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上剑门关主峰的官兵都端起了刺刀。在陡峭的阵地上，红军的拼杀声和川军的咒骂声混合在一起，双方扭打着的士兵不断地从悬崖上跌落下去。当川军被压缩在阵地后面的一条石沟里时，拼杀中的陈康忽然发现川军越打越多，原来石沟里藏着川军的预备队，数百名拥上来的川军一下子把石沟填满了。此刻，二营的官兵都已经冲上了主峰，手榴弹下雨一般向石沟砸下来，一时间这条石沟里血肉横飞。

王树声向主峰疾步攀登。在二营攻击的路上，他看见了那些倒在川军尸体中的红军战士的遗体。一个已经牺牲了的战士依旧靠在石崖上，王树声轻轻地把他放倒，然后把他腰间的手榴弹取下握在了自己手里。

据守剑门关的川军团长杨倬云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让他的营长廖玉章把那四万块银元抬了出来，然后一面用手枪向撤退的川军士兵射击，一面把箩筐里的银元往外扔。但是他即刻看见营长廖玉章被手榴弹炸倒了，几个士兵想把廖营长拉起来，但是连同这几个士兵在内，一群人在一声炮弹的爆炸声中向天空飞去，然后碎片一样地落在淌着雨水的草丛中。

杨倬云在几个卫兵的护卫下顺着崖壁往上爬，当他们终于爬上崖顶的时候，却看见关口前面的山路上杀声四起，红旗飞舞。几天前，军长邓锡侯视察这里的时候曾经问过杨倬云：“这道绝壁有多高？”当时他的回答是：“一块石头丢下去要一袋烟的工夫才能落地。”——前面是冲来的红军，身后是万丈绝壁，无路可走的杨倬云一转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剑门关被红军占领了。

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剑门关战斗报告中说：“匪跟踪以大部来攻，先以火力激战，继以短兵相接，循回肉搏，情势极为激烈……刁司令以预备队力争无效，杨团与刁司令即先隔绝……杨团退路四塞，除少数官兵突围外，几全部覆灭于血泊中……是役杨团长倬云、江营长孝思及陈团廖营长均战死于剑门阵地。刘团李营长在沙溪坝附近阵亡，陈团何营长在天雄关任收容时阵亡。共计官兵伤亡失踪约一千三百余名。”川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仅凭一双刺花的袜子和一条丝织的裤带才得以辨认出那具已经摔烂的尸体是他们的团长杨倬云。

一九三五年四月，在那个下了一场大雨的春天里，所有牺牲在剑门关的红军官兵，自此在这里守望着美丽的巴山蜀水。

四月二日，川陕边防“剿匪”督办、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被蒋介石撤销了职务：

查嘉陵江向称险要，苍、阆、南部一带，原属二十九军防地。一年以来，迭次通令构筑碉堡，加强工事，严密布防，以遏残余徐匪之窜扰，不啻三令五申。该军负责守备经年，糜饷实钜。律以救国救乡之大义，应如何激励军心，力图报称。乃连日据报：该军防守不严，徐匪一部遂于俭［二十八日］晚突渡嘉陵江；继复作战不力，苍溪、阆中、南部亦竟相继撤退。弃藩篱而不守，陷人民于涂炭！实属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予宽容。兼川陕边防剿匪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督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此次该军失败，负责诸将领，由孙震查明呈报，以凭分别惩处。该军现在收容若干，着孙震速即整理改编，禀承刘总司令——湘——办理具报，仰即转令，一体遵照。

剑门关战斗后，为了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位于梓潼、江油的川军邓锡侯部，力求向川甘边界地区发展。

第九军和第三十军主力部队，一昼夜奔袭近一百公里抵达了涪江岸边，并于四月十日突破了涪江的川军防线，然后向南推进包围了江油县城，其前锋直逼江油南面的重要城市绵阳和成都。

江油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古时就有“成都的北门”之称。防守江油的邓锡侯在四川军阀中素有“能战”之名。红四方面军突然向西突破川陕根据地的边界嘉陵江，邓锡侯与刘湘的看法是一致的：红军很可能要放弃根据地，沿着川陕公路南下川西平原。因此，他对红军挺进涪江上游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红军的“转山”行动，于是把兵力全部放在了防守川西平原上，因为平原的中心就是省府成都了。邓锡侯在分析了局势和权衡了得失后，尽管连他自己都有一点胆怯，但还是决定亲自出马与红军一战，他已经不得不这样做了。红军到达江油附近的消息令成都城里一片慌乱，大地主、大资本家和高官大员们纷纷逃往上海，有的还逃到了香港，飞机票和汽车票成了这座城市里最抢手的东西。那些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只有逃往重庆，从成都到重庆的汽车票价因此上涨了一百倍。刘湘急忙把川军潘文华部调到了成都，在成都城垣的四周大修碉堡，表示要死守成都。结果，报纸上把刘湘说成了“大救星”。邓锡侯对此一笑置之：潘文华有多少部队？说穿了就一个教导旅而已，听说他把自己的家眷都送到上海去了——“本帅率兵十团，亲出一阵，你看如何！”

