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大雪，在对峙线上，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采取了严密防御和坚决对峙的部署：川军主力位于夹金山以东的名山和邛崃一线，中央军薛岳部位于雅安和天全一线，第十六军李韫珩部位于夹金山以西的康定和泸定一线。国民党军大军横陈，森严壁垒，并有随时向红四方面军发起攻击的态势。
大雪和严寒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这里是高寒地区，物产不丰，经济落后，人口十分稀少，红军无法解决兵源、粮食、被服等必须解决的问题。大量的伤员由于缺少药品而死去，在恶劣的气候中生病的官兵急剧增加。位于前线的部队由于后方的全力支援，还能够吃上土豆，而分散在夹金山南北的红四方面军的后方人员，此时只能靠野草和树皮充饥。政府机关、后勤各部门、野战医院以及数千名伤员，加起来近两万人，自阿坝南下到大金川地域后，就已经感到了生存的艰难。大部队东出作战，国民党军趁机骚扰或攻击红军的后方，大肆捕杀红军和支持红军的群众，并且焚毁一切可能被红军利用的物资——敌人企图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把红军困死在川西北的不毛之地里。
所有这一切都令声言要“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张国焘处在极其被动的境况里。但是，对于张国焘来讲，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令他越发焦急不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已经到达了陕北的瓦窑堡。
张国焘一不做二不休，以“党团中央”的名义给陕北发去了电报，命令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彭、毛等同志：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团中央
五日
张国焘不能不在乎共产国际的态度，因为在莫斯科待过的他始终对共产国际心存敬畏。如果把他和中央之间的冲突比作一场“官司”的话，那么，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法官”——张国焘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这样一封荒唐绝顶的电报，是因为现在“法官”并不在川西北雪山脚下他那间即使昼夜烧着牛粪依旧寒气逼人的土屋里，而是在毛泽东那孔炭火融融的温暖的窑洞里。
林育英，化名张浩，生于湖北黄冈林家染铺湾一个染工家庭，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他在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武汉、汉阳、长沙、安源、上海、抚顺等地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中断，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取道蒙古回国。
林育英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时刻出现在陕北，确实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瓦窑堡会议”。
从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参加了会议。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和陕北苏区面临的生存困难。
首先，随着日本军队对华北的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亡，中国国内国共双方的矛盾已经退居于次，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日本政府明显的侵略野心面前不断退让，这迫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标志是：除了广大民众，包括爱国军人、知识阶层和劳动阶层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呼声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也已经显示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倾向。即使是中国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出现了分化的趋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修正政治策略，以符合民族整体利益——这不仅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生存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出的十分明智和正确的政治抉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不断地改变，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共产党人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走完了为生存而战的万里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他们聚集在陕北的窑洞里，在浓烈的旱烟味道中思维和眼界豁然开阔的时刻，是这个只有二十四年历史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成熟之时。