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执行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的决议，军委对红军部队于最近时期的行动，有如下的决议：

（一）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其区分为：

甲、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南岸向上游前进。

乙、三军团、军委纵队以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二）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其中央军。

（三）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地占领施秉、黄平两城。

（四）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敌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

（五）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六）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日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

朱、周

十九号十八时

这一军事部署显示出黎平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并以会议决议的形式给予明确确定。

在黎平地区休整了六天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就在共产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那一天，王家烈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电报，电报先是描述了黔军“英勇作战”的“辉煌战果”：

赣匪一部约五六千人，删日［十五日］在黎平被我周旅长芳仁击退，折向老锦屏，图绕天柱、青溪北窜，被我五、六团迎头痛击，匪伤亡甚众。

可是，事实是红军已经强渡了黎平以北的清水河，王家烈无论如何都不能自欺欺人了，于是，他言辞一转，恳请南京政府“飞令”大军入黔：

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

一省军阀向国民党中央军发出这样的求救电报是不多见的。

当中央红军迅速进入贵州并且占领了黎平之后，王家烈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以及黔军的脆弱本质有了切实的体会。在黎平方向布防的是黔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周芳仁旅。然而王家烈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这支部队，几乎还没有与红军真正接触，便一退上百公里接着就散了伙。王家烈只好立即命令其他各旅向黎平增援，但是其他各旅要么行动缓慢，要么根本就没执行命令。十五日，万分焦急的王家烈发出了电报，要求黔军各部“不分畛域进剿”红军。王家烈警告贵州的各路军阀，如果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然而他的严正警告收效甚微，黔军只要一旦面对红军依旧一触即溃。王家烈突然意识到，仗如果这样打下去，红军长驱直入贵州不说，如果让红军发现黔军如此不堪一击，红军很可能就会待在贵州不走了，然后再发展出一个面积广大的红色根据地，那样自己就永无宁日了。万般无奈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与其这样，还不如请中央军大军入黔“追剿”红军，两个后果相比肯定是红军留在贵州境内更可怕。

而实际上，蒋介石用不着王家烈的恳请，国民党中央军正以大兵力阵容向红军包抄而来，其前锋部队已经从正东和东北两个方向进入了贵州。

从黎平出发的中央红军，面临的敌情十分严重：南面，桂军廖磊部已经从广西推进到了贵州南部的榕江。北面，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已经从湖南进入贵州，正快速地向中央红军靠近，其前锋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黎平只有一百二十公里的镇远。东面，一直尾追着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不断地与红军的后卫部队发生摩擦，就在军委纵队离开黎平几个小时之后，周浑元部的侦察尖兵就进入了黎平县城；第二天一早，当军委纵队走出黎平仅仅五十公里时，黎平县城即刻被周浑元部完全占领。从中央红军三面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十五个师。如果再加上贵州境内的黔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中央红军的十倍以上。

从黎平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支国民党军突然冒出，向整个中央红军队伍的中间部位发起侧击，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核心部位。

当时，军委纵队的担架队队长病了，临时队长由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担任。枪声骤然响起之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向康克清喊：“如果是敌人，赶快派部队去打！”子弹呼啸着从康克清的头顶掠过，康克清让担架队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通知军委纵队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领一个班去前面侦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能看见前面山头上正在射击的敌人。”看清了敌情并向红军野战司令部报告之后，康克清把特务排布置在最有利于射击的位置上，她对大家说：“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就在我们身后，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正说着，一股敌人从山坡上冲了下来。敌人利用乱石做掩护，很快就接近了红军的阻击阵地。康克清低声说：“沉住气，沉住气……”直到敌人距离自己只剩下约五十米的距离时，康克清大喊了一声：“射击！”跑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即刻停下来，然后开始灵活地沿着曲线前进。康克清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你打右边那个，我打左边那个，比比看谁打得准。”结果，两枪齐射，两个敌人应声倒地。这时，迂回到敌人后面的红军官兵开始了冲击，叶剑英派来的一个连也赶到了，这股国民党军即刻撤出了战场。

康克清是长征中唯一一个始终没有和丈夫分开过的女红军。她走在红军战斗序列里的原因很简单：她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康克清的腰间总是插着两把手枪，肩上还背着一支步枪，这个身体健壮的渔民的女儿，自十五岁起就以这样的英姿战斗在井冈山上。她骑马、攀山、行军、打仗，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无所畏惧。即使在很多红军官兵都支持不住的艰难时刻，她也是始终行走如飞——“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多年以后，她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这样形容她的长征。

康克清与朱德的结合，被革命队伍中所有的革命者称为典范。一九二九年当朱德向康克清求婚的时候，她才是个不满十七岁的红军士兵，而朱德已经是四十三岁的红军军长了。井冈山根据地妇女组组长曾志有一天对康克清说：“朱军长十分喜欢你，组织上希望你能同他结合。你和他结合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最大的安慰。”康克清认为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她与朱德军长相差实在太远了，因此她只好向曾志推说自己“已经有了人”了。但是，朱德的求婚是固执的，他不断地把康克清找来，详细地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希望这个年轻的女红军能够接受他。最后，朱德以“只要你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结束了艰苦的求婚过程。举行婚礼的时候，红军将打长汀时缴获的几盒罐头拿来了，毛泽东、陈毅、谭震林、贺子珍、曾志等都到场助兴，只是康克清平时要好的那些小伙伴没有来。后来当康克清埋怨她们的时候，小伙伴们的回答是：“怪不好意思的。”结婚的当天晚上，康克清对新婚丈夫说：“我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希望你在生活上不要指望我很多。”朱德听了不但很高兴而且很支持，红军军长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当官太太的人就不能革命……生活上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