红军扫清了江油城外围之后，江油成了一座被红军包围的孤城。这座县城有三座城门，在红军到达之前关上了两座，只留下北门与城外联络。但是，当防守外围的任建勋团被红军击溃之后，江油城的北门也关上了。此刻，川军杨晒轩旅的旅部、一个手枪连和九个步兵连全部被困在了城里。邓锡侯打电话问杨晒轩能坚持多久，杨晒轩回答说最多十天。

四月十六日，邓锡侯率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师的龚渭清旅和第五师陶凯旅自绵阳出发，到达青莲镇，会合了孙礼和卢济清的两个旅后，继续向江油前进。在前进到中坝的时候，发现中坝城里并没有红军。当晚，邓锡侯进驻中坝，部署了第二天向江油的塔子山、鲁家梁子进攻的计划：孙礼和卢济清两旅为右翼，进攻塔子山；龚渭清和陶凯两旅为左翼，进攻鲁家梁子；李勋伯的警卫团为预备队。

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以第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县城，而将第四军十、十一师，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部署在邓锡侯部的必经之路上。四月十七日拂晓，川军开始了进攻，进攻似乎发展顺利，红军节节抵抗，但抵抗一阵就稍退一段，川军虽然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终究是在向前推进。这种缓慢的推进一直持续到下午，川军左翼部队已经攻到了鲁家梁子的半山腰，右翼部队也占领了一个高地，并开始向红军占领的塔子山主阵地发起了攻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战斗，如果能够发起一次猛烈的冲锋，红军也许瞬间就会垮掉，这次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赶回涪江以北去——邓锡侯觉得胜利在握。

此时，徐向前正在江油城南的一间民房里阅读《史记》，这本缴获来的竖版史书令他一有空就想读一段。徐向前与四川军阀交手多次，他的体会是：论兵力，刘湘兵强马壮；论打仗，邓锡侯精明过人。因此，他给部队的命令是：以小部队边打边撤，把敌人引诱进来；同时以一部向敌人的后面包抄迂回。

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徐向前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不是个好脾气。迎着川军密集的子弹，他硬要站在阵地的前沿，大个子警卫员无论如何也拉不动他。许世友八岁入少林寺习武，后到吴佩孚的部队当兵，二十岁加入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岁成为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后，在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军长，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虽七次负伤但勇气未减。没人知道这个从小习武的红军将领到底有多大力气，据说他能把一头大黄牛举起来然后重重地摔死。他那把又宽又厚的纯钢锻造的鬼头刀极重，红军战士往往需要双手抬着才能试试这把大刀的分量，但是许世友单臂抡刀却犹如一阵旋风，无数敌人的脑壳在他刀起刀落的风声中滚落在地。这天下午，许世友虽然接到了反击命令，但他不准部队射击，说谁在五十步以外射击就枪毙谁。川军快到跟前的时候，许世友突然大吼一声，红军官兵们一齐开火，阵地上随即便杀声四起。战斗进行到关键的时刻，许世友果断起用了预备队二十八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是方面军中有名的打仗能手，这个团坚守在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的接合部，阵地始终坚如磐石。

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的红军官兵从早上六点就开始阻击川军的进攻，已经连续十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川军在红军突然发动的反击中被截成了几截。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握着一柄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川军集中了一个整旅的兵力在中路开始了突击。二六八团二营在机枪的掩护下，一个连冒着弹雨在正面阻击，另外两个连开始向敌人的两侧迂回。黄昏时刻，川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右翼孙礼旅由于伤亡巨大，率先向中坝方向溃退。孙礼旅的溃退导致卢济清旅三面受攻，卢济清不敢恋战只有赶紧撤退。红军对鲁家梁子的包抄最后形成合围态势，龚渭清旅和陶凯旅的退路已被截断，被围困的川军只有进行最后的搏杀。龚渭清亲自指挥他的驳壳枪营进行反击，但是已经无法阻挡红军凶猛的攻势。龚渭清身负重伤，他的团长赵云霖、张南芳以及营长龚应全也先后负伤，全旅士兵伤亡过半。陶凯旅在投入了预备队后虽然勉强稳住了阵地，但是伤亡也已经超过了五百。各路川军的溃逃令在嘴头岩指挥部督战的邓锡侯心惊胆战。在命令预备队原地阻击红军的追击后，他自己也卷入了溃逃的川军队伍中，直到逃进中坝县城把城门死死地关上。