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风雪之中处境困难；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中移动作战。即使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合，并且有了一块红色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根据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兵力仅万余人，但陕北人口稀少，红军没有扩大兵员的更多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北面有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阎锡山的五个旅，那里临近长城，长城外就是沙漠地带；西面的宁夏、甘肃地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较少，但同样地贫民穷；南面的关中和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是临近西安，是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地带。为了扩大根据地和求得发展壮大，红军只剩下东面可以考虑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面是黄河，黄河那边的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的晋军虽然号称十万，但分散在晋绥两地，并且没有与红军作战的经验；且阎锡山与日本方面订立了“共同防共”密约，这无疑是一种卖国行为，红军打他有政治上的合理成分。再就是，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好地方。瓦窑堡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东征的主张。
毛泽东请林育英以他特殊的身份，做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林育英专门致电张国焘，特别表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致电林育英，提出了“应取密切联系”的请求：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陕北大雪。毛泽东在给朱德的回电中指出：“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五天之后，张国焘给林育英发来电报，在“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前提下，以怒不可遏的口气开列出中央的“机会主义”表现：“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张国焘表示这些“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一月十三日，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认为，无论从历史渊源上还是从个人感情上，他和林育英的关系都不一般，他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他们还都属于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而毛泽东和林育英过去从不认识。因此，张国焘甚至怀疑林育英在陕北受到了某种“胁迫”，他打电报询问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并要求林育英：“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张国焘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明确告知张国焘，共产国际的“裁定”是：张国焘不能自称“中央”，而只能是“西南局”。但是，共产国际给张国焘留下的“台阶”是：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张国焘仍不甘心，三天后致电林育英、张闻天，主张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共中央，而将中共中央改为西北局，与他的西南局“平级”，共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愤怒和无奈，张国焘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重大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有些什么政治内容？”张国焘似乎并没有期望有谁来回答他这些偏执的问题，因为第二天他的电报虽然是发给“林育英和国际代表团”的，但内容已全是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问题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和张闻天在联名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说这一战略方针“曾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
张国焘终于决定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
乌蒙山，中国云贵高原上山高谷深的荒僻地区。
从毕节西撤的红二、红六军团，从安全角度讲，只能进入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道路崎岖的乌蒙山。
