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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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没能跟随中央红军走出贵州。
部队接近云南边境的时候，他接到这样一个通知：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
那时，中央红军正以急促的行军速度接近纵贯黔西的北盘江。接到这个通知后，罗明意识到，他不能跟随中央和红军到达长征的目的地了。
任何人都知道离开红军大部队意味着什么。
妻子谢小梅急切地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队伍？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抗日？”
罗明简单地回答：“这是组织的需要。”
罗明，广东大埔人，原名罗善培。一九二五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领导了闽西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岁的罗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在一九三三年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之前，罗明的名声与职务并不显赫。而他之所以迅速成为人人皆知的人物，是因为他的一个报告，或者说是因为这个报告中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与毛泽东密切相关，并随即导致了中央苏区内部的一场政治风波。
那时，毛泽东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低落时期，宁都会议后他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心情和身体都欠佳的他在老朋友傅连暲的邀请下，来到福建长汀医院休养。在长汀医院后山散步的时候，毛泽东碰见了也在散步的罗明，罗明正在这里养腰伤。高大的毛泽东消瘦得让罗明很是惊讶，他们走到了一起。在常常一起散步的十几天里，罗明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什么教诲无从考证，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至少在如何抵制“左”倾路线的影响，如何避免死打硬拼的军事指挥原则，如何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等问题上，毛泽东说服了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
罗明结束休养后召开了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决定立即去福建的上杭、永定和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几个月后，经过了游击战实践的罗明写出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针对博古和李德现行的战略战术提出了不同意见：“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灵活机动，“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攻击敌人的薄弱之处；把猛烈地扩大红军的运动与发展地方武装结合起来，以巩固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报告的行文显示出这位二十九岁的共产党省委书记锋芒毕露的性格：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同志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可以想见博古读到这样的文字会多么愤怒。罗明不但反对他的军事指挥原则，还把毛泽东列入了“最好的领袖”，博古当即质问罗明：党的文件和党的提法什么时候把毛泽东说成是“最好的领袖”了？毛泽东怎么能和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呢？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决定表明福建省委之所以不执行积极的进攻路线，显然是因为“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博古发动的“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声势浩大。先是罗明被撤职，毛泽东也因此更加孤立。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组织部部长刘晓、团委书记陈荣等都受到批判甚至是撤职。接着，运动扩大到江西的苏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被撤了职，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运动还波及中央红军，罗荣桓、萧劲光、滕代远、李井泉等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如果不是苏区的军事形势不断恶化，这个运动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自我批评：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对于罗明来讲，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卷入如此巨大的政治旋涡。他本来的出发点十分简单，那就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面前，红军必须纠正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军事指挥原则，尽一切可能保住中央苏区。而对于毛泽东，罗明并没有“吹捧”的初衷，因为当时毛泽东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罗明经历过创立中国红军的艰苦岁月，他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发自内心的。
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罗明正在瑞金中央党校担任教务长的工作。因为中央要求他挑选一百名优秀学员送到主力部队去，他才预感到中央红军可能要有重大的行动了。后来，他和妻子一起接到了跟随中央红军出发的通知。妻子谢小梅刚生完孩子十几天，他们把孩子匆忙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乡，然后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罗明最后被批准跟随转移的原因不明。