邓锡侯心乱如麻。仗如果继续打下去，重新整顿溃散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就此退回绵阳，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他想到了负责相邻地域防御的孙震。邓锡侯急忙打电话请求增援，孙震说增援不可能，如果想靠拢的话可以派部队去接应。邓锡侯的心情一下子恶劣到了极点，他想起了作战前曾经要求刘湘的第二师师长王瓒绪协助，但是王瓒绪以没有刘湘的命令为借口拒绝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还曾数次给重庆的中央军参谋团打电报请求飞机增援，参谋团每一次都答应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见中央军飞机的影子。犹豫再三之后，邓锡侯决定部队撤回绵阳，毕竟命和实力比面子重要得多。

江油一战，红四方面军歼灭川军四个团。邓锡侯的部队撤退之后，红四方面军于十八日攻克中坝，十九日攻克彰明，二十一日攻克北川。至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人，攻克南部、阆中、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八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川北真是个好地方！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占领了川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丰衣足食。在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余洪远的率领下，机关干部和妇女独立团近万人进驻了中坝，仅在那里筹集到的粮食就有九百多万斤，还有大量的盐巴、腊肉、豆瓣酱和辣椒面。扩充红军的工作也进展顺利，仅江油地区参加红军的贫苦农民就达六千多人，数支游击队也改编成了红军的正规部队，红四方面军不但使在嘉陵江战役中受到损失的各师团都得到了补充，而且还重新组建了一个补充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年仅二十一岁的团长被任命为补充师师长，他的名字叫秦基伟。

红军官兵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享受着大米和腊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是心急如焚。他不断地给位于作战部队后方的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如果这样不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没有确切的答复。

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就因为战机的失去而无法实现。

张国焘作出的是一个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引发了剧烈争议的决定：采取大搬家的形式，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

当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并且采取的是坛坛罐罐统统带走的方式。至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位于嘉陵江以东所有的机关和部队都已撤到了嘉陵江以西。四月二十一日川北腹地苍溪被川军占领，川陕根据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此时，在嘉陵江以西狭长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共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六个团。即：第四军辖十、十一师共七个团；第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师共六个团；第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共九个团；第三十一军辖九十一、九十三师共六个团；第三十三军辖九十八、九十九师共四个团，再加上一个补充师、炮兵团、特务团、两个妇女团，共八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和机关、学校、医院等，总计十万人以上。

作为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不论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正确，至少促使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客观原因是明显的。首先，与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自一九三三年开始，川陕根据地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严重的生存危机。四川军阀结束了混战之后，服从了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红军原来背靠大巴山对付的只是川军，而现在国民党军发起的是六路“围剿”，红军不得不“收缩战线”——应该说，这一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在有限的空间里死打硬拼是兵家大忌。再者，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内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不具备。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西渡嘉陵江战役，在两年多的时期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十六个月，这期间敌人在根据地两进两出，烧杀掳掠，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最后，如果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就必定会影响红四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不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因为从根据地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一九三五年春夏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之中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为了保障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侧后的安全，阻止中央红军与贺龙和萧克的部队会合，蒋介石对红二、红六军团尚未巩固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为此，湖南和湖北的国民党军达成了联合作战协议，集结起十一个师加四个旅共计十一万的兵力。“围剿”作战分为进攻和防堵两个部分。其中进攻部队是：

陈耀汉纵队的第五十八师和暂编第四旅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

郭汝栋纵队的第二十六师和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

李觉纵队的第十九师和四个保安团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

陶广纵队的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和新编第三十四师从南面向大庸和永顺进攻；

徐清泉纵队的第四十八师、新编第三旅和张振汉纵队的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联合向桑植与永顺之间的塔卧镇推进。

进攻部队的攻击中心是大庸。大庸，今天名为“张家界”。

防堵部队是：

湘军陶广纵队一部加四个保安团驻守沅陵及沅江沿岸，防止红二、红六军团南下进入湖南腹地；

鄂军第三十四师封锁通往长江的主要道路；

湘军李云杰和李韫珩的两个纵队，以及第九十二师和新编第八师，共同部署在湘黔边界上的铜仁、秀山、酉阳地区和乌江沿岸，以防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此时，红二军团兵力为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兵力为五个团约五千二百人，两个军团总计兵力约一万一千七百余人。