当时的敌情是：滇军孙渡部取保守态势，只守在云南边境地区，想把红军逼近四川；川军也不愿意进入贵州追击红军，只在川南和长江沿线布防。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利用滇军和川军布防的空隙，集中了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各路纵队，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军压过来。
红军到达了位于毕节西南方向的野马川，发现继续南进已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李觉纵队已经堵在了红军南下的路上。于是红军掉头折向西北，开始向四川境内的金沙江方向行进，计划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兜一个巨大的圆弧，然后再寻找机会南下进入贵州安顺地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鉴于国民党军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追击的速度极快，已走到川黔边界的红军决定回头打个伏击。具体部署是：第二军团四师和第六军团的十六、十七师在以则河附近伏击敌第二十八师，五师至恒底钳制樊嵩甫的第七十九师。
接到战斗命令，部队立即做饭，并且是吃一顿再带一顿，然后星夜出发往回走，奔赴五十里外的伏击地点。十七师师长吴正卿二月十日牺牲在打鼓新场的战斗中，师参谋长刘转连刚刚接任了师长。十七师一夜急行军，天亮时分到达了以则河伏击地点。红军在阴冷的风中潜伏下来，竟然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先头部队出现了。但是进入红军伏击圈的敌人很少，刘转连正想着大部队究竟还有多远，别这边一开枪，等于给了后面的敌人部署的时间。这时候，敌人的搜索哨兵已经和红军的警戒哨兵遭遇了。打起来才知道，第二十八师只开来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三个师的红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敌人全部解决了。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掉头继续北上，他们计划越过川黔边界，在滇北的镇雄附近摆脱敌人的包围，然后再回身南下进入贵州。
以则河一战的战果没有达到预先的设想，却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的位置。在顾祝同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镇雄方向扑来，将红军合围在了一个方圆不到五十公里的包围圈内。樊嵩甫部的四个师在红军的后面紧追不舍，而万耀煌和郝梦龄的部队已经到达了镇雄。至十一日早晨，四面的敌人相继进入了战场，负责掩护的红军后卫部队十七师已经和敌人交火了。红军军团指挥部里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气氛，如果不能迅速寻找到缝隙冲出去，就有在镇雄全军覆没的可能。十二日天亮的时候，十一团送来了国民党军的两名逃兵，逃兵说万耀煌正率领第十三师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令红军摆脱重围的战机，于是立即率领四师、六师向得章坝方向奔袭。上午十一时到达预定位置，六师马上开辟设伏阵地，阵地还没完全掩饰好，万耀煌部的第三十七旅到了。红军官兵没等命令，所有的武器一齐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同时，四师在大丫口把万耀煌的指挥机关和担任后卫的第三十八旅拦腰截断了。这一瞬间，突然发动攻击的红军占据着兵力上的多数，左翼，十一团突进了敌人的警戒阵地；右翼，十二团打进了万耀煌的指挥所。正在行进中的国民党军完全失去了控制，万耀煌在一片混乱中只身逃走了。
在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委余秋里身负重伤。当时，十八团负责打万耀煌的后卫部队。团长成本新率领战士一路冲锋，当迎面敌人的机枪横扫过来时，冲在他身边的团政委余秋里下意识地拉了他一把，两颗子弹纵贯了余秋里的左臂，血顺着衣袖把他的左手都染红了。剧烈的疼痛令余秋里面色苍白，但他对站在一旁懊悔不已的成本新说：“也就是流几滴血。还好是左边，要是右边就不能打枪了。”
余秋里，江西吉安人，十五岁成为农民赤卫队队长，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湘赣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这个性格沉稳的红军团政委身经百战，但是在得章坝战斗中负伤，却令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部队不断在高山峻岭中跋涉，他的枪伤始终无法得到医治，只能一路用冰不断地敷着以减轻疼痛，疼得实在不可忍受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这一年他年仅二十二岁。直到红二、红六军团走到四川的西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医生解开他手臂的包扎布，发现伤口已经完全溃烂，五个手指头也已完全坏死。那时的余秋里高烧不止，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就可能危及生命。红四方面军的小卫生员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一把能锯硬东西的小锯条，并给余秋里注射了一针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镇痛剂，然后先用刀刮掉伤口处的腐肉，再用小锯条锯掉已经碎了的骨头。当时，红军卫生员不知道镇痛剂的合理使用剂量，一针下去，余秋里就完全昏迷了。