罗明被派到后勤司令部政治部当宣传联络员，负责收容掉队的伤员和病号。遵义会议后，他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的秘书是红三军团十三团俱乐部主任兼团总支书记胡耀邦。
罗明刚被重新起用就负了重伤。那是在红军再次攻打遵义的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在战场上救护伤员，一颗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爆炸，胡耀邦的伤势不重，而罗明右臂的大动脉被弹片击中，他在那一刻血流如注。
负伤后的罗明被送到休养连，他和妻子谢小梅相聚了。
妻子精心地照料着他，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当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奔袭转战，即将从贵州进入云南的时候，罗明对中央让他留下来在贵州“坚持地方工作”颇感意外。
北盘江边，罗明和谢小梅与红军战友们一一告别。
中央红军远去了。
罗明和谢小梅开始往回走。
无法知道这个决定是如何作出的。虽然身负重伤的罗明继续跟随部队转战比较困难，但当时因负伤而被担架抬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不止罗明一人。
组织上给他们留了一笔钱和一枚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金戒指。钱放在了组织指定与他们同行并领导他们的朱祺手上，红军军事转移前朱祺是中央苏区总工会的委员长。而那枚金戒指藏在了谢小梅的身上。
他们乔装打扮成到贵州做生意的广西人。但是，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被黔军犹国才部的士兵抓了起来。那时他们刚走到距离黄果树瀑布不远的关岭县城城门口，罗明浓重的闽粤口音与他装扮的广西商人的身份严重不符。
第一个受审的是朱祺，当晚他就被释放了。关于释放的原因，有史料说他用组织留下的那些经费贿赂了黔军，也有史料说朱祺供出了罗明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审问中，罗明和谢小梅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商人，无论黔军怎样威逼就是不改口。最后，在审问者把谢小梅身上的那枚金戒指据为己有后，罗明和谢小梅被释放了。
从此，罗明和谢小梅不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成了生活毫无着落的流浪者。他们一直流浪到贵阳，希望能在贵阳找到党组织，但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贵阳城里戒备森严，找到党组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活下去，谢小梅在一个保长家当了女佣，没有工钱只管饭；而罗明在贵阳当了一名清洁工，他终于有了一件像样的衣服，虽然背上写有“清道夫”三个字。可是，没过多久，枪伤还没有痊愈的罗明开始吐血，他很快就被解雇了。他们感到在贵阳寻找党组织无望，便决定离开贵阳另寻他路。谁知在出城时，罗明再次被黔军扣留，在被吊打了一夜之后，经谢小梅为其做女佣的那个保长的具保，罗明才被释放，但是他的身体情况更加恶化了。这时候，贵阳城里开始流传追查一对共产党夫妇的消息。他们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两个年轻的共产党人自此开始了他们孤独而艰难的“长征”：从贵阳至广西，经广州至香港，从香港辗转到达上海，漫长的流浪之路让他们尝尽人间辛酸。罗明刚一到达上海，立刻就被出卖了。出卖他们的是罗明的堂弟，这个鸦片吸食者为了得到赏钱，向警察局告了密，罗明和谢小梅立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无论审问者使用什么手段，罗明和谢小梅一口咬定自己是流浪者，急得罗明的那个堂弟在一旁不断地对审问者说：“他就是‘罗明路线’的那个罗明！”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罗明在同乡的多方周旋下，最终得以保释出狱就医。
一九三六年春，谢小梅陪同丈夫回到了罗明的故乡广东大埔。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罗明和谢小梅秘密前往闽西抗日根据地寻找党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离开组织的时间太长了，党组织只能建议他们用党外爱国人士的身份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又一次往回走，回到大埔后，分别以罗亦平和谢章萍的名字一边在学校当教员，一边宣传抗日主张。
罗明和谢小梅，两个历尽苦难的共产党人，虽然没能走在革命队伍中，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找寻革命队伍的脚步。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罗明在广州逝世。谢小梅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员、图书管理员、百货公司采购员，一九七三年退休时工资仅四十五元五角。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是，一九八一年，广州市委恢复了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那时距离她和罗明在北盘江边目送中央红军远去，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六年。
渡过了北盘江的中央红军一路向西。
左翼红一军团由贵州猪场进入云南，右翼红三军团由贵州盘县进入云南，中央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至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中央红军已全部由黔西进入了云南。
云南真是个好地方！
春日的阳光照射在高高的梧桐树上，洒下一片又一片斑驳的影子。远方山坡上的梯田层层叠叠，菜花金黄。此时，滇军主力仍在贵州，留守云南的刘正富旅也接到了命令，准备立即去贵州的兴仁防堵。云南境内龙云能够派出的部队，只有李嵩的独立团了。因此，中央红军所面临的严重军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云南境内教堂很多，红军尚未到达的时候，外国传教士就跑了，红军在教堂里发现了火腿、罐头、奶粉和果酱，这些西式食品令官兵们惊奇不已。
四月二十四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一师二团在滇东边界的富源县境内与李嵩独立团遭遇。二团抢先夺取了滇军侧翼的一个高地，然后采取两侧迂回的方式将滇军包围。滇军不顾一切地突围后，向沾益、曲靖方向退去。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在富源发出了《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军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和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都是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