向遵义方向移动的中央红军各军团行进顺利。右纵队的红一军团二十日经过剑河，二十五日攻击施秉和镇远，二十八日一师一团攻击余庆、二师攻击老黄平。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渡过清水江，一直跟随着红一军团前进并配合其行动。二十四日前后，左纵队的红三军团已经到达了台拱以南地域。军委纵队也到达了南哨附近。红五军团照例跟随在军委纵队的后方，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任务。这时候，中央红军距离遵义仅剩不到一百四十公里的路途了。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感到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

红三军团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二十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

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两百多名黔军。也许黔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见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黔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黔军立刻向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

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二十九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黔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了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黔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索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黔军的影子。根据几个百姓的指点，红军朝黔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黔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黔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着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就被黔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了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三点，浓雾散了，红三军团四师主力部队才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五六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们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黔军柏辉章师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马场坪方向撤去。红军打死了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九十师五三五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了攻击，于是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迎战阵地，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过年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所有店铺里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他们这才发现红军早已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一师师部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一师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的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来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得拍了手。大家正吃得畅快淋漓，李德来了。毛泽东对李德说：“这里有饭，赶快吃吧。”于是李德抓起一块肉大口地吃起来。事后，毛泽东这句不经意间说的话，竟然在一师官兵的嘴里传来传去变成了“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这样说不大好，但一下子纠正不过来。”李聚奎师长对红军的这个新年记忆深刻。

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不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的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

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曾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的路上并没有重大的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牺牲的那些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

在博古正式宣布了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到了。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地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一九三四年就要结束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

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即“集市”的意思，猴场号称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

猴场的黔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人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猴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火热，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

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就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

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为“猴场会议”。

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作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止在政治局集体作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作出了一个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陡峭，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一百公里了。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之前渡过乌江。

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

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

在距猴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见但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

黔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着没落的时候，薛岳的车队到了。

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黔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何应钦］，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黔军各自上路了。

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出了电报。在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紫江［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在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之后，薛岳特别强调：“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希遵办。”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

薛岳的电报生动地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之间的奇怪关系。这种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形成的奇特政治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极其罕见，弄清了这种现象的由来和内幕，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军队就是无法制止一支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偌大的国土上到处移动。

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在乌江岸边，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红军官兵也在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或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

四团团长耿飚到达猴场的时候，过年的兴致依旧很高，他亲手杀了一只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然后看看战士们正在准备什么节目。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飚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

耿飚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了，天已经亮了。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耿飚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装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疾行。在爬上一道峭壁后，耿飚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壁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是一片飘荡的云雾。当地向导说：即使在晴天的时候，乌江也总是被大雾裹着。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火了，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黔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飚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然后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飚布下的阵势使对岸的黔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飚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队员的名单。

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而参加了赤卫队，他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起仗来勇猛而又机智。接下来报名的足有三十多个红军。耿飚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七个人首先强渡。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八个人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飚面前站成了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离渡口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飚一一端起了酒碗，八个老兵大口地喝下了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成了一条弯弓。对岸的黔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耿飚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了，他们被水冲跑了！”

耿飚急了，一边让一营营长罗有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知道耿飚水性不好，警卫员一听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了出来开始用嘴吹，小红军不停地鼓着腮帮子，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小红军对耿飚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飚一把：“耿猛子，冷静点，抽袋烟再想想办法！”

正抽烟的时候，罗有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名福建籍的尖刀战士没能从旋涡中游出来。

天黑了。

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了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这一次侦察连连长要求上，但是由于他的任务是架设浮桥，耿飚没同意。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三只竹筏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飚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江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又一只筏子上的几个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江水中因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了消息。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地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得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了乌江边，但是刚一接近江岸黔军就开火了。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黔军拿走。当地的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得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杨得志突然发现江面上漂着根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

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了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的竹排。和四团一样，杨得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得志热血贲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了一个突击队。突击队离岸的时候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之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

红三军团五师担负了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三百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尤险极。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黔军侯之担部实力最强的第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五师集中了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将在三个强渡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泅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黔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了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黔军的阵地扑了过去。前沿阵地上的黔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泅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黔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泅渡点的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只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的交火中，赵宪群中弹而亡。与此同时，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排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六十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

雪后初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黔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黔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了距离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黔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了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五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下来，整整一夜他们一动不动，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

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黔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黔军投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黔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二师把已经过江的重机枪手全调来了，暂时封锁了黔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到了极限。耿飚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一九三一年被俘后参加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八二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地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黔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时，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紧要关头，红军官兵发现山路旁边有一块岩石可以攀登，几个战士跃了上去，突击队队员跟着一拥而上，黔军的阻击开始动摇，接着就是混乱的大溃散。几个要跑的黔军去拉他们那个叫罗玉春的团长一起跑，罗玉春哭喊着：“我不走，我要死在这里！”但是很快他就跑得没了踪影。

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地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被用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黔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水被冲走，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之后，一百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黔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致使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后，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了乌江。

至此，黔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担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黔军大部分绕过了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了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担，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出了贵州逃到了四川重庆。

一月三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黔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另一种贵州特产麻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麻草鞋。当天晚上，就要进入贵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

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称黔军在乌江各个渡口正在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抢渡两次，均未逞，刻尚隔岸相持中”。

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又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黔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植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黔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占领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里。他统治的省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将要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样。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大洋，还附有一张写着“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来，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祝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