手术之后很久他侥幸苏醒，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负伤十个月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成本新，湖北石首人，三年后在张云逸的建议下他改名“成钧”，取“雷霆万钧”的含义。他十九岁参加红军，作战英勇无畏，在短短的几年内多次负伤：一九三一年跟随贺龙在洪湖打游击的时候，他就负伤四次，两条腿先后中弹；一九三二年，在与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他的腰部嵌进了弹片；一九三五年，在湖南招头寨战斗中他一天之内两次负伤，一处在腿上，一处在左臂。他对子弹和弹片多次进入他年轻的身体并没有特别在意，倒是向别人描述中弹后的感觉时格外出神入化：“伤处豁地一亮，然后感到疼痛。”好像打仗负伤在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在那次腰部负伤之后，他不得不扑到冰冷的河水中，因为他感到了彻骨的疼痛——“就像一柄大砍刀斜劈在身上。”数十年后，在一次生病需要照X光时，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位勇敢的军事指挥员的身体里仍残留着那些历史的弹片。
得章坝一战并没有消灭敌人的主力，国民党军的五个纵队在四周构筑了防御工事，随时可能向红军发动最后的攻击。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与如此众多的敌人进行决战，对因连续作战而非常疲劳的红军来讲十分不利。
贺龙和萧克告诉红军官兵们：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现在是比意志的时候了，红军最大的优点就是意志无比坚强。我们目前只能用机动的方式在荒山中与敌人来回兜圈子，把敌人彻底拖垮，把他们拖得晕头转向。为了轻装突围，红军官兵把一切不必要的行李和装备全扔掉了。在选择突围方向的时候，红军采取了迎敌而上的非常手段。趁着黑夜，红军的先头部队在郭汝栋和樊嵩甫两部之间的狭窄缝隙中穿了过去。
国民党军各部队似乎感觉到最后的大战已在眼前，他们全都突然沉寂下来，谁也不愿意首先出动与红军交火，以免成为红军决死一战的第一个战斗目标。他们唯一做的事就是派出侦察队，严密监视包围圈里的红军。而他们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说：红军正密密麻麻地守在山头上——红军在突围的时候，使用了中国最古老的迷惑敌人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中国农民在保护自己的庄稼时常使用的：在前沿阵地上竖起大量用树枝茅草捆扎的假人。同时，还把一部分红旗故意插在密林深处，让它们在风中时隐时现，这给敌人造成了红军在准备打埋伏的假象。
到十四日的上午，红二、红六军团全部悄悄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红军官兵的体力已经达到透支的极限，但是依旧要在大山中急促地行走。
贺龙的脚底裂开了一条几寸长的口子，鲜血淋淋，把警卫员看得直害怕。贺龙说：“帮个忙，划根火柴烧一烧。”警卫员以为贺龙要烤火，赶忙要去弄柴火。贺龙说：“哪里去？用火柴烧我的脚！”警卫员知道军团长的脾气，他命令的事必须坚决执行。但是，连续划了几根火柴，都因为手抖而没划着。贺龙板着脸：“怕什么？烧！”一根接一根的火柴不断地点燃，皮肉在火苗上被烧得嗞嗞作响。除了在火苗刚一接触到那条伤口的时候，贺龙的脚动了一下，直到把那条裂口两边翻起来的肉统统烧焦他再也没动一下。烧完了，满身大汗的贺龙站起来，把脚放在地上，试了试，然后满意地对警卫员说：“这下好了，我还要用这双脚板把敌人拖垮呢。”
三月十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妈姑附近，部队终于休息了半天。十六日清晨继续出发。红军官兵们都惊讶乌蒙山之大，因为他们已经转了几天了，依然看不见出山的路。当疲惫再次袭来的时候，红军官兵们看见了小路边压在石头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到了宿营地都要用热水洗脚。大家一下子高兴起来，因为这表示晚上可以住上房子了。晚上真到了一个有房子的地方。官兵们都问自己住在哪里，黑暗中传来管理员的声音：“原来住在哪里还住在哪里。”官兵们先是一愣，细看才明白过来，原以为快要走到天边去了，没想又走回到了那个叫奎香的地方——十几天的行军作战中，他们曾三次经过这里。
三月二十二日，红军一路南下，穿过了贵州的西北角，到达了云南东北部的来宾铺一带。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从这里进入川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
来宾铺距离滇东要地宣威只有不到二十公里，为了给创建根据地打开局面，也为了得到兵员和物资的补充，红军决定攻打宣威县城。阵地选择在一条小河的两岸，红军埋伏好以后，等来了走出宣威县城的滇军孙渡纵队的预备旅。红六军团首先打响了战斗，红二军团负责策应掩护——“激战五小时，枪声之密，胜过除夕爆竹，血肉满地，尸横枕藉。”最后的时刻，红军的两个军团全部投入在正面阻击上，但是滇军孙渡纵队的第五、第七旅到达了战场。二十三日晚，红军撤出了战斗。
滇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终于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获得了一些认识，他对自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来已经转了大半个中国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薛岳说：我军专事进攻，则共军必磨旋打圈，徙移无常，以走我疲，伺机反击；我军专事封锁，则我又因构筑碉堡，旷日持久，徒使共军从容坐大，安然休整，不难一举而突出于封锁线之外。现在我军应利用装备上、数量上的优势，趁共军无根据地可供依托之际，实行外锁内攻同时并举，围堵跟追密切配合，庶使共军处处时时受攻，寝食不遑，动则处处被阻，障碍难行，以免共军随时居于主动，我则常陷于被动地位。