滇军安旅，即滇军第三纵队第二旅，纵队司令孙渡，旅长安恩溥。这个旅可谓是中央红军的死对头，因为在贵州的时候，这个旅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或者侧翼，始终威胁着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滇军第二旅的官兵脚都跑肿了。旅长安恩溥后来回忆说：“我们毫无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军务的一点自由，很多时间在毕节、瓢儿井、大定这一带旋磨打圈。有时候早晨得令兼程往东，夜间复奉命兼程往西，司令部仅往返瓢儿井就有三次之多。接到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命令，刚出发一小时，又接到命令到大定集结。这一阶段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滇军旅长安恩溥来回奔波没能追击到红军的部队，却在黔西遇到了一路溃逃的王家烈的部队。安恩溥去拜访王家烈，王家烈一个劲儿地夸奖滇军能打仗——滇军的一个团曾经把黔军的三个团打得满山跑——王家烈继而对安恩溥说：只要红军还在，“黔军和滇军就是一家人”。“不要听蒋介石的指挥，咱们自己干自己的事”。但是，在那些日子里，连龙云和孙渡都无法指挥安恩溥旅，因为蒋介石甚至把电报打给了深入贵州境内的这支滇军的团长们。中央红军逼近贵阳机场的时候，安恩溥旅被蒋介石紧急调往贵阳。这让龙云十分不满，他立即命令安恩溥旅返回云南。因为，中央红军已经接近云南边界了。
中央军和滇军一起从贵阳出发向云南推进。安恩溥旅一直跟在薛岳的中央军的后面，而薛岳的部队则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
四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越过了滇黔边界，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紧跟着逼近了边界上的黄泥河镇。刚刚能看见镇子上空飘着的炊烟，安恩溥就听见前边传来了枪声。可是，薛岳的第九十师并没有发生战斗，官兵们统统坐在了公路边上。师长欧震走过来对安恩溥说：“进入云南的地盘了，你们熟悉情况，你们走在前面吧，我们支援你们。”确实进入自己的地盘了，安恩溥无话可说，于是命令第三团团长郭建臣率部向黄泥河镇发动攻击。第三团在攻击中发现，前面的红军似乎并不想真正作战，而是一边打一边退，第三团摸不清红军的真实意图，虽不能退但也不敢贸然推进。此时，只有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在这个小镇的上空不断盘旋。卫兵给安恩溥送来了一张字条，说是飞机上投下来的。字条上写着：“右前方小羊场有一千多红军干部正在集合讲话，盼速派部队围剿歼灭。”签字：航空队队长张有谷。安恩溥立即派四团团长万保邦率部攻击小羊场。但是滇军冲到了那个地方，却并没有发现红军大部队的影子，依旧只有零散的红军阻击部队。
阻击滇军的，是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第五军团。
早晨的时候，万保邦团被告知，在一个叫沙寨的村庄里发现了红军的踪迹。万保邦当即命令部队进攻。滇军刚冲到村口，就发现大树下坐着一些负伤的红军，双方的枪几乎同时响了。在这个村庄里，红军与滇军的战斗是一场不明情况的战斗。云南特有的浓雾使滇军无法准确地辨认出红军的方位，因此发生的都是近距离的搏斗。混战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红军撤退了。晨雾散去后，安恩溥进了村，看见地上有很多大桶，里面是温热的米饭和刚煮熟的豆子稀饭，周围还有一些散落的碗筷。那几个坐在大树下的红军伤员，因重伤无法走动，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饿急了眼的滇军士兵围在红军留下的那些大桶周围抢饭吃。
中央红军一进入云南，部队出现伤亡的原因，不是滇军的追击，而是飞机的轰炸。
轰炸突然来临，红军休养连根本没有躲避的时间。一阵猛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硝烟中是一片悲惨的景象：到处是被炸死的马匹和散落的担架。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三位老人被土埋了半个身子，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张宗礼被气浪推出去很远，负责抬钟赤兵的担架员和警卫员都负伤了，而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军衣已经被鲜血浸透。
奄奄一息的伤员对休养连指导员李坚贞说：“不要管我们了，快去追队伍吧。如果我们能活下来，就去找部队；如果活不下来，就当是牺牲了。”一个负伤的理发员要求李坚贞把他打死：“给我补上一枪吧，我死也不当俘虏！”李坚贞哭了，她说：“你们都是为革命负伤的，我们怎么能丢下你们不管呢？”
红军卫生员不得不就地抢救贺子珍，她身上一共嵌进了大小不一的十七块弹片，其中的一块弹片从她的后背一直划到右臂，形成了一条又长又深的血口子。紧急手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这位坚强的女红军在难以想象的剧痛中没有呻吟一声。
为了不拖累部队，贺子珍要求把自己留下，她觉得自己这一回活不了了。她把警卫员叫到面前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了。等革命胜利了，如果我还活着，我们会见面的。如果我不在了，有一件事托给你。有消息说毛泽覃已被杀害，我的毛毛不知道在哪里，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找到。找到了，就告诉他，他妈妈是为革命牺牲的。”
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敌人又追击得很紧，一旦暴露身份必定十分危险。休养连把贺子珍的伤势和要求报告给了毛泽东。当天晚上，毛泽东带着傅连暲医生和三个警卫员赶到了贺子珍的身边。毛泽东对依然要求留下来的贺子珍说：“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在千般苦痛万般磨难面前始终不曾掉泪的贺子珍，在突然降临的难得的温存中双眼含满泪花。
安恩溥不知道，中央红军的主力正在前面等着他呢。
