隐蔽处演说或唱歌或射击或吹号，至三时始止。
红四方面军攻击岷县的战斗持续了五十天。
最后，红军前沿部队指挥员不断给鲁大昌写信“商洽停止战事”。鲁大昌派人和红军方面接洽，提出“只要不再攻城，不占岷县地盘，愿意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红军给鲁大昌写了封回信，提出了停止战斗和交换战俘等建议，但是对“不占岷县地盘”一事只字未提。
事实是，红军确有占据甘南的意图，不然决不会付出如此代价来攻击一个县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攻占了山西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国民党中央军的八个师又两个旅以及阎锡山晋军的四路纵队于三月下旬开始了对东征红军的大规模“进剿”。
五月五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发布的那一天，红一方面军东征部队全部西渡黄河返回了陕北苏区——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需要极大智慧的政治抉择。
四月九日，在延安城边降落下一架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身穿飞行服的张学良。
张学良驾机在延安降落，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迎接张学良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
之前，在红十五军团发起的劳山战斗中，红军俘虏了东北军一个名叫高福源的团长。高福源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抗日情绪十分强烈，并与张学良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被俘期间，他受到了红军方面非同寻常的礼遇，在与红军高级将领的接触中，他感受到了共产党人抗日的决心。高福源对彭德怀说，东北军普遍希望打回东北去，关键是张学良的态度，如果让张学良了解红军的政治立场，他就有可能与红军合作。彭德怀当即建议高福源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
回到洛川的高福源与张学良谈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张学良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休息一下就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个代表来，我们正式谈一谈。”
高福源立即回到瓦窑堡，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立即指派李克农前去洛川会见张学良。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谈判通道打开了。在与李克农的交谈中，张学良表示愿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并赞成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张学良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认为非抗日不能统一。”
四月九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城里的交谈进行了一个晚上。张学良承认红军的抗日是真诚的，承认“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他对蒋介石的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表示了认同，但又对蒋介石身边有许多的亲日派感到担忧。张学良坦率地表示，现在中国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是有抗日的可能的，因此要实现中国全国的抗日必须联蒋。而如果蒋介石真对日本投降，他就辞职另起炉灶单独抗日。最后，张学良建议：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还对陕西实力派军阀杨虎城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杨虎城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和国民政府西安绥靖主任，他十分赞同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和张学良秘密取得一致的看法后，他的陕军也与红军方面达成了取消经济封锁和互不侵犯的协定。
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开始，陕北苏区的周边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红军与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默契地形成了相对平和的关系。虽然张学良必须执行蒋介石的“围剿”作战命令，但是双方的战斗已经逐渐减少；即使前面偶尔发生了摩擦性的战斗，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互相打着招呼。红军剧团还可以去白区演出，台下坐着的国民党军无比惊奇，当红军剧团演出话剧《亡国恨》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声一片。
陕北苏区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开始倾向全国统一的抗日战线了。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国民党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会议决定以公开宣言的方式表明共产党人的抗日立场。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卫民族的生存与国土的完整。
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提出，与东北军联合占领以兰州为中心的战略枢纽地带，从西、北两个方向打通苏联，然后出兵绥远抵御日军的进攻，首先在西北造成抗日的局面。这一建议得到了张学良的赞同。因此，当红四方面军开始攻打岷县的时候，中共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提出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任务。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夺取岷县，以甘肃南部为临时根据地，以求得补充和休整。之后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出陇西威胁兰州，另一部出夏河威胁青海，以利于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合——红四方面军之所以在巨大的牺牲下持续攻击岷县，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在岷县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军事计划。
在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攻击岷县的同时，第二纵队在第四军军长陈再道的带领下开始向甘南东部的临潭进军。十一师沿着洮河西行，十师、十二师和妇女团在占领了临潭新城后，沿着大道向临潭旧城急促行进。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逼近了临潭旧城。这座四面环山的古城有四座城门，其中东、西、南三门有瓮城，瓮城上都筑有碉堡。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在这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十师在师长余家寿的指挥下开始了攻击。红军冲过五米深的城壕，搭起云梯攀爬城墙，很快就把守城的敌人打垮了——原来，驻守在这里的一个团的敌人在红军到来之前只剩下了一个营。
两天之后，敌人反击了。奉命夺回古城的是马步芳的警备第一旅的一个加强营。二十四日，十师在城外设伏，将这个骑兵营包围，随即展开了歼灭战。受到打击的警备旅旅长马彪集中了全旅的兵力，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反复冲击。在城外的西峰山阵地，马步芳凶悍的骑兵旋风一样砍杀过来，混战中红军的子弹用光了，官兵们只有与敌人拼刺刀。敌人的骑兵一度冲进了县城，巷战在每一条街道展开。骑兵闯入狭窄的小巷里显得十分被动，守城的红军在巷内设置了绊马索，挖了陷马坑，然后爬到房顶上向下扔手榴弹。马彪旅长是个亡命徒，骑兵的攻击受挫后，他把银元和烟土统统抬到了前沿，亲自提刀督战。红军的阻击阵地在被敌人连续突破数道后，红军抱着成捆的手榴弹，前仆后继地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直至把敌人的进攻压下去。
至九月七日，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一部占领了漳县，十二师占领了洮州，八十九师占领了渭源，九十三师占领了通渭——至此，红四方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四川与甘肃边界设置的封锁线，控制了甘南的一部分地域，岷洮西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南部开辟出了一小块可以暂时立足的区域。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的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
李聚奎万分激动，当即写了回信：
驻界石铺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负责同志：
你们九月一号来信收到，我们早已闻你们到界石铺并闻有来通渭讯，故悬望数日，至今始接来信，不胜欢迎！
亲爱的同志们，主力红军大集西北地区，这无疑的是领导和推动全国革命的中心。
目前甘南敌情，王钧在天水札县西和一带。最近我军一部占领了威县续向徽县推进。鲁大昌被我军围困于岷城一月有余，毛炳文在陇西城及其附近。我军也有一部监视中。其余如你们所知。
致以
胜利的敬礼。
二十日夜于通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
尽管红军各部队都已开始书写“为即将实现的伟大会合欢呼雀跃”的标语，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危难时刻并没有最后结束。
自一九三四年以来，全国的工农红军分成数支，选择最荒僻的路径，转战了上万里的路途，就是为了在这片国土上寻找到一块可以立足的地方。但是，当中国红军各支部队相继到达了中国的西部之后，一个巨大的难题始终缠绕着红军的领导者们：在广袤而荒凉的中国西部，究竟哪里才是会合之后数万红军可以休养生息的家园？究竟哪里才能让共产党人建起一个符合他们信仰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难题的出现基于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面积不大、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陕北苏区很难支撑数万红军的未来。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毛泽东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探讨了中国红军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是一封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
王明同志：绝对保密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地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地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面前即使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地确实地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步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南陕甘苏区联系。
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关系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而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地解决此问题。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