离开宣威后，红军继续向南，于二十八日转移到了川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地区。应该说，到达这里的红二、红六军团暂时脱离了危险。因为在乌蒙山里一个月的周旋已把追击的国民党军拖得疲惫不堪，现在当面的敌人只有滇军距离最近，由于宣威一战过于惨烈，兵力单薄的滇军已不敢轻易出击。
但是，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仍是心事重重。
几天前，红军总部发来电报，希望红二、红六军团在金沙江涨水之前过江，进入云南，经丽江、中甸地区，到四川的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否向北踏上漫漫征途，关系到两个军团的未来命运，因此红二、红六军团在回电中详细报告了他们的近况，请求“军委”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朱、张
电悉。
一、我军自离开毕节后，在彝良、镇雄地区直至进滇境之先的不长时期内，因粮困难，气候奇寒，居民房屋稀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有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得章坝及宣威城北战斗，共伤亡千人左右，落伍、开小差总共在二千人左右。唯近日又在恢复疲劳中。
二、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万、郝、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三、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元谋龙街渡口］或最后路线［丽江、中甸一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受大的困难。
四、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的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上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五、我军于昨日进战盘县，现集结在盘［县］、亦资孔之线。
贺、任、关
三、二十九
第二天，朱德和张国焘回电表示：“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
贺龙和萧克明白了，朱德和张国焘还是希望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慎重讨论，决定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北进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红六军团在盘县地区休整了三天，筹备了物资，扩大了几百名新战士，同时进行了政治动员——从这里出发，史称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第二阶段”。而实际上，从中国工农红军三军会合的角度上讲，红二、红六军团从这里起程，才是开始了真正的长征。因为在这之前，两个军团转战湘黔只有一个目的：在滇黔川边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红色根据地。
红二、红六军团选择渡过金沙江的渡口，与去年中央红军过江的地点相同，即在滇北元谋县城北面的龙街。由于中央红军已经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因而红二、红六军团的路线和意图也就没有了任何隐蔽性。龙云立即命令滇军张冲的混成旅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北，赶往普渡河铁索桥两岸防堵。同时，命令仍位于滇东的孙渡纵队加快追击速度，配合张冲的混成旅把红军歼灭在普渡河以东地区。
普渡河，红军到达金沙江龙街渡口前必须要渡过的一条大河。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红二、红六军团离开位于黔西与滇东边界上的盘县，在平彝附近冲破滇军的防线，红二军团经沾益、寻甸，红六军团经曲靖、马龙，分为北南两路向普渡河渡口急促前进。
但是，张冲的混成旅已经先于红军到达了普渡河，而孙渡纵队的前锋也已向西推进到款庄地区，两支滇军对即将到达的红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滇军在普渡河边摆好了决战的架势。
普渡河一战，决定着红二、红六军团是否能够北渡金沙江。
四月八日，第二军团先头部队四师到达普渡河铁索桥时，桥上的桥板已经被滇军拆除。四师的红军官兵趁天未亮，从铁索桥下游不远处涉水过了河，然后向滇军混成旅的阻击阵地音翁山发动了攻击。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红六军团正在赶赴四师原拟的渡河地点，但是走到款庄附近的时候，遭到了孙渡纵队第一、第三两个旅的阻击。由于滇军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被阻的红六军团处境逐渐不利，只有边战边撤。下午五时，由于红六军团渡河受阻，已经渡过河的四师面临着独自被截断在普渡河西岸的危险，因此四师不得不从河西重新渡回东岸，追随着红六军团后撤。
红军从元谋北渡金沙江的路线已被国民党军完全封堵。
两个军团的领导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放弃沿着中央红军从元谋北渡金沙江的路线，改从滇西在金沙江的上游渡江。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因为要到达金沙江的上游，就意味着红二、红六军团要横穿整个云南中部地区，一直前行到云南西北部的迪庆。而眼下的危机还不是长途跋涉，而是要把包围过来的滇军顶住，给部队改变行进路线争取到足够的调整时间。