红军决心把这支滇军彻底消灭掉。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沾益、白水和曲靖一线。下午，红三军团一部包围了沾益县城。晚上，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包围了曲靖县城，把滇军的一支别动队、一个机炮连、李嵩独立团的残余官兵以及城防民团共两千多人全都困在了县城里。中央红军的主力则部署在通向县城的交通要道上，一场伏击战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安恩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继续追击红军的话，覆灭就会近在眼前。但是，在昆明的龙云似乎更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结局，他突然给所有追击中央红军的滇军部队，包括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安恩溥旅发去了电报，命令他们立即脱离红军，掉头向南，火速返回昆明。至于蒋介石命令滇军追击中央红军的任务，龙云仅留下一小部分滇军走在薛岳的前面做做样子——龙云的这个决定使他的安恩溥旅侥幸躲过了一劫。
滇军的调离使中央红军突然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的前锋没有了，其他国民党军距离中央红军还有好几天的路程，而龙云的调动使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出现了兵力空白，中央红军自南向北迅速穿越云南东部抵达金沙江边的条件已经成熟。
虽然没有等来安恩溥旅，但是为了中央纵队顺利通过沾益和曲靖，红三军团一部向被围困的沾益县城发动了攻击；同时，红一军团二师一部和红五军团三十七团也作出了攻击曲靖的态势。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安全通过了沾益与曲靖之间的公路。
中央纵队刚一通过，周恩来就发现从公路上远远地开来三辆卡车，车上还插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周恩来亲自指挥警卫部队伏击了这三辆卡车。押车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副官。周恩来对这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副官进行了简单的问讯，这才知道卡车上装的是龙云送给国民党中央军的礼物。上车一清点，让周恩来十分惊喜：除了十箱名贵的云南白药、大量的普洱名茶和宣威火腿之外，还有十张精确到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作战地图——对于中央红军来讲，缴获地图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原来，这个副官是薛岳派去昆明面见龙云的，因为他的中央军需要云南的作战地图。龙云本来准备用飞机送去，但是飞行员生病了，于是临时改用汽车。也许是因为这些地图太珍贵了，红军对这位国民党军副官给予了宽大处理。多年后，这位副官对自己的这次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在昆明没有得到红军已经沿着黔滇公路西进的消息，听到向汽车射击的枪声后，才知道进入了伏击圈里。幸运的是，汽车驾驶室前的玻璃虽被子弹击碎，但鄙人没有中弹负伤，而且蒙官兵积德，免除一死，盖红军宽大恩情也。”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到达寻甸，在一个叫哨口的村子里宿营。
中央红军走到这里，似乎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因为这里南距昆明和北距金沙江的距离几乎相等。
之前，中革军委接到了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的电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立即改变原定战略，迅速脱离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意味着中央红军立即北渡。而所谓“原定战略”，是指中央红军不能实现北渡长江时，暂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是日晚，中央红军在哨口村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一开始，由作战参谋孔石泉和王辉报告了今晚中央红军各部队的宿营地点，然后由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曾希圣汇报了对敌情的估计和判断，之后会议开始对中央红军如何抢渡金沙江发表意见。毛泽东不同意经东川渡过金沙江，理由是：一、虽然敌人已经放弃了在宣威、威宁一带围歼红军的计划，但是十多万滇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而且回援的速度很快。宣威距离东川不远，或者说，东川距离正在回援昆明的滇军不远，一旦敌人发现了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意图，会对红军造成巨大的威胁。二、原定的我军一部南下佯攻昆明、大部北出金沙江的计划是主动行为，滇北多山，民情封闭，滇北的元谋距离金沙江很近，对我军安全渡江十分有利。毛泽东让参谋吕黎平在刚刚缴获的云南省地图上标出了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从现驻地到达金沙江边的龙街、皎平和洪门三个渡口的行进路线和距离。然后毛泽东作了说明：自攻打遵义以后，红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经把蒋介石的追击部队甩在了侧后。但是，蒋介石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而来。其前锋万耀煌的第十三师离红军后卫部队第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路程。现在，金沙江两岸没有敌人正规部队防守，这使我们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有了实现的可能。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应趁金沙江沿江敌人布防空虚、尾追之敌尚有一段路程的时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接着，毛泽东详尽阐述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具体部署和作战原则：第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西进至元谋，然后迅速向北，抢占龙街渡口；第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和中央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其前锋，直插皎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一路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五月三日前抢占上述各渡口，收集船只，准备渡江。红军先头部队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中央红军若能在五月三日前抢占龙街、洪门、皎平三个渡口最为有利。万一敌人发现红军的意图追击而来，能占领三个渡口中的一个或两个仍会不失时机。最忌的是，滇军得到消息，先我到达江边，下令把各渡口船只烧毁或撤到北岸。因此，各部队要不怕疲劳，务必在四天之内，赶到金沙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关系全军胜败的关键一步。第五军团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营进至寻甸以南的嵩明附近徉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以为我军准备攻占昆明，其主力随后向西北方向跟进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
