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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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

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之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需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

刘敌十一日令：1，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2，薛敌先头已抵洪江。3、刘敌部署：A、陶广一路除以一部筑绥、靖封锁线，主力向临江口、通道方向觅我主力“截剿”。B、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C、李抱冰部进至长铺子待命。D、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步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E、十五师十二日可到长铺子。Z、周敌谢、萧两师九日抵武冈，万、郭两师十日续到，其先头十一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

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六个人鱼贯走进了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恭城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幽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了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和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民团跑光了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了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

李德照例先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

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

李德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能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对于讨论的结果并不满意：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的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要重要得多。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桂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

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和政治委员黄甦回军委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决定“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剑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迈［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

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在进一步削弱。

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了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十六个师正从三面紧紧跟随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四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讲叫做“请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四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而去，因为布防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上百公里。

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立即进入国民党军已经布防好的包围圈中。

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叫陈时骥，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自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一个叫磨罗嶂的地方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漫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把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基本上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五十九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便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在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

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统统扔掉，红军官兵们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袋，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了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的或是政治的问题。若是没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在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

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了贵州。

一九三四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四十一岁。十九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成为一营三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的位置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后，一九二七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上，就和湘军先交上了火。王家烈的黔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屈辱地返回了贵州。一九三〇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的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三万，湘军首领何键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两万。这一年的十一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和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种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一九三二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一九三四年八月，王家烈协同桂军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作战。十月，他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黔军“择要堵截”。

王家烈和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了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又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是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死地。

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进入了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第二十五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以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

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十二个旅。

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黔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黔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离自己的地盘越远越好的粤军和桂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

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钧鉴：

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诱其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途次信丰、安息、铅厂、城口、仁化、延寿、九峰、良田、临武、下灌、四眼桥、道县、洗砚圩、桃川、四关、文市、新圩、苏江、界首、寨圩、珠兰铺、宝洛冈、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计已歼灭过半。计凭隅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卵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迭承各方同志奖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窃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职志，拟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率，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竟全功。如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俾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谨此电闻。

陈济棠 李宗仁 白崇禧叩。真印。

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

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桂军进入贵州的要求。

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

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十二月十三日，在平茶附近击溃了黔军周芳仁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了黎平县城并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面跑出来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全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和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了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地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

在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团长白志文终于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圩的阻击阵地上，桂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之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之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负伤的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四师师长张宗逊和腰部中弹的十一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和墙根下的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

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

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与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们和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和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们的粮食不够吃，而且她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她们背米行军。

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了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政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侯政这下子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任休养连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她就扯开嗓子唱，那首“新做的军鞋四方方，哥哥他穿着上战场”每每唱得红军官兵们心驰神往。

休养连三百多人，四十副担架，十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

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

红三军团的五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赤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赤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都把手伸了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湘江两岸，二十九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一直活着，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了短暂的温暖。

中央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

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

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见面的时候，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虽然这个曾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队长的女红军曾经抱怨过自己不断地怀孕，但是她对丈夫始终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她的身体状况，这使贺子珍不由得想起了他们那个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

时年三十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年仅十五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她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十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

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

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就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

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记述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记述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后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了。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

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了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

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和他的这个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

<b>中共政治局决定</b>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

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之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当双方的情绪都到达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作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

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一九二九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地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一九一六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他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了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一九三二年一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十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与李德迎面碰上了。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

李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们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她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她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为什么争吵争吵成什么样，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

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她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她”。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力，月华同志，跟我走。”

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

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

作为长征征途上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没有触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领导层问题，仅仅就红军的走向在军事层面上作出了决定，这使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了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

黎平会议的第二天，中革军委以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签发了“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