四月九日凌晨，贺龙和任弼时命令红二军团六师从可郎返回到六甲阻击敌人，以掩护整个部队安全脱离普渡河地区。
接到命令的时候，六师刚刚到达可郎。贺龙对六师的红军官兵说：“原路回去阻击敌人，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地形，什么都不要怕！”
没有战斗动员的时间了，六师立即由军团的后卫变成了一支独立前行的前锋，而十八团由原来的师后卫成了全师的前锋。
十八团在当地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的带领下，奔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到达了石腊坨垭口。这是一个天然的山口，山口两边是林木茂密的山峰。十八团刚到，就看见穿着灰色军装的滇军正从垭口下面的河沟里往上爬。十八团马上展开了部队，枪声同时响了起来。
十八团注定要不断地打恶仗。
成本新团长的新搭档是四师原副师长杨秀山。
滇军龚顺壁旅是一支擅长山地作战的部队。官兵打仗凶悍，火力配备充足，特别是火炮和重机枪的火力十分猛烈。龙云下定决心，要把红二、红六军团彻底歼灭在这里。龙云的决心来自于部下给他提供的一份战场报告，报告说经过宣威来宾铺一战，滇军已经把萧克的军团消灭了，现在与滇军作战的只有贺龙的部队了。“一担桶已经打烂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就好打了。”——龙云之所以相信显然有夸大之嫌的战场报告，是因为在滇军与红军发生战斗时，他曾陪同蒋委员长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他说亲眼看见了滇军勇猛冲锋和红军“狼狈逃窜”。而且，战后他还看见了滇军打扫战场时拍回来的照片，不少红军尸体的照片上都标注有“师长”、“团长”的字样。即使按照照片上的数字计算，萧克部队的营以上军官也应该死光了。龙云的督练处处长说：“现在贺龙残部只剩下万余人，和我们集结起来的滇军兵力相比，相差二十倍，只要我们把硬干、蛮干和沉着三者结合起来，消灭红军指日可待。”由此，龙云产生了再打上一仗，把这股红军全部消灭在云南境内的想法。龙云仅仅在昆明留下了少量的部队，把滇军主力全部调到了滇北，并给部队下达了严厉的战场奖惩令。滇军军官们都跃跃欲试，只有长期与红军作战的孙渡态度消极，他说：“共军真想过去就能够过去。他不在你堵的地方过，折头一转，堵的人不小心反而要吃亏的。即使堵好了又怎么样？他一转起来问题就又多了。不如压迫他们赶快走好了。”滇军上下都说孙渡被红军打怕了，讥讽他胆子小得和老鼠一样。
滇军龚顺壁旅向红军的阵地反复冲锋，曾经一度突入了十八团的前沿，双方在前沿展开了近距离的搏斗，红军面临着极其危难的考验。身经百战的十八团政委杨秀山战后回忆道：“敌人好像吃了迷魂药，显得异常顽强和凶狠。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他们开始了猛烈、持续的进攻。前面的刚被打下去，后面的又冒死往前冲，像大海的波浪，一波接一波地往上翻卷。几个回合之后，终于攻占了六连的部分阵地。”
红军的阵地被撕开了口子，滇军不断地往上增援。杨秀山命令二营营长带两个连包抄到敌人的侧后去发起突袭，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但是，这两个连在滇军猛烈的火力阻击下伤亡巨大，不得不撤回来。
战斗中，杨秀山驳壳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大喊一声叫警卫员拿子弹来，却猛然发现身边没人应声。杨秀山回头一看，警卫员倒在了血泊里。杨秀山刚想蹲下来给警卫员包扎一下，一颗子弹打过来，把他的左眼眶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杨秀山的眼睛立即被涌出的鲜血蒙住了。他抹了一把血，想继续指挥战斗，但是血还是不断地冒出来。
十八团的战斗打响后，后面的六师拼命地跑，终于在傍晚时分赶到了战场。十六团在左翼占领了新的阻击阵地，十七团在侧后建起了第二道阻击防线。战斗在更大的范围内更猛烈地进行着。红军官兵们的子弹打光了，便一边捡拾敌人丢弃的弹药，一边在阵地前堆起石头和滚木，准备和敌人死拼到底。当滇军再次发起大规模冲锋的时候，贺龙派来增援的五师一部突然从滇军的左翼插了进去，滇军的冲击顿时被打乱了。
六甲阻击战红二军团六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六师师长郭鹏、十八团政委杨秀山和参谋长陈刚负伤，十八团三个营长中一人负伤一人阵亡，九个连长中伤亡了八个。红军撤出战场的时候，团长成本新命令：“烈士的武器一件也不准丢！”结果，包括成本新在内，十八团幸存的官兵每人身上都背满了枪支。
第二天，杨秀山找来卫生队队长，指着自己的左眼说：“把这里面的弹片给我取出来。”手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卫生队队长用一把小刀割开了杨秀山的伤口，取出了一块很大的弹片。整个手术下来，杨秀山把塞在自己嘴里的一条毛巾都咬烂了。
四月十日凌晨，红军分成两路突然南下，穿过了滇军孙渡部和张冲旅之间的缝隙。第二军团依旧是六师为先头部队，十八团依旧是六师的前锋。为了把滇军从红军的周围调向昆明，贺龙采取了与中央红军一样的策略：佯攻龙云必救不可的昆明。六师派出的小部队当日就抵达了昆明附近，夺取了距昆明仅二十公里的富民县城。当晚，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快速南下，全部到达了富民县境内。这时候，昆明城内只有滇军的四个团。龙云一面急令张冲和孙渡火速返回昆明，一面把军校学生部署在了昆明城墙上。当北面的滇军开始回救昆明的时候，红二、红六军团突然向西去了。
四月十七日，红二、红六军团逼近滇西，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请求红四方面军前出接应：
朱、张：