与会同志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中革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
毛泽东的判断是基于对敌情的分析。
有证据显示，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有破译蒋介石电报密码的能力，还有通过其他渠道及时获取国民党军调动部署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在敌军重重围困中艰苦转战的中央红军来讲，是能够绝境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贵州转战于赤水河边的那些日子里，如果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来源，红军就不可能在敌人密如蛛网的“围剿”缝隙中成功地来回穿越移动。
当时中央红军中有两个通信局，其中的二局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敌台。二局的红军干部大多是在情报工作方面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后来担任外贸部部长的李强、邮电部部长的王子纲、总工会副主席的宋侃夫，还有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以及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李克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苏联接受过情报工作的专业训练。中央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是周恩来。
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作战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很原始，因此几乎国民党军的每一封作战电报，都能出现在中央红军的指挥部里。甚至有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有接到电报，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就已经先看到了。随着国民党军对保密工作的加强，红军也在不懈地改进自己的破译水平。至少自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踏上长征的征途以来，国民党军方的电报依旧频繁地被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所获取。
蒋介石对红军破译国民党军作战电报的能力已经有所察觉。尤其是在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一名参谋不慎被俘，滇军在他身上搜出了已经被破译的国民党军的电文。电文被送到昆明，龙云大吃一惊，立即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
急。
贵阳蒋委员长钧鉴，曲靖薛总指挥、宣威李军长勋鉴：
竭密。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瑞金人，现解省审讯。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如所趋避。现正研究其译电，系有我方电码本，抑以他种技术译出，并此后宜用何法通信，方免泄漏。特先报闻，详情续达。
龙云。冬末机印。
蒋介石立即回电：
特急。
云南龙总司令：
冬末机电悉。良密。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一面如气候良佳，用飞机通信以补之。请兄就近编发密本，照此办理。盼复。
中正。江巳贵参一印。
不知道龙云和蒋介石的这两封往来电报是否依然被中央红军所截获。
四月二十九日，从贵阳飞抵重庆的蒋介石发出了两封重要电报。类似电报以前蒋介石发过多次，只是这一次抬头更加复杂。复杂的抬头足以说明因为全国的红军都已处在了移动之中，蒋介石索性决心把他所推崇的堡垒政策推广到全中国，他要求各地的国民党军对修筑式样统一的碉堡要“忍痛奉行”：
武昌行营张［张学良］主任、省府张主席，汉口绥署何［何成浚］主任，长沙何［何键］总司令、省府何主席，巴县刘［刘湘］总司令、省府刘主席，贵阳薛［薛岳］主任、省府吴［吴忠信］主席，昆明龙［龙云］总司令、省府龙主席，长安杨［杨虎城］主任、邵［邵力子］主席，兰州朱［朱邵良］主任、省府朱主席，西宁马［马麟］主席：
贻密。查江西剿匪胜利，得力于封锁者居多。从前徐匪窜川，南昌行营曾制有川、鄂、陕、甘封锁匪区办法颁布，惟各省多未切实遵行。本委员长此次入川，详察匪情，认为朱、毛流窜川、黔各省，既无固定地点可资封锁，即徐匪近来放弃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老巢，西向窜扰，原颁封锁办法今已不合实用。兹规定在详细封锁办法尚未改正颁布以前，各该省军政长官应速督促邻近各县，并村筑寨，辅以碉堡，一面遵照前鄂豫皖总部所发之民团整理条例，组织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充实自卫力量。匪至则将人畜资粮完全集中于碉寨内，死守待援，实行坚壁清野，与匪断绝交通，使匪无可掠夺之物财，无可裹胁之民众，行之日久乃自消灭。此其前清曾文正、李文忠剿灭捻匪之良法。南昌行营师其用意办理封锁亦著大效。仰该军政长官务须督促奉谕各该县忍痛奉行。各省政府应速将该省应筑碉寨之县份查明电复，以凭察夺。一面令各该县将应筑碉寨之地点，需用之经费、材料，迅速筹办，依法赶筑。碉寨图样另行颁发，仰并知照。
蒋中正。艳末川行参战印。
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是发给龙云的，他授权龙云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尤其是指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候“不必客气”：
限即到。
云南总司令龙：
俭戌机电悉。良密。匪窜元［元谋］、武［武定］渡江，殊为可虑。刘文辉在金沙江北岸之部队，兵单防广，恐难独任防堵。中［蒋介石］前令川军郭勋祺部开赴鲁甸、巧家，乃为就近协助文辉会理部队，以防堵金沙江北岸也。已饬该部整饬军纪，兄可无虑。至入滇之湘军及各纵队，仍请兄就近直接指挥，以免往返误时，不必客气。并已电令伯陵［薛岳］前进，一切遵兄命而行矣。如需严定任务或限期，可以中之名义发布之。此间已加电各部遵照。