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兵力超出红二、红六军团十倍以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朱德，报告作战部署并请示可能转移的适宜地区。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所以中革军委给第二、第六军团的回电颇显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清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疾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在中央红军开始第四次渡赤水河的那一天，在赤水河以东五百公里处的后坪，红二、红六军团对湘军李觉部打响了一场伏击战。后坪位于大庸至永顺间的咽喉要道上，红二、红六军团计划趁李觉部渡过澧水立足未稳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红军的伏击圈已经设置完毕，但李觉部却因为天降大雨而停止了渡河。军团领导担心敌人察觉红军的意图，便让部队后撤一段距离，只留下一个团在伏击战场警戒。第二天拂晓，负责警戒的五十三团突然和渡过澧水的李觉部接触了。军团当即命令主力部队迅速向敌人靠近并发起攻击。十七师的攻击受阻后，四师接替了他们继续进攻。六师的一部迂回到敌人的侧后，破坏了澧水上的浮桥。但是，直到黄昏，敌人的主阵地始终没有攻下来。在新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李觉投入了预备队开始向红军的侧后迂回，红二、红六军团为避免被敌人合围撤出了战斗。后坪一仗，红军毙伤敌军约五百，却付出了伤亡七百的代价。战斗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了国民党军兵分五路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开始了急速推进：陈耀汉部占领了桑植县城，并前出到桑植西北的陈家河镇；郭汝栋部占领了大庸以西的罗塔坪；李觉部一部推进到石堤溪，一部在向永顺推进；陶广部一部推进至永顺西北的农车地区；张振汉部则直接向红军医院、学校、兵工厂和被服厂所在地塔卧镇地区逼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距离根据地中心最近仅剩二十五公里的路程，最远也只有六十公里了。

严重的敌情使红二、红六军团意识到已不可能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强大的敌人进行决战，因此决定暂时放弃以塔卧镇、龙家寨为中心的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封锁，北渡长江，进入神农架大山的南部寻找新的立足点。

三月二十二日，红二军团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

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梓、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州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漳［南漳］、兴［兴山］、远［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酉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施［恩施］、鹤［鹤峰］逼近鄂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复电红二、红六军团：

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整编了部队并安置好伤员后，最终放弃了刚刚开辟的根据地，开始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转移。

两个军团初步确定的转移方向是：向北进入湖北境内，然后转向东北，于湖北秭归西北方向的香溪镇渡过长江，到神农架大山南麓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部队出发的当天，就在桑植以北的陈家河镇与深入到湖南境内阻击红军的鄂军部队接了火。红军抓了鄂军的一个俘虏，一审问，得知前面只有鄂军的一个旅，于是贺龙不走了，他说：“要走，也要打完这一仗再走！”——红二、红六军团太需要一个胜仗了。况且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打歼灭战，鄂军又是不善于山区作战的部队。

陈家河镇位于澧水东岸，四周山峦环抱。十三日早上，在鄂军正面的五十一团首先开火了。战斗一再失利，被迫离开根据地，红军官兵的心头已经积压了太多的仇恨，所以一个凶狠的冲锋就把鄂军的先头部队打散了，接着又一口气连续占领了三个山头，把这股鄂军的大部歼灭在了山下的谷地里。与此同时，红二、红六军团主力急速渡过澧水，向鄂军第一七二旅发动了攻击。四师担任突击敌人主阵地的任务，五十一团三营则直插陈家河镇中，捣毁了鄂军的指挥部，然后一路追击，将鄂军旅长李延龄打死在澧水岸边。战斗持续到黄昏，鄂军第五十八师一七二旅全部被歼。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正率部前来增援，在得知一七二旅已经覆灭后，第五十八师立即掉头回撤，但还是被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追上了。激战后，第五十八师师部外加一个旅，还有这个师的山炮营全部被红军歼灭。此前，第二、第六军团从来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一下子缴获了两门山炮，红军官兵们大为振奋，他们扛着这两门山炮一路转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一门山炮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陈家河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改变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留下来坚持战斗。因为军团领导意识到：一旦红军运动起来，就可以充分调动敌人，就可以产生作战时机，就可以使红军打胜仗。