（一）我们决采鹤庆、丽江、中甸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快则十天，迟则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
（二）查丽江附近之金江多系岩河，仅有一座铁索桥，船只少，敌必守桥、封船。我们造船无把握［因行进中无时间试造］，敌人［特别是滇敌］尾后跟进，靠我们渡河技术将感重大困难。
（三）据此，我们要求军委令罗炳辉军迳开金沙江之渡河点，占领铁索桥北岸，掩护我军安全北渡，且随带具有造船技术和其他架桥器材之工兵，并请计算时日，罗部能于同一时间开抵金沙江边接应。是否可以，望即电告。
贺、任、关
十七日二十四时
四月二十三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了云南大理地区与丽江地区交界处的鹤庆县城。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三天。休整同时也有迷惑敌人的意思：因为鹤庆东面的梓里渡口有一座铁索桥。位于滇西的滇军部队正被紧急调往梓里渡口的对岸。而实际上，红军的先头部队早已从鹤庆出发了——红军选择的渡口是北面的石鼓。
蒋介石和龙云从昆明起飞，飞机向着西北方向一直飞到了金沙江边，两个人各怀心思看着舷窗外都不说话。龙云接到跟随蒋介石同乘飞机视察前线的邀请时，心里惴惴不安，他不知道蒋介石此举隐藏着什么动机。飞机在险峻的雪山上飞，龙云往下看，突然觉得飞机好像飞出了云南省界，于是愈加慌乱了。他害怕蒋介石像对付贵州的王家烈一样，把他弄到远离云南的某个地方，然后宣布南京政府接管了云南。但是，还好——当看见蒋介石让飞行员把他的亲笔信给地面的滇军投下去时，龙云这才放心了——至少飞机还在云南的上空。飞机盘旋了几圈之后，龙云打起了哈欠，他的鸦片烟瘾犯了。不吸鸦片的蒋介石弄不清龙云为什么不舒服，以为他乘飞机难受，于是热情地用一只吹风机给龙云吹脑袋，说这样一吹就不晕了，龙云虽不敢说什么却更加烦躁了。
四月二十五日，红军先头部队迅速而秘密地抵达了金沙江边的石鼓渡口。这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之一，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位于长江上游的大拐弯处。石鼓小镇坐落在玉龙雪山西麓的半山上，土木结构的民居顺着山势层叠。这里的敌情是：民团头目汪家鼎已经把所有船只撤到了北岸，民团就散布在北岸的山坡上。赶到石鼓的红军只找到一条船，于是动员船工和民工赶扎竹筏和木排。同时，一部分官兵用唯一的这条船先渡到了江北。上了金沙江北岸，红军官兵立即开始沿江搜索，那些民团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红军大部队到达石鼓，控制了从石鼓到上游巨甸百余里的两岸滩头。红军聚集在金沙江南岸，为了征集船只，贺龙给丽江石鼓区鲁桥乡的开明绅士王赞贤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措辞文雅而又古旧的信件被王先生的子孙们保存了很长时间：
赞贤先生大鉴：
此次大军道经贵地，因事先未遣派员拜谒左右，以致有惊台端。兹为冰释，万希请勿疑惧。闻贵地渡河船筏，一律隐藏东岸，此诚不幸之至，字到请阁下将渡河船筏并派人驶来，以便大军北渡。事竣当给重重劳金，决不至误。
第三路军总司令 贺龙
阴历三月初五
自四月二十五日开始，红二军团先后在石鼓附近开设了五个渡口，依靠征集来的六只木船和一批竹筏、木排，动员了当地的二十八位船工，往返于金沙江两岸；红六军团在上游的巨甸征集了七条木船，数十名船工不分昼夜来回运送红军。船只小坐不了多少人，就有红军官兵在船后用绳子拖上一根巨大的木头，然后他们抱着木头漂过去。至四月二十八日，红二、红六军团一万七千多人马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龙云无言以对蒋介石。
蒋介石对龙云甩下的一句话是：“兵无常守！”
此时国民党军虽已十分清楚红二、红六军团马上就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无奈各路部队都已被长时间的追击弄得疲惫不堪，加之实在无法忍受藏区的高原气候和物资匮乏，于是无论是滇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在金沙江边停了下来。
渡过了金沙江的红军继续向北，迎面是连绵的大雪山。
哈巴雪山海拔五千多米。来自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的红军第一次感受到翻越雪山的艰难。从山脚到山顶，哈巴雪山在金沙江边直入云霄，从闷热的峡谷底端到寒冷的雪线以上，红军官兵还都穿着单衣，干部们急忙喊：“把背包打开！把被子披上！”巨大的“之”字行队伍在雪山上显得格外渺小，随着海拔的升高，红军长长的攀登队伍明显地缓慢下来。接近山顶的时候，风狂雪暴，贺龙不断地说：“不准停下来！不准坐下！赶快走！”因为绝不能在雪山上过夜，红军那一天走了十几个小时。萧克说：“上下山一百五十多里。”
红二、红六军团对翻越哈巴雪山写有行军总结报告：
我们渡过金沙江向中甸前进，中部经过一个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因此未曾有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准备工作，结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自百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亦数十，由东南又多过一雪山，四师当时因前面被番民破坏道路阻碍我军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仍在山上，突然天变下大雪，冻死四十人，十三团亦因前面队伍走不动停止被冻死者近三十人，六师亦死亡数十……
五月三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了云南中甸。
中甸——香格里拉。