中正。艳戌侍参筑印。
龙云在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的同时，还收到了一封署名“香港有影响的人士”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在此电报上的批示是：“此文符合西南利益。”
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彝名纳吉鸟梯。一八八四年出生于云南昭通炎山。他的父亲纳吉瓦蒂在四川凉山拥有奴隶主身份，但龙云出生后因为父亲病逝家境开始衰落。少年龙云长期流浪于云南的昭通与四川的凉山之间，金沙江两岸的险山峻川令他有了圆滑强悍的性格。辛亥革命爆发后，龙云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后来成为共产党红色武装领导人的朱德成为同班同学。一九一四年彝族青年龙云从讲武堂毕业，担任了滇军护国军都督唐继尧的侍从副官，并开始一路青云直上，直至一九二八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路军总指挥。
对于中央红军的动向，“云南王”龙云并不关心，直到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之后，他才开始警觉起来，但是他仍认为红军不会进入云南。当中央红军还在贵州转战的时候，他曾就红军的走向与部下商讨，部下们有两种猜测：一是红军要到富裕的四川去；二是红军在四川过不去长江，很可能要绕道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龙云宁可相信前一种猜测，他害怕红军进入云南，更害怕蒋介石借机插手云南的事务，以威胁到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龙云的这种担心和害怕，是他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出兵贵州的主要原因。他给滇军下达的命令并不是歼灭红军，而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龙云在云南边界地带修筑起了两千多座碉堡，加上原来沿着进入云南的主要道路修好的碉堡，龙云修筑起的碉堡已达五千多座，使整个云南俨然成了一个被碉堡围起来的山寨。
但是，龙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派出的部队和他修筑的碉堡没能阻止中央红军长驱直入。这一下，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与红军打硬仗，不要说滇军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有实力，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但是如果不打怎么应付蒋介石呢？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龙云盼望那位“香港有影响的人士”所说的话是确切的。如果红军仅仅是路过云南，那就让他们过好了，而且过得越快越好，云南用不着和红军动武。
龙云正在左思右想，消息传来了：红军有攻击昆明的迹象。一时间，龙云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如果红军真要攻占昆明，那只有拼个你死我活了；喜的是，如果红军仅仅是虚晃一枪，那么正好有了把所有的滇军都调回来的借口。
龙云毫不犹豫地按着令自己窃喜的思路行事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下达了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回的命令。但是，接着传来的消息说，红军已经到达昆明郊区，贴出的标语是：拿下昆明，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
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首先要掉过头来，背对金沙江攻击嵩明县城，然后继续南下逼近昆明。一师为右翼，二师为左翼。二师政委刘亚楼在给干部们交代任务时说：“看看你们谁最先进城。”二师的先头部队是五团二营。在向嵩明急行军的过程中，二营的官兵不断变换从被俘的民团身上扒下来的军装，在接近嵩明县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二营的装扮引起了当地豪绅的误会。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当地人只听说过红军都没见过。于是，豪绅们不但酒肉招待，而且还把奉命筹集的军款和军粮都拿了出来，直到吃饱了的红军官兵高喊了一声：“同志们！”豪绅们这才恍然大悟，因为国民党军中从没有这样的称呼。之前，豪绅们甚至还主动强征了挑夫队，于是红军不得不向挑夫们说明身份，同时宣布：愿意留下为红军服务的每天给五角钱，先付半个月的工钱；不愿意的，每人发给一块大洋回家。结果十有八九的挑夫愿意留下跟着红军走。
占领了嵩明之后，红一军团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其先头连依旧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连续夺取了沿途的几个小镇后，一直到达了距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杨林是个大集镇，在这里防守的滇军早已没了踪影。红军打开了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库，把大量的布匹、粮食和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和“占领昆明”的标语。同时，红军官兵还装扮成当地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通过了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一个散发着淡淡的法国风情的城市。”曾有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昆明。这座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省城，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成为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生活情调，都弥漫着宁静的欧洲小镇的气息。红军将要攻打昆明的消息，引起了这座城市的恐慌。滇军主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城里仅有五百多人的民团。龙云急忙动员了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实行戒严，同时不断地催促回援的滇军加快行军速度，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旦昆明陷落即刻逃往缅甸的准备。