六月，红二、红六军团突然前出至湖北境内，包围了宣恩县城，并制定了围点打援的作战计划。果然，得知宣恩被围后，鄂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急忙率部前来增援。红二、红六军团留下一个团继续围城，主力则趁黑夜离开宣恩，连续奔袭六十五公里到达预定战场。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在奔袭的路上给四师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四师加快行军速度，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有利地形，以便在战斗打响时切断敌人的退路，待主力赶到后将增援的敌人全部包围。六月十四日清晨，红二、红六军团集中了所有的主力，从四面向增援宣恩的鄂军张振汉部发动了猛烈冲击。张振汉的鄂军被压缩在一个山洼里，两千多人挤成一团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红二军团四师政委方理明、六师十八团团长高利国和政委朱邵田相继负伤。当时，贺龙正在发高烧，任弼时当即任命廖汉生代理四师政委，贺炳炎任十八团团长。

贺炳炎在“肃反”中被撤销了团长职务，目前正在管理科打杂，心里一直觉得十分冤枉。此时他对任弼时说：“我是改组派分子，不能当团长。”任弼时说：“你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贺炳炎一愣，接着把大腿一拍：“好！我去！打完仗再说！”说完就带领十八团冲了上去。双方殊死的搏杀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鄂军被全歼，师长张振汉被活捉。红军没有杀张振汉，把他留在了红军队伍中当了战术教员。在以后的日子里，张振汉跟随红二、红六军团一直转战到陕北延安，在那里他被红军释放了。十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沙的时候，已经深刻地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张振汉为长沙的解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新中国的长沙市副市长。

脾气火暴的贺炳炎不久还是犯了个大错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俘虏了鄂军第八十五师师长谢彬，这个凶狠的国民党军军官，战斗中带领师警卫营死守一个土围子，致使攻击的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四师师长卢冬生和刚刚伤愈归队的政委方理明负伤，贺炳炎的十八团牺牲了两个营长，全团伤亡一半。战斗结束后，浑身是血的谢彬被红军战士用担架抬到了贺炳炎面前，怒火万丈的贺炳炎二话没说，拔出大刀就把谢彬的脑袋砍了下来。

虽然第二、第六军团暂时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根据地一直没能巩固下来，红军活动的区域人口稀少，物资缺乏，部队需要的粮食、兵员甚至冬衣都无法解决。因此，必须转移。但是，北有鄂军死守的长江天堑；南有湘军布防严密的沅江、澧水；西面是不具备任何生存条件的荒凉大山；东面虽人口密集，物产丰富，但却是湘军和鄂军联合防御的地区——那么，哪里才是安全的生存之地呢？

就在第二、第六军团在湖南与湖北交界的荒僻山岭间徘徊不定的时候，已经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正行走在极其险恶的路途上。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在接近陕南边界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发现一支国民党军队已经先于他们到达，并控制了从河南进入陕西的道路，这使红二十五军骤然陷入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危境。为了迅速地突围出去，手枪团找到了一个愿意做向导的货郎，在这个货郎的带领下，红军沿着一条在当地的民谣中被称为“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迅速穿过了卢氏县城与洛河之间的一个隘口。红军通过的时候，卢氏县城的民团紧闭城门，在城墙上挂满了灯笼和火把，眼看着红军急促而过。十二月八日，红二十五军官兵在豫陕边界的铁锁关击溃了守关的陕西民团，但刚一进入陕西境内就遭到了陕军冯钦哉部两个团的阻击，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负责正面攻击，其他部队迂回。二二五团三营八连在营长李学先和连长萧邦与的率领下，首先攻上了陕军的阻击阵地。在消灭了这支陕军的先头部队后，红军官兵迅速脱离战场，连夜翻越蟒岭大山，第二天到达了豫陕边界上的商南县境内，在一个叫庾家河的村庄宿营。

十二月十日上午，由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组成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召开了。本来没有准备在这里开会，因为“敌人总是跟在屁股后面追”，危急的军情不允许红军指挥员们坐下来开会，但是部队非常疲劳需要休息，指挥员们聚集在一起说着说着就等于在开会了。

军长程子华随即派手枪团出去警戒。

会议没开一会儿，外面枪声骤响。

手枪团的战士跑进来喊：“敌人上来了！”——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已经追了上来。

设立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红军哨兵睡着了，直到敌人到了跟前他才猛然惊醒。

国民党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了包围。

会议即刻中断。

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都向山上奔去。

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向敌人占领的东山坳口发动了猛烈进攻，夺回了这个制高点。二二四和二二五团也相继建立起阻击阵地。