到达中甸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最大的愿望是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月，张国焘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决定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军连续不断的攻击下，数万人的队伍第三次翻越大雪山，陆续撤退到了甘孜一带，并在这片更偏远更荒凉的地方停留下来。
红四方面军之前没想在这里停留，但是红二、红六军团已经北上，他们必须停下来等待接应。
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建制是：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独立师；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教导师；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下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十三师［原第五军团部队］、十五师；
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下辖九十四师、九十六师。
方面军直辖：
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秋琴；
骑兵师，师长许世友；
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王维舟；
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邵式平，下辖独立师、独立二师。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方面军共计六个军四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派出了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军的一部，一直南下到大雪山以西的雅江地区，与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第十六军李韫珩的部队对峙，以保证正在北进的红二、红六军团右翼的安全。
随着两军逐渐接近，电报往来开始频繁。
五月八日，已从云南中甸进入四川西康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致电朱德、张国焘：
朱、张：
甲、至中甸两军团人员武器统计如下：
1、二军团九九九五人，长短枪共四八六七支。
2、六军团五九九八人，长短枪二九八五支。
乙、合计人一五九九三、枪七八五二，另山炮两门、迫击炮四门。
贺、任、关
五、八
红四方面军的回电尽显红军之情：
贺、任、关：
甲、蒋贼令刘文辉、唐式遵、邓［邓锡侯］部推进大金川东岸筑碉封锁我。薛岳部在炉［炉霍］、康［康定］、雅［雅江］线。樊［樊嵩甫］、郭［郭汝栋］、孙［孙渡］等纵在金沙江、雅砻江封锁。刘湘以一部驻大渡河。杨森、李家钰驻西昌、会理。敌企图封锁我于现地区，待我出而击我。
乙、你们依沿路粮食情形可缓进，多休息，深入卫生运动，免减员。部队被服补充情形盼告，沿路须搜集羊皮、羊毛、木子布，速补充棉衣。因北来天较寒，伏天需要冬衣，同时须节省经济物质，有作长期艰苦斗争之准备。
丙、炳辉军前占理化南之摩拉［木拉］，约今可占理化。
丁、六军在定乡［乡城］如粮食足，可休息十天以上，并查明乡城通义敦和理化两路线、粮房电告。
戊、此间存有盐待补充你们，已动员全体指战员准备物质拥护你们，现已集中一部，但你们须注意沿路补充，随时均需带冬衣。
朱、张
五、十七
甘孜是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司号长，因为这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念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红军的举动感动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他不但把白利寺的一百三十四石青稞和二十二石豌豆送给了红军，还动员白利乡的藏民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北上物资。为了让藏民更加了解红军，格达活佛写下了可以传唱的诗歌：
云雨出现在天空，
红旗布满了大地。
未见如此细雨，
最后降遍大地。
啊！红军，红军！
今朝离去，何日再回？
幸福的太阳，
从高山上升起来了！
像乌云一样的痛苦，
被丢到山那边去了！
你不要以为山高，
有翻山的一匹骏马。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同情我们，
有搭救我们的恩人来了！
后来红军离开甘孜的时候，朱德亲自来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告别。朱德说：“红军至多十年、十五年一定会回来的！”格达活佛在红军走后救治掩护了两百多名被留在甘孜的红军伤员。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官兵们也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讲——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五月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分成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一线，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城。从这两条路线上看，红二军团的路途更远更苦。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