四月三十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回援昆明的时候，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是龙街；红三军团的预定渡口是洪门；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在劝禄县城北面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干部团。充满了旱烟味道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周恩来和刘伯承对抢占皎平渡口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详尽研究，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强渡金沙江并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最后，周恩来交代了一旦发生最坏情况的处置方式：如果干部团渡了江，但是渡口没有保住，主力部队无法渡江，干部团要准备在江北单独打游击。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先头营的前锋是政治八连。政治八连全部由中央红军中年轻可靠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并且全部是干部，有连队指导员、副指导员和政治干事，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岁。他们换上了国民党军的军装，不顾一切地向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急促地行军。带路的向导是当地常走山路的脚夫，但即使是脚夫也被这种强度极大的行军累垮了，于是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向导是一个熟悉山路的四十多岁的山民，但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一上来就无法走路了，由于没有时间让山民停下来吸烟，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疾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的一个叫沙老树的地方，先头营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先头排带来个胖胖的民团，胖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为红军提供船只。胖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到渡口。先遣连在三营政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的率领下，在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中开始奔跑。午夜，他们终于听见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
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北返渡江的时候，蒋介石急电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
皎平渡是金沙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四川和云南两省往来的盐巴、粮食、皮革、金银、药材都要从这个渡口通过。从皎平镇到江边的渡口一路下山，两边全是峭壁，一不小心就会从山路上滚下悬崖。
干部团先遣连到达江边的时候，皎平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是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江南岸。红军询问了船工之后才知道，这是北岸川军的船。控制了这两条渡船后，干部团的宣传员把在江边开小客栈的张姓兄弟说服了，红军宣传员们说：“红军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现在你们帮助红军，以后红军胜利了给天下的穷苦人分土地。”在张氏兄弟的帮助下，先遣连又找到了三条船。
和当地船工讲好了价钱之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上船了。渡江的时候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船顺利靠岸后，萧应棠立即燃起了一堆火，这是顺利登岸的信号。同时，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在船工的带领下扑向了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厘金局设在这里专门收来往百姓渡船税的。百姓对这个据点痛恨之极，因此带路的积极性很高。红军敲门的时候，里面正在打麻将，话喊出来很不耐烦，说交税等天亮再说。里面的话音未落，门就被红军官兵踢开了。
萧应棠报告控制渡口的第二堆火也点燃了。
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大家的肚子实在是饿了，路边一个小铺子的主人已经跑了，红军官兵在里面放了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然后每人分了几块边吃边赶路。走了大约十几里，萧应棠连长决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后，红军官兵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但是，刚睡一会儿，萧连长就被推醒了，副营长说前边的路边有座山，如果让川军占领了，可能对主力渡江有威胁。萧应棠立即把官兵们一一叫醒。天亮的时候，先遣连到达山顶，开辟了阻击阵地。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因为他和他的官兵被告知，如果当了红军的俘虏一律会被砍头。刘元瑭的官兵也不知如何是好：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了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之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因此，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的手下都是江两岸的农民或船夫。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他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已经都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了路边的高地之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小小的阻击战结束后不久，陈赓率领的后梯队就跟上来了。