敌人的全面进攻也开始了。

这是一场遭遇突袭时的仓促应战，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陈沛，归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指挥。这一次，由蒋介石亲自下令，第六十师十一月二十二日从开封登上火车，二十四日全师到达河南灵宝车站，然后直接向转移中的红二十五军靠拢，于十二月一日到达了商南地域。根据派出的侦察队和当地县长们的报告，第六十师一直跟在红二十五军的身后寻找作战时机。第六十师的先头部队是三五五团，这个团在追击了两天之后，在距离红二十五军仅有十里路程的时候不敢追了，原因是他们发现这里的群众大多同情红军，特别是以前红四方面军曾在这里活动过，当地的不少青年是当年红军的宣传员，他们总是给红军通报各种各样的消息。于是，陈沛把先头部队换成了三六〇团。八日，当红二十五军把陕军第四十二师击溃之后，黄埔一期出身的师长陈沛对陕军的无能表示出极大的蔑视：“昨［八］日晚如友军堵截确实，稍能支持，今午职师赶到，即收夹攻之效，匪难逃脱。不料反壮匪之气，资匪以械，诚属可悲！但影响追击莫此为甚！”第六十师确定了在庾家河伏击红二十五军的计划，作战计划中有这样的描述：“据土民报称，匪沿途怨声载道，脚多肿烂，且均无棉衣，形态精神，均异常疲惫云云。基以上情形分析，匪疲惫必倍于我，毫无疑义，尽一日猛追之力，必可追及残匪而歼灭之。”九日晚，第六十师先头部队三六〇团接到的命令是：今晚必须到达庾家河——这个命令几乎与红二十五军下达的命令一样——两军在庾家河的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

只是，红二十五军对此时的敌情并不十分清楚。

由于仓促应战和地形不利，红二十五军在与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的先头部队三六〇团的激战中出现了很大伤亡。当战斗进入近乎僵持的时刻，第六十师将另外两个团投入了战斗，猝然使红军所面临的战场形势更加恶化。

天降大雪，山风呼啸。

红军和国民党军在一条山沟里开始了短兵相接。军长程子华在观察战局时，举着望远镜的手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军部司号员程玉林一直跟随在副军长徐海东的身边，从战斗一开始他的军号声就没停止过，在把嘴唇吹出了血的时候，一颗手榴弹在程玉林身边爆炸，程玉林的下巴被炸飞，整个脑袋成了个血球。小司号员从腰间抓出两颗手榴弹，凭着声音向敌人的方向爬去，直到把手榴弹扔出去才停止了呼吸。副军长徐海东怒目圆睁，他跃出掩体率领官兵出击，但是没冲几步便一头扑倒在地。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面射进去，再从颈后穿出。这是徐海东自参加红军以来第九次负伤了，每一次他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说：“只要革命还没有胜利，敌人就打不死我。”

军政委吴焕先冲上来接替徐海东。在吴焕先的指挥下，红军官兵抱着决死的念头不断地冲击敌人的阵地——在迷茫的风雪中，红二十五军发起的冲击达到二十次之多。黄昏时刻，雪更大了，国民党军终于无法支撑，留下了三百具尸体退了下去。

战斗结束了，风雪中的陕南天寒地冻。红二十五军一位叫周东屏的女战士一直守护在昏迷的徐海东身边。没有药品，只能用盐水不断地擦洗伤口。女战士整整守了四个昼夜，第五天天亮的时候，在一缕温暖的晨光的照耀下，徐海东缓慢地睁开了眼睛，一直沉默不语的周东屏抱着她的副军长号啕大哭。

徐海东对这位个子矮矮的、脸圆圆的女战士并不熟悉，仅仅知道她很会唱歌。

徐海东说：“敌人退了吗？部队该转移了吧？”

周东屏还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这之后，周东屏跟随在身体虚弱的徐海东身边，细心地为徐海东护理伤口，尽可能地找到些食物看着徐海东吃下去。渐渐地，女红军周东屏终于使打起仗来凶猛无比的“徐老虎”心中滋生了一种温情。一年多以后，徐海东和周东屏结婚了。当红军到了延安，生活安定了以后，有人和徐海东开玩笑说：“这里来了不少漂亮的女大学生，你是否也要‘改组’一下？”徐海东脸色一沉说：“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两个是生死的交情！”

虽然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的会议只开了一半，但还是作出了一个《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寻找到一块立足之地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然后拥有一个人人平等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生入死的那些红色青年永远的梦想。红二十五军决定把建立根据地的梦想实现在河南、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群山之中。这里重峦叠嶂，地势险要，人民生活困苦，敌人统治薄弱，是中国中西部著名的秦岭山脉的延续地段。