为了夺取通安县城，干部团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快速行军。山路的一面是万丈绝壁，川军不断从山上向下射击，不少干部倒在了山路上，但是队伍并没有停止前行。接近通安的时候，川军的阻击更加猛烈，刘元瑭几乎投入了他所有的部队，数团的川军阻击着一个团的红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肉搏战中，刘元瑭手枪团二连连长被红军的刺刀刺死。红军的冲击部队最后冲到了指挥战斗的刘元瑭的身边，刘元瑭立刻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率领残部仅四百多人向会理县城逃去。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都已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仔细查看了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了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红一军团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和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了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
林彪必须让第一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部队如果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渡口，定会在敌人猛烈的轰炸中遭遇重创。但是没有船又架不起浮桥怎么办？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紧急向皎平渡口转移。于是，已经奔走了数百里的红军官兵仅仅吃了一顿饭，又接着开始了向东的急行军。
后来才知道，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的行动，令蒋介石一直判断中央红军的主力集中在龙街，这在无意间掩护了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红三军团占领了洪门渡口后，只找到了一条船，仅仅把十三团渡了过去。这里的江水同样湍急，红三军团的架桥也失败了，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西往皎平渡口转移。
五月三日晚，毛泽东赶到了皎平渡口，并从那里渡过了金沙江。
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喧闹异常。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乘船摆渡。摆渡全部靠七条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停。木船都是旧的，即使用买来的布匹做了防漏处理，但是每次渡江的时候依旧漏水严重。白天还可以边渡江边观察，晚上便险象环生。为了保证渡江安全，皎平渡口两岸燃起了大火，大火将金沙江照得满江通明。中革军委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渡江纪律，官兵还没到达江边就会拿到这个纪律。因此，仅靠七条渡船将数万人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而且是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成功摆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报酬极其优厚，每昼夜五块大洋和六顿饭，尽管红军官兵每天只吃青豆，但是他们每顿饭都为船工们杀猪。
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了江，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一连串的火把，经过联络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官兵一齐喊，让一师的战友们迅速到皎平渡口去渡江——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深夜的峡谷里喊叫自己的战友，这让荒凉的西南山川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生命震荡。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隔江看见了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忘掉。红军官兵坚信，无论还要奔袭多么远的路途，终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能够到达让他们尽情欢笑与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蒋介石终于发现了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他命令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全力向金沙江南岸推进，要求“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作为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叫石板桥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阻击先是被要求必须坚持三天三夜，然后改成六天六夜；最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红五军团在这里阻击九天九夜。李富春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解释了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洪门渡口遇到的困难。李富春说：现在千军万马都要从一个渡口渡江，严峻的情况要求红五军团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中央和全军的安全。会后，军团长董振堂陪同李富春来到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在阵地上，李富春听到红军战士们正在唱歌：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河流急，
不怕山高路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