庾家河战斗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把三个团缩编成两个团，又一次上路了。

如果在地图上标出红二十五军一九三五年在陕西南部的移动路线，将比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路线更为曲折复杂。他们在陕南那片狭窄的区域内，毫无规律地来回穿梭移动，令回首那一段历史的人足以想见他们所面对的险象环生的环境。这是一支仅仅只有两千多人、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的红军部队，他们不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样有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行军的时候也没有漫天飞舞的红旗，他们甚至没有像样的军装，头顶上的红星也因为生存的困苦而不那么耀眼夺目了。他们从不奢望能够有一个安稳睡觉的夜晚和一餐足以果腹的食物。但是，这一群衣衫破烂、面容憔悴的红军少年对理想和信念的执著坚守却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坚守给予了他们超出常人想象的坚强与勇敢，从而使他们历经一切艰难困苦依然能够迎着敌人的子弹发起冲击。这就是我们在追忆红二十五军的往事的时候为什么怦然心动的原因。

红二十五军开始向河南、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群山之中移动，一路大张旗鼓地镇压盘剥农民的土豪和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当地的百姓。一九三五年一月，就在中央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的时候，红二十五军攻占了秦岭山脉以南的镇安县城。在镇安，红军缴获了大批的棉布和棉花，初步解决了部队的过冬御寒问题。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的消息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大为吃惊，因为他一直认为这股红军经过反复的“围剿”人数不过四五百，已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可是四五百人是绝对打不下镇安县城的，杨虎城这才明白自己的判断严重失误。于是，他立即命令已经调往陕北的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回防陕南，并且致电蒋介石要求河南、湖北的国民党军急速支援陕西。

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第四十四师一三〇旅三个团，以及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等部队即刻从四面合围而来。这时候，红二十五军突然出现在西安南部的柞水县，大有攻占柞水县城的态势。陕军一二六旅只好急促向柞水增援，红二十五军趁其先头部队二五二团单独冒进之机，发动猛烈的突然袭击，歼灭了该团的一个营。然后，红军掉头就走，连夜翻越了九华山，又出现在离西安更近的蓝田县境内，并占领了距秦岭边缘仅十公里的交通要冲葛牌镇。天降大雪，红军在风雪的掩护下开辟了伏击阵地。陕军一二六旅的二四八团和二五一团刚一接近，红军正面与左翼的冲击枪声同时响了。二四八团副团长王泽民在战后给旅长柳彦彪的报告中说：

……时因天晚昏黑，匪攻甚猛，左翼尚未取得联络，匪忽由岭口突进，分三路向我猛扑，我阵地第四连尽被包围。职遂率连长张瑞符、连副白树德、士兵约一排、团部号长傅珍、随从勤务兵、传令兵等戮力冲杀突围而出，则仅余士兵十余名。第四连连长张瑞符、连副白树德阵亡，号长傅珍、勤务兵秦海林等被俘。职率冲出士兵仍移右翼山岭负险固守，迄晚十时。是役伤亡官兵及失踪一百余名。

受到胜利鼓舞的红二十五军乘势扩大红军。同时，他们释放了几名为国民党军队当密探的当地百姓，因为经过审问得知这几个人都是穷人。红二十五军为此还专门发布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的布告：

本军很诚恳地告知白色士兵、下级军官以及地方穷苦兄弟，你们都是受国民党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红军是你们自己的军队，要为红军做事，不要替国民党当侦探。如果是国民党压迫你们当侦探，你们见了红军就把实情告知红军，那也是为红军做事，红军应该重赏。自此布告之后，再发现忠实为国民党军队、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倘若是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决不姑宽。

红二十五军还释放了陕军俘虏。为此，国民党政府蓝田县县长郝兆先在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不但描述了红军释放俘虏的事，还建议国民党军队在与红军作战时小心为妙：

主席钧鉴：

谨禀者，此次柳［柳彦彪］旅奋勇剿赤，死伤实有三百以上，而被俘亦如此数。连日回来徒手兵已达两百名，匪给每名洋二元，烟土二两，并在葛牌镇开欢迎十七路官兵大会，演新剧，宴会聚餐。对郑效仁之团丁且发三元，并给皮袍。其宣传工作无微不至……至匪之实力，有匣枪、自动步枪手提式者确为两三千以上，而翻山越岭、耐寒忍饥为其特长。今度匪之损失不及我方十分之一，而其所得枪弹增加实力不少，职与冯军长、张参谋长计议，注重切取联络，围困堵剿，过于猛攻，大部队深入山坳不能展开，徒损失耳。想钧座必与杨主任熟议及之矣。谨禀，恭叩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二月十三日夜一时

在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后，红二十五军立即向西靠拢，连续攻克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接着，又挥师向东，再一次回到葛牌镇，还是采用伏击的办法打垮了陕军警备第三旅的两个团，俘虏了旅长张汉民和一千多名陕军官兵。参加过这次战斗的陕军士兵后来回忆说：我们“全部进入陷阱而不自知，突然遭到袭击，大山小丘伏兵齐起，弹如骤雨，声震山谷，官兵慌恐，措手不及；加之骡马相惊，到处奔跑，把自己的队伍乱冲乱踏，于是阵势大乱，无法指挥，全部队伍陷于层层包围之中，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只在两三个钟点内全军覆没。张汉民旅长被俘。张旅长危急的时候，手里提着个斧头，在空中抡绕，像是表示投降的样子”。——陕军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被共产党秘密派往陕军中工作。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五军无法知道这一点，即使他们在战斗中发现这个旅长的行为有些异样，即使张汉民在被俘后极力说明自己的经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使处于危机之中的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相信——被红二十五军错杀的张汉民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不久，红二十五军回到了曾经令他们遭受损失的庾家河地区，一举攻占了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重要关口荆紫关。然后部队立即掉头往回走，到达了陕南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红二十五军长距离地来回移动，把追击的国民党军拖得十分疲惫，同时也使敌人无法判断这支红军部队到底在哪里。在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预先设置好了伏击阵地，当陕军警备第一旅到达的时候，红军于前后两面发动袭击，完全没有防备的陕军警备第一旅除了被打死打伤近三百人外，包括旅长唐嗣桐在内的一千三百名官兵被俘。

再次打了胜仗的红二十五军接着作出的举动令敌人大为惊慌，因为红二十五军直接向西安开来，其前锋部队距离西安城仅仅还有十余里。西安城内的巨富商贾纷纷开始出逃，国民党军各路部队急忙调动准备保卫西安——而红二十五军此举只是因为听说终南山外很富裕，想乘胜出击缴获一些作战必需品。

在一个叫引驾回的集镇，红军官兵抓了专门管税收的厘金局局长宋柏鲁的儿子、当地人称四少爷的宋运生，大地主姬福堂和张学谦等五六个人。红军官兵把这些人和那个陕军旅长唐嗣桐一起游街示众。这一天正是引驾回赶集的日子，集镇上的百姓蜂拥观看，红军开了公审大会，宣布了处决唐嗣桐的决定——唐嗣桐率领部队出发的时候，就是在引驾回召开的誓师大会，会上他曾宣布说：“三个月内消灭徐海东残匪。”这时，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在偶然获得的一份《大公报》上看到了中央红军到达川西的消息，虽然消息无法确定，但还是令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兴奋不已。于是他们决定往西走，向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那个方向靠近。

红二十五军在恶劣的环境中，与二十倍于己的追击之敌反复周旋，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而且还在不断地壮大。他们在陕南山区的移动作战，不仅消耗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随着他们的辗转穿越，红军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宣传了革命，让人们知道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有一支叫“工农红军”的红色武装在抗争，抗争的红军最终是扑不灭杀不绝的，红军的存在是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共和国。

当红二十五军试图向红四方面军靠拢时，红四方面军却撤离了川陕根据地。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区域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对集结在江油、中坝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围攻。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是：

刘湘的主力王瓒绪部十三个旅为右纵队，由罗江地区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方向进攻；

川军邓锡侯和孙震两军各一部为左纵队，由绵阳出发，沿着涪江西岸向江油、中坝方向进攻；

中央军胡宗南部则由北面的碧口、文县南下，配合川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同时，邓锡侯的另一部从广元南下剑阁；唐式遵的一部防御昭化至阆中的嘉陵江一线，以防红四方面军返回川陕根据地；李家钰部在阆中以西布防，防止红军南下四川腹地。

至此，从川陕根据地撤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同庞大的后方机关被围困在了江油和中坝附近的狭窄区域内。

东去、南下、北上的方向都已有敌人重兵防守。那么，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只有向西这一条路了。

在江油，张国焘主持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对于放弃根据地的原因，张国焘解释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在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一起开辟川西北新苏区。他建议红四方面军西出，占领北川、茂县、理县和松潘，背靠西康地区作为立足点。对于张国焘的建议，与会者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严峻的形势已使红四方面军没有第二种可以选择的余地了。

从江油向西，走不了多远，就会一头进入川西常年积雪的高山峻岭之中。而在雪山冰峰的那一边，是中国西部荒凉的沼泽地带。

红四方面军上路了。

关于中央红军，他们只知道那支受伤严重的队伍快要